碳经济

——从里约到德班之三

    哥本哈根会议没有解决碳排放控制问题，也没有解决西方工业国家对第三世界环境破坏的赔偿和改善环境的技术援助问题。大会吵翻天，可以勉强算作成果的，至多只在于有一纸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在于间接地成就了西方鼓噪起来的碳经济和奥巴马的“能源新政”。

    西方推出的“碳经济”——碳污染减排方案、排放权交易、碳市场、碳补偿方案、碳货币、碳关税，时尚名词，深不可测而阴险狡诈，意味着西方在全球发动的争夺新兴产业主导权的战争成为推动全球自杀的战争。战争开始已非一日，第一位的对象正是第三世界。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地球变冷的学说被变暖的学说挤到后面，“暖派”大胜。1988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一个演讲中，把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当作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位高扬劫掠人类财富的新自由主义旗帜的铁娘子，忽然关心全球变暖问题，不能不令人惊异和疑窦顿生。同样令人惊异和疑窦顿生的是，美国副总统戈尔成为全球环保泰斗。他竞选总统失败，2006年拍摄《不可忽视的真相》，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2007年又因为宣传温室效应对人类的危害而获诺贝尔和平奖。媒体很快披露，他的一处豪宅，每天耗电量是普通家庭的20倍以上。作为“碳经济”的实践者，他大力投资所谓绿色产业，本人成为世界上第一位“碳亿万富翁”。

    1988年，主要来自撒切尔夫人及其战友们的策动，联合国成立一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人们寄极大希望于这个组织，但愿它在气候问题上采取公正的、科学的态度。但是连它，也不光彩地卷入到碳经济，和金钱蜜月共度相依为命了。英国《每日邮报》2010年1月31日载文，说这个专门委员会的主席帕乔里的研究所，和一些企业有金融利益关联，他的家里拥有5辆汽车。

    从2005年起，全球碳市场规模大体每年翻一番，2008年规模达126亿美元。当时已经有一种预测，它将成为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容量在10年内媲美于信用衍生品市场。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全球碳交易市场2009年总额1260美元，2012年将达到1500亿美元的规模，2020 年将达到3.5万亿美元。

    2009年4月15日，法国总统萨科齐与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联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呼吁在欧盟边界设立碳关税。6月，美国通过一个《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哥本哈根会议在为别的事情大动肝火、争论不休的时候，出于并不说出的原因，唯独放过了这个法案，不曾传出任何质疑的声音。这个法案，正是保证美国成为世界碳关税收费站和新能源中心。奥巴马正在借助碳经济实现其“能源新政”，从资本主义衰退和世界经济危机中，拯救美国的全球霸业。哥本哈根会议，带有认可西方此前行动和促进它继续如此行动的性质。

    澳大利亚一篇《哥本哈根——富裕国家在推动全球自杀的协定》[i]，解释这个“碳经济”。

    ——“碳污染减排方案”在为包括污染企业在内的资本家争取利润，资金没有用于拯救生病的地球，而是“浪费在那些导致环境问题的资本主义企业上”。

    ——“排放权交易”。英国《地球之友》2009年11月公布的研究报告《危险的痴迷》谈到欧盟，排放权交易计划涵盖的行业的排放量没有下降，在2005-2007年以每年1%的速度增加，仅仅因为经济危机而在2008年有所下降。

    ——“碳补偿”。《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CDM）允许西方公司和政府通过资助第三世界国家的项目，作为其“减排”目标的一部分。这种碳补偿成为虚构的商品。在这种机制内，印度按照西方标准新建化石燃料电站，“复制和锁定高度依赖化石燃料的西方发展路径”。这一机制鼓励第三世界国家新建冷剂厂。这种冷剂厂的副产品除破坏力巨大的温室气体，还有工业废物。印度一家公司花费22万美元引进相关设备，污染了附近的水源，使附近居民呼吸困难，50%的庄稼毁于化学品。

    1997年《京都议定书》以来，西方一些企业，即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展二氧化碳减排合作。所谓合作，就是由于议定书规定第三世界国家在一定时期不承担减排义务，于是被鼓励用二氧化碳减排额度，向发达国家购买环保技术和设备。用每吨几美元的价格购买的碳排放权，被转手用数倍的价格在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出卖，而且由此形成产业标准和技术垄断，使第三世界国家长期受制于人。

    这让人想起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他关于所谓“新经济”的见解。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如此论“新经济”：“盛行于二十世纪后半期的金融创新、放松监管和花样百出的金融工程，被认为能够更好地管理金融系统的风险，带来巨大的财富，让所有人享受到繁荣与富庶，然而2008年这场危机让经济学家们描绘的美好蓝图破灭”。[ii]

    人类尚未走出危机，而导致危机的怪影，却改换行头，身着“碳”油彩，照样标榜着“带来巨大的财富，让所有人享受到繁荣与富庶”，再次登堂入室了。

    碳经济也属于斯蒂格利茨所说的“新经济”。一如其他在金融领域转让的期货，碳交易不过是通过各种金融衍生工具运行的虚拟资本的交易。世界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是怎样保证社会在同自然的协调中可持续地发展。第三世界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是怎样保证自己的人民主宰自己的山河、资源以及自己和后代孩子们的生存条件。现在的事实是，离开这些迫切问题的认真研究和解决越来越远，只是忙于摆弄碳经济的魔术棒，造出污染权自由买卖的碳交易市场。对于第三世界，这是一种“卖炭翁”的新身份和陷阱密布的大泡沫。对于西方金融资本垄断集团，这是一块大肥肉。西方由此将继续控制、甚至更严密地控制第三世界：这是血淋淋的事实而绝非泡沫。

    其实已经足够。但是紧随其后，又来了“科学”。

    先是传来气候研究被操纵的消息。这不奇怪。官儿不可信，政府不可信，法律不可信，警察不可信，媒体不可信，教授院士不可信，爹娘老子不可信，老婆情人不可信。我们生活的时代，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什么不被操纵、最终操纵权集中于资本，为此终年制造、传播、迷惘于各种谎言，不间断地用新谎言代替旧谎言的时代。

    哥本哈根会议之前，有人对似乎已成定论的世界变暖之说提出异议。法国地质学家克洛德·阿莱格尔2006年发表于法国《快报》的一篇专栏文章，就称气候是否变暖仍然属于未知的领域，而且不一定由人类活动所引起，倒是生态问题成为某些人赚钱的工具这一状况值得警惕。后来他又出版《气候的骗局或是虚假的生态》，指气候变暖之说为“伪命题”，直接批评此前颇具权威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此说一出，舆论哗然。2010年4月1日，法国十多家著名研究机构的400多位气候学家发表公开信，对他进行严厉驳斥。

    这里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生态问题成为赚钱工具。岂止赚钱工具，而且是西方权势集团盘剥压榨自己人民和第三世界的工具，而且是继续制造第三世界乃至整个地球环境破坏、生态恶化的工具。这是世界绝大多数人生存条件的问题。可惜争论一方涉及问题却擦边而去，另一方，400名家阵容浩荡，则干脆置若罔闻。

    第二，地球变暖之说是不是伪命题。地球变暖了，变冷了，总之在变。这种变，有待于科学家们抛弃私利和门户之见，继续进行研究，在平等讨论中逐渐接近真相。这里用得上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敏感的问题在于，这种变和人类活动的关系——和哪一种人类的哪一种活动的关系。400人的一派力主变暖、认为这同人类活动有关。质疑者认为，“人类活动尚不足以影响地球气候环境变化”——那么好，人类在生态、气候、环境问题上的忧虑皆成庸人自扰，为此进行的任何努力和奋斗一概毫无意义。在既成的资本主义秩序的范围里，会不会导致一种更加不可收拾的局面，由此论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顶层压榨下层、中心盘剥外围的可持续性呢？富人们放马由疆、随意挥霍，继续纸醉金迷吧，穷人们照旧在废弃的矿井边饮用污浊的河水等死吧，别无选择！

    但是天不作美，大自然似乎有意安排。哥本哈根会议闭幕不久，即有冰岛火山爆发，火山灰使欧洲上空成为死空间，并且影响到遥远的亚洲，一时空中交通为之断绝。一些专家称，冰岛火山碳排放与欧洲中小国家等量。英国文章认为，正是全球变暖，增加欧洲天空的阻塞事件。[iii]在这种成千万人不得不放弃或改变外出行程的悲剧中，人类活动的作用无法逃遁。

    人类活动尚不足以影响地球气候环境变化吗？让玻利维亚波托西废墟的800万具印第安人的尸体告诉你吧，让墨西哥、里约热内卢或是孟买贫民窟里守着污水的奄奄一息的老人和孩子们告诉你吧，让矿区烟尘中用生命换取妻女生活费用的矿工告诉你吧，让失去青山绿水的家园、不得不在垃圾堆里苟延的随便什么人告诉你吧。

 当撒切尔夫人宣传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成为人类面临重大挑战的时候，她所说的人类活动，指第三世界人民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资源摆脱贫困的活动。当一些人宣传人类活动尚不足以影响地球气候环境变化的时候，又成为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最新赞歌，和这一制度天然合理的最新证据了。

    我们看到的，是科学沦为资本仆役的最新案例。——庄严神圣的科学，在这里走向反科学。

    冒出一种昏昏噩噩的乐观：有人宣传，西方总是诬称中国大量排放二氧化碳是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相比而言，目前科学界的这种争论对中国比较有利。

    谓之昏昏噩噩，是因为只能用事实，而不能用“人类活动尚不足以”之类，回答西方对中国的诬称，不能一味把不幸诿过于老天爷。用假科学的旋律跟着高唱这种“尚不足以”的资本主义赞歌，用它来回应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造自然新陈代谢断裂的理论，用它来参加世界历史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未免可悲。

    科学是对客观规律的发现，尚且被塞进这种污浊政治的私货，技术——作为客观规律基础上改造世界的手段的发明，则尤其成为理论混乱的广袤天国。比如一个螺丝，姓社还是姓资？直接回答这样的问题，其实和直接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样无知。但是螺丝的原料、设计、制造、运输、销售和使用，没有一个环节可以离开具体的社会关系。即便一个螺丝，用于轰炸阿富汗老百姓婚礼的美国作战飞机，和用于抢救受难矿工的手术台，显然有天壤之别。

    对第三世界的技术援助吗？西方国家已经掌握环境生态问题上的若干重要技术，包括碳捕捉技术。然而作为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技术的进步往往不仅归结为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归结为掠夺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的技巧的进步，被用于扩张碳市场和充盈资本家的钱柜，不会用于援助第三世界。西方对第三世界进行技术援助的合理性，在于西方对过去不光彩历史的赎罪和对受害者的补偿。现在不然，只是作为一种资本输出的途径罢了。因此，它一方面意味着新的利润手段，一方面“意味着污染的出口以及危险性产品的出口——既有生产资料的因素，又有消费资料的因素。从北部国家转移到南部国家的不仅仅是资本和技术，而且还有一连串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iv]

    1992年，美国空军、陆军和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局，开始资助研究“改变气候模式”的技术。西班牙报纸揭露，这种技术，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改变外部气候，可以破坏全球农业和生态系统”，“它的能力范围包括制造洪水、飓风、干旱和地震等”。[v]

    2003年10月，美国全球商业网络咨询公司（GBN），在其网站发布《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这也是美国国防部出资委托的项目。该报告预测：“中国南部地区在2010年前后将发生持续整整10年的特大干旱。2010年以后，中国北方水患不断，南方一片干旱”。[vi]

    有人猜测，2008年中国四川地震、新近海地地震和中国西南地区的干旱，同美国使用气候战技术有关，或许并非完全属于空穴来风。无论如何，美国已经为军事目的掌握气候战技术，已经使用这种技术于他们认为同“美国国家安全”有关的领域，应该不是妄言。

    技术只有在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时候，才获得进步的性质。而资本和技术的结合、技术屈从于资本，只导致一个灾难性的结果，就是毁灭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和劳动者。

    气候问题之进入国际政治领域，不是谁的话语权选择的结果——比如只是一种载体，可以选择气候，也可以选择比如公共卫生、食品安全、贫困问题等等——而是事情本身的性质使然。它昭示人们这样的事实：这里有着不同社会力量权力和利益争夺的尖锐对立。在第一个层次，看到环境、生态的恶化或是改善。在第二个层次，看到一方赚钱了，另一方成为赚钱的条件和对象。在第三个层次，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之间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这不是一个直接等同于政治的领域，尤其不是一个和政治无关的领域。

[i] 《哥本哈根——富裕国家在推动全球自杀的协定》，澳大利亚《直接行动》2009年12月号。

[ii]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们为何应该改变资本主义》，英国《星期日电讯报》2010年1月24日。

[iii] 法新社巴黎2010年4月19日电；英国《新科学家》网站2010年4月19日。

[iv] 詹·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1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v] 《气候战：警惕美国的军事实验》，西班牙《起义报》2007年12月14日。

[vi] 见《必须重视气候的战略研究》，《环球时报》2010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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