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基斯坦管窥第三世界面临的几个共性问题

发布者：田文林 

受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邀请，我这个南亚问题外行2009年1月赴巴访学半年，从而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个“反恐前线国家”。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国家，同时也是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因此剖析巴基斯坦，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揭示第三世界面临的共性问题。该国暴露出的以下问题在第三世界具有一定代表性。
 
一、在世俗与宗教之间徘徊的国家认同
 
近些年，巴基斯坦一直处在国际政治的风口浪尖。尤其是随着美国反恐战场东移（由伊拉克转向阿富汗），巴基斯坦日渐成为真正的“反恐前线国家”，恐怖袭击渐成家常便饭。造成这种困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意识形态定位的错位不能不说是重要根源。
巴基斯坦是个靠“宗教立国”的伊斯兰国家。在1947年通过“印巴分治”独立前，世上根本没有这个国家，因此它没有一般国家通常具有的共同历史和文化，连国名（Pakistan）都是由南亚次大陆上一些地域名称头一个字母连缀而成，即旁遮普（Panjab）、阿富汗尼亚（Afghania，即西北边境省）、克什米尔（Kashmir）、伊朗（Iran）、信德（Sindh）、土哈利斯坦（Tukharistan）、阿富汗（Afghanistan）和俾路支（Balochistan）。因此巴很难像其他国家那样，靠悠久的历史和文明凝聚民众。同时，巴民族成分复杂，主要有旁遮普族、信德族、普什图族和俾路支族，此外还有克什米尔人等其他少数民族和部落。许多民族在国外还有同宗“亲戚”（如伊朗有俾路支人、阿富汗有普什图人、印度有克什米尔人）。民族成分的多样化，使巴很难方便地利用“民族主义”这杆大旗。因此，如何将这个“马赛克”一样的人造国家凝聚在一起，一直是个棘手问题。相较而言，伊斯兰教差不多是唯一能将巴各方凝聚起来的精神旗帜。
建国前，巴基斯坦著名思想家伊克巴尔（1877-1938年）就以宗教信仰为标准，提出南亚次大陆应按不同信仰划分为印度教民族和穆斯林民族。巴基斯坦国父真纳（1876-1948年）又进一步提出，穆斯林一定要同印度教徒决裂，成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这样，伊斯兰教等于是巴基斯坦立国的法理基础，没有伊斯兰教，就谈不上巴基斯坦。此后，尽管巴基斯坦实行政教分离，但宗教对国家政治生活仍日渐突出。尤其是从齐亚·哈克1977年上台后，在全国推行“社会伊斯兰化”运动，如废除银行利息，恢复天课税等。到最后更是将沙里亚法律宣布为巴最高法律。将伊斯兰教作为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精神凝结剂。在对外方面，巴基斯坦以伊斯兰为旗帜，成为反苏圣战的大本营和后方基地。巴借此在国际上风生水起，影响力日增。最突出的就是巴基斯坦政府与塔利班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纠葛。在伊斯兰化政策指引下，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与伊斯兰极端势力建立起根深蒂固的联系。为使阿富汗成为巴基斯坦的战略腹地，巴还一手扶植了塔利班武装。当时，塔利班的基层战士曾在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学习；塔利班初创时期的高层官员，也由阿富汗前政府官员及沙特与巴基斯坦能够控制的人员组成，甚至其中就有巴基斯坦人。2009年5月11日，扎尔达里接受NBC电视台采访时说得非常直接：当年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合谋催生了塔利班。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巴基斯坦过去的对印度和阿富汗政策，使该国成为激进伊斯兰思想和团体的主要中心。[1]而“以伊斯兰为意识形态的国家身份，根治于巴基斯坦历史，同时也与当权者的野心和政治精英的世界观密切相连。”[2]
然而，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伊斯兰化政策固然凝聚了巴境内各方力量，但也造成尾大不掉，宗教影响使政府决策掣肘增多等问题。而最严重的则是从宗教角度给国家定位而产生的结构性错位。由于伊斯兰教没有经历过类似基督教那样的资产阶级宗教改革，因而它更多是以“第三世界宗教”的面目出现，其价值取向在多个方面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如伊斯兰教中有种“创制之门关闭”的说法，即认为自四大教法学派形成后，伊斯兰已成为完整自足的体系，不再需要“创制”，后世穆斯林只能遵循、仿效前人的律例。伊斯兰教用这种静态封闭的文化性格去塑造、规范行动，显然不能适应变动不居的外部世界。此外，伊斯兰教从来“不仅仅是宗教”，它除了是一种信仰体系和生活方式外，还是一种独特的政治体系和经济制度。在国内政治上，伊斯兰主义者强调政教合一,认为只有严格遵循经训，实行沙里亚（“真主的旨意”）法统治的政体才算合法政体，因此常以正统自居，不断对世俗政权进行诘难，使国家政治整合进程步履维艰；在国际体系问题上，伊斯兰主义者则是以“泛”字为宗旨，他们否认现行的主权国家体系，主张建立跨国家的宗教共同体——“乌玛”，而这些深层诉求，既超出了巴基斯坦的国家能力范围，更与其根本利益不符。
而“9·11事件”的爆发就像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将巴这种政治定位的潜在问题暴露无疑：最先是巴基斯坦支持的塔利班政权庇护本∙拉丹，并将打击矛头指向美国，制造了世贸大楼等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接下来，美国就高举反恐旗帜，反手将塔利班打入地狱，并提出“不站在我们一边，就站在恐怖主义一边”的说法。巴为求自保不得不选择了加入美国反恐阵营，与塔利班决裂。这不仅使巴20余年的战略成果毁于一旦，而且使国家面临“感情与利益彼此撕裂”的巨大痛苦（即便到今天，很多巴基斯坦人仍对塔利班抱有好感，而政府军打击塔利班也有些半心半意）。再到后来，则是包括塔利班在内的巴境内外伊斯兰极端势力将矛头转向巴基斯坦，使巴由一个安宁稳定的正常国家，日益变成恐怖袭击连年增多的“反恐前线国家”，巴经济雪上加霜，濒临破产边缘。而美国在巴阿地区进行反恐，也对巴政局稳定造成巨大外部冲击。巴实际成了这场反恐战争的最大受害者。真所谓“成也宗教，败也宗教”。
这种“在世俗与宗教之间游走”的国家认同悖论不独巴基斯坦，在伊斯兰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东国家也同样存在。中东许多国家都脱胎于奥斯曼帝国解体，因此，一定程度也存在究竟应忠于民族，还是忠于宗教的政治认同迷茫。如埃及就面临着国家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争论。即使像纳赛尔这样杰出的世俗领导人，也不能忽视宗教的作用。纳赛尔曾说，自己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原因之一是“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对宗教的。而我始终是一个忠诚的穆斯林。”[3]纳赛尔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了埃及的伊斯兰机构，并逐步将其纳入他的现代主义国家。后来上台的萨达特更是有意识地以“虔诚总统”自居，并解禁穆斯林兄弟会，将伊斯兰教作为立法基础。
伊斯兰国家领导人或多或少都乞灵于宗教，以便赢得深受宗教影响的广大穆斯林的认可和支持，增加政治合法性。但落实到现实政治中，以宣扬伊斯兰起家，结果却使世俗政府日渐受到伊斯兰复兴运动威胁。如萨达特心向宗教，最终却被伊斯兰激进组织“赎罪与迁徙”杀害。阿尔及利亚政府一度大力弘扬伊斯兰教，结果使宗教力量坐大，若非军队出手干预，“伊斯兰拯救阵线”几乎在1991年大选中上台执政，但该国从此陷入长达十几年的动荡。
在伊斯兰世界，既要发挥宗教的政治整合功能，又要避免其介入政治权争，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穆斯林国家中，要么像沙特和伊朗那样实行官方的伊斯兰复兴，实现宗教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合二为一；要么像土耳其凯末尔确立的那样，将宗教彻底从政治生活中剥离出来，明确走世俗化道路。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曾指出的：“所有的穆斯林国家注定要在两件事情中选择一件：拒绝伊斯兰要素，选择做一个世俗的国家；否则努力创造一个伊斯兰国家。除此没有别的出路。”[4]这话对巴基斯坦适用，对其他穆斯林国家同样适用。
 
二、民主很容易，但好的民主不容易
 
很多人都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因此有人张口闭口就是“宪政民主”，而他们所理解的“民主”，往往就是一人一票、多党执政、少数服从多数如此等等。然而，仅从投票参政的角度谈民主远远不够。事实上，民主的本质是一种选拔方法，比投票本身更重要的，就是究竟哪些人能够在选举中胜出，他们又是代表哪个阶级进行统治？正如列宁所说：“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5]而如果从竞选角度看问题，很容易就会发现，所谓“竞选”实际就是候选人之间的影响力竞赛。这种竞赛说白了，就是拼资源、拼财富、拼势力。没有雄厚的家族势力和庞大的金钱支持，一般人根本玩不起竞选的游戏。所谓“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巴基斯坦的经济命脉被三百多个权贵和封建家族控制着。甚至有人说，真正控制这个国家的人数不超过20个。在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封建生产关系占据主导。据1957年5月巴报纸援引官方统计，西巴基斯坦共有耕地约4860万英亩，而占西巴人口4.9%的地主，拥有53%强的耕地。“政府所有制”下的土地绝大部分受控于地主阶级，因此巴地主阶级所拥有和实际控制的土地当占全部耕地的78%。[6]阿尤布·汗在1958年，阿里·布托在1972年曾分别进行土改，但都是由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统治集团负责进行的（如布托本人就是大地主，他的家族占有的土地多得坐火车几个小时也走不完），因此不可能根本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以至“大地主们对于‘革’他们命的土改甚表欢迎”[7]。这些权贵不仅拥有大量土地，甚至还拥有私人监狱和私人武装。这些家族凭借手中的特权和庞大资本，占据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大部分好处，而普通民众则所获无几。那些没有生产资料的普通民众，为了谋生只能在政治和经济上日益依附于地主和权贵，使后者有能力要求前者投票选举他们中意的候选人。
在这种环境下，政治家上台更多是通过少数精英间的交易，而是不取决于人民愿意。因此，不管这些国家实行何种民主制度（巴基斯坦实行总统制，印度实行议会制），选举程序如何规范、热闹，但基本是富人的奢侈品。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南亚国家民主选举几十年过去了，但选来选去，始终就是那几个家族的成员。子承父业，女承母业，“孤儿寡母”政治，如此等等。这些现象在世界其他地方明显不合常理，但在这里却显得再正常不过了。巴著名评论家艾哈迈德·拉什德曾说过，“在一些选区，如果地方把一条狗作为他们的候选人，那这条狗也会获得99%的选票。”[8]而且，巴基斯坦文人政权只是在竞选期间与底层老百姓有点关系，一旦成立了新政权，基本是在精英阶层间运转。整个统治阶层与平民实际上是相互隔绝的，很难有真正的互动。[9]
相较而言，出身平民的人即使才华横溢,也很难在政治上展露头脚。中下层出身的军事将领穆沙拉夫执政期间，虽然广受国民支持（但其执政后期，失去了民心，尤其是知识分子），经济增长迅速，并依靠军队支持流放了谢里夫，并拒绝布托回国，但谢里夫家族和布托家族影响犹在。一旦其政权面临危机，两大家族便卷土重来。一位在巴多年的资深人士曾指出，平民阶层要想在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崭露头角，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去西方接受教育，在国外混出名堂，再返回国内；另一条路是参军入伍，并晋升军官。而这两条路又非常艰难：从“读书改变命运”这条路来看，巴基斯坦教育有公立与私立之分，而私立学校教学条件好，并可直接去国外连读，但收费极高，只有足够有钱才上得起。而穷人家孩子上得起的公立学校教育质量很差，相当多的是宗教课程，即使念出来，也没什么远大前途。而要想在军队系统晋升军官，实现“鲤鱼跳龙门”，必须有两名资深军官推荐，因此能迈过这道门槛的，家境基本都不会太差。社会缺乏流动性，国家自然就谈不上活力。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制，也就很难实现“选贤与能”的初衷了。
在第三世界实现好的民主不容易，而徒有其名的坏民主却随处可见。在阿拉伯世界，一些国家（如埃及、约旦）早在殖民统治时期就已程度不同地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如议会、政党等）。但由于阿拉伯世界社会发育不充分，使得二战之前的政权（包括殖民政权和半殖民的封建政权）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对立和隔膜。在这些国家当中，基本都是国王和大商人、大地主等权贵阶层独享权力资源。这种对民主制度的庸俗化和工具化实践，败坏了民主政治在阿拉伯世界的应有形象。埃及领导人纳赛尔在1957年时曾指出：“我们在1923到1953年间已经有过一个民主体系。但是这种民主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好处？地主和帕夏统治我们的人民，他们利用这种民主来更方便地服务于封建体系。你已经看到了，封建主把农民召集到一起，并驱赶他们去投票。农民们只是根据他们主人的指令进行投票。”[10]因此这些国家后来纷纷走上了威权道路。此外，东南亚的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也面临着类似问题。如泰国人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是等级制（萨迪那制度），较低层次的人依附于较高层次的人。在选举中农民一般都会按照较高层次人的意志去投票。[11]这样，在理论上作为表达民意、保障个人权益实现的民主政治制度，一旦移植到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非但没有成为实现有效统治的手段，反而借民主政治之名，为不合理的统治模式披上了现代化外衣。
上述第三世界国家一个带有共性的问题就是没有进行生产关系革命，实现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新型生产关系，而保留了殖民时期留下的一整套东西，使原来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结构得以维系。这种带有庇护—附庸（patron-client）色彩的落后生产关系，使相对弱小的个人和普通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于更富有、更强大的保护人，民主政治注定要淮橘成枳，沦为装点门面的权贵间游戏。有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印度民主存在的问题：“印度低成本的政治革命和独立之初不彻底的所有制改革，造成了印度后来不得不付出的几乎是天价的国家发展。” [12]没有生产关系革命的人民当家作主，只能是一种空话，只能沦为注定破产的民粹主义。
 
三、挥之不去的军人干政阴影
 
军队在巴基斯坦政治中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主导性作用。人们常说，左右巴基斯坦政局的因素是3A，即Allah(安拉)、Army(军队)和America(美国)。这话从侧面说明，军人干涉是巴基斯坦政治中的一大特色。这种军队干政最早从1958年阿尤布·汗实行军管开始，其后主要包括：1968年叶海亚·汗将军推翻阿尤布·汗政府；1977年陆军总参谋长齐亚·哈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阿里·布托并于1979年将其绞死；1999年陆军总参谋长穆沙拉夫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谢里夫政府。据统计，在巴基斯坦独立的62年期间,军人统治就有35年。多年的军队干政使军队享受极其优厚的待遇，军方势力渗透到经济的每个细胞，许多大公司和政府岗位都由退役军人把持，军方已成为巴一个难以撼动的利益集团。任何文官政府和政治家要想维护统治，必须得到军方支持。而军人出身的政治家，一旦脱离了军队背景，就意味着少了一道最重要的“安全符”，随时面临下台危险（如穆沙拉夫）。这种军人干政现象在第三世界非常普遍。许多阿拉伯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都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如埃及的纳赛尔、利比亚的卡扎菲、叙利亚的阿萨德、伊拉克的萨达姆等等。在东南亚，泰国现任国王普密蓬在位60年中，先后历经了19次政变，而缅甸军人政权则从上到下，控制着所有部门。
这些国家频繁出现军人干政，部分原因是军事安全使然（如巴基斯坦时刻面临印度的军事威胁），部分是由于政治整合不足，如巴基斯坦建国较短，使其始终存在文官与军队、省级与族群、世俗与宗教的裂隙，[13]阿拉伯国家则由于先后经历了奥斯曼帝国征服和英法殖民统治，在政治上脆弱不堪。[14]但军人干政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来自军事方面，而是来自政治方面。”[15]简单地说，就是这些国家“弱势民主”（本文第二部分已谈及）导致的“软政权化”和政治衰朽。
在这些国家，位居高位的大多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等少数权贵。由于这些人大多在西方接受教育，因此在感情和生活方式上，其对西方的认同程度远高于本国。如在国际上被称誉为“铁蝴蝶”的贝·布托，外表美丽高贵，英文流利，熟悉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据她自己说，她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甚至会开车从牛津到伦敦，为的就是到一家她喜欢的小店买一杯雪糕。[16]这种西方贵族式的言行方式，使其很难体会本国普通民众的真实状况和实际需要，更难与其融为一体。更重要的是，从国家治理角度看，这一阶层作为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利益既得者，自然要悉心维护这种不合理状态，因此更多时候将家族和阶级利益置于民众和国家利益之上。这类贵统治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愿成为西方的奴仆。他们所关心的好像就是保住在政府中的位子，以及让个人获得好处。”[17]按照奥尔森的说法，这类特殊利益集团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而不是去创造更多的总收入，因此它们的存在会导致全社会效率与总产出的下降。[18]
贝·布托担任总理时期，巴政府曾被国际反贪组织“国际透明”列为最不廉洁政府名单的头三名。在她2007年临死前，当人们喊“让我们为布托欢呼”时，她的回答是“布托家族万岁”。而且在遗嘱中，贝·布托指定其贪污腐败的丈夫担任新一任党魁。[19]扎尔达里政府上台后，国内政治形势混乱，经济形势恶化，通胀率达25％。2009年5月的一项民调显示，81%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国家正走在错误方向上。因此，这种带有封建贵族统治性质的家族政治，无论选哪个上台，只会利用权力加剧既存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种阶级基础薄弱的政权先天不足，难以有效进行施政。[20]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不同利益间的平衡与协调，是城邦（国家）长治久安最有效的保证。而许多政体只能体现某一阶层的特殊利益和要求，因此那些被忽视或被压制的力量及其在体制外活动，势必早晚动摇国家根基。[21]
至少在巴基斯坦是这样。军人干政已成为对大资产阶级统治能力不足的替换和弥补。一般来说，军事领导者一般都是来自于社会中下层，更能体恤社会疾苦。由于军人阶层的利益认同具有一定模糊性，因而在处理内外问题时，不像既得利益集团那样患得患失，掣肘众多。军人领导远比软弱民主政府更能保持良好运转，所以民众宁愿选择强人政治。“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些早期阶段，军官在促进现代化和进步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向寡头挑战，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推动民族融合，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政治参与的扩大。”[22]事实也表明，军人政权的治理业绩远比文官政府要强得多。阿尤布·汗1958年执政时期是巴建国后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23]齐亚·哈克执政时期，经济稳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居南亚之首。穆沙拉夫执政9年，经济增长迅速，治理功绩得到各方公认。亨廷顿就认为，“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中，军人干预明显是政治现代化不可分离的一部分。”[24]
通常来说，军人干政往往出现在社会面临物质和精神的种种危机时期，渴望有救世主般的领袖人物出来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而铁腕人物的出现正好顺应了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要求。然而，军人执政毕竟不是常态政治。它得以建立很大程度受益于民主政权的“负面合法性”，但这种负面合法性不可避免地要随着时间推移而日趋衰落。因此威权政府几乎毫无例外地面临被迫把“政绩”作为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然而，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上，必然要产生“政绩困局”。一旦政绩平平，既瓦解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25]
此外，军人政权本质上是一种克里斯马型统治，这种统治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26]在很多情况下，军人当政更多是作为个人而不是组织，借助强力意志而不是多数认同去管理一切事务。它主要是靠政治上的不断宣传、鼓动和领导者的个人魅力，而缺乏系统有效的政治制度保障。这种政体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建立在领袖者个人魅力和超凡品质上的合法性，后来者无法继承。这就使这种统治模式始终摆脱不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巨大风险。“这样，从克里斯马领导人向继任者的过渡往往伴随着一场灾难。因此，克里斯马统治不可能依靠用另一个人来代替克里斯马领导人的办法完成。”[27]
军政府上台后，除非要走向世袭独裁，否则必然面临重新还权于民的问题。如巴基斯坦先后经历四次军人执政，其在执政后期均面临如何分权问题。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军人干政使巴始终未能建立起持续有效运转的民主政治体制。每一次军人干政都中止了巴的民主政治进程，国家转而又回到原点，回到非正常状态。从更大范围看， 20世纪70年代威权主义取代民主制，成为第三世界主要政治形式。但从70年代晚期开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又卷土重来，使大部分军人重新退回到军营中。[28]这种“文官政府—军人政变—文官重新执政——军人再次政变”的历史循环，使这些国家始终难以摆脱政治持续动荡的梦魇。
 
                            结语
 
意识形态错位、弱势民主、军人干政，差不多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通病，尤其是“弱势民主”与“军人干政”，几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些结构性弊端追根溯源，则肇始于独立时期“国家建构”[29]基础不牢固而留下的遗害。当时，西方殖民者为了在“非殖民化”后继续保留殖民体系，有意识地将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关系留给新独立国家。冈纳·米尔达尔指出：“殖民国家为了支持它的统治，通常会对维持甚至加强殖民地的不平等的社会与经济结构颇感兴趣……甚至殖民国家往往会造成新的特权和新的特权集团，以稳定其对殖民地的统治。”[30]因此，宗主国对那些肯于保留现状、与西方继续保持依附性关系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缅甸等），欣然允许其独立；而对那些试图进行社会革命的殖民地（如中国、越南、古巴等等），则面临武装镇压和流血斗争。
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领导人也醉心于“非暴力”和平独立，以及继续与西方保持密切关系。他们在从西方宗主国接手政权的同时，也把落后的社会生产关系一并接收过来。结果，这种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结构一旦开始运转，便如同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不停地再生产出这种不合理结构，使国家始终难以摆脱政治软弱、经济滞后状态，从而长期停留在第三世界。“那些选择了或被迫顺从了新殖民主义道路的前殖民地，并非真会迎来非暴力的太平世界，而仅仅推迟了风雨来临的时间而已。”[31]因此，某些人津津乐道的、从殖民者和平接手政权的低成本过渡，实则是个巨大的“豆腐渣工程”，使其在后来发展过程中，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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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usain Haqqani，The Role of Islam in Pakistan’s Future，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2004-05，p. 85.
[2] Husain Haqqani，The Role of Islam in Pakistan’s Future，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2004-05，p. 85.
[3] 杨灏城、江淳著：《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9页
[4]（英）G∙H∙詹森著：《战斗的伊斯兰》，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28页。
[5] 列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列宁全集》第25卷，第357页。
[6] 铎生：《巴基斯坦的经济与政治》，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17页。
[7] 李德昌著：《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4、87页。
[8] 傅小强：“巴基斯坦下一步向前还是向后”，http://news.sohu.com/20070913/n252126397_1.shtml
[9] 这一观点来自胡仕胜研究员的启发。
[10]Roger Owen, State,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Second Edition, Routledge, 2000, p.149
[11]曹惺璧：“亚洲民主：过多，还是过少？” 《财经文摘》，2008年第12期。
[12] 张文木：《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13] Husain Haqqani，The Role of Islam in Pakistan’s Future，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2004-05，p. 85.
[14]（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沈宗美校：《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17页。
[15]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77页。
[16]张家栋：“贝·布托遇刺的深层解读”，《学习月刊》2008年第2期，第39页。
[17]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18]（美）曼库尔·奥尔森著，吕应中等译：《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5页。
[19]张家栋：“贝·布托遇刺的深层解读”，《学习月刊》2008年第2期，第39页。
[20]“Win-Win Situation for Pakistan, Says Musharraf,” November 27, 2001, http://www.sindh.gov.pk/press_release/
win_situation.htm (accessed October 6, 2004)(press release by the Government of Sindh).
[21] 唐士其著：《西方政治思想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8页。
[22]（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沈宗美校：《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185页。
[23] 李德昌著：《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1页。
[24]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75页。
[25] （美）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58-59页。
[26] （德）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页
[27]Roy R.Andersen, Robert F.Seibert, Jon G.Wagner, Politics and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sources of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Second Edition, Prentice-Hall, Inc, 1987, P.210
[28] （美）霍华德·威亚达尔著，刘青、牛可译：《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5-96页。
[29] 在发展政治学中，“国家建构”是指第三世界国家树立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向整个社会渗透国家权力、建立现代政治体系的过程。韩国学者李书勋（Su-Hoon Lee）曾把它归结为获取（Extraction）、强制（Coercion）和赋予（Incorporation）等三方面的能力。见Su-Hoon Lee, State-Building in the Contemporary Third World, Westview Press, 1988, pp.25-31.
[30]（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487页。
[31] 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4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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