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全球金融危机 审视中国金融战略 之二

人民币应重回固定汇率制

记者 陈建利 实习生 田甜

汇率只是一个价格？

南方都市报：对于当前中国的经济困境，房市和股市低迷，你溯源到中国2005年货币政策出了问题，即没能顶着外部的压力和受一些错误的货币政策理念影响，宣布人民币升值和浮动，从而引发中国的资产价格泡沫，这一论断颇为“另类”，但很有启发性。上次我们也具体剖析了为何美元本位体制与浮动汇率制一起，酿造了全球近40年来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见南方都市报1月4日BⅡ18）。但对于汇率及货币政策本身，你的理解似乎与大多数国内经济学者有根本差异。经济学教科书说，汇率只是一个价格，应让供求决定汇率水平，浮动汇率天经地义。

向松祚：（笑）此观点是浮动汇率支持者最常挂在嘴边的说辞。说汇率是个价格，笼而统之，没有错。几乎所有古典经济学大师都说，货币之间的汇率特殊，不像一般服务商品价格那么简单，不是萝卜白菜的价格。但后来的经济学出了问题，教科书都写汇率是个价格。中国不是搞市场机制，要让价格机制起作用吗？这样的一个推论看似正常，其实完全错误。

南方都市报：汇率是资产价格。

向松祚：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我要强调的是：汇率不是由商品服务市场之价格水平决定，而是由资产市场决定，其变动受资产市场各种因素左右，诸如预期、风险、过度投机、不确定性、不同货币之间的替代、不同资产之间的替代等。

这涉及对货币的本质认识。货币与其他商品最本质、最重要的特征是：它是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其最基本的目的是降低人类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即尽可能减少风险和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冲击。没有货币，就回到以物易物的时代；没有公认的国际货币，国际贸易不可能进行。作为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储藏手段的货币，必须稳定，这是经济学最重要的命题之一。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之价值论和货币论，本质上就是要寻求价值之绝对尺度，以此来衡量其他一切商品服务之价值。

既然大家都认为浮动汇率好，为何不是每个省，每个城市，每个居委会、每个小区，乃至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货币，然后相互浮动，世界会怎样？按照严格的经济学逻辑推理，浮动汇率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货币。固定汇率的逻辑贯彻到底就是整个人类用一个货币，那个好？

对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实行浮动汇率后带来的经济和金融动荡，上次我已说得很清楚了。汇率是一个价格，但却是自找麻烦的“是非之价”，欧元的诞生，消除了欧洲各国货币之间的“是非之价”。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多次说，全球经济需要一个全球货币。若全人类有一天真用同一货币，能省去多少麻烦！我深信人类终究会抛弃浮动汇率，并最终走向全球单一货币。单一货币诞生之前，次优的选择当然是固定汇率。说汇率应由供求力量决定，乃是对货币本质缺乏深刻理解的浮泛之辞。

人类历史上经济快速增长，完全改变世界格局的时期有三个：一是美国内战结束到一战（1865-1914），英国繁荣，美国崛起，法、俄、德、日等那个时期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二是二战到70年代（1945-1971），美国成为大国，英国相对衰落，日德再次崛起，亚洲四小龙飞速发展；第三个就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崛起。这三个时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快速增长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实行固定汇率制，我不知道那些肤浅的主张浮动汇率的学者如何解释上述重大历史现象。

南方都市报：既然汇率是个“是非之价”，我们也不能不重视它。

向松祚：既然汇率无法避免，是不是实行浮动汇率就是上佳之选？不是。真正重要的不是汇率浮动或固定，而是经济整体之稳定和货币环境的稳定。我们必选转换思维。汇率、利率、货币供应量、一般物价水平皆是左右或度量货币稳定的重要变量。这四大变量中，选择那个变量固定，那个变量自由变动，能最有利于实现货币稳定和经济稳定。

人民币升值中国才有独立的货币政策？

南方都市报：这正是2005年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最重要理由：只有人民币汇率浮动，中国才能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盯住美元恰好让中国丧失了独立的货币政策，难以保证中国的货币稳定和经济稳定。

向松祚：此谬论是经济学历久不衰的老生常谈。芝加哥大学的货币理论大师约翰逊1972年发表的文章，题目与弗里德曼在1950年发表的文章一样：“支持浮动汇率”。他宣称：“支持浮动汇率最根本的理由是它赋予国家独立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其他政策工具。与此同时，浮动汇率自动保持外部均衡、确保公民向右国际交易的充分自由。”

克鲁格曼和奥布斯菲尔德在他们著名的教科书《国际经济学》中写道“如果中央银行不再因为固定汇率干预外汇市场，那么政府就能够用货币政策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此外，浮动汇率还可以有效避免外国通胀和通缩波及国内。”美国财政部2006年5月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写道：“当信用扩张触发新一轮的投资热潮时，中国的固定汇率制却限制了货币当局调节利率和货币信用总量的能力。”与一些国内学者和央行官员主张浮动汇率的论调同出一辙。

南方都市报：这些无疑都深受货币大师弗里德曼的深刻影响。

向松祚：弗里德曼的逻辑大致是这样的：一是本国的央行调节利率，改变货币供应量，因为汇率是浮动的，这样就会改变汇率水平，就是一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行动可以决定汇率水平。

二是汇率自身不会主动、自发的出现巨大波动，外汇市场的投机行为可以自动的让货币稳定，这是弗里德曼著名的结论，就是投机行为可以导致外汇市场的自动均衡。外汇市场有投机行为，买卖、投机、期货，这些都没关系，外汇市场的投机行为越多，相反的力量会相互抵消，所以利率会稳定，或者会在一个影响非常小，很窄的区间浮动。这两个逻辑都成立，就等于说央行拥有了自主权。

南方都市报：就是在汇率、利率、货币供应量和一般物价水平中，只要汇率浮动，利率就可以成为一个主动变量。

向松祚：你理解的很对。如果这两个逻辑成立，就会推导出第三个结论，国家不需要任何外汇储备，国家也不需要干预外汇市场，这也是弗里德曼的经典论断。弗里德曼虽然错了，但他在逻辑上是很严密的，这是他厉害之处。企业家害怕汇率市场的动荡和波动，弗里德曼会说，不要担心，外汇市场的各种力量会相互抵消，汇率会自动均衡。

南方都市报：这是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推导。

向松祚：这个推导逻辑上看很漂亮。1968年蒙代尔和弗里德曼都到美国国会去作证。当时美国国会正在考虑推翻布雷顿森林体系，搞浮动汇率，请了很多经济学者去。弗里德曼声称只要搞浮动汇率，全世界外汇储备是零，不需要。汇率也会自动迈向均衡，不需要干预。

针对弗里德曼的逻辑，蒙代尔指出恰好相反。第一，历史上没有经验证明，汇率浮动时，央行来调控利率，就能左右汇率。更多的事实是汇率往往反过来决定货币供应量，导致央行被动行动。作为资产价格的汇率，其波动往往先于商品服务市场之价格水平波动。汇率之预期、过度波动和不确定性，会极大的改变人们的货币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以及不同货币和资产之选择，从而左右一般物价水平。因果关系一旦颠倒，货币当局之政策将完全失效，本想依靠操控汇率来实现内部均衡，以汇率波动来维持外部均衡的愿望会完全落空。

2005年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和浮动后，引发的股市和房市惊天泡沫，人民银行有控制能力吗？持续采用加息等各种货币手段收缩流动性，奏效吗？直至泡沫破灭，中国深陷困境，这个教训还不深刻吗？

南方都市报：也就是说汇率浮动的情况下，汇率和利率的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

向松祚：对，至少是双向的关系。而且往往汇率是主动的变量，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实例。第二，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表明外汇市场可以自动迈向均衡，外汇市场永远是过度波动的，一会过度贬值，一会过度升值。这个历史经验太多了。1944-1977年全球实行的固定汇率，但作为经济学家，他们都熟悉二三十年代的情况。那个年代的经验表明外汇市场本身是过渡波动的。当时的外汇市场，政府多多少少还能控制，但投机已经非常严重了。

蒙代尔又反问，那个国家可以永远不管汇率的波动？如果汇率像二三十年代的话，整个国家的经济行动会收到极大伤害，企业的经营甚至无法正常运转。当时汇率动荡，各国为了避免伤害，提高关税，最后导致全球萧条，二战爆发。

蒙代尔当时明确预测：一旦搞浮动汇率，全球美元储备将天文数字般增长。大师只见，的确不凡！数十年的历史证明弗里德曼错的离谱。

中美贸易差额与人民币汇率没有关系

南方都市报：实际上，中国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也是始自2005年人民币浮动后，200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还不到8千亿，但近三年增长了约1.2万亿。而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又反过来成为美国向中国施压人民币的理由，认为美国赤字和国际贸易不平衡与中国对人民币的“操控”有关，很多国内经济学家也持同样观点。

向松祚：中国逐年剧增的贸易顺差，是美国指责中国制造“全球不平衡”的主要依据，也是美国强力压迫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美国还指责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国内经济失衡，要求中国“实现更平衡的增长方式，即更多的依赖国内消费来实现增长。解决“全球失衡”和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防止陷入“贫困型增长”），成为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遗憾的是，国内很多论者都持这样一个观点，与华盛顿遥相呼应，在事实和理论上的无知，荒谬绝伦。

南方都市报：请说的具体一些。

向松祚：不知从何时起，“全球失衡”竟然成了时髦术语，我详细拜读美国财政部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以及美国高管和经济学者的议论，却无法找到全球失衡的准确定义。美国财政部所说的“全球失衡”似乎就是美国的贸易赤字和经常帐户赤字。“全球失衡”的根源是什么，美国财政部认为是“主要大国之经济增长率差距很大，对投资吸引力不同，储蓄—投资之模式各异”。

奇哉怪也。要按照这种理论，全球经济从来也没有平衡过，且永远不可能平衡，除非退回到“以物易物”的野蛮经济时代，与今天高唱的全球化何止十万八千里。为什么会有贸易顺差逆差，会有国际收支逆差顺差？顺差就是多卖少买。“以物易物”会出现顺差逆差吗？当然不会，贸易永远是平衡的。只有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经济，才会有多卖少买。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就是中国卖给美国的产品，多于从美国购买的产品。

南方都市报：中国为什么会多卖少买？

向松祚：这是问题的关键。中国贸易出现顺差并逐年扩大，是全球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与人民币汇率政策没有直接关系。中国政府虽然鼓励出口（主要是出口退税），但这不是关键力量。关键力量是全球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是比较优势造成的，中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若将中国贸易顺差归结为人民币汇率政策，是根本无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常识和人类经济史的基本事实。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低端制造业开始迅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当时还有所谓的“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一说，一些不明事理的学者还隆重其事地大做文章，认为是发达国家国际竞争力衰弱的症候。资本和产业劳动力、土地、原材料便宜产地进行生产，平常事。后又加上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浪潮汹涌，产业转移自然一日千里。发达国家反而得以腾出手来，大力发展以信息科技革命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遂有后来的IT革命，生物即使、航天技术等的长足发展。中国的出口主市场在美国，但原材料进口和所需产品主要在亚洲和其他地方，这是全球化分工的自然结果。

中国“两头在外”的模式，利用的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牺牲的是中国的环境，赚钱的是外资企业（中国的贸易总额中，外商投资企业比例超过50%），享受的是国外消费者，受指责和制裁的是中国企业。中国目前有近200种产品产销量全球第一，是喜是忧，答案是短期喜忧参半，长期看忧多于喜。统计分析表明，几乎所有工业制成品的市场价格中，劳动力、厂房设备和原材料等成本所占比例大部分不超过20%，许多甚至低于5%，其余都是品牌价值。中国加工贸易最大的收益者是谁，是拥有品牌、专利或市场控制权的外资企业。中国不想占据全球产业链的高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南方都市报：这就是中国的“不得已”？

向松祚：中国要最终占据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必须经历为全球加工制造的“痛苦过程”。而且，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国家不止中国，还有印度、印尼、墨西哥、巴西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家，这些都是中国的竞争对手。设若中国停止向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出口，或中国大幅提升出口产品价格，美欧日会重新生产那些他们原来依靠进口的产品吗？当然不会，只不过会将进口地点转移到其他国家而已。中国会怎样：大量生产设备闲置、大量劳动力失业、经济增速急剧放缓。美国的贸易赤字会消除吗？当然不会。

中国有那么多竞争对手，实行一些鼓励出口的政策，原本也无可厚非。各国经济起步之初，都采取了多项优惠政策鼓励出口，非常明智，此乃各国共同之经验，非中国独创。经过国际市场的锻炼，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相应的出口鼓励措施必将减少，这是世贸规则的要求，也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但说中国的人民币被低估，实际是以财政收入变相补贴出口企业，美日这么说，中国人也跟着起哄。不否认中国过去、现在还有很多鼓励出口的措施，但与人民币高估、低估完全扯不上关系。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维持汇率稳定的目的，就是要让企业有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从而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和技术条件，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即内销还是出口）。中国自1994年实行固定汇率（这里似乎与前面“改变世界格局的时期，都是实行固定汇率制，其中就有中国的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相矛盾，请向老师稍微解释一下），就算当年人民币低估有利于出口，经过那么多年，企业之出口或内销之决策，早已与汇率没有关系，完全不存在人民币低估鼓励出口的问题。想当年亚洲金融危机之时，周边各国货币大幅贬值，中国继续维持固定汇率，美国人和日本人为何没有大呼人民币已经严重高估，鼓励人民币贬值，反而为中国的继续维持汇率稳定决策叫好。现在反而施压人民币浮动而最终得逞。这个世界有如此奇怪的逻辑？中国的经济学家不该深思？

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已经升值了近25%，中美贸易的顺差、美国的赤字减少了吗？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和日元相对美元均大幅升值，但两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和经常帐户顺差也是有增无减，这些都是铁的事实。

南方都市报：中国的外汇储备现在已达两万亿美元，即使成立了主权财富基金，如何花出去现在也成了一个难题。其实，这就是你说的中国“少买”的问题。

向松祚：中国辛苦赚的的外汇，要花出去，就只有以下几条路好走：一是到其他地区购买或投资，但中国最希望购买的产品，不仅美国不让卖，欧洲，日本也不卖。中国需要的，美国不卖，我们怎么办？如果美国真想解决她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办法有的是：第一，彻底开放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允许中国购买所需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第二，允许中国购买美国公司股权，包括金融、保险、证券、科技等公司的股权，对于中国去世界其他地方买石油矿产，不要横加干涉，鼓励欧盟取消对中国的军售控制。第三，对中国公民开放旅游，起码首先对商务学术人士和留学生充分开放。第四、美国不要为了对外扩张，搞那么多国债，搞那么多财政赤字。

南方都市报：2006年中海油高溢价收购优尼科，费劲周折，甚至为了让美国国会放心，还在《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整版广告，结果也是不了了之。

向松祚：大国竞争，波谲云诡，但中国很少有人意识到金融的重要性。美国指责中国的贸易顺差，不过是它的一个政治外交武器。美国比谁都清楚，美元本位制本身就要求它是逆差国，而且是美国主导并获得巨大利益的逆差。这是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

美国政府高管几乎个个都是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顶级高手，它们向中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策略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贸易逆差已持续近40年，他们知道中国不可能完全接受，就转过头了要求中国在其他方面做出巨大让步，尤其是要求中国迅速开放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这才是美国真正的目的。2006、2007年，保尔森每次参加中美战略对话，都是“怒气冲冲，态度生硬”，而一旦得到中国开放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具体承诺后，就“异常兴奋”。这位“华尔街的顶级生意人”还一再安抚要人民币快速升值的美国议员，与中国打交道要“多点耐心”。而当年好多国内媒体还为战略对话的“巨大成果”欢呼，呜呼！

中国不能购买自己最需要的产品、技术和资产，只好将这些外汇储备暂时存起来。这就是中国外汇储备的累积和运用。到目前为止，中国外汇的投资渠道主要还是购买美国国债、公司债和其他金融资产，这等于中国反过来借钱给美国政府和公司。这种现状反映到两国国际收支会计表上，美国是逆差，中国是顺差；反映到国内经济结构上，美国是负储蓄，中国是正储蓄；反映到金融资产上，美国“欠”了大量债务，中国累积了大量外汇资产。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国际收支关系也与此大同小异。

这里有两个现象值得深入思考。一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会不会也出现上述关系，中国相对日本大量顺差，中国为何不购买日本国债，为日本政府融资？二，世界上还能不能找到第二个国家像美国那样，长期维持贸易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而其他国家还甘愿为美国融资？戴高乐将军曾尖锐指出，这是“不流眼泪的赤字”，是美元全球霸权的具体体现！将军高见！启人深思！

南方都市报：中国外汇储备达2万亿，“两万亿”这个数字本身有很大的迷惑性。

向松祚：中国的实际贸易顺差被严重夸大，是不是就是“两万亿”，要打一个大问号。这里面有人民币升值后，许多投机者为了规避资本帐户管制，采取贸易帐户将资金转入国内，这也是近三年来中国贸易顺差激增的重要原因；其次，中国出口退税政策鼓励出口商虚假出口，或虚假高报出口；第三，即使不考虑骗取出口免退税的虚假出口，一般而言，进口商也会报低进口额，因为关税主要都是依价按比例征收，进口商有虚假低报的强烈动机。

以2005年和2006年为例，中国海关统计的贸易顺差分别是1050亿和1770亿，美国财政部报告说2005年中国经常帐户顺差为1610亿，2006年中国全年贸易顺差是1740亿美元，两个统计数字大体相对。然而，其他机构和研究者的估计数据与两国政府统计数字出入很大。中国贸易总额里，外商投资企业比例超过50%，2005年中国出口额58%是外资企业完成的，51%的贸易顺差是外资企业创造的。若扣除外资企业，2005年中国企业创造的贸易顺差只有500亿美元左右，与斯坦福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的估计恰好相符。2007年初，斯宾塞就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尖锐的批评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的政策，“部分源于政治力量之推动，部分源于理论逻辑之‘内在矛盾’”。

更重要的一点是如何看待这“两个亿”，中国是不是钱多的不得了了？中国庞大的外汇基本上结汇到外管局，而不是分散到民间，由个人和企业自理。外管局就那么几个人，能管理好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吗？这些外汇储备接回到外管局，变成本币的基础货币，再通过银行体系货币创造乘数的放大，自然会增大国内银行体系的流动性。

中国的经济制度存在根本缺陷。假若国内银行体系增加的储备和信贷量，能够方便地流入到真是经济投资领域，能够方便地转化为实质投资，转变为科技、产业、教育、医疗、城市基础设施等长期投资，能够帮助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解决大量下岗职工和大学生的就业，中国怎么会在2005—2007年有流动性泛滥。

中国仍然是一个资金匮乏的国家，每一个领域、行业、地区都需要大量资金，从广袤的农村到中小城市、大城市，有大量的基础设施需要完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下岗工人的再就业，数以千万计的毕业生就业，要解决中国需要创办多少企业，创造多少岗位，需要多少资金，教育、医疗、科研等每一个领域都需要几乎无限的资金，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需要多少钱，也几乎无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将一直是资金极其匮乏的国家。

中国那么一点有限的，用血汗、资源和环境换来的资金，流不到急需资金的地方和领域，流不到真正有利用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领域。一部分投到国外资本市场上，一部分涌向国内的房地产和股市。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部都参与投机去了。账面上可能好看，真实财富增加没有？这提醒我们必须全面审视中国的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制度，核心是要能够将有限的资金引导到长期投资领域和行业，要最大限度的鼓励竞争，鼓励每个人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华，鼓励每个企业自由进入各个领域，这才是国家富裕强大的唯一法门。从斯密到邓小平，真正具有大智慧者，都明白这个基本道理。

中国经济金融制度具有两个根本性的缺陷：一是金融体系依然比较落后，还不完善，无法将有限的资金善加利用；二是效率底下的国企垄断和政府权力寻租的行业管制，极大的限制了中国产业的提升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长远看，这是阻碍中国真正强大的一个重要障碍。应该允许国内民营资本参与各个行业的公平竞争。

人民币升值能防止中国陷入“贫困性增长”？

南方都市报：说到产业升级，在很多学者看来，允许人民币升值和浮动恰好可以促进产业升级，改变中国“外需依赖型”的增长模式，防止中国陷入“贫困性增长”。

向松祚：经济学家巴格瓦惕在贸易条件学说的基础上，在1958年发表了著名论文《贫困性增长：几何证明》，贫困性增长怪论不胫而走。其原意是说：贫穷国家的增长是自我毁灭的，因为出口导向的增长不仅没有带来好处，反而恶化该国福利，不增长比增长好。巴氏的大文，遂成为好些国家搞所谓的“进口替代战略”的依据。

历史早就无情的驳斥了某些经济学家的荒诞不经的论断。从战后日本、德国的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到最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无不证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不仅大大有利用本国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而且有利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这是最基本的比较优势原理。而高举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经济增长却乏善可陈，这种学说早该从教科书出局。现在大多数经济学者均认为，所谓贫困性增长不过是一种纯理论假说，与真实世界无关。而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拾人牙慧，食洋不化，竟然用“贫困性增长”之说为人民币升值张目，怎不令人悲从中来。

更让人震惊的是，有学者竟然由此出发，得出人民币应该升值以改善中国贸易条件。进出口商品价格是商人根据赚钱需要所做的自主决策，是国际市场竞争的结果，怎能强迫？若按照此逻辑，将人民币汇率上升到1：1甚至更高，岂不是更有利于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学问之陋，于斯为甚。若能用汇率政策影响进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如果汇率能够改变贸易条件，占到便宜，其他国家都是傻瓜，不会也来操纵货币吗？

中国“两头在外”的模式是全球分工的结果，中国要成为强国，必须要经历为全球加工制造的痛苦过程。“人民币升值有助于促进中国产业迅速升级”的言论，是拔苗助长之哲学，用意虽善，却行不通。中国有七八亿农村劳动力要转移，要就业，现在都搞资本密集型企业，行得通吗？让农村劳动力转化为高素质、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靠什么？第一，出口要稳定，不能说把出口企业都杀死，不然怎么多人如何就业；第二产业升级要逐步地从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知识政策方面下功夫。国家有选择性地鼓励哪些产业，不鼓励哪些产业，要通过产业政策来实现。中国可以对农民大规模地培训，建立技术学校，技术培训中心等，通过这些方式逐步完成产业的升级换代。

而汇率政策，它有没有作用？从长远看没有任何作用。相反，人民币升值搞乱的是中国的货币环境。中国的核心问题是三农问题。认为人民币升值能促进产业升级。第一是误解了汇率本身的功能，第二是高估了汇率的作用，汇率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作用。

日本著名企业家盛田昭夫就深刻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说：“一个企业家辛苦一年消减20%管理成本，可能因为汇率的波动，而得不到任何回报”。浮动汇率之害，本质上就是增加了整个经济体系的交易费用，包括决策成本、风险、不确定性、预期、签约履约成本、外汇掉期、套期保值等。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是整个人类犯的一个大错。允许人民币升值，是中国货币政策犯下的重大战略错误。

南方都市报：人民币升值和浮动，在你眼里，好像百害而无一利。

向松祚：（笑）是的。汇率的固定和浮动都是不完美的，但货币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持稳定的货币环境，以此来促使经济持续增长。为达此目标，我们不要奢谈什么模糊不清的“独立性”，而是在各种不同那个的货币准则里，选择最透明、最容易操作、最能避免利益集团干预或政治力量左右，成本最低的货币稳定准则。正是在货币环境稳定这个最根本的意义上，固定汇率优于浮动汇率。

人民币要走出去必须汇率先浮动？

南方都市报：现在有一种观点是：人民币要走出去，中国要成为金融强国，人民币必须允许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也要浮动，才有可能。

向松祚：这又是两个错误的理论。一是人民币要国际化就必须要浮动汇率，把汇率浮动做为货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第二个是固定汇率和资本项目开放或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是矛盾的，人民币想要自由兑换，就要浮动，搞固定汇率行不通。

先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货币成长为国际货币，有一个条件就是币值一定要稳定。18世纪英镑成为国际货币，它的币值是怎么稳定的？它是金本位制。第二，货币体系的演变有个“借力打力”的关系。比如以前英镑是全球主导货币，美国希望挑战英镑地位，美元在走向国际货币的过程中，是先选择金本位制，是先选择和英镑挂钩，在和英镑、黄金挂钩的条件下，美国的货币政策很稳定，美元货币的贸易量、金融的结算量才不断的扩大。

南方都市报：浮动汇率制恰恰相反，会造成人民币的不稳定，别人不敢多储藏人民币或以人民币做交易工具。

向松祚：当人民币汇率不稳时，没有国家愿意和人民币挂钩。只有人民币和美元有非常稳定的汇率，人民币在外流通，其他国家才认为人民币等同于美元。一些对中国贸依赖程度很大的国家，才会愿意储存人民币。反过来有什么理由储存人民币？没有任何理由。这跟当年英镑区的例子一模一样的。英镑区涵盖了27个国家，主要是英联邦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我们知道从1913年起，英镑的地位在急速下降。为什么这些国家还愿意本币和英镑挂钩？当然英联邦有政治上的关系是一个重要因素，第二个是当时英镑还在努力和金本位挂钩。1931年到1936年英镑区曾经崩溃过，因为1931年英镑脱离金本位，汇率动来动去，加拿大、澳大利亚就选择直接和美元挂钩了。

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之一就是币值要稳定。货币环境要稳定，货币政策要有一个确定的“锚”，这个“锚”是什么？现在看起来最好的“锚”是跟美元固定。在短期内跟美元挂钩，好像中国吃了亏，帮了美国的忙。但现在的一个客观现实是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类黄金”。以前英镑和美元挂钩是帮了谁的忙？是帮了黄金生产国的忙吗？黄金最大的生产国是南非、俄罗斯，以前美国和澳大利亚也生产不少，那是帮了南非和俄罗斯的忙吗？不对的。

要权衡各种“锚”，各种稳定人民币的办法后，再决定哪个办法更好。现在搞浮动汇率，中国自己调控汇率是最好的货币的“锚”吗，历史证明这将犯大错，连日本人都没成功，中国能成功吗？一旦搞浮动汇率，中国对美元的依赖要更大，我们上次已经谈过，汇率浮动本身是美元储备内在增加的机制。中国搞浮动汇率，所用的干预货币不可能是人民币，还是美元，这客观上增加了美元的需求量。

相反，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一心要让全世界搞浮动汇率？如果全球都跟美元挂钩是帮美元的话，美国一定要求全世界都搞固定汇率。为什么反过来，正是因为搞浮动汇率增加了美元的需求量，客观上扩大了美元区的势力，所以美国人拼命推销固定汇率。

历史经验证明全世界都搞浮动汇率对美国最有利，这我们已经论证过了。中国搞固定汇率，恰可以“借力打力”，先跟美元挂钩，慢慢让自己的货币长大，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过程。

南方都市报：固定汇率和货币可自由兑换也没有矛盾。

向松祚：对。历史上的金本位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货币都是自由兑换的，但都是固定汇率。固定汇率对货币自由兑换一点都不矛盾，而且汇率在固定条件下可以确保国际资本有序流动，能够更好保证一国货币的可自由兑换。为什么？因为在固定汇率的情况下排除了投机性资金的流动，外汇的投机买卖没了。而一国一旦遭受投机性的波动，往往不得不采取外汇管制措施，反过来会伤害自由兑换的政策。为什么在浮动汇率时代，许多国家在汇率遭到投机资金冲击的情况下都是仓皇之中重新实施外汇管制，不搞自由兑换，搞不成。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美国为何力促人民币升值?

南方都市报：以上我们聊的其实都是对人民币浮动或固定的种种认识误区。你刚才说到，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中国迅速开放金融和资本体系吗？

向松祚：美国就人民币升值向中国施压，不是一个经济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汇率不过是美国找到一个借口，以此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引起中国的金融动荡，削弱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而美国国会的议员为了赢得选票，也拿这个说事，动不动就是中国劳动者抢了美国人的饭碗。

南方都市报：这听起来像典型的“阴谋论”。

向松祚：这哪里是“阴谋论”，这是公开的秘密和阳谋，是美国的国家战略。上追基辛格，下到小布什，美国国务院、顶级高管、主流媒体多次宣称：今日遏制中国崛起之主要战场只有两个，一个是全球能源战场，一个是金融战场。白纸黑字，清楚异样。美国不是不允许其他国家发展和增长，而是不允许出现一个强劲的对手，不允许其他国家凌驾与美国之上。其他国家的发展和增长必须纳入美元本位体制，要受美国掌控。

南方都市报：美国对其他国家也同样如此，能举出一些实例吗？

向松祚：很多国家，但我经常举的例子是日本。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之后，日本实行浮动汇率。但在1985年之前，日本总体来讲对汇率控制的还好，频繁干预。但从六十年代开始，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摩擦在不断增加，日本家电、汽车对美出口增长很快。美国国内保护主义的压力很大，所以美国政府从70年代开始就要求日本做两件事，第一是日元要升值，这和当年要求中国一模一样；第二是对汽车和家电要实行配额，即所谓的“超级301”提款，如果日本不遵守，就要接受惩罚性的关税，甚至经济制裁等。

迫于美国的压力，日元选择升值，但日本不想让日元过度升值，所以日本央行频繁入市干预日元对美元汇率。到80、90年代到这个现象更加突出。1985年重大事件是广场协议，即美国要求日元和马克相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广场协议的签署日期是1985年9月21号，9月23号美联储直接入市买日元抛美元，主动使日元升值，很快日元就升值到23%，日元的出口企业就非常难受，包括盛田昭夫，很多日本企业家都出来抱怨，希望日元不要升值，所以从1986年到1990年，日本一直在市场上买美元抛日元，同时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办法，因为美国一直在强迫日元升值，市场也有强烈的升值预期，于是就形成了日本泡沫。

1986年到1990年这段时间内，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外汇资产增长极为迅猛。这个增长大部分不是来源于外汇顺差，而是来源于干预外汇市场。当时日本的货币政策是受制于外汇市场，日元汇率根本不是日本央行决定的，是美国的政策来定的。

汇率是受预期左右的变量，根本不是像大白菜异样，由供求决定。广场协议后全世界都形成了日元升值的预期，全世界的投资者都知道，不升值美国就会制裁。于是汇率变成了一个主动变量，它根本不是受制于本国政策，而是受制于政治家的意图，受制于国际政治的较量，受制于投资者的预期。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美国不管是否破灭，继续要求日元升值，美国认为泡沫就该破。日本泡沫破灭后经济一直以极低的速度增长，甚至多少年都是负增长，最高也不会超过2%，偶尔有一个季度增速超过2%，很可怜。

日本的GDP在90年代已达到美国的70％，那时1美元等于170多日元。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幼稚逻辑，如果日元升值1倍，那么日本的GDP岂不是美国的1.40倍？但今天日本的GDP已不到美国40%了，从70%降到40%，而日元同时在升值，这意味着什么？

日元为何没能成为全球第二点货币？

南方都市报：这一幕在2005年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和浮动后重演了。

向松祚：数字摆在这，200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到8千亿，今天已达2万亿。这 1.2万亿中，保守的估计只有一半来真正贸易的增长，至少有一半来自涌进的热钱。中国现在也是两难，要维持人民币的稳定，但又形成了升值的预期，和日本当时的情况异曲同工。我称之为“人民币升值预期综合症”，因为当时日本的情况叫做“日元升值预期综合症”，日本被“日元升值预期综合症”害惨了。

南方都市报：不仅事与愿违，而且哑巴吃黄连。

向松祚：对，有苦说不出。追溯日美的贸易关系，从60年代开始日美间贸易摩擦非常严重，美国压迫日元升值是基本国策。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含义，日元希望国际化，成为一个世界主导货币。按照最基本经济学逻辑来推论，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货币理所应当。日本70年代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货币体了，为什么日元没有成为世界第二大货币？日本采用了很多办法，但都没有成功。这是一个值得中国经济学家深思的问题

一个货币想成为国际主导货币，要具备几个基本条件，我曾把它概括成一个“帝国定律”。简单的说就是：第一，必须是一个大国，且该国的货币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支持；第二是国家的科技经济实力要足够强大，有足够能力创造足够财富，这是货币的背后支持；第三就是金融货币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要足够大，全球的股票、债券、外汇都可以在此买卖；第四是银行体系、结算系统要足够完善；第五是该国的货币政策能够确保该国货币环境的稳定，确保币值稳定。

前两条日本毫无疑问都具备，日本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银行体系和清算系统也都还可以，日本的问题就在最后一条。日本人愿意保持日元稳定，但美国不允许。一个国家的货币浮动，币值怎么能稳定？

1971年美国决定搞浮动汇率体系，很多经济学教科书解读为是一个偶然事件，好像是尼克松个人的胡来。完全错了。美国人为了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的经济学家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蒙代尔讲的很清楚，1970年在马德里，欧盟开会研究他起草的第一份构建欧元的具体方案。当时欧洲人问他，“你认为欧元多长时间能够实现？”蒙代尔说“两个礼拜”。结果过了差不多30年才实现，原因就在于美国把布雷顿森林体系摧毁后，欧洲内部一片混乱，马克、法郎、里拉、比塞塔、荷兰盾……这些货币的汇率陷入一片混乱，没法整合，日元也一样。

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初期，有非常好的条件把日元变成世界至少是亚洲最大的货币。因为亚洲周边国家都买日本的东西，家电、汽车都从日本进口，日本也提供贷款给它们，但美国除了让日元升值，还暗中做了很多工作，要求亚洲国家比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这些国家，跟日本做生意不要用日元结算，要用美元结算。欧元起来后，日元占贸易结算的比重更低了。我刚才提到的是一个最基础的解释，日本有很多人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但他们的资料不给外人看的，他们自己吃了亏，但并不想把教训告诉其他国家。

南方都市报：日本都做了那些努力？

向松祚：其实日本人做了很多努力想提升日元的地位，一直到今天，日本都在努力。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日本人觉得机会来了。当时亚洲国家外汇储备严重不足，政府要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但基金组织借钱条件非常苛刻的，要求削减财政赤字，减缩经济，就是“华盛顿共识”那一套，很多国家不愿意。1997年9月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会上，日本提出成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日本人出钱，其他国家也可以出钱参与，以后亚洲国家出事就可以用这个基金的钱，不用去找国际货币基金了。日本人不是没有钱，它通过基金援助进而提升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日本这个想法刚一提出，就被美国断然否决，说一切对外经济援助必须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导，不能离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人在亚洲也搞了一个亚洲开发银行。日本人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这一点比中国人强多了。日本搞亚洲开发银行，也是为了提升日本在亚洲地区的金融、经济、政治影响力。这是仿照美国一贯的做法，钱到了哪里，政治经济影响力就到了哪里。这就是美国所谓的“美元外交”。日本人也想做这个事情，它筹划亚洲开发银行，知道美国会反对，但他们很聪明，就把美国人也请进来参加。但一旦邀请美国进来，就是引狼入室。

南方都市报：亚洲开发银行到现在对亚洲地区的影响力还是非常有限。

向松祚：亚洲开发银行成立后，日本是第一大股东，美国是第二大股东，两国所占比例差不多，日本争取到永远是行长，美国永远是副行长。但日本搞的开发银行，总部应该放在东京啊，美国人不同意，最后妥协的结果是放在菲律宾。

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谈完以后，欧洲和美国争的也非常厉害，到底机构应该放哪？美国人是很蛮横的，三大机构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必须放在美国，当时甚至说联合国总部也放在华盛顿，那美国就成为彻头彻尾的世界统治者了。欧洲人当然不同意了，最后讨论来讨论去，联合国总部放在纽约，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在华盛顿，但是行长必须是美国人，欧洲国家一起争，结果就是基金组织的主席永远是欧洲人，尽管没有写在明文上，但已成为了惯例。这就是大国力量的较量。

尽管如此，亚洲开发银行在全球，在亚洲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因为美国一直强调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导。这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不太重视金融货币战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美国推行经济战略的工具，尽管貌似看起来客观中立。世界银行也选中国人去做首席经济学家了，基金组织也有很多外国的雇员，但实际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有政策都是美国决定的，因为美国有否决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最早占23%的股权，所以美国要求所有的事情必须超过77%的股权才能通过，后来有一些其他国家加入，美国现在的股权是19.7%，它又把条款修改了，所有事情必须有超过股权83%的股东通过，反正搞来搞去它都有否决权。世界银行也一样，世界银行的行长都是美国总统任命的，能不听话吗？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白了只是美国的一个财政部门，他们忠实的实行美国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用钱救助受困国家，同时还把自己的政策理念贷到非洲、亚洲等国，这些理念就是美国的政策理念。它们貌似一个中立的，公正的机构，所以它们的学术报告、统计数据、预测推理，全世界都认为是权威，但很多经济学家都知道，那些理论、报告很多都是胡说八道的。

南方都市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推广“华盛顿共识”的过程中，曾担任过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都明确表示反对。

向松祚：但是反对没有用，斯蒂格利茨为什么后来辞职了？因为他认为华盛顿共识从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我认为他是一个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他忠实于学问和道理。1971年之前，世界基金组织每年写年报必然有一段话，就是固定汇率有多么好，因为当时美国支持固定汇率。但1971年后突然就变了，因为美国要搞浮动汇率。1976年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八条款第二修正案的核心就是搞浮动汇率，所以从那年开始，国家货币基金组织每年都开始积极鼓吹浮动汇率。蒙代尔就说：“这很奇怪，这也绝对不是有什么经济的新理论问世了，而是美国国际战略的需要。”

中国该选择何种金融战略？

南方都市报：这让人想起对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诊断上，中国很多支持“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学家也将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亚洲国家政府的独裁、专制、腐败、天然的裙带关系以及亚洲国家金融监管的无能和金融创新的不足等。

向松祚：把亚洲的金融危机归结为亚洲的裙带主义，独裁体制或腐败，这是极大的误解和误导。亚洲国家的确存在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是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源。要尊重历史，在“华盛顿共识”没有推行之前，在全世界浮动汇率没有推广之前，这些国家有金融危机吗？没有。第二，那些政治上很民主，很干净的国家，西欧、北欧、美国，在过去三十年出现过多少次金融危机？为什么别的国家出现金融危机就归罪为腐败、独裁？

你可以说美国才是典型的裙带资本主义。保尔森以前是高盛的CEO，现在是美国财长，美国副总统切尼曾是一个很大公司的CEO，干的是承包中东工程卖军火。美国人自己还拍了电影《华氏九一一》，讲的很清楚，凯莱集团卖军火到中东，伊拉克战争一打响，一天就赚三亿多美金。凯莱董事会的成员是那些人？老布什、英国首相梅杰、前美国财长、国务卿等，这些人都是他董事会成员，这不是裙带资本主义？美国是一个霸权国家，它认为它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全世界都要承认他讲的对。但这掩盖了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也掩盖了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美国消耗了全球那么多资源，就应该承担责任，不能转移焦点，混淆视听。

南方都市报：我们回头看2002最先提出要人民币升值的，反而是日本的高官和媒体，日本为什么也强迫人民币升值？

向松祚：日本是美国的受害者，它们做了很多研究，探讨日本宏观经济病症的原因，也清楚症结所在。按照儒家的说法，“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日本要人民币升值？

日本的理由与美国不同，它们认为人民币价值低估，是中国在向全球输出“通货紧缩”。这是非常慌忙的，中国的出口在世界范围内计算，份额很低。中国向日本输出“通缩”，更没有道理，因为日本搞浮动汇率，原则上，通缩和通胀都控制在自己手里，他们的动机就是要中国重蹈日本覆辙。根本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竞争力。就像麦金农教授所说：“日本尤其对中国惊人的出口竞争力感到极度不安。”

南方都市报：日本的惨痛经验能为中国提供何种借鉴?

向松祚：一是必须确保汇率稳定；二是汇率的国际化要作为国家最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度重视，而且要采取非常巧妙之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应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货币和资本市场，同时尽力避免美元本位制、浮动汇率体系和国际热钱冲击所伴随的巨大风险，这是中国金融开放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在具体的金融战略上，一是要迅速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二是要彻底对内放开金融体系，一定对中国内资优先；三是消除国有垄断、允许国内资本平等参与所有产业之竞争发展；四是谨慎对外开放金融行业和资本市场；五是严格监管国际热钱。

南方都市报：这里有一个疑问，像当年的日本，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国家，都没能承受住升值的压力，而实行浮动汇率制，中国能顶住吗？

向松祚：日本人很幸运，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实与日本不能同日而语。中国若让人民币有持续升值预期，其后果要比日本严重的多，因为当时日本海外资产已经相当大，外汇市场，资本市场规模也比较大，能承受的汇率风险也比中国强。

但日本想让日元汇率稳定而没得，是美国对日本的经济金融政策决定。中国一旦认清了固定汇率对中国现实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就要定在压力坚持，中国现在的汇率还是人民银行直接调控的，权力还在我们手上。第二，中国的外汇本身和资本账户并没有完全开放，完全可以管制。这里还有第三个误区，好像说资本账户开放后，资本进出全部都是不管的，这是不对的。你带十万块现金去，美国还要查，何况庞大的资金往来。

“华盛顿共识”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推到最极端的，什么都不要管，资金流动也不要管，美国是这么做的吗？不是。美国的经济政策从来就不是按照教科书上写的干的。

弗里德曼错在何处？

南方都市报：其实弗里德曼晚年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倾向于国家货币体系应有一个“锚”。

向松祚：弗里德曼在货币理论上有很多新的见解，但在货币最基本的层面上他犯了错误，他相信人类自身可以管理好货币。所有的大师都是主张货币要有约束和控制，只是说到底采用什么办法来更好的约束和控制，在这方面差别就大了。蒙代尔长期以来认为金本位是好的，尽管有很多缺陷，任何一个制度都可以说有很多毛病。那么多制度到底哪个更好，最好用经济的实体指标来判断，浮动汇率在人的历史上来讲是一个新经验，以前没有过，就这几十年的经验，但这个经验现在来讲是很痛苦的。

人类历史上有三个货币制度，一是商品货币本位，货币的控制完全依靠自然力量，黄金的产量；第二个就是人类相互约束的固定汇率制；第三个就是固定汇率制。不管是搞固定汇率还是金本位制，各国的货币、财政政策必须自我约束。任何好的货币制度，如果政策不相互配合、约束、制约、协调，那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人类的任何一个制度如果大家真正按照规则来，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约束，都会是一个好的制度。君主专制有什么不好呢？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政治学家都认为开明君主专制实际上是最好的制度，决策快，民主很麻烦、很繁琐。但一个昏庸的专制就很坏，即使是民主制度，如果缺乏约束和克制，也会像陈水扁那样瞎搞。世界上搞民主搞的乱七八糟的国家多的去了。中国的经济学家经常挂一漏万、顾此失彼，他们认为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都有很多毛病，所以要抛弃，浮动汇率的毛病不是更大吗？

无论是从经济增长的指标，还是从金融危机的频率这两大类指标来看，前面两类货币制度都要好于后面一种。人类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即使搞固定汇率，如果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乱来，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相比较而言，浮动汇率给整个人类带来的更大的不确定性。

弗里德曼一开始也不主张小的国家和地区搞浮动汇率，比如他认为香港这样的地区，对外依存度特别大就应该搞固定汇率，应该和美元固定。

南方都市报：他为什么支持大国可以浮动汇率，小国就不行？

向松祚：他的核心点在于大国对外依存度小，可以将之理解为一个封闭经济，小国对外依存度高，是开放经济。为什么弗里德曼和蒙代尔在货币理论上有那么大的差异？蒙代尔一开始就把地球作为研究对象，他研究开放经济，蒙代尔的名言就是“唯一的封闭经济是整个地球”，而弗里德曼研究的是大国经济，是美国。美国可以看作一个封闭经济，对外依存度不大。他认为对一个对外依存度很小的经济体来讲，货币政策要独立，这就是我前面说的他的逻辑。而事实证明即使对于大国，他的逻辑也不成立。而且他认为通过调控利率来调控货币供应量，他也反对。弗里德曼是说最好让货币供应量每年以一个固定的速度增长，每年4%，这是他最著名的货币供应量的法则。他骨子里是怕中央银行乱来，所以他就提出铁的规则，每年就增长4%，哪个中央银行能听他的啊？没人听他的。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肯定不干。历史上短期内也按照他的办法干过，事实证明不行，因为货币供应量本身是什么东西搞不清楚，所以后来美国是调整利率，英国也是调整利率的。利率好像可以找一些指标算一下，但在金融体系及其复杂的情况下，应该调整多少货币供应量根本不知道。

南方都市报：弗里德曼把一个国家内部的平衡看得很重要，想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物价的稳定，他认为这个最重要的，而蒙代尔看到的是全球间相互的利率波动可能会冲击内部平衡。

向松祚：可以这么理解。弗里德曼很多经济学上的研究并不是来源于他对真实世界的详细观察，他很多是来源于信念，也不是我这么说，蒙代尔也这么说。蒙代尔私下对弗里德曼的学问评价是很低的。他认为弗里德曼的很多东西来源于一种信念，并不是来源于真实世界。为什么他主张大国之间浮动汇率？除了我们前面将的那两个逻辑之外，弗里德曼还反对资本管制，反对管制资金流动，这个完全出于他极端的自由主义理念，也就是说他认为政府管什么都不好，他和哈耶克这些人是最极端的，他认为政府什么都不要管最好。弗里德曼一个著名的理论就是认为政府不要管毒品，只要告诉人们吸毒有多么不好，剩下的想吸就吸去。

南方都市报：对，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经典论断，他们认为吸毒的成本那么高，就是因为管制抬高了成本，而最终也没控制住吸毒，政府甚至可以自己种植毒品来降低成本。

向松祚：对，他们认为人们的行为会自动迈向均衡，这和汇率会自动迈向均衡同一个哲理。只要吸毒成本够低，而吸毒会伤害身体，慢慢人们就不会吸毒了，这样毒品市场最终会消失。这种极端的理念是基于一种人性的假设，他们认为吸毒、枪支都不用管，人们知道持枪迟早有一天会把自己打死，就会不再持枪。但这些人没有明确说明，那么为什么要管移民呢？他们鼓励资本、货币自由贸易，为什么人口不能自由贸易呢？如果把逻辑推到极致，美国那些鼓吹自由贸易的学者首先应该鼓吹自由移民。因为经济学的原理早就证明了，让人口自由移动可以代替贸易和资本的自由移动，而且成本低得多，但美国很多鼓吹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并不鼓吹自由移民，这是他们在逻辑上的重大缺陷，弗里德曼也存在这个问题，以我对弗里德曼的研究，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明确主张自由移民，可惜我出生的晚，没来得及和问他，和他辩论。

弗里德曼研究的是封闭经济体系，他把封闭经济体系内部的稳定，充分就业看的最高。这点深受凯恩斯的影响。一个封闭经济体，如果没有汇率的干扰，货币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没错，央行可以调节。弗里德曼甚至不相信政府，但他认为既然已经有中央银行了，就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他还没有走到哈耶克这个极端，哈耶克认为中央银行是不需要的，人人都可以发行货币。经济学的逻辑看起来挺荒谬，也挺好玩的，哈耶克真是这么主张的，他认为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是造成通胀的根本原因。

南方都市报：那弗里德曼晚年货币思想的转变更耐人寻味。

向松祚：因为事实教育了他。2002年是弗里德曼90大寿，总统布什也去了，全世界很多经济学家都去庆祝他的生日，蒙代尔也去了。两位大师那个时候还在辩论，辩论中弗里德曼大体上同意目前这个状况是不行的。但当时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他不可能再做严密的逻辑推倒，没能就当前全球货币环境动荡做一些分析。全球货币动荡，都是地球的一部分，哪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安定？那个国家能成为洪水里面的“诺亚方舟”？你能成为沙漠上的绿洲？没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如果他还年轻，不知会不会修改他的理论。

弗里德曼很多货币理论推下来都是错误的，都是头脑里的推理，但今天的教科书都是按照他的文章写的，因为弗里德曼的影响力太大了。他主张浮动汇率的观点其实直接是继承凯恩斯的。凯恩斯在1923年写过一本书叫《货币改革论》，该书的背景是因为当年一战结束后英国的通胀很严重，英国脱离了金本位制，英国内部两派争论，一派就主张回到金本位制。凯恩斯不主张金本位制，说搞固定汇率英国的价格水平就要取决于美联储，因为当时黄金都到美国去了，那么美联储就能控制货币供应量，如果美联储乱搞，价格的不稳定就传到英国来，所以他反对固定汇率，而搞浮动汇率的话，英格兰银行可以自己调空利率，这是他提出来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的矛盾，内部优先。

但凯恩斯的理论比弗里德曼高明，为什么？因为凯恩斯做过投资，他炒过股票，炒过汇市，弗里德曼从来没有做过生意。所以做过生意的和没有做过生意的是不同的，弗里德曼对市场没有感受。凯恩斯深深知道汇率动荡起来是受不了的。所以尽管1923年凯恩斯写了《货币改革论》，主张浮动汇率，但是经过二三十年代的痛苦经验后，凯恩斯在设置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是主张固定汇率的，加上外汇管制。这是从实际现实出发的，实事求是。凯恩斯从来没说外汇市场会自动迈向均衡，即使在《货币改革论》中他也说外汇市场经常是动荡不已、乱七八糟，一有风吹草动汇率就及其波动。

弗里德曼一直在书斋里，没做过投资，但他特别善辩，做研究非常扎实，他和施瓦茨女士合著的《美国货币史》，是货币理论实证研究最有名的经典著作。不管你同不同意他们的解释和观点，你都要五体投地，这就是大师的厉害之处。你要真的反驳他，就要能够拿出他们那样严谨、深入、系统的伟大著作，这是我追求的目标。

南方都市报：弗里德曼有很深的统计学背景。

向松祚：他具有多方面的杰出天才，可以说是一个经济学全天候的天才。弗里德曼究天人之际的研究成果，把很多人都吓住了，他太强大了，所以别人就信了，但蒙代尔不信。我认真拜读过这几位顶级大师的著作，但现在我觉得就货币理论来讲，凯恩斯、蒙代尔都比弗里德曼高。实际上，蒙代尔本人对凯恩斯的评价也比对弗里德曼的评价高。我个人最喜欢他对价格理论一些基本问题的深刻阐释，具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非常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