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西斯主义滋长及其危害论析

程恩富 王学军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世界资本主义长期结构性危机，新法西斯主义在美西方国家呈现滋长态势，主要表现为民主表象下的极权专制、制度化的暴力恐怖、全方位的侵略扩张以及极端种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滋长，不仅加剧了全球两极分化与民主倒退，更把世界推向爆发新世界大战的边缘。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各国共产党、进步力量、全球南方国家及爱好和平的民众，亟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结成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2025 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发表《关于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指出：“中国和苏联分别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场，站在抵御日本军国主义和纳粹德国及其仆从国进攻的最前线，是抗击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两支中坚力量。”[1]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连续14年全面侵华的开始，标志着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的开端，中国成为东方战场第一主力。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必须吸取，历史悲剧不能重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已经覆灭，但法西斯主义并未随之消亡。进入21世纪，旧法西斯主义与新帝国主义、新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新种族主义、新自由主义相互结合，形成的新法西斯主义雏形“已在西方、东方和南方复辟”。[2]随着世界资本主义陷入长期结构性困境，新法西斯主义在美西方国家滋长态势更加显著。在多个地区战争阴云再次笼罩人类的背景下，各国共产党、进步政党、全球南方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有责任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新法西斯主义威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新法西斯主义滋长的主要表现

近年来，新法西斯主义已通过与新自由主义相结合，“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经济政治形态”，即新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对民主、共同利益和社会契约的憎恨释放了过去法西斯主义中的一般元素，如白人至上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强烈的厌女主义、反移民狂热”。[3]作为法西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结合体，新法西斯主义通过专制、暴力为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创造了条件，开辟了路径。

第一，民主政治上极权专制。与旧法西斯主义主张领袖独裁、一党专制不同，新法西斯主义将极权专制掩藏于民主政治表象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西方垄断资本为避免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不得不对劳动阶级做出策略性让步。劳动阶级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获得较大改善。然而，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崛起，西方民主政治愈发走向私人垄断资本专制。20世纪90年代，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德国总理施罗德、法国总理若斯潘等鼓吹的“新第三条道路”运动，又带有明显的新自由主义色彩，美西方工党、社会党等传统资产阶级左翼政党因此集体性右转，事实上彻底放弃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奋斗目标。结果是，在美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专制打压下，劳动阶级政党力量很弱，迫使劳动阶级不得不在若干资产阶级政党间“两害相权取其轻”。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言，美国的民主政治，不过是1%富人的民有、民治、民享。“所有美国参议员和大多数众议员赴任时都属于金字塔尖1%者的跟班。”[4]垄断资本对于选举的操控多样化且组织严密，政治权力越来越集中到寡头资本手中。寡头资本通过选派代言人、双向资助候选人甚至亲自出马等方式，确保不论谁当选，都充分保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寡头资本操作下，多党竞选成为欺骗民众的假戏。正如美国学者谢尔登·沃林在《民主大公司——被管制的民主和反向极权主义的幽灵》一书中所说，垄断资本控制下的民主是一种颠倒的极权主义。“‘颠倒极权主义’的主要目标不是保障公民利益，它掏空了民主的实质，制造出一个个民主神话，以此掩盖自己的权力扩张。”[5]

第二，统治手段暴力恐怖。无论新旧法西斯主义，都始终与暴力恐怖紧密相连。暴力镇压、暗杀行刺、全面监控等法西斯手段，不但被垄断资本用来对付劳动人民、左翼人士、被压迫民族和国家，而且被用来对付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政见者。无论20世纪80年代英国煤炭工人大罢工、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2018年法国黄马甲运动，最终无不遭军警暴力镇压而失败。暗杀行刺等恐怖主义行为也从未被排除在新法西斯主义工具箱之外。美西方霸权国家长期对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和左翼领导人开展投毒、暗杀等活动。1986年基金社会主义重要倡导者、瑞典首相帕尔梅因触动垄断资本利益而遇刺身亡。他生前主张并在议会通过组建工人基金收购公司股份的议案，无人再敢提出实施。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多名领导者更是死于非命，成了无头悬案。“9·11”事件后，美国通过《爱国者法》，赋予政府对电话、邮件等公民隐私实行全面监控权利。美国《涉外情报监视法》允许本国执法人员在未经法院许可情况下，对外国目标实施监控。美国对外国公民，特别是对外国国家领导人的监控，甚至达到肆无忌惮地步，即便一些盟国政府首脑也未能幸免于被监听命运。2024年9月，以色列通过遥控引爆寻呼机、对讲机方式，在黎巴嫩造成数以千计平民伤亡。如此向民用设施、无差别人群实施暴力恐怖活动，展示了赤裸裸的国家恐怖主义。

第三，对外关系上侵略扩张。法西斯主义一贯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主张通过侵略扩张，赢得所谓生存空间。新法西斯主义采取包括政变颠覆、军事打击、金融掠夺等多种手段，对他国实行多方位侵略和掠夺。1973年，美国通过支持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颠覆了智利阿连德政府。皮诺切特上台后，一方面对左翼进步势力大开杀戒，杀害了数万左翼人士;另一方面积极配合美国，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皮诺切特独裁统治凸显了新法西斯主义残酷本质。1983年美国悍然入侵主权国家格林纳达，使其成为“被保护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先后发动了海湾战争、利比亚战争、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叙利亚战争、伊拉克战争、伊朗战争等一系列局部战争。仅2001年至2023年间，“美国以反恐之名发动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90万人死亡，其中约有33.5万是平民，数百万人受伤，数千万人流离失所”。[6]美国不仅从侵略战争中大发横财，而且通过军事恐吓，为新自由主义全球推广打开了方便之门。除军事侵略外，国际垄断资本还通过经济、金融霸权大肆掠夺他国财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接连引发了包括拉美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纳斯达克股灾、2008年美西方金融危机等在内的多次金融危机。在每次金融危机中，以索罗斯为代表的西方金融投机资本赚得盆满钵满，而危机发生国政府则不得不以经济主权、政治主权为代价，换取美西方国家所谓金融援助。

第四，民族关系上极端化与种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与旧法西斯主义一样奉行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且采取的方式更加隐蔽和多样。在美国，虽然平权法案已颁布多年，但黑人和非白种裔人至今无法真正享有与白人相同的公民权利。黑人随时有被警察审查、扣押甚至击毙的危险，因此爆发了包括“黑人的命也是命”在内多起全国范围黑人大规模抗议活动。除种族歧视外，新法西斯主义还利用农业转基因技术、疫苗、生化武器等隐蔽方式，达到削减和控制人口目的。以美国孟山都为代表的转基因公司，几十年来在全球大力推广存在安全隐患的转基因作物。在阿根廷，大规模生产转基因大豆导致土地兼并、生态退化和饥荒，使贫困人口激增。“1970年，阿根廷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仅占5%，但到2002年上升至51%。”[7]

二、新法西斯主义滋长的原因

学界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为法西斯主义崛起创造了社会条件。然而，新法西斯主义滋长，不仅与新自由主义失败，更与新自由主义全球横行有关。在本质上，法西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是服务于垄断资本的统治工具。法西斯主义“是以极权制取代民主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民主主义的恐怖独裁统治，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极端形式”。[8](p.10)阶级利益的一致性使新法西斯主义得到垄断资本“青睐”，因而得到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支持。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对智利独裁统治者皮诺切特推行新自由主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创造了“智利奇迹”。哈耶克将《自由宪章》送给西班牙独裁统治者安东尼奥·萨拉查并附言：“这本关于宪法新原则的导言性随笔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制定出一部能抵制滥用民主的宪法。”[9](p.52)这两位新自由主义重要代表人物对法西斯主义独裁者赞美有加，充分体现了新自由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的勾连。这正是新法西斯主义滋长的根本原因。

第一，打击社会主义运动。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经济实力恢复和增长，战后美西方垄断资本越来越无法忍受政府对资本和市场的管制。它们既需在理论上用新自由主义替换掉凯恩斯主义，又要在行动上打击劳动组织和劳动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强势崛起，逐渐成为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改变了资本积累模式，加速了垄断资本积累进程。新自由主义主张“小政府、大市场”，一方面通过大幅度削减税收让利于资本家，另一方面削减公共福利待遇、逃避社会责任。新自由主义“劫贫济富”的做法进一步加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引发劳动阶级强烈反对。面对劳动阶级日益高涨的反抗情绪，垄断资本撕下“民主”“自由”的假面具，露出法西斯主义暴力真面目。在新法西斯主义打击下，劳动组织、劳动运动遭到严重削弱，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新法西斯主义通过专制手段，强行减少政府对市场管制和削减公共开支，实现了“强大资本利益的‘自由’”。[10]正是在新法西斯主义助力下，新自由主义在过往40年中横行于世，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空前挫折。

第二，转移社会矛盾焦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政策，不但加深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的矛盾，而且加剧了美西方霸权国家内部劳资矛盾。大量海外廉价商品涌入，严重冲击了美西方国家原有相关产业，导致大量企业停产、工人失业。海外投资和产业转移，减少了本国就业供给和政府财政税收。美西方策动的战争导致大量外来难民和移民迁入，降低了原居民的就业机会、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经济全球化间接导致美西方霸权国家大量原中等收入阶层陷入贫困化陷阱。垄断资本寡头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也是最终受益者。因而，经济全球化给普通民众带来的损失，理应由垄断资本予以补偿。但对于垄断资本而言，与其损害自身利益补偿民众，不如将民众的不满引向移民和其他国家与民族。排外主义历来是法西斯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法西斯主义就是将德国民众的困境，完全归咎于英法等国和犹太人等外来民族，从而引发民众对外国和犹太人的仇恨。垄断资本利用法西斯主义宣扬排外主义，不但可以将劳资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国家矛盾，而且可造成不同民族、种族、宗教信仰民众的隔阂与分裂，从而避免民众团结起来，形成反抗垄断资本的合力。美西方国家普通民众，特别是“老白穷”“红脖子”，对外来移民、其他种族的仇视度不断上升，却忽略了导致他们困境的根本社会阶级原因。

第三，维护“白人至上”优越地位。种族主义理论是欧洲殖民主义者推行民族压迫的重要思想工具。近代以来，美西方资产阶级在宣扬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同时，构建起以“白人至上”为标志的种族主义。洛克、休谟、伏尔泰、康德等都曾不加掩饰地表达了“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倾向。康德甚至在“退化论”基础上，把人类直接区分为高低贵贱四个等级。依据种族主义，优秀种族有权利统治落后种族，而劣等种族则应被无情消灭。因而，种族主义深得法西斯主义推崇，成为其侵略扩张、种族灭绝的重要理论依据。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的人口大迁移，美西方国家非洲裔、亚洲裔等非白人人口急剧增加，增长趋势甚至超过白人。这引发了“白人至上主义”者对“大置换”的普遍担忧。种族主义以肤色作为区分文明与野蛮的标识和打造白人特权的做法，极大迎合了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文化殖民的需要。垄断资本借助法西斯主义种族优越论，既可巩固自身统治地位，又可进一步对其他国家、民族开展精神文化殖民。尽管新自由主义自称是一种非种族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但“社会成员资格和社会参与权利与白人的种族化属性密切相关”，使“新自由主义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维度上导致了潜在的种族主义行为持续存在这一严重后果”。[11]因而，种族主义得以在“民主”“自由”等语词掩盖下，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大行其道。

三、新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威胁

新法西斯主义滋长，加剧了世界两极分化和民主自由的倒退，为本已动荡交织的世界再添战争阴云。历史表明，法西斯主义猖獗必然导致战争。正是法西斯主义在德意日等国崛起，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2022年以来美西方霸权国家引发的巴以冲突、美以伊等局部战争，以及在南海和中国台湾地区等的军事挑衅，均凸显了新法西斯主义的好战本性。无论是俄美还是中美，一旦爆发直接战争，必将是世界大战的重演。令人遗憾的是，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多边协调机构，其维护和平、制止战争的能力在美西方霸权国家阻碍下已大打折扣。因而，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人发出新世界大战“一步之遥”的预警，绝非危言耸听。

第一，资本主义大国间力量平衡被打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整体和平态势，大国间力量相对平衡是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对美西方国家的战争图谋发挥了强大制衡作用。随着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战后大国间原有力量平衡被打破，“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2](p.294)随着俄罗斯国力相对衰落，美西方国家趁机全面扩张，抢夺苏联解体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从海湾战争到车臣战争、格鲁吉亚战争，美西方军事势力一步步逼近俄罗斯本土。2014年，乌克兰亲俄罗斯的亚努科维奇政府被美西方通过街头革命颠覆。2022年美西方国家违背诺言，拉拢乌克兰加入北约，俄乌冲突爆发，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已通过提供武器装备、军事信息、志愿者等方式参与俄乌冲突。一旦北约国家公开宣战，极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二，世界资本主义深陷长期结构性危机。资本主义危机是促使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化进而军国主义化的催化剂。斯大林早在1934年1月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就明确指出：“持久的经济危机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它们彼此之间的政治状况的空前尖锐化。”[13](p.513)资本主义各国内部以及彼此关系尖锐化，最终必然导致全面战争爆发。2008年美西方金融危机彻底粉碎了新自由主义神话，世界资本主义长期陷入结构性危机。在后新自由主义危机时代，西方主要国家虽几经自我调节，但始终没有找到彻底摆脱困境的有效方案。美西方国家原本寄希望于通过量化宽松等政策解决金融危机留下的巨额金融债务，结果反倒深陷政府债务危机。截至2026年3月，美国国债已经高达39万亿美元。过量发行美元，加剧了美国持续通货膨胀。为舒缓通货膨胀压力，美联储2023年后不得不采取连续加息政策。美国连续加息政策导致美元暴涨，极大增加了政府还本付息难度。美国政府现在每年需要支付国债利息就将超过1万亿美元。同样的政府债务危机也发生在英法德日等国。俄乌冲突后，欧洲国家失去了俄罗斯相对廉价的石油、天然气供给，政府财政危机呈进一步恶化趋势。在经济危机、财政危机逼迫下，美西方国家急需通过战争强行转嫁危机，维护其统治地位。这也是近年来美西方国家极右翼势力崛起的重要政治经济原因。“历史已经表明，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危机严重到了垄断资本无法正常统治的产物，而一旦法西斯主义成为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侵略战争的风险也会急剧加大。”[14]

第三，美西方霸权国家正在为新的战争做实质性准备。在美西方敌对势力眼中，中国是唯一战略竞争对手。如果他们不能通过所谓“小院高墙”“脱钩断链”“关税战”等方式搞垮中国，不排除最终采取战争方式达到“扳倒”中国的目的。为此，他们一方面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科技剽窃论”“安全威胁论”等，企图抹黑中国形象，煽动民众对华仇恨;另一方面加紧军事部署，意欲在台海、朝鲜半岛等地挑起事端。在整体战略上，特朗普上台后，推出主要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计划，为全方位遏制中国制定了总体方案。在军事联盟上，美国联合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拼凑起所谓亚洲版北约奥库斯，并不断在中国周边部署包括萨德雷达、堤丰中程导弹、F22飞机等先进武器系统。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断加大军售力度，增派军事力量常驻台湾，为台独势力撑腰打气。在国防预算上，2024年美国国防预算高达8863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3.2%，创冷战后美国和平年代比值之最。最近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2027财年军费预算高达1.5万亿美元，较2026财年9010亿美元暴涨50%，创下历史最大增幅纪录。2024年6月，拜登签署美国最新核武器使用条件指令，明确将矛头指向中俄等国。2021年以来，日本突破和平宪法，不断提高军费开支，向国外出售武器，购买美国进攻性先进武器，成立联合舰队(类似偷袭甲午海战、日俄战争、美军珍珠港的混合部队)，多次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军国主义全面复活。2025年3月17日和27日，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发言人分别表示：近日七国集团外长会联合声明及有关宣言，诬蔑抹黑中国，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有关国家提出严正交涉;在涉核领域，七国集团应切实反躬自省，没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在东海南海问题上，中方正同相关国家通过对话磋商和平解决争议，同时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决反对域外国家挑衅滋事、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第四，国际治理机制无力和失能。新老帝国主义列强争霸导致国际治理机制的无力失能，是世界大战和局部战争爆发的另一重要因素。一战、二战前的维也纳条约和凡尔赛条约，在维护欧洲列强平衡、避免大国战争中都曾发挥重要作用。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是为避免再次爆发世界大战而设立的最重要国际多边协调机构。其权威性理应得到成员国广泛尊重。然而，在美西方国家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实用主义原则影响下，联合国坚持公平正义、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大打折扣。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在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悍然对主权国家南联盟实施空袭。北约这一行动，严重损害了联合国的权威，在国际关系史上开创了恶劣先例。又如，当前俄乌冲突已将近3年，双方死伤人数远超百万。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民众实施种族灭绝政策，已至少导致4万平民死亡和10万民众受伤。加沙基础设施几乎被夷为平地，百万平民面临断水断粮威胁。面对巴以冲突，美以侵略伊朗等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行径，联合国安理会却始终无法就停战达成一致并采取有效措施立刻制止战争。2024年9月18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在12个月内结束对巴勒斯坦非法占领。美国、以色列等14国对此投了反对票。美西方国家霸权行径和双标做派，使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制止战争的权威性受到极大挑战，凸显当前国际治理的无力和失能。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新法西斯主义势力在美西方国家加速滋长，全球人民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选择和平还是战争、多极还是独霸、民主还是专制、合作还是制裁，这是当今世界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15](p.4)全球共产党、左翼政治力量、南方国家、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应从全球解决主要矛盾的大局出发，达成共识，团结起来，与之展开最坚决斗争。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关于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05-09.

[2][埃]萨米尔·阿明，宾建成.法西斯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复辟[J].国外理论动态，2022,(9).

[3][美]亨利·吉鲁,吴万伟，张琪.新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批判[J].国外理论动态，2018,(12).

[4]Stiglitz,Joseph E. 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J]. Vanity Fair,2011,(5).

[5]蒲俊杰.政治性、自由主义、颠倒极权主义——谢尔登·沃林政治哲学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15,(5).

[6]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N].人民日报，2023-02-21.

[7]徐振伟，霍特.阿根廷“转基因悲剧”的话语垄断及其中国反思[J].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4).

[8]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9][德]格尔哈德·帕普克.知识、自由与秩序[M].黄冰源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0]罗纳德·W.考克斯，丹尼尔·斯基德莫尔·赫斯，周长民.新法西斯主义如何从新自由资本主义中崛起[J].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3,(3).

[11]尼尔·戴维森，理查德·萨鲁,杨颖等.新自由主义与极右翼联姻：一个充满矛盾的组合[J].国外理论动态，2018,(1).

[1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4]朱安东.危机中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5).

[15]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程恩富，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王学军，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6年第4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献一朵花： 鲜花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