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信息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正因如此，信息也被用于现代战争，成为危险的武器之一。信息战是在影响对方信息系统的同时，保护己方免受干扰，从而对国家战略行动进行支撑的信息行动。与传统战争使用武力打击的方式不同，信息战主要通过各种信息技术，摧毁对方的价值观以及这些价值观赖以存在的基础，从精神上打击敌人，具有较强的隐秘性、可操作性、不可约束性及相较传统军事行动成本更低的特点。更确切地讲，信息战是国家之间在信息领域的对抗，是通过报纸、电视、传单、网络媒体传播信息、操纵舆论及政治方向的“心理手术”，是为了影响对方政府权威、局势稳定直至社会制度，最终使其屈服于行为者意志或利益的行为。

如今，世界局势进入动荡期、变革期，信息战也进入规模化阶段，西方国家发动的信息战，比冷战时期发动的意识形态战更为频繁。2022年俄乌冲突的军事战场在乌克兰，信息战场却在全球网络空间，背后主要是西方与俄罗斯两方的博弈。西方对俄罗斯发动的信息战，在形式上是心理和认知对抗，内容上为文化或文明冲突，手段上是意识形态竞争，然而本质上却是西方政治胁迫的工具。在俄乌冲突爆发前，西方政客就在世界密集散播“恐俄”“反俄”新闻，为“混合战争”（经济战、金融战及军事战）在思想上铺路；在冲突发生后，又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使事态扩大化。“从这一切发生的速度和顺利程度来看，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甚至是一场早在特别行动开始前就已准备好的军事行动。”

一、西方信息战的历史

信息战最初在实践领域只是作为削弱敌军战斗士气、提高己方战斗素质的心理手段，但随着冷战的开启和互联网的兴起，信息战逐渐成为当今西方国家谋求地缘政治霸权的工具。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信息战作为英美军事战略的一部分曾发挥积极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分别于1914年和1918年成立军事信息办公室(Military Information Office)和远征军(AEF)军事宣传科（Military Intelligence Branch），旨在通过分发“劝降性”的传单和印刷品从心理上打击德军士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治战争执行局（Political Warfare Executive）和美国信息战争办公室（United State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联合成立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心理作战部（The Psychological Warfare Division of 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以获取德军情报，鼓励德军投降，进行不利于德军的信息宣传。

冷战开启后，信息战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西方信息战的目标发生改变，开始服务于反共主义。1948年英国外交部成立了秘密的冷战宣传机构——情报研究部（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为反共学者、作家、政治家提供支持，以推动反共宣传，攻击社会主义和反殖民运动。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与该部门密切合作。1947年，美国成立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对共产党执政国家，如苏联等国民众进行心理干预，并资助相关组织意图推翻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颠覆活动。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建立“第一扩音器和传单连”（The 1st Loudspeaker and Leaflet Company），企图通过信息宣传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投降。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启用第4心理作战大队（空降）［The 4th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Group (Airborne)］与常规部队相互配合推动进攻。

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兴起后，信息战的基础设施水平大幅提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网络媒体技术的先发优势，配合常规军事力量，谋求世界和地区霸权，并为这种霸权寻找“合法性”。在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前夕，西方信息战的任务就是确保美国和北约的军事行动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一是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信息心理专家，在军事行动之前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反对独裁”“促进民主”“防止南联盟出现人道主义灾难”的报道脚本，通过美国新闻社及其下属机构（美国之音、自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发送到世界各地的新闻机构，以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二是在战争期间，美军心理行动部队（PSYOP）通过散发2000多万张传单以及媒体的大肆宣传，呼吁公民反对“专制”的米洛舍维奇总统，并强调这场“轰炸”的“正义性”与“合法性”，从而抢占“道义”制高点，迅速结束了战争。这场战争是北约成功发动“混合战争”（武装战争和信息战争）的先例，而这一先例促使美西方继续利用信息战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谋取霸权。

随后西方又相继对摩尔多瓦、吉尔吉斯斯坦、突尼斯、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委内瑞拉等国发动信息战，谋取地缘政治利益，导致摩尔多瓦、吉尔吉斯斯坦、突尼斯、埃及、委内瑞拉等国相继发生“颜色革命”，伊拉克、利比亚当局被推翻，叙利亚陷入多年内战。2003年，美国及其盟国在伊拉克践行强行更迭他国政权的设想，以“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在无视安理会决定的情况下对伊拉克实施入侵。如果没有美军第11、13、15心理作战营（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Battalion）事先进行的信息攻势，形成必要的舆论影响该国群众对政府的认知，西方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击垮萨达姆政权及其军队。2011年，美国和北约又借所谓的反对“独裁统治”在利比亚进行类似行动，即事先发动信息战主导该国社会意识及公众舆论，随后进行推翻政权的军事行动。同一年，西方以同样的方式，以打击恐怖分子为名，试图推翻叙利亚政权。

美西方国家发动的信息战不仅威胁他国国家安全，而且危害国际社会稳定。但宣扬“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的美西方国家却试图阻止这种观点传播，任何与其不同的观点都被视为敌对宣传。美西方重新塑造了舆论，谎言很快又被其发动的信息战所掩盖，使其看上去都是“正确”的。这些手段和方法在俄乌冲突中再度上演，严重影响国际社会对事件是非曲直的判断。

二、俄乌冲突中西方发动的信息战

普京指出，当苏联解体时，俄乌两国人民相信其密切的经济、文化、精神联系将会持续下去，并且始终团结。然而，事实上，俄乌友好关系逐渐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直至爆发俄乌冲突。俄乌冲突爆发的原因，除了乌克兰在独立之后推行“去俄罗斯化”“去共产主义化”以及顿巴斯地区残酷的“民族同化”政策之外，其直接导火索则是北约东扩。

（一）北约不断东扩是俄乌冲突爆发的根本原因

1990年1月，为了换取苏联对东西德统一以及德国作为北约成员国地位的支持，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向苏联承诺，“北约的管辖权将不会向东扩展一寸” 。然而，美西方没有遵守承诺。从2008年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之后，美西方一直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企图将其转变为“亲西”“反俄”的“民主”国家，从而扩大北约边界。这也导致了2013年-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但是，相关进程并没有因为2015年签订的《新明斯克协议》而停止。相反，北约加强与乌克兰军队合作，每年帮助其训练大约一万名士兵；2017年美国政府和北约国家还向基辅提供大量“防御性武器”，以提高其军事实力；2021年6月，北约“布鲁塞尔峰会公报”再次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并明确要增强其打赢“混合战争”的能力；2021年7月，美国和乌克兰在黑海举办联合军事演习，以提高应对俄罗斯的实战能力；2021年9月，拜登在美乌建交30周年之际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2021年11月，美国和乌克兰签订的《美乌战略伙伴宪章》（U.S.-Ukraine Charter on Strategic Partnership）重申2008年北约《布加勒斯特宣言》，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

2021年美西方与乌克兰的诸多行动是为了再次推动“北约东扩”，而在此之前北约已经向东扩张了五次。普京认为，这次“北约东扩的目的是把乌克兰变成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屏障、西方对抗俄罗斯的跳板”。防止西方利用乌克兰再次扩大军事势力范围是俄罗斯的底线，正如美国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所说，“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俄罗斯精英（不仅仅是普京）最重要的一条红线”，此次“北约东扩”被视为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截至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前，美国及北约已经向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接壤的东欧国家派驻了总计约四万人组成的军事部队。芝加哥大学约翰·J.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教授认为，俄乌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北约东扩，而美国及其盟国对此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西方在俄乌冲突中的信息战实践

信息战作为“混合战争”的组成部分，是美西方长期以来“遏制”俄罗斯的手段。由于之前的信息传播水平有限，信息战目标的达成往往需要长时间的渗透。而在2022年，信息终端及互联网媒体已经大幅普及，信息战的强度和速度由此得到大幅提升。因此，在俄乌冲突中，西方信息战表现出明显的样态丰富性。

1.西方对俄罗斯的信息侵略

苏联虽然已经解体30余年，但冷战并未结束，特别是自俄罗斯倡导建立平等对话的多极世界体系以来，其就成为西方信息战的重要目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认为，多极体系是对盎克鲁-撒克逊单极体系的威胁。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以后，北约欧洲部队总司令布里德洛夫（Philip Breedlove）就强调西方应针对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发动信息战。2016年，西方智库“欧洲政策分析中心”（CEPA）发布《打赢信息战》报告，继续研究信息领域的反俄策略。时至今日，西方对俄信息战略已经十分成熟。不过与美苏争霸的格局不同，2022年的“信息冷战”是在多极世界形成过程中以力量不对称的方式进行的，俄罗斯的话语影响力从南联盟解体到北约五次东扩后不断削弱。西方国家为了保持其优势地位，选择继续在2022年的信息战中有步骤地制衡俄罗斯。一是威胁或实际上对俄罗斯发起“断网行动”，停止西方网络公司在该国的服务，将俄罗斯排除在国际互联网之外。二是对俄罗斯的媒体、政府及银行的网站进行攻击，阻止其信息发布。但在英文报刊上，这些事件被视为对俄罗斯的正当报复。这种信息战是密集的，“这些攻击地址主要来自美国，仅来自纽约州的攻击地址就有10余个，攻击流量峰值达36Gbps，87%的攻击目标是俄罗斯，也有少量攻击地址来自德国、荷兰等国家”。。三是反复引用虚假“权威”消息，掩盖事实真相，同时在国际社会大肆传播俄罗斯的负面消息，一方面是为对其施加舆论压力，另一方面是为了操纵俄罗斯公民的认知并形成对俄乌局势的新看法，甚至使少数公民、知识分子站在西方立场反对本国政府。

2.西方对乌克兰的信息操纵

在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的过程中，西方的重要目标是将“信息病毒”植入乌克兰的大众意识。那些曾经与公共知识相悖的思想，在信息空间起初被拒绝，随后被接受，最终在部分人群中得到巩固。西方封禁了乌军袭击顿巴斯平民的客观报道，使民众无法认识到本国“新纳粹”的危害性；西方继续将欧洲一体化的观点纳入主流媒体，使乌克兰民众支持“脱俄入欧”。当然，西方也希望借此继续培植亲西方的代理人，实现政治操纵。据研究，西方非政府组织（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家民主基金会、欧亚基金会等）在乌克兰建立亲西方民间社会的作用最大，而且投入也最多。但与此同时，亲西方的舆论环境也给乌克兰人民带来压力，因为任何抗议乌克兰领导人及亲西方政策的行为，都被视为俄罗斯的颠覆活动，而不是乌克兰人民不满情绪的合理表达；俄罗斯族的乌克兰人也成为亲西方舆论的受害者，在战争状态下，他们遭受歧视和不公平待遇，法律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

3.乌克兰发动对内及对俄信息攻势

自乌克兰“橙色革命”以来，西方顾问、外交大使及特工人员就开始在乌克兰政府担任高级职位，制定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发展战略。而在2022年俄乌冲突中，主导和帮助乌克兰政府发动对内和对俄信息战的，也主要是亲西方的媒体寡头和获得乌克兰国籍的西方政客。其主要方法，一是剥夺乌克兰公民的其他信息来源，并将俄罗斯塑造为“敌人形象”，从而激发本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绪；强调遏制俄罗斯的“帝国野心”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二是禁止俄罗斯语言、歌曲、电影，停止俄媒在乌克兰及欧盟国家播放和运营；修改用俄语命名的定居点和街道。三是掩盖乌克兰“新纳粹”分子的违法行为。四是宣扬民族主义思想，如散播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在精神和遗传方面的差异，证明乌克兰与欧洲的亲密关系及本民族的优越性；虚构乌克兰文明是俄罗斯文明发源的神话，以此掩盖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较短的存在历史；将俄罗斯比作没有自由精神及民主制度的国度，丑化俄罗斯等。五是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历史事实。乌克兰政府在西方的支持下，修改了历史教材，将苏联战胜法西斯主义的事实描绘、解构为消极事例，并删除了乌克兰与俄罗斯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共同作战的篇章，甚至赋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德国纳粹合作的乌克兰反叛军以“英雄”称号。许多严肃的内容被感性的、未经证实的内容所取代。这些信息操纵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乌克兰人民的意识形态，激化了俄乌政治矛盾和族裔冲突，甚至为乌克兰“新纳粹”的违法活动提供了辩护。

此外，西方还在全球信息空间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国家形象进行重塑。一方面制造“反俄”的陈规旧念，使“俄罗斯是罪魁祸首”的表达迅速成为记者、作家及研究人员最喜欢的陈词滥调；另一方面塑造“自由民主的乌克兰”的受害者形象，使西方政客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对俄颐指气使。西方国家还在国际互联网对有关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的信息进行管控，对与西方话语口径不一致的新闻报道实施封禁，对乌克兰的不利信息以及俄罗斯的正义发声进行掩盖，从而形成舆论一边倒的假象。西方政治精英带着霸权思维和双重标准，一面在全球信息空间虚假地表达控制俄乌局势的愿望，一面推行不平等的对话交流机制，不仅没有解决俄乌冲突，反而破坏了地缘政治稳定。

三、俄罗斯应对西方信息战的主要举措

在俄乌冲突中，西方依靠信息战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严重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俄罗斯政治学家阿列克谢·马丁诺夫（Алексей Мартынов）认为，“这可能是俄罗斯在过去20或30年中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之一”。针对西方发动的信息战，俄罗斯采取了以下措施加以应对。

（一）推动建立信息空间的国家行为规范，打击信息空间的战争行为

为防范风险并保障信息领域的安全，普京早在2020年就呼吁俄美签订协议，保证互不通过网络干涉内政；2021年进一步倡导“为信息空间中的国家行为制定和达成普遍、公正的规则……并使其具有法律约束力”。然而，俄罗斯的呼吁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回应，2021年7月发布的第400号总统令《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认为，“俄罗斯联邦在确保国际信息安全领域的举措，遭到了试图主导全球信息空间的其他国家的反对”。为了应对2022年俄乌冲突中西方发起的信息战，俄军对由英国军官负责培训的乌军第72信息和心理作战中心实施了精准打击；普京还签署了打击假新闻的刑法修正案，对散布俄军虚假消息、侮辱国家形象、呼吁反俄的信息战行为予以惩罚。此外，俄罗斯启用了本国互联网信息系统，防范互联网跨国垄断公司对俄罗斯IT基础设施进行攻击；开启权威信息门户网站，阻止西方的虚假信息宣传；完善信息安全的监管规则，防止信息领域的国家利益受到损害。

（二）阐明特别军事行动意图，争取本国人民的支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信息空间开展旨在塑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宣传运动，以推翻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合理性。对此，俄方多次对特别军事行动进行阐释，以凝聚本国人民共识。首先，俄方多次申明特别军事行动并非俄当局的意愿，俄当局在控制俄乌局势方面尽了最大努力，俄乌冲突的始作俑者是西方及“北约东扩”。其次，说明特别军事行动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及纳粹主义的迫害活动，将那些对俄罗斯民族犯下罪行的人绳之以法；保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人民免受乌克兰当局的压迫和侵犯；回击美国及其盟国关于维护欧洲安全和不谋求北约东扩的谎言，阻止西方在俄边界部署军事武。最后，阐明特别军事行动是为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强调俄方不应当对西方侵犯俄罗斯国家安全利益的霸权行径妥协；指出特别军事行动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没有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等其他安全就无从谈起。

（三）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防止文化“西化”

针对西方在政治、历史、宗教、哲学等领域向俄罗斯人民，特别是俄罗斯青年发起的意识形态侵袭，俄罗斯政府强调要在国内外宣传俄罗斯的积极形象，宣传关于本国独特文明及文化遗产的信息，以及俄罗斯在科学、技术、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增进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此外，俄罗斯加强对俄语及其作为跨文化、跨民族交流工具的重视，同时强调大众媒体中的俄语运用规范；杜绝历史虚无主义，始终如一地反对篡改历史的企图，使人民认同和尊重本国历史；防止文化“西化”，批判西方绝对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崇尚暴力、金钱、过度消费等价值取向，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综上可见，俄罗斯应对西方信息战的主要方法是“解释”和“反驳”，而非“歪曲”和“误导”。这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事实，削弱了西方信息战的影响，维护了俄罗斯在信息空间的主权安全。但是，西方篡改和歪曲真相，破坏历史记忆，使俄罗斯青年形成认知错位的现象仍然存在，俄罗斯在信息安全领域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四、启示

俄罗斯积极倡导建立多边主义、多极世界秩序，在平等、公正和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国际关系。然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看来，多极世界是对其主导的单极秩序的挑战。因此，“只要俄罗斯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存在，信息战就会一直打下去，并将持续很长时间”，而“防止利用信息技术威胁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已经成为多国共识。西方在俄乌冲突中发动的信息战及俄罗斯的应对举措，为我们提供了如下启示。

第一，掌控新闻舆论阵地，提升网络空间治理能力。从俄乌冲突中的信息发酵来看，俄罗斯在抵制西方媒体影响公众认知的前期准备方面存在不足。中国互联网空间也面临易受西方隐蔽信息影响的威胁，因此在“新形势下掌控新闻舆论阵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是必须坚持和贯彻“党管媒体的原则”，“管好用好互联网”。二是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落实信息媒体主体责任，并将其置于国家监管及治理体系之中；完善相关政策制度，确定和提高相关部门打击信息攻击的权限和能力。三是要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积极回应网民关切；加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及时澄清谣言信息。

第二，建设信息安全体系，提高信息攻击抵御能力。从俄乌冲突中的信息防御来看，信息安全体系建设尤为重要，在法律方面应当确定信息对抗的主体和客体，区分不同主体的职能，确保敌对势力不能获取电信和互联网资源。在资源管理方面，限制和破坏信息攻击人员的财政资源基础；优化本国信息资源系统，着力解决《2022年网络安全国家标准需求清单》提出的问题，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提供支撑。在情报研究和知识普及方面，分析、总结和预测信息战活动，对信息战实现有效识别和跟踪；增加信息安全专家人数，培养从事信息安全教育的专业人员；提高公众对信息战的认知和抵御能力。

第三，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提高主流价值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感召力。“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针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应当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敢于对错误思想亮剑，明辨是非；及时制止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避免出现重大意识形态事件和舆论漩涡；开展针对意识形态攻击的“净网行动”，在杜绝历史虚无主义、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的基础上，增强“四个自信”以及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第四，做好国际传播，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西方在信息空间的先发优势为其在全球舆论空间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也使其煽动的“反俄”“仇俄”情绪得以在信息空间广泛传播。对中国而言，“国际舆论格局依然是西强我弱，但这个格局不是不可改变、不可扭转的，关键看我们如何做工作”。为了更好地应对西方信息舆论攻势，应加强海外宣传，对外塑造文明大国形象；依靠和拓展海外传播平台，讲好中国故事，“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深化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及政治理念的认识，树立中国和平发展、不寻求霸权的国际形象；加强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的正面宣传，增强世界人民对中国的认可和推崇，提高新时代文化软实力及其影响力。

第五，加强国际对话，共同推动形成全球信息空间治理的合力。从俄乌冲突中的信息战可以看出，不同国家信息防御和治理能力的差距较大，而且现有规则难以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信息空间存在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为了推进全球信息空间治理体系变革，应当“在联合国主导下制定各方普遍接受的信息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规则、原则和规范”。，继续倡导尊重他国网络及信息主权，反对信息空间的霸权主义、干涉主义；寻求建立信息空间的国际对话机制，以及相关国际法规、公约等治理体系，不再让信息空间成为法外之地，同时使牺牲他国信息安全谋取自身绝对安全的信息战行为得到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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