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主义的历史警示
冷战的结构性对抗固然是直接诱因,但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反进步主义传统,对身份与地位“相对滑落”的不安,以及周期性浮现的反智冲动,才是滋生麦卡锡主义的真正温床。
麦卡锡主义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得名于极力推动反共调查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麦卡锡主义并非一套成型的思想体系,而是一场以“反共”为旗帜的极端保守主义思潮与非理性运动。麦卡锡主义将“反共”塑造为具有绝对正当性的政治立场,以此点燃社会非理性情绪,并动用国家权力对左翼进步群体实施大规模政治迫害。此风潮严重影响美国政治生态与文化氛围,侵蚀法治原则与公民权利。如今,伴随国际格局演进与美国自身变化,身份焦虑与安全叙事再起,但麦卡锡主义的历史已经证明,恐惧与对立无法带来持久安全,只会反噬美国自身。
冷战阴影下的反共政治
反对共产主义是麦卡锡主义最鲜明的特征。这一特征始于其时代背景与社会根源,贯穿社会动员与实践全过程。在此过程中,共产主义被不断具象化,被视为潜伏于美国政治、社会与文化体系内的现实威胁和“有害思想”,针对“疑似共产主义者”的围剿与迫害是麦卡锡主义的最直接表现。
二战结束后,美苏战时同盟瓦解,意识形态分歧与地缘政治竞争全面显现。作为资本主义阵营核心国家,美国高度警惕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产生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1946年,美国驻莫斯科代办乔治·凯南撰写“长电报”,认为苏联会出于天生的不安全感而进行势力扩张,引发美国决策层高度关注。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正式将“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指导思想,颁布9835号行政令,实施“忠诚调查计划”,对联邦雇员进行审查,被认为与共产主义有联系者遭到解雇。
麦卡锡主义不仅制造敌意,更激活美国社会文化中潜藏的反共倾向,助长保守派对左翼运动与共产主义的不满。首先,美国建国初期的清教伦理影响深远。清教价值观将个人成功与“道德”紧密结合,贫困被归因于个人“懒惰”甚至“道德缺陷”,轻视结构性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共产主义主张通过工人革命与解放运动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推翻阶级压迫与不平等制度,这在美国往往被视为企图颠覆“道德”与“秩序”的“暴民政治”。其次,共产主义奉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将宗教视为社会历史现象而非超验性“真理”,强调以现实平等取代“彼岸救赎”。美国社会具有浓厚的宗教文化传统,自认为是“上帝选民”,秉持自身宗教道德观,抵触共产主义。最后,战后美国左翼力量对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批判,早已引起保守派反感。因此,麦卡锡主义兴起之初,得到共和党保守派、富裕阶层、东北部天主教徒等保守反共组织与人物支持。
麦卡锡主义反共的最直接体现,是系统性围剿与迫害共产主义者及左翼进步人士。在美国政坛、学术界与文化界,大量知名人士与普通任职者被冠以“共党分子”“同情共产主义”之名,遭到审查、开除甚至定罪判刑。美国青年共产主义联盟领导人朱利叶斯·罗森堡及其妻子,被以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处死;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因所谓“左翼倾向”被指控为苏联间谍;《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遭到麦卡锡主义者疯狂攻击与迫害,被迫远走欧洲;包括查尔斯·卓别林在内的许多好莱坞演员与导演因同情共产主义、宣传左翼进步思想遭到封杀。许多普通社会工作者、记者与工人因被怀疑或指控而丢失工作,甚至家破人亡。麦卡锡主义还大肆攻击美国工人运动,大批工会被系统性削弱甚至解散。
歇斯底里的阴谋论叙事
“全社会合谋”是麦卡锡主义的另一显著特征。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阵营扩大及美国在朝鲜战场的失利,削弱了美国战略优势,使美国感到世界正在“失控”,外部压力被转化为社会内部安全忧虑。此时,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利用民众不安,故意操纵媒体并煽动公众恐惧情绪,将复杂问题简化为“忠诚与背叛”的二元对立。美国政坛、行政机构与两党竞逐,则为麦卡锡主义大开“方便之门”。
为攫取个人政治声望,麦卡锡借助阴谋论叙事不断造势。他声称掌握“205名潜伏在国务院内部的共产主义分子名单”,故意使用具体数字并在演讲时手持所谓“文件”,向听众和媒体暗示其指控“证据确凿”。麦卡锡通过对间接材料和既有信息的选择性解读与加工,宣称“美国高层政坛已遭共产主义渗透”,将无端指控逐步制造成潜在威胁。他还利用媒体的竞争心理,选择性透露信息,诱使记者围绕其个人言行展开跟踪报道。大量媒体为抢热点,往往未对麦卡锡的言论进行核查便作报道,媒体相互援引,把许多捕风捉影的信息越描越真。例如,《惠灵情报报》记者根据麦卡锡的讲稿,在报道中提及“205名间谍名单”,美联社转引此报道,称“有205名共产党党员在国务院工作”,导致舆论哗然。滚雪球式的报道使麦卡锡声名鹊起,当美国国务院否定其言论后,他坚称有此名单,“只是现在不能公开”。
麦卡锡还擅长通过人身攻击削弱被指控者的辩护可信度,并滥用权力对其进行定罪与迫害。麦卡锡先给目标贴上“共产主义嫌疑分子”或“具有颠覆倾向”的政治标签,以此为前提推动听证调查,使被指控者在尚未举证前就在道德与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在麦卡锡活动早期,参议院的民主党人试图通过内部反对制止其行为,而麦卡锡借助反共大势,采用诬陷诽谤、人身攻击、伪造证据等手段,将反对者污蔑为“亲共”分子。在此逻辑下,任何为被调查者辩护或质疑指控者,都可能被扣上“同情共产主义”甚至“亲共”帽子。1953年,共和党掌握参议院,麦卡锡成为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他进一步扩大调查权,聘用罗伊·科恩为首席律师,在政府人员、媒体工作者、图书馆工作人员、高校教师甚至军方人士中搜查“共产主义者”。被指控人若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权利,试图避免自证其罪,更会被歪曲为“变相认罪”。
“遏制共产主义”战略为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创造空间。当意识形态对抗被赋予国家级优先性时,美国自身面临的制度性问题与社会矛盾,便容易被外部威胁叙事所遮蔽,即一切矛盾都被归罪于“共产主义鼓动”。更重要的是,杜鲁门政府在道义层面为反共行动赋予先验正当性,即反共不再只是特定政策选择,而被等同于维护国家安全与捍卫民主价值本身。在此逻辑下,凡以“反共”为名的政治行为统统被视为天然正当,反共立场本身也逐渐免于被质疑与批评。
两党竞争为麦卡锡主义推波助澜,使反共成为一场“政治竞逐”。1948年,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中失利,亟须寻找削弱民主党的方式,便开始攻击罗斯福新政与批评政府“对共产主义软弱”。面对压力,杜鲁门政府既担心被贴上“亲共”标签,又受制于其所倡导的“遏制共产主义”战略,难以在道义上批判麦卡锡主义,甚至一定程度上采取更强硬的反共姿态,使麦卡锡更加有恃无恐。最后,美国联邦调查局、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及部分右翼反共力量,在不同程度上与麦卡锡主义共谋,形成反共联盟。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及其他相关机构,指控诸多美国左翼组织为苏联“间谍机构”,支持参议院在证据不完整情况下提起大量指控,他本人还曾与麦卡锡私下往来,向其提供信息以供审判所谓“可疑分子”。
系统性的政治迫害
麦卡锡主义深刻扭曲美国民主制度,渗入社会各部门肌理,使怀疑、恐惧与服从成为该时期公共生活常态,对美国人权保障构成严重侵蚀。麦卡锡主义推动“思想犯罪”合法化,将思想、言论与结社行为视为潜在犯罪,定罪凭据从“实际行为”转向“立场存疑”。清剿共产主义给美国社会带来“弥散性恐慌”,国会、联邦调查局与社会各类部门相互配合展开审查,任何人都可能因历史记录和思想倾向受到指控。从哈佛大学到好莱坞,美国社会各行各业都有人因受到政治指控而被开除,基本公民权利遭受侵犯。
麦卡锡主义沉重打击美国文化产业和学术研究。电影与文艺行业被保守派视为共产主义思想渗透的“重灾区”,许多电影人因政治立场和交往经历遭到审查与封杀,多部批判现实、反思社会问题之作被迫下架或停拍。书籍是重点审查对象,大量左翼、共产主义书籍被移出书店和图书馆。在教育领域,胡佛认为共产主义已经渗透到美国教育体系,于是要求联邦调查局监控美国高校。20世纪50年代,联邦调查局对50多所高校进行监控,部分高校行政机构还与联邦调查局、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合作,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名校均在其中。不少高校教师因拒绝回答涉及政治信仰的质询、检举其他共产党人或进行忠诚宣誓,遭到开除或拒聘,高校生态和学术自由严重受损。
在国际层面,麦卡锡主义使美国“自由世界灯塔”光环黯淡。美国国内出现的系统性政治迫害、思想审查与公民权利侵蚀,与其倡导的“自由”“开放”价值观明显相悖,其对共产主义的“病态恐惧”亦使美国国际形象与同盟信誉大打折扣。同时,反共浪潮加剧美国对战后国际格局的二元理解。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在美国内部激起“谁丢失了中国”的争论,麦卡锡抓住机会攻击民主党对华政策,“院外援华集团”、国会“中国帮”等反华组织亦粉墨登场。以时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为首的美国决策层选择敌视新中国政权,麦卡锡主义正是其强硬远东政策背后的催化剂。
回溯历史,麦卡锡主义并非偶然降临美国政治舞台的插曲,而是诞生于国际格局剧烈变动、美国自身安全焦虑不断累积的夹缝。冷战的结构性对抗固然是直接诱因,但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反进步主义传统,对身份与地位“相对滑落”的不安,以及周期性浮现的反智冲动,才是滋生麦卡锡主义的真正温床。
进入21世纪20年代,世界见证了由美国主导、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中国威胁”叙事复兴。伴随国际力量格局持续调整与美国综合实力相对下降,该叙事在2024年总统大选周期中成为两党竞逐的重要议题。“中国威胁”被不断重新包装、反复强调,在选举政治中演化为一种高频次、低成本的动员工具。美国政策界与社会长期回荡诸如“美国政策会令中国再次伟大”“中国意图取代美国国际地位”“中美必有一战”等言论。这些论调虽未发展成席卷全国的反华浪潮,却强化了美国鹰派对中国的对抗心态,并在双边互动、人文交流、学术合作等具体领域投下阴影。大批中国学者与学生签证被撤销,华裔学者实验室与科研项目被迫关停,跨国学术合作受到严格审查,大量中国企业被列入限制清单。当美国面对毒品泛滥、产业空心化与就业流失等深层社会问题时,中国成为最具象、最便利的替罪羊。
尽管当代美国尚未重演麦卡锡时代全面失控的政治清洗,但“新麦卡锡主义”的幽灵已然浮现。它不再以频繁公开听证、相互检举和黑名单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安全话语泛化、理性声音边缘化以及内部挑战的外部归因,不断侵蚀美国对华决策理性空间。这种趋势或许不足以引发一场新的反共、反华狂潮,却足以在科技、人文等具体领域掀起风浪,甚至在地缘政治等议题上激起波澜,严重影响中美关系与地区稳定,并制造新的风险点。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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