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美国选举政治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成为观察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重要窗口。自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趋势日益凸显，社会矛盾集中爆发。作为对资本主义弊病的对抗性回应，社会主义因素以新的形态重返美国主流政治版图，在制度参与、政策理念、话语建构、组织动员四个方面有着突出展现。尽管美国社会主义仍多以“批判的武器”的形式出现，尚难以主导美国的选举政治或撼动其主流的政治结构，但在资本主义危机持续不断的情况下，其在青年群体、进步运动与基层社团中的影响力正不断扩大。在美国，社会主义作为反思性力量将持续发挥重要影响，并成为撬动制度变革、影响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潜在力量。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遭受剧烈经济震荡，由此引发了持续的政治极化与阶级变动。这一政治进程在美国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迅速崛起，二是以社会主义为标志的左翼力量逐步重返公众视野。作为对资本主义弊病的对抗性回应，近年来社会主义因素在美国选举政治中显著增长。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力量重回美国公众的政治视野，并由此进入复苏阶段。

一、近年来美国选举政治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具体展现

所谓社会主义因素，并非指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确立，而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生成的带有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和特征的新的社会要素。在美国，社会主义因长期受制于麦卡锡主义以及遭到反共政治势力的绞杀而式微，社会主义政党不断分裂，社会主义力量持续衰退，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并逐渐淡出美国主流政治。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长久疲软、世界大流行病的冲击以及关键政治人物的参选，社会主义在美国借助选举政治重回公众视野，社会主义因素在美国选举政治中愈发凸显，成为当代美国政治生态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一)制度参与维度：社会主义力量在选举中实现系统性回归

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曾在20世纪初推出尤金·德布斯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五次参加美国大选，并于1912年历史性地拿下5.99%的全国选票。但随着社会主义政党的自我分裂、民主党和共和党持续的系统性打压以及冷战期间反共浪潮的冲击，社会主义政治力量在美国日渐被边缘化。此后数十年里，美国共产党、美国社会党等左翼力量在全国与地方选举中均未能产生较大影响，在政治上长时间陷于低谷。这一困境在近年来有所改变，美国社会主义政治力量在关键人物参选、国会选举突破、地方系统任职等方面实现了新一轮复苏。

2016年，伯尼·桑德斯以“感受燃烧”(Feel the Bern)为竞选口号参加美国总统竞选，标志着社会主义力量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一次重大回归。他的激进政策迅速激发了美国青年选民、中低收入群体以及“草根阶层”的政治热情。在2016年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桑德斯以60%的得票率胜出。他通过选举平台系统地阐释了其政治设想，目的是在美国掀起政治革命以改变现有的不平等现象，将美国改造成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一种服务于全体人民、而非仅仅服务于1%的人”的体制。尽管桑德斯未能在选举中最终获胜，但其多年来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公开发声参选，实质性提升了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社会中的可见度与正当性，打破了由两党制与保守主义长期主导的美国政治图景。这意味着，在传统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外，社会主义重回公众视野，并“终结了美国左翼的边缘化状态”。桑德斯的参选，一方面促成了民主社会主义与进步群体在制度内外的广泛联合，从而使社会主义板块在高度保守化的美国政治版图中获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也迫使民主党在议题设置上向左转，从而使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进步口号、合理诉求及政策议题得到广泛传播并重回美国主流政治话语。正如美国共产党前主席约翰·巴切特尔所说的，桑德斯参选是一场拓宽了政治想象力的运动，促进了整个美国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讨论：“桑德斯无论是赢还是输，美国政治都将因此而变得不一样，因为激进的新思想被广泛讨论，新的力量使选举场充满活力。”

与此同时，作为环保立法、LGBTQ+权利等新兴议题的主要推动者，持有社会主义理念的政治力量在美国选举政治中逐步实现反弹，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DSA)、美国共产党(CPUSA)、美国绿党(GPUS)、工人家庭党(WFP)、争取社会主义和解放党(PSL)等自称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和目标的政党在选举中取得新的进展。其中，在桑德斯参选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在美国选举中取得重大突破：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其成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和拉茜达·塔利布当选国会议员，填补了美国社会主义力量在国会中数十年的任职空白。随后，民主党中持民主社会主义立场的科里·布克和贾马尔·鲍曼在2020年也成功进入众议院，进一步扩大了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影响力与受众面，为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发展带来了更多议题与可能性。自2025年以来，社会主义者在美国的地市选举中更是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成员佐赫兰·马姆达尼赢得了纽约市市长选举，这一被称为“在帝国核心地带夺取权力的壮举……打破了新自由主义具有不可替代性的谎言”；凯蒂·威尔逊击败任内市长布鲁斯·哈勒尔当选西雅图市市长；凯尔西·邦德成为亚特兰大历史上第一位社会主义者市议员；截至2025年11月，共有超250名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成员在40个州担任公职，其中90%的人是在2019年后当选的。美国共产党也打破了在地方选举中长达六年颗粒无收的局面，在市、区议会选举中数度胜选。这些突破使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在美国获得了实质性的推进机会，并使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制度体制内获得了新的合法性与议题影响力。

(二)政策理念维度：多种社会主义模式与进步政策的登场

近年来，在美国的选举政治中，社会主义不再只是停留于抽象的意识形态批判层面或者充当某种政治标签，而是发展形成了多样化的社会主义模式与进步政策，并通过国会提案以及地方治理嵌入美国当前的政治版图中。

在美国社会主义力量迅猛发展的20世纪初期，美国社会党曾两度赢得众议院席位，并在威斯康星、纽约、宾夕法尼亚、明尼苏达等州取得一系列地方任职成果。其中，1910年，美国社会党成员埃米尔·赛德尔在德国移民相对集中的密尔沃基市当选市长，成为该市首位社会主义者市长；1916年，该党成员丹尼尔·霍恩继续当选该市市长，并连续任职长达28年。他们在任职期间推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工人的罢工权利、保障公平税收等带有鲜明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形成了以务实公共治理著称的“密尔沃基模式”。正如历史学家约翰·戈达所言，被称为“下水道社会主义者”(Sewer Socialist)的密尔沃基人更关注公共事务，并将其逐步拓展为一种公共企业观；他们更想建立的是一个有能力的、有效力的政府，而非某种抽象的意识形态。进入21世纪，伴随着生活成本的攀升与资源不平等的加剧，在沿袭社会主义理念并将其与新兴社会议题相结合的情境下，美国公共治理领域出现了与“密尔沃基模式”内涵相似但形式各异的市政社会主义理念。例如，2021年，主张住房正义和改善工人生活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成员茵迪雅·沃尔顿在布法罗市长初选中击败了任内市长拜伦·布朗。左翼杂志《雅各宾》发文称，沃尔顿的参选重振了在美国曾经有过较长历史的市政社会主义，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崛起过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尽管沃尔顿并未获得市长选举的最终胜利，但其“住房社会主义”主张既体现了“下水道社会主义”形成以来美国地方治理中的社会主义传统理念在当代的延续，也为进步政策重返美国主流政治场域并嵌入制度性讨论增添了重要样本。此外，获选纽约市市长的马姆达尼在竞选时也提出了由政府拥有和运营市政杂货店的计划，旨在缓解食品价格飙升给民众带来的压力，以保障“食品正义”。这一主张被媒体形象地称为“杂货店社会主义”，它不仅回应了美国近年来食品价格飞涨与大型零售商垄断加剧的现实问题，也体现了市政社会主义理念在21世纪的延续与本土化实践。与此同时，美国的选举政治中还涌现出了由尤尼塞斯·埃尔南德斯、普拉米拉·贾亚帕尔、伊尔汗·奥马尔等人各自提出的“路灯社会主义”“医疗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等政策主张。这些政策主张借助选举平台，力图从制度化途径解决资本逐利与市场失灵带来的各种问题，成为在美国地方治理层面推动进步政策的生动范例。这一系列社会主义模式虽在实施规模与影响力上远谈不上宏观的制度变革，但其“务实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主张为社会主义在美国地方政治中的发展提供了现实路径。

社会主义力量在美国国会和地方选举方面的突破，也迫使民主党在选举进程中不断调整政治纲领的内容，采纳或部分采纳了全民医保、绿色新政、免费高等教育、财富再分配等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从而使这些社会主义主张逐步从历史经验或理论设想落实为市政政策与社区治理的具体方案。据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国家选举委员会的数据，自2016年起，31项涉及住房权、劳工保护和可再生能源的投票倡议在该组织的支持下落地。其中，在该组织成员的推动下，纽约州于2023年通过了强调绿色就业、主张为低收入社区和环境受损社区提供优先支持的《公共可再生能源建设法案》(Build Public Renewables Act)。这被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称为“美国历史上绿色新政取得的最大胜利”。这些举措虽与实现社会主义相距尚远，但仍在现有制度语境下使美国社会主义不再只是理论上的宏观制度叙事，而是在实践层面实现了部分社会主义因素的制度性嵌入。

(三)话语建构维度：社会主义话语重返主流政治论域

社会主义在美国被污名化的历史深刻影响了美国的政治语境，其内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发生着演变。由于20世纪后半叶形成的反共浪潮，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视为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威胁，成为反美、反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常常成为两党相互攻讦的政治武器，因而在美国的主流政治话语中鲜有立足空间。在2008年美国大选期间，约翰·麦凯恩阵营及共和党保守派人士不断将奥巴马的医保改革和增税政策贴上“社会主义倾向”的标签，企图将奥巴马塑造为激进左翼分子并对其展开政治攻击。而伴随着桑德斯、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民主社会主义者在选举政治中崭露头角，共和党更是借此对进步派候选人展开无差别打压，通过妖魔化社会主义来营造社会恐慌，由此推动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在2024年选举中，特朗普不仅指控卡玛拉·哈里斯为“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在社交媒体上炮制出哈里斯曾加入苏共、三次秘密前往苏联参训等假新闻，给后者带来不小的政治风险。对此，特朗普曾公开解释过他的策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对手定义为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这将最大可能地降低他们在公众眼中的合法性。这是社会主义在美国被妖魔化和贬损化的典型案例。

然而，这一系列妖魔化社会主义的举动并未如共和党人所设想的，在全美掀起第三次大规模的反共浪潮，反而引发公众对于社会主义的热切讨论，使社会主义议题成为美国政治辩论中的重要内容。2012年，美国的《韦氏词典》便将“社会主义”列为年度十大热门词汇之一。而在桑德斯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身份参选后，“社会主义”一词的搜索量更是暴增169%，一跃成为2015年《韦氏词典》网站上搜索量最多的词汇。《韦氏词典》的主编彼得·索寇洛夫斯基表示，“社会主义”一词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各种讨论以及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中的使用频率显著提升。在此背景下，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在美国达到了数十年来的高峰，众多政治人物、媒体和专家学者围绕社会主义的内涵、左翼标签的界定以及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展开讨论，形成了包括自由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新无政府主义等在内的新一轮社会主义思潮，打破了社会主义在美国政治中长期所处的边缘地位。在全球化、气候变化、社会公正等议题的推动下，社会主义的讨论空间正在不断拓展。这促进了社会主义在美国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中的传播，并使社会主义话题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脱敏”。卡托研究所和英国民意调查机构“舆观”2025年3月的调查数据显示，在18—29岁的美国青年中，有62%对社会主义持赞同态度，34%对共产主义持赞同态度，他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态度同其他年龄群体存在明显差异。这一现象表明，社会主义在美国选举政治中得到的广泛讨论引发了美国年轻选民，尤其是Z世代青年的着迷与追捧，社会主义理念开始被青年群体视为改革现有制度和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可行路径。

(四)组织动员维度：左翼政党借选举议题开展差异化社会运动

近年来，美国各社会主义政党和左翼组织高度关注选举周期内的各种社会议题和政治事件，并以公开发声、抗议示威、罢工游行等形式进行集中回应，由此成为美国大选期间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美国系统性危机集中爆发的背景下，各种立场不同的社会主义力量以多种形式参与到选举政治中，力求寻找到更大的发声机遇和行动空间。一部分美国社会主义政党，如美国的共产党(ACP)、自由之路社会主义组织、美国革命共产党人党等，通过反对美国大选并抵制一切形式的投票行为来表明自身立场。工人世界党在谈及2024年美国大选时直言：“无论是拜登—哈里斯政府，还是特朗普，都从未兑现过减轻工人阶级生活压力的承诺。这次选举既不会解决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无法缓解全球战争扩大化的威胁。”另一部分美国社会主义政党则采取了集会、街头抗议、阶级斗争等更为激进的形式去抵制现有体制，并以敲门拉票、张贴海报、社交媒体宣传、校园集会、发放传单等方式扩大其斗争的影响力。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美国社会主义力量则强调，要形成广泛的左翼联盟，以抗击共同的右翼敌人。如美国共产党联合主席乔·西姆斯所言：“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力量能够单独赢得这场战斗。如果要击败极右翼，选举联盟就必须广泛而多样化。”通过组织和参与选举政治过程中的各种社会运动，美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回升态势，在参与总统选举、国会选举和地方选举的基础上，实现了政党成员人数的增加与基层组织的系统性建设。其中，党员人数曾长期徘徊在2000余人的美国共产党，在转而实行现代群众性政党路线后，其党员人数在2023年11月已增至15000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作为美国目前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也在最近的选举周期中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其成员人数在2021年已经超过9.5万人，并在全美设有约239个地方分会，已具备较为成熟的组织动员能力。此外，争取社会主义和解放党、美国的共产党、美国革命共产党人党等社会主义政党的党员人数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增长。美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党员人数的增长上，也体现在组织布局的拓展上。美国共产党近年来在底特律、华盛顿等地恢复或新建了多个城市党支部，并在各州下设了社区俱乐部和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在组织上实现了对街区以及校园的覆盖，由此构建起了具有地方渗透力的基层动员体系。这些无疑证明了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正从低谷走向复苏。这一发展不仅为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激进左翼思想的传播创造了制度性空间，也使社会主义者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影响力逐步从理念层面延伸至政治实践层面，推动了社会主义议题的现实性转化。

二、美国选举政治中社会主义因素兴起的根源

总的来看，社会主义因素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兴起是社会经济矛盾加剧、体制结构裂缝扩大、阶级构成变动和社会文化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与制度吸引力减退是根本原因

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长期以人类制度演化的“终极形态”自居，宣称其政治与经济模式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道路”。然而，自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发展缺陷日益凸显。日益严峻的经济危机与社会撕裂极大动摇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的自信，同时为社会主义因素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兴起埋下伏笔。从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相关统计数据来看，2008—2019年，美国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93%，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复苏所经历的最漫长、最疲软的一个周期。而从中长期来看，在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世界性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美国工资增长迟滞、消费意愿不足以及劳动力市场持续走软，导致美国中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差异被进一步拉大。桑德斯在选举过程中也多次揭露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美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已经超过地球上所有主要国家，顶层1%人群中的十分之一，他们掌握的财富相当于底层90%人口的总财富——这不公平。”

资本主义的每一次重大危机都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重要影响。在流行病、战争、失业、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工作条件恶化、生活成本高涨等因素的影响下，美国社会中的不满情绪持续蔓延，美国民众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以及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与出路，并开始将目光转向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正如南希·弗雷泽所言，资本主义不仅陷入了财富增长无法转化为社会福利的积累危机，更由此引发了政治体制无法维系社会信任的合法性危机。资本主义在面对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以及世界性疫情时的束手无策，以及在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社会服务领域逐步暴露出的结构性问题，使越来越多的美国选民对现有的经济与政治体制产生了信任危机。自2008年金融危机，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接连不断的系统性危机使得美国青年群体、激进力量与中低收入者迫切地想要找到一条不同以往的政治新路。在这一背景下，全民医保、免费教育、普惠住房等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民生政策，以及以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为目标、以通过政府干预和社会化政策重构社会福利体系为手段的社会主义方案，对美国民众的吸引力大幅上升，进而直接导致社会主义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影响力逐步增长。

(二)阶级构成变动以及两党政治失衡是深层原因

自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已形成稳定的两党竞争体制，民主党与共和党在意识形态、政策理念与社会基础层面彼此制衡，共同维系了美国政治的可预期性。正是在这一稳定的体制结构下，“社会主义例外论”在美国大有市场。这种观点认为，美国拥有强大的中产阶级、稳定的两党政治结构、分散的劳工力量以及深厚的个人主义传统，因而社会主义难以在美国生根，更无法进入主流政治领域。然而，随着阶级构成的变动，美国两党之间的对抗程度加剧，治理困局频发，导致原有的政治格局走向松动，从而给社会主义力量带来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资本主义体制的演化和全球化，以及在技术进步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作为资本主义政治稳定器的美国中产阶级正逐步走向萎缩，致使美国政治在社会结构的转型调整中走向动荡与极化。这一结构性变化不仅导致民粹主义力量的普遍崛起，也使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社会基础走向背离与高度分化：其各自的政治认同由此走向固化，政策分歧也因阶级之间的妥协与认同的消减而不断扩大，政党间的社会共识走向破裂。在不断极化的政治环境中，美国两党之间的冲突愈发加剧，其分歧不再只是体现在对具体政策的价值判断上，而是逐步演变为在治理理念、制度阐释乃至政治立场等根本性问题上的阵营性对抗。两党冲突在国会、政府、媒体与社会运动中表现为系统性的撕裂，并在财政、税收、医疗、教育等议题上互相牵制，难以形成长期有效的公共政策，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也无法得到制度性回应。

在住房危机频发、学生债务加重、工资增长停滞、医疗负担增加等结构性矛盾持续恶化的大背景下，两党政治在制度上处于疲态，在功能上陷入衰退，为社会主义因素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兴起提供了现实空间。盖洛普公司2025年10月的调查数据显示，有62%的受访者希望美国出现“第三党”。这表明，美国选民开始寻找替代性政治力量以应对两党体制无法解决的现实困境。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社会主义力量利用两党冲突与博弈带来的结构性裂缝，在政治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对部分社会阶层的结构性需求作出回应，从而在美国各层级的选举中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此基础上，他们推出了一系列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公共政策，针对诸多关键的民生问题提出了明确的系统性解决方案，由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其中，桑德斯、伊丽莎白·沃伦、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人提出的全民医保、免费公立教育等政策，正是对美国青年群体所遭遇的社会痛点的直接回应，直接引发了该群体对社会主义的支持。越来越多的美国选民将社会主义政策视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务实选项，而非被污名化的意识形态标签。这不仅使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议程进入了美国主流的政治讨论场域，有力地打破了“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更使社会主义在美国不再只停留于意识形态层面，而是转变为现实可行的政策路径以及当代政治中的潜在选项，这也有助于社会主义者转变为一种正面的政治身份。

(三)社会观念的转变与群众基础的扩展是直接原因

与冷战时期的“红色恐慌”塑造的强烈反共情绪不同，当代美国社会对“社会主义”一词的敌对情绪明显下降。代际更替导致冷战记忆在美国民众的脑海中不断淡化，资本主义政党施政无效引发的政治无力感在选民中逐渐扩散，结果是社会主义在美国不再只是意味着颠覆体制，而是逐渐转化为包括社会公正、福利扩张、再分配等理念在内的集合性符号。虽然在全美范围内对社会主义持正面看法的民众比例仍低于对资本主义持正面看法的民众比例，但自21世纪以来，美国民众对社会主义的接受度呈现出显著的上升态势。其中，在民主党内部，仅有四成党员对资本主义持积极态度，但对社会主义持正面评价的比例却达到2/3。社会主义在美国民众中的“脱敏化”趋势也体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面向18—30岁美国青年群体的多次民意调查显示，对社会主义的认可度已经与对资本主义的认可度相当，甚至在部分调查中略有领先。这一系列趋势表明，在美国部分群体中，“社会主义”正从一种需要避讳的意识形态标签转变为可以公开讨论甚至予以积极认同的政治选项。

正是这种社会观念的转变，使得近年来政治人物公开以民主社会主义者或共产党员身份参选的案例显著增多，自称社会主义者甚至是共产党人的候选人不再因“社会主义”标签而被自动排除在政治舞台之外。史蒂文·埃斯特拉达在2021年公开以美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参与长滩市议会选举时说道：“大部分人对我的共产主义者身份并不感到困扰，也没有太多敌意。”这一现实表明，尽管美国社会整体上仍存在反共传统，但该传统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的实际影响力已大不如前，美国社会对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排斥度正不断下降。

(四)美国社会主义力量的务实性调整是主观原因

美国选举政治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增多，既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关，也与社会主义力量在政治策略与发展理念上的重大调整存在密切联系。近年来，美国各社会主义力量结合本土社会的特征，从阶级基础、话语风格、政党角色、政治目标等方面入手展开系统性调整，以应对时代的变化。

近年来，美国新社会运动此起彼伏，环境保护、动物保护、种族平等、女权主义、移民、反战与和平、LGBTQ+权利等新兴议题不断扩展，逐步进入主流政治领域，身份政治也由此迅速崛起并成为青年群体、少数族裔和各边缘群体进行政治表达的重要媒介。在美国社会日趋多元化与碎片化的背景下，单一议题难以形成持续的政治动员。社会主义力量利用这一结构性变化将身份议题纳入讨论框架，构建起横跨阶级、民生、性别、种族等领域的议题网络。身份政治所代表的被压迫群体的利益诉求，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主义伸张的平等和公正理念存在共鸣基础；多元议题的兴起也在新语境下为社会主义力量提供了新的议题资源，为左翼政治力量进行理论更新与组织转型提供了理论准备和群众基础。以黑人人权运动(Black Lives Matter)为例，其核心主张虽是反抗警察暴力和种族主义，但社会主义力量将其进一步扩展为对制度性压迫的全面反思，以此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源分配、公平正义和国家责任上的失灵。这一扩展使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交汇在一起，不仅使社会主义政党在社会运动中的立场获得了更大的合法性，同时吸引了大量对制度性不公正感到不满的中青年选民，更使社会主义政治理念不再局限于抽象的意识形态层面，而是在与公共利益相结合的基础上落实为具体的政策主张，从而提升了社会主义在选举政治中的传播力与动员力。

此外，在阶级话语与阶级斗争路线难以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并取得理想的斗争效果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政党不得不寻求新的表达路径。为此，他们主张通过“民主斗争”来实现渐进式变革，以此淡化其政治话语的阶级色彩，同时重新拾起选举武器，力求在制度框架内探寻新的发展空间。例如，美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多维度、深层次的新探索，在明确自身作为工人阶级代表的基础上，将视线聚焦于多元群体的利益诉求，以适应新形势带来的挑战。自1996年格斯·霍尔在美国共产党第二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权利法案社会主义”概念以来，该党的思想理论便呈现出鲜明的务实取向。2005年，美国共产党发布新纲领，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环境、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以及可争取的主要进步力量，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是在现有制度内推动民主发展、种族与阶级平权、生态可持续等多元改革议程。巴切特尔也借用马克思的话表示，要意识到“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借助于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

还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社会主义力量的策略调整也体现在参选方式的创新上，即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与美国选举制度的“兼容”。长期以来，美国高度封闭的两党格局为第三党参政制造了系统性壁垒，但美国社会主义力量并未教条化地采取“独立选举路线”，而是利用现有选举制度的特征灵活参选。一方面，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不再只聚焦总统和国会选举，而是转向了地方层面的选举，通过在社区委员会、公园委员会、学区委员会以及市政机构选举方面的零星突破，进入地方治理框架。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力量也利用“借道”模式，通过参加民主党初选进入选举通道，再以明确的社会主义纲领参选，力图实现从资本主义内部建立“社会主义的过渡性制度”，并逐步推动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这一务实策略不仅绕开了第三党在美国选举中的天然劣势，客观上也推动了民主党的左转，并实现了社会主义因素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兴起。

三、启示与展望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选举政治中兴起了诸多社会主义因素，出现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趋势。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社会主义力量将成为推动美国进步运动的核心因素？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是否会借此机会进入爆发式发展期并实现一系列的制度性变革？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回到这些社会主义因素本身进行探讨。

(一)在资本主义制度性弊病频发的条件下美国社会主义运动进入重要机遇期

进入21世纪，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历了经济复苏无望、贫富差距加剧、阶级流动固化、种族矛盾频发等多项社会问题叠加爆发的混乱时期。美国社会正陷入一种结构性怪圈：种族、经济与政治矛盾轮番爆发，群体撕裂加剧，继而引发新一轮更为极端的社会冲突。尽管部分社会运动推动了诸如警察体系改革、医保改革等政策调整，部分此前被漠视的议题进入了美国主流政治讨论中，但受制于选举人团、党派阻挠、游说集团等陈旧机制，美国联邦政府难以回应多数民众的实际诉求，税收困境、种群对抗、政治分化等根本性结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在资本主义制度迟迟无法修复其根本性裂痕、社会抗议却日益常态化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作出了结构性回应，进而成为通往社会正义与集体福祉的可行路径。美国民众在追问资本主义矛盾根源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出现了一些有利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趋势与因素。基于此，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极有可能进入新一轮的重要机遇期，未来在美国政治版图中的影响力将持续上升，这一趋势将与美国日益严重的制度性危机形成长期交织。

同时，各类社会主义因素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兴起足以表明，“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并不成立，目前美国社会主义发展状况只是体现了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与组织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必然经历的徘徊与探索。维尔纳·桑巴特曾从物质多寡入手阐释了美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困境，即“在烤牛肉和苹果派上面，一切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都烟消云散了”，认为经济条件不断提升是美国缺少社会主义的关键因素。“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美国资本主义的长期维持依靠的是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对广泛的中产阶级结构以及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性，这些因素削弱了阶级政治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社会基础。然而，这一前提并非固定不变的。对于美国民众而言，面对日渐加剧的系统性危机与不断滑落的经济条件，社会主义便不再只是外来的意识形态资源，而是重新转化为美国社会回应现实矛盾的政治方案，不仅唤醒了美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传统，也在现实层面对“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及“历史终结论”进行了有力驳斥。从未来发展看，只要美国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弊病和周期性矛盾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运动就仍将在美国社会中持续生发。而在一次次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良中，“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而且留下了对社会主义的美好记忆和思想遗产，也积累了社会主义因素”。由此推测，在美国未来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因素不会立即导向制度层面的整体变革，但会在持续积累中不断拓展自身的影响力与实践空间，并以更加贴近美国现实矛盾和时代议题的方式，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道路。

(二)仅仅作为“批判的武器”的美国社会主义难以引发系统性变革

尽管近年来美国社会主义思潮声势渐涨，特别是在青年群体、左翼阵营及社会运动领域中获得了更广泛的呼应，但社会主义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角色仍难以突破其作为“批判的武器”的定位，因而尚无法切实推动社会的系统性变革。当前，美国的社会主义更多的还只是作为符号化的抗议性话语存在，美国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也尚不足以支撑其实现系统性变革。可以说，现阶段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还难以改变美国政治的基本格局。

首先，美国现有的社会主义力量高度分散，其政治目标与利益诉求难以在内部实现协调统一。当前美国社会主义政党在是否参与选举、是否接受混合经济、是否主张彻底的制度替代等关键问题上分歧显著。它们在未来发展中仍面临着坚持阶级话语还是主张多元议题、采取依附参选方式还是保持革命色彩、建立统一战线还是独立进行组织、实施网络联结还是组织线下运动、专注青年动员还是实现跨代整合等诸多战略上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将深刻影响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走向。这就意味着，尽管社会主义因素在当前美国选举政治中明显增加，但如果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不能克服思想混杂、组织分化、力量分散等缺陷，就很难形成统一的影响力与凝聚力，既无力纠正美国资本主义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旧有弊病，也很难打破美国两党轮转的政治格局。

其次，在当前美国的主流政治语境中，社会主义还只是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而存在。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社会主义”依然是一个被妖魔化和贬损化的政治标签，被歪曲为一种反对市场经济、主张极权政治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模式与社会思潮。如此一来，在美国的选举政治中，社会主义成为政敌之间相互攻讦的武器，目的是给对手涂抹上负面的政治色彩。另一方面，桑德斯所宣扬的“民主社会主义”没有以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实施公有制为目标，只是作为针对美国当前的社会弊病的批判性话语出现，这使得“社会主义”在一些美国民众眼中主要是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标签与煽动民众情绪的话语工具。当前在美国流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只是一些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人在马克思主义、后物质主义与左翼民粹主义的影响下，将罗斯福新政、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福利模式与诸多先锋议题杂糅在一起形成的混合物。换言之，当前，美国很多人宣扬社会主义，更多是一种反建制、反富人政治的情绪宣泄，而不是将其作为指导现实政治斗争的科学思想体系。

最后，尽管在资本主义制度危机频发、民主社会主义重返美国主流政治话语的背景下，美国青年群体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与兴趣日趋向好，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涵、政治模式、实践路径及未来目标，仍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根据“舆观”的相关调查数据，在美国青年中，66%的人对社会主义概念无法作出正确界定，43%的人表示不清楚何谓马克思主义倾向，甚至有近30%的受访者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这表明，美国青年群体所接受的教育与所处的环境导致其无法充分和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长久的反共宣传不仅导致很多民众对社会主义持强烈拒斥与天然反感的态度，也导致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概念内涵与具体实践茫然无知。同时，这也说明，当前美国青年群体对社会主义的追捧，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医治资本主义的弊病苦求药方，这种支持带有较强的情绪色彩，虽能在短期内激发动员活力，但难以构建起长效的政治机制。

(三)美国选举政治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兴起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意义

美国社会主义力量的实践探索表明，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不再按照单一的路径和固定的模式展开，而是呈现出多中心、多样态、多方式、多层次的复杂特征。与之前以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改造现有生产关系为显性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同，美国社会主义力量转向在既有政治框架、选举制度与市民社会结构中，通过议题斗争、制度博弈和地方治理逐步扩大自身的现实影响力，旨在摸索一条在制度内对抗资本主义的渐进式道路。这种以选举为主要舞台、以议题为核心抓手、以种群联合为组织单元的社会主义实践形态，虽与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拉美的左翼浪潮大相径庭，但其所秉持的反剥削、反不平等、追求社会正义与公共福祉的价值取向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致性，应当被视为当代社会主义谱系中的重要分支，而非与社会主义相分离的“他者”力量。

此外，美国选举政治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也以独特的方式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一套不断在历史实践中接受检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被重新诠释的开放性理论体系。当今美国社会或者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面临着资本金融化、劳工去组织化、身份政治兴起、生态危机加剧等一系列新问题，这恰恰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观察场域和理论生长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剥削、异化等问题的经典理论在美国的现实斗争中并未失效，反而与种族、性别、移民、生态等多元议题交织在一起，展现出更复杂的结构形态，由此推动着自身的拓展与更新。

可以预见的是，社会主义因素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兴起势必对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格局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美国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其政治生态中不断浮现的社会主义因素在客观上撼动了“资本主义无可替代”的普世神话。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内部复苏并获得一定的群众基础，这一事实也是对“历史终结论”及“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的有力驳斥。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主义力量围绕住房危机、气候正义、种族平等、全民医疗等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和形成的动员经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探索本土化的社会主义发展路径提供了一定的借鉴。虽然这种美国式社会主义实践在短期内还无法实现制度层面的根本性变革，但它仍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图景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只要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与制度性弊病得不到有效解决，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工具和实践指南的理论潜能仍将被不断激活，包括美国在内的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力量也将以不同的方式，在新的历史进程中持续展开行动。

(注释从略)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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