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意识形态武器化

自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重返白宫以来的十个月里，他彻底颠覆了美国与盟友及对手的交往方式。这种改变不仅体现在他对白宫建筑风格和装饰的改造上，更在于他重绘了华盛顿观察世界的“心理地图”。

最初，本届政府对关税的关注让外界以为特朗普对别国政治缺乏兴趣，只在乎贸易差额。然而，最近的一系列举措打破了这种幻想。正是意识形态而非经济因素，解释了特朗普为何对巴西(他极度厌恶该国左翼总统卢拉)充满敌意，却对阿根廷(其右翼民粹主义总统米莱被他称为“最喜欢的总统”)表现出无限的财政慷慨。 定义特朗普政策的核心已不再是传统的“民主与威权”之争，而是左右翼的分野。与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乔·拜登(Joe Biden)等前任不同，特朗普对输出民主毫无兴趣。他热衷于输出的是其国内政治议程——反移民、反“觉醒”(anti-woke)、反环保。

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特朗普的对欧政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对欧盟嗤之以鼻，摒弃了维系跨大西洋联盟的传统自由主义价值观，转而向欧洲极右翼倾斜。除了与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总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保持密切关系外，特朗普还公开支持德国选择党(AfD)、西班牙呼声党(Vox)以及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英国改革党(Reform UK)等极右翼政党。

白宫似乎认为，许多欧洲国家的政治进程仅仅落后美国一个选举周期，并预计欧洲大陆在未来几年将出现急剧的右转。欧洲右翼人士似乎也认同这一判断，甚至已着手组建某种跨国阵线。一个名为“欧洲爱国者”(Patriots of Europe)的新兴右翼政党集团已经出现，他们誓言要“让欧洲再次伟大”，并将“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视为效仿的典范。

美国的战略算盘与欧洲的现实

当下，特朗普正质疑美国与欧洲的安全安排，威胁减少在欧军事存在，并要求欧洲自行承担防务费用。在此背景下，他支持欧洲极右翼的做法乍看之下似乎是一步战略妙棋：这允许美国在减少对该地区承诺的同时，仍将欧洲大部分地区保留在其势力范围内。这被视为一种低成本的手段，既能强化MAGA运动的影响力，又能防止一个更加独立、不再唯华盛顿马首是瞻的主权欧洲崛起。

在这场博弈中，中欧地区扮演了关键角色，那里的非自由主义政客已经建立了稳固的根基。早在2024年大选前，特朗普就表达了对长期执政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an)的钦佩，后者常被奉为MAGA式领导的典范;重返白宫后，特朗普通过豁免匈牙利进口俄罗斯石油的相关制裁，进一步强调了这种特殊关系。在波兰，获得MAGA背书的极右翼候选人卡罗尔·纳夫罗茨基(Karol Nawrocki)赢得了6月的总统大选。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佐(Robert Fico)已宣布与这位美国总统结盟。而在捷克，另一位受特朗普青睐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s)在10月的议会选举中获胜，目前正寻求组建新政府。

然而，如果说特朗普政府对欧洲极右翼的积极拉拢已初见成效，但这同样是一场充满风险的赌博。首先，加剧政治极化可能导致欧洲走向分裂，而非归顺于特朗普的秩序。即便是欧尔班这样的非自由主义领导人，在俄罗斯、东方或经济议题上也未必会在地缘政治上与特朗普保持一致。与此同时，通过将支持全盘倾注于意识形态一致的政党和领导人，美国政府可能正在失去那些传统上支撑华盛顿在欧关键利益的亲美基石。

非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者

如果说冷战后的前二十年是以东欧的“西方化”为特征——自由民主在原东欧集团国家遍地开花，那么当下的趋势则截然相反。随着欧尔班式的非自由主义向曾经的自由主义堡垒蔓延，西欧正经历着渐进的“东方化”。德国选择党在德国西部的急剧崛起正是这一转变的醒目信号。

不久前，许多分析人士还认为，被德国国内情报机构认定为“确证的右翼极端主义”威胁的德国选择党，无法将其影响力扩展出前东德地区。然而，该党近期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th Rhine-Westphalia)等地的民调和地区选举表现表明，这种假设已不再成立。如今是西方在模仿东方：西欧的公众态度已开始与2015年难民危机期间东欧的情绪趋同。欧洲政治中“东方”的崛起，使得欧盟在意识形态上与特朗普的华盛顿更加接近。

但是，特朗普与欧尔班及中东欧其他右翼领导人的联盟不仅仅基于意识形态。虽然这些国家的非自由力量在对俄政策或经济治理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且时常对立，但该地区的政治气质与美国的“红州”颇为相似：文化保守、白人为主，且致力于维持文化单一性。像MAGA支持者一样，这里的人口倾向于排斥移民、反感所谓的“觉醒文化”，并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美国的东欧裔群体在上一次大选中倾向于支持特朗普。

一个关键的结论是：欧洲人对美国的看法现在取决于他们对特朗普的看法。

2024年特朗普胜选后，一种更广泛的重组感变得清晰起来：在中东欧民粹右翼政党的带领下，欧洲大陆的非自由势力迅速从捍卫国家主权对抗欧盟，转向倡导具有全球保守议程的新跨国运动。与此同时，欧洲的中道力量往往在做相反的事：许多曾经的全球化和跨大西洋主义支持者已重塑为“主权主义者”，以此抵制他们眼中来自华盛顿的意识形态过度扩张。

特朗普革命已经分裂了欧洲。与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等早期摩擦时刻不同，这次的分裂不再是亲美国家与反美国家之间的对立，而是亲特朗普与反特朗普政治阵营之间的对立。最重要的变化在于，欧洲人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看法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6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德国选择党、意大利兄弟党(Brothers of Italy)、匈牙利青民盟(Fidesz)、波兰法律与公正党(Law and Justice)以及西班牙呼声党等极右翼政党的支持者，对美国政治普遍持正面看法;而这些国家的主流选民则多持负面看法。该委员会对欧洲人的民调此前从未显示出如此程度的极化。

一些传统的跨大西洋主义者对未来感到忧虑，因为如果特朗普下台或其政策失败，他在欧洲的崇拜者可能会停止支持美国。特朗普政府利用欧洲东部的非自由主义先锋，加剧了欧洲大陆旧有的东西方分歧，并极大地增加了欧盟分裂的风险。即便右翼政党在该地区获得优势，一个非自由主义的欧洲是否会亲美，或者这种建立一个更具主权、减少对美依赖的欧洲梦想是否仅为中左翼传统政党所持有，都远未可知。欧尔班自身不断演变的地缘政治愿景就暗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现实。

匈牙利的“丝绸之路”

如果说有一位欧洲民粹主义者在MAGA宇宙中家喻户晓，那便是欧尔班。自21世纪10年代以来，这位匈牙利领导人投入巨资建立跨大西洋保守派网络，已然成为右翼眼中的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一位英雄和榜样。欧尔班在中东欧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若他在2026年4月成功连任，他将有充分理由自视为欧洲“后自由主义”地缘政治战略的总设计师。

然而，欧尔班若获得新的选举授权，并不意味着MAGA将实现对欧洲大陆的霸权。这位匈牙利强人虽然支持特朗普，但他同时也认为西方已进入不可逆转的衰退期。在布达佩斯的欧尔班办公室里，挂着三幅展现不同世界视角的地图：一幅以美国为中心，一幅以欧洲为中心，一幅以东方为中心。欧尔班在研读这些地图时看到的，是他所谓的“全球系统性变革”——权力向亚洲转移。在他看来，亚洲拥有人口红利、技术优势和巨大的资本实力，且正在迅速发展出可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匹敌的军事能力。欧尔班相信，未来的世界秩序将以亚洲为中心

对于欧尔班而言，欧洲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依附于美国，成为他口中受人仰慕却停滞不前的“露天博物馆”;要么寻求“战略自主”，作为独立力量重新参与全球竞争。令许多人惊讶的是，欧尔班——与法国自由派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并无二致——表示他更倾向于一个“主权的欧洲”。在欧尔班的保守派视角下，这意味着保留欧洲单一市场，但逆转更深层次的政治一体化，并与东方和美国保持距离。

欧尔班解释称，“互联互通”(Connectivity)将是匈牙利大战略的核心。匈牙利不会加入针对东方的冷战，也不会加入旨在孤立北京的技术或贸易集团。这一立场反映了布达佩斯日益增长的经济现实：东方目前在匈牙利的投资额已超过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总和。换言之，在对华政策上，欧尔班的欧洲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的欧洲不同，它并不与特朗普或更广泛的美国政治建制派保持一致。 这种分歧并非匈牙利非自由主义政客所独有：例如，德国选择党在许多方面似乎更亲近莫斯科而非华盛顿。

当然，欧洲的民粹右翼不仅仅只有欧尔班——他也可能在4月的匈牙利大选中落败，因为这是他多年来首次面临强有力的挑战者。历史充满了讽刺，欧尔班的青民盟可能会恰恰在评论家们高呼“欧尔班时刻”到来之际倒下。尽管如此，他以亚洲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展望揭示了特朗普对欧洲影响力的局限性。

从MAGA到MEGA

特朗普政府并未掩饰其拆解现有自由主义欧盟层级体系的渴望。但是，即便MAGA成功削弱了由法国、德国及其他核心欧洲民主国家建立的中间派机构，它所扶持的民粹右翼政党最终也未必会支持美国对欧洲施加某种新型影响。

美国政府认为欧洲正在向右转的假设没有错，但其错误在于，它以为只要亲特朗普的领导人上台就足以维持美国的霸权。相反，非自由主义右翼的崛起很可能引发深层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进而激起牛津大学政治学家迪米塔·贝切夫(Dimitar Bechev)所定义的“争夺欧洲”(scramble for Europe)局面——即东方、俄罗斯等大国以及土耳其、海湾国家等中等强国将竞相在此争夺影响力。

对美国而言，更大的问题在于特朗普的政策疏远了自由派建制派，而正是这些力量曾经让中东欧国家成为华盛顿最亲密、最可靠的跨大西洋盟友。如果民粹主义领导人在匈牙利、捷克及该地区其他国家失势，继任者可能会像现在的西欧自由派一样对特朗普的华盛顿充满疑虑。吊诡的是，华盛顿通过加强与欧洲右翼的联系，可能反而在削弱其在整个欧洲的影响力。

此外，特朗普与新欧洲右翼之间的摩擦点还源于美国保守派圈子目前推崇的文明民族主义。MAGA关于西方应被定义为白人和基督教世界的观点，引起了许多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共鸣，但在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统治下的俄罗斯是否属于这个新非自由帝国的问题上，其支持者内部存在深刻分歧。例如，当意识到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等美国保守派将俄罗斯视为白人基督教西方的一部分时，波兰人感到震惊和愤怒。

但特朗普的欧洲姿态最明显的后果，或许是“德国问题”的回归——即如何在和平的欧洲内部管理一个强大德国的历史难题。随着华盛顿从欧洲承诺中撤退并坚持要求欧洲为自身安全买单——同时也随着欧洲人日益怀疑美国的可靠性——德国的再军事化已成为欧洲自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特朗普同时鼓励目前在联邦议院已是第二大党的德国选择党，这引发了一种前景的担忧：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未来可能由德国民族主义右翼领导——而华盛顿可能会对这种结果持同情态度。这重新唤醒了德国邻国的旧有恐惧，即便是在那些其他方面仰慕特朗普的欧洲右翼群体中也是如此。

如果特朗普政府的欧洲战略是一边强推意识形态一致性，一边减少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支持，那么它注定会失败。右翼政党与其及中间派和自由派对手一样清楚，在一个日益不稳定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他们的国家可能不得不自谋生路。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欧洲右翼可能会——或许是不情愿地——重新发现欧洲与一个不可靠的美国“脱钩”的现实必要性。 归根结底，特朗普对欧洲的影响在许多方面类似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20世纪80年代对东方集团的影响。“戈比狂热”(Gorby-mania)极大地重塑了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并在此过程中，导致莫斯科失去了它的势力范围。

作者：伊万·克拉斯泰夫(IVAN KRASTEV)系索非亚自由战略中心(Center for Liberal Strategies)主席，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Human Sciences)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常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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