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教育部对哈佛大学的传统招生录取政策展开了民权调查。这是对代表黑人和拉美裔团体的自由派组织“民权律师协会”申诉的回应。

位于波士顿的这家民权组织指控哈佛给予校友和捐赠人子女特殊录取待遇的做法实际上偏袒了资质较差的富家白人学生，歧视非裔、拉美裔和亚裔学生，违反《民权法》，要求联邦政府审查并予以终止。

６月29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高校招生中有限度考虑种族因素的“平权行动”。这一裁决如同强力催化剂，引发公众对美国“高校招生整个过程的彻底重新审视”，也点燃了人们对精英大学长期以来通过传统招生方式为富人和“关系户”提供“照顾”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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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的是特权，而不是机会”

从给予校友和捐赠人子女特殊录取待遇的“传承招生”，到把运动特长（包括了多个贵族体育项目）作为招生“加分项”，精英大学的传统招生方法统统遭到质疑。公众普遍认为这相当于利好白人、富人和男性，尤其是为富有白人学生开放世袭的绿灯。

2023年7月1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人们手持标语在哈佛大学校园举行游行，抗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的招生政策判决。图：新华社发（朱子于摄）

最高法院作出判决４天后，７月３日，位于波士顿的自由派组织“民权律师协会”代表三个黑人和拉美裔团体提起联邦民权申诉，指控哈佛给予校友和捐赠人子女特殊录取待遇的做法违反《民权法》，要求联邦政府审查并予以终止。

原告认为，既然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宪法应当色盲，不能对种族区别对待，那么依循同样逻辑，给予校友和捐赠人亲属特殊录取待遇，实际主要利好白人和富人，同样应当取缔。

哈佛则辩称，传统招生政策有“社区建设功能”，如取消可能危及校友“慷慨的财务支持”。这也是长期以来，“传承招生”的支持者所持主要理由：这些方式能增加校友捐款，而捐款可以用来帮助弱势学生。不过，屡有研究表明，迄今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给予校友子女特殊录取待遇，能带来更多捐赠。

民权律师协会执行董事伊万·埃斯皮诺萨-马德里加尔(Ivan Espinoza-Madrigal)在提起申诉时说，高校招生中的“习俗、模式和做法”具有排他性和歧视性，“严重不利并伤害了有色人种申请人”。“在大学申请过程中不应该识别父母是谁。”他在声明中质问：“为什么我们要奖励孩子先辈几代人积累的特权和优势？……家人的姓氏和银行账户丰厚与否，不是衡量成绩的标准，也不应对大学录取过程产生影响。”

波士顿这桩诉讼得到白宫和国会两党一些议员的支持。美国总统拜登直截了当地敦促美国精英大学重新考虑传统招生方式，批评此类招生“扩大的是特权，而不是机会”。拜登还表示，他的政府将考虑学生所克服的逆境。制定实现校园多元化的“新标准”。新近民调显示，反对给予校友和捐赠人子女特殊录取待遇的美国民众高达68%，占据压倒性多数。从连日来美国舆论场情况来看，认为“传承招生”损害教育公平和社会流动性的声音跨越了左右两翼。

得克萨斯大学公共事务助理教授贝尔认为，如果取消“传承招生”，会为许多不同类型的学生开辟空间。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贾斯汀·德赖弗(Justin Driver)则把“传承招生”形容为“有点像支持埃隆·马斯克购买中奖彩票”。他早些时候曾预测，一旦平权行动被宣布违宪，那么“传承招生”“将不会长久存在于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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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招生的前世今生

说起来，给予校友和捐赠人亲属特殊录取待遇的“传承招生”，是美国高等教育独有的一种特色，西方其他国家至少不曾堂而皇之地将其列入招生政策之中。而且，虽然讲究的是校缘、亲缘和财富值，但追溯其由来，竟也离不开排斥移民的种族因素作祟。

2019年5月22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参加毕业典礼，当年该校毕业生超过17000人，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图：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据美国媒体考证，这种招生方式起源于上世纪初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涌现新一波移民浪潮，也激起美国社会又一波反移民情绪。当时，来自爱尔兰、德国和东欧等地的大量天主教徒移民，以及来自美国西部、中西部或下层家庭的学生涌入传统上由富裕新教徒主导的美国精英大学。其中，学术成绩优异的犹太学生数量增加尤其迅猛。到上世纪20年代初期，这些学生已占据哈佛学生总数的21%，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总数的近40%。

为了限制犹太学生，包括所有常春藤盟校在内的多数美国精英大学开始优先考虑包括出生地、家庭背景、运动能力、个性在内的“主观素质”，而非考试成绩来录取学生。这种做法延续至今，给富有的白人学生带来巨大优势。从历史上看，美国精英大学基本都是白人为主的大学。哈佛1636年开始招收（白人）学生，1847年起才开始招收黑人本科生，也即白人学生在招生上领先了211年。

三位美国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哈佛为四类学生提供特殊招生待遇：运动员、校友子女、捐助者子女以及教职员工。2014至2019年间，被哈佛录取的白人学生超过43%属于以上类别。另有研究显示，哈佛录取的校友子女平均占每年新生的14%；这些申请人的录取几率，约为普通学生的６至8倍，而借助这些方式获得录取的学生中，超过70%是白人。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托马斯·埃斯彭沙德(Thomas Espenshade)研究认为，这种特殊待遇，相当于申请学生在SAT考试中凭空提高了160分。

此外，体育成绩“加权”也越来越被质疑为偏好富有白人学生。据统计，常春藤盟校中，65%的校队运动员是白人。此外，美国大学中85%的棍网球运动员和90%的冰球运动员都是白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要想在帆船、高尔夫、水球、击剑和棍网球等典型的常春藤盟校运动项目中取得优异成绩和参加校际比赛，需要家庭有财力长期支付教练、夏令营、各种赛事和装备费用。“进入这个高度专业化的体育系统存在很高的经济壁垒，”俄克拉何马大学教授克尔斯滕·赫斯特鲁姆 (Kirsten Heextrum）说。

凡此种种，使得美国精英大学里，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比例畸高。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杰·切提（Raj Chetty）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美国，来自收入最高1%家庭的学生，被常春藤盟校录取的几率是贫困家庭学生的77倍。就此而言，精英大学的“传承招生”，实际也成为财富的一种重要代际转移形式。

有批评人士尖锐地说：“美国已经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少数受过精英教育的人通婚，送孩子去同一所私立学校，搬到同样富裕的社区，并代代相传不成比例的经济和文化权力，成为精英婆罗门阶级。”这显然与美国长期标榜的平等主义理想相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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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阶层偏好取代族裔偏好

在教育问题上，美国高校和各州既接受联邦法律约束，也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早在联邦最高法院推翻招生中的“平权行动”前，从上世纪90年代迄今，有９个州都立法禁止州立大学招生时考虑种族因素。

近年，包括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内，越来越多的精英大学取消了校友子女优先的“传承招生”。明星富豪为子女进入名校，贿赂教练或伪造运动证书的丑闻发生后，高校的“贵族体育”也受到更多审视。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博林格认为，美国高校招生形势近年已经发生显著变化。学校排名在“消亡”，对标准化考试成绩的重视程度降低，种族因素不再列入招生考量。未来十年内，美国高校招生制度“将会有很多实验”。

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倾向是，近年，许多美国高校在尝试以阶层偏好取代族裔偏好，优先考虑录取来自经济困难家庭的申请学生。

加利福尼亚州在1996年就颁行州法禁止招生中考虑种族因素。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开发了包括家庭收入水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的“社会经济劣势量表”，为申请学生评估“逆境分数”，再结合平时成绩、考试成绩、推荐信、申请文书和面试等综合录取。这一做法使其成为美国多元化程度最高的医学院之一。

得克萨斯州也立法禁止招生中考虑种族因素。得州立法机构另辟蹊径，制定了“前10%规则”，即得州学生不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贫困还是富裕学区，只要成绩名列所在高中年级前10%，就能自动升入得州公立大学。如果排名前6%，则能升入全美知名的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得州大学还推行“联合招生医学计划”，帮助学业成绩优秀但经济困难的学生入读医学院，为他们提供奖学金、暑期实习和医学院入学考试指导等。

地处美国中西部的密歇根大学也加大了录取低收入阶层学生的力度。具体做法包括：派毕业生到低收入社区的高中担任升学辅导员；为教育资源较差的大城市高中提供大学预科课程；为该州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减少白人学生因教育资源优势而占比较高的早申录取名额等等。

至于纽约州的瓦萨学院，则大幅提高了领取佩尔助学金（美国教育部为有经济需要的大学本科生提供的赠款援助）的学生入学率。学院认为，增加工薪阶层和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入学率，比单纯取消传统招生的效果要大得多。

今年春天，马萨诸塞州还有州议员提出议案，向给予校友和捐助者子女特殊录取待遇的哈佛等6所“富裕大学”征税，并将征税所得通过信托基金用于资助较贫穷的社区大学。按照这一提案，哈佛大学需要缴纳其捐赠基金金额的0.2%，即每年约1亿美元。

另有人提议，哈佛虽是私立大学，但仅2022年一年，就有一半以上研究资金由联邦政府资助。联邦政府应该利用这些资金，强制公立大学废除“传承招生”。

此外，2016年起，包括所有常春藤盟校，美国有超过135所大学加入旨在大幅提高精英大学录取中低收入学生比例的“美国人才倡议”（The American Talent Initiative），在财政援助、招生和学业支持上进行了大量相关投资。耶鲁大学校长彼得·萨洛维(Peter Salovey)公开承诺将致力于将耶鲁的低收入背景本科生入学率提高到20%。

总体上，重视学生的“逆境分数”或者说在各种人生逆境中展现的个人品性；扩大录取学生的地理位置、经济阶层和种族背景的多样性，是美国许多精英大学的共同倾向。前哈佛大学校长、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还主张，精英大学不仅应消除那些“传统”的招生偏好，还应抵制接受高价辅导的学生的申请，减少或取消早期录取也会对来自弱势家庭的申请人更加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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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多粥少与零和博弈

两百年来，高等教育一直被视为美国社会流动性最强大的引擎。公立大学系统和社区学院的创建、《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和《高等教育法》等立法，以及大学自掏腰包的资助，为各种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联邦政府则通过提供研究补助金、联邦经济援助，以及广泛的税收优惠，提供了广泛支持。

但是，21世纪以来，美国高等教育却更加分层，美国领导层的名校背景也越来越集中和突出，这本身就是美国社会不平等和阶层固化趋势的反映。

统计显示，美国仅6%的大学生就读于录取率不超过25%的大学。拜登是1988年以来，美国唯一一位没有常春藤盟校学位的总统。现任９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中，８人毕业于哈佛和耶鲁。随着精英大学越来越成为输出美国社会精英的主渠道，这些大学的录取率不断走低，申请难度越来越大。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信息化时代贫富差距的扩大，中产阶层的萎缩，连同占领华尔街运动和铁锈带白人蓝领的悲歌，扣动成千上万美国人的心弦，成为美国两党政治极化的推手。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美国历史上有深厚土壤的平等主义理想受到更多人推崇。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高等教育机构应寻找新的方法来实现学生群体的多元化教育，促进社会公平。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罗纳德·丹尼尔斯(Ronald J.Daniels)在解释该校为什么取消“传承招生”时说，这种做法损害了高校教育帮助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向上攀登社会阶梯的能力。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达德利(William Dudley)也在公开演讲中直言，校友子女优先入学“显然不公平，废除此类政策将有助于增加社会流动性”。

美国普通大学相对容易申请。招生诉讼的针对目标，都是竞争激烈的美国名校，哈佛木秀于林，也首当其冲。但竞争究竟激烈到什么程度？下面一组数字可能超乎你的想象。

有哈佛自行披露的数字为证：2019年哈佛有3.5万名申请者，其中3700人SAT数学成绩满分；2700人拥有完美SAT口试成绩，逾8000人拥有完美的平均绩点，而录取名额仅1600个。不仅如此，2022年申请哈佛的学生超过６万，但录取名额不到2000个。粥碗只有那么大，求粥的“僧”却在急剧增加。

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推翻招生中平权行动的裁决中写道：“大学录取是零和博弈。向某些申请人提供，而不给予其他人的福利，必然会以不必要地损害后者利益为代价，增进前者的利益”。

但越是零和，招生诉讼的重要性越不可小觑。教育公平要求所有人享有平等机会，不给予任何人特权。这些名校之所以被习惯性地称为精英大学，就在于它们已经成为输送美国未来领导人和各界精英的主要渠道。

大学是年轻人接触各种世界观，增强同理心，在不同观点的相互激荡中拓宽视野、获得新知的地方。就此而言，高校招生的指导思想，特别是校园多元化目标，促进社会公平与阶层流动性的长远考量，直接关系到领导未来国家的精英群体的构成，不可不谓兹事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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