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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方以保护生态为名抢夺资源、转移污染、限制他国发展权是新殖民主义行径

美国每年产生约84亿吨废物,总量是中国的3倍,人均年垃圾产量约26吨。吊诡的是,美国环境问题似乎并不严重,日本的情况也大抵如此,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并不在国内处理海量垃圾,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将垃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当今世界面临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尽管造成危机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生态殖民主义,却是危机加剧的重要肇因。与以赤裸裸地占领殖民地为核心的传统殖民主义不同,生态殖民主义是一种以间接生态殖民取代直接物理殖民的殖民主义新形态,是资本主义试图突破资源限制和空间障碍,来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经济政治行为。

隐蔽而危险的殖民主义

殖民主义主要出现在新航路开辟后,原始形态是15世纪末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海盗式的杀人越货,其历史形态随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而嬗变,产生了生态殖民主义。二战后,随着亚非拉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渐入高潮,传统炮舰与刀枪的殖民方式已是穷途末路。但资本在全球加速扩张以攫取超额利润的冲动并没有改变,随后披着文明外衣的生态殖民主义逐渐发展并迅速壮大起来,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剥削和压迫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生态殖民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方式具有差异,但并非泾渭分明,反而交织递进。可以说,生态殖民主义集历时性和共时性为一体。

生态殖民主义契合资本全球化扩张的动机,是资本逻辑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变种,与传统殖民主义相同的是,均受资本逐利性驱动。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因此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生态殖民主义绝非为了帮助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是将过去的殖民地特权界转化为资源地污染池

生态殖民主义不同于重商主义、工业革命和帝国主义时代粗暴的传统殖民主义。相较于后者的占领、豪夺、杀戮等手段,它主要表现为软侵略,即采取柔性乃至貌似合法的手段,隐蔽地剥削和压迫其他国家,而资本全球化则为这种软侵略提供了便利。二战后,全球迎来一个总体和平的环境,大量资本由战时资本向承平资本转变,它们更加渴望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新的增殖点和增长极。随着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临时适用协定书》的签署,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分工体系和贸易体系初步形成。这为资本的跨境跨区域流动扫除了障碍,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掠夺资源和财富。

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借助在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利用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体系、求得生存空间的诉求,迫使发展中国家长期作为经济结构单一的农业国和资源出口国,任其索取生态资源。发达国家无耻地宣称,这符合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能够提高生产效益,是不同类型国家发挥比较优势的最好制度安排。事实上,这种安排形式看似以错位发展实现合作共赢,实则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权利,使其只能牺牲本国生态环境,为西方发达国家提供自然资源,生态殖民主义软侵略的迷惑性和危害性就在于此。

掠夺自然资源

掠夺自然资源特别是关键资源和能源,是生态殖民主义的惯常行径,但不同于传统殖民主义的直接掠夺,其通过操控自然资源的开采权、加工权甚至交易权,企图使发展中国家永久沦为其经济政治附庸。

二战后,石油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为加强对石油产地的控制不惜多次发动战争。1948—1982年发生的五次中东战争,都隐藏着石油纷争的暗影,有学者甚至把中东战争称为石油战争1991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发动的海湾战争,更是典型的石油战,其目的是操控中东的主要产油国,使其服从于美国的能源体系需要。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这场战争的评价:既不是为了民主,也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石油。进入21世纪,美国悍然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以及由其煽动和参与的叙利亚战争、利比亚战争,无不弥漫着石油战的浓厚味道。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西方发达国家扩大了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进而加重了在石油产业的话语权。

除直接对资源产地施加影响外,西方发达国家还通过垂直分工体系和技术壁垒操控资源开发,企图使发展中国家沦为单纯的资源出口国。例如,对地下蕴藏着丰富黑金资源的中东地区,无论美英还是法德的垄断资本,均希望该地区永远只有原油国而非拥有完整石油工业体系的国家。因此,他们垄断关键的炼油技术,使中东石油出产国无法开展效益更高的原油深加工。拉美地区也存在类似情况,尽管一些国家盛产矿石,但因冶炼技术被西方垄断而无法推进深加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资源产地只能出口附加值较低的初级资源产品,使西方发达国家以低廉的价格获得自然资源。

在生态殖民主义的影响下,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遭受了资源诅咒效应。哪里资源丰富,生态殖民主义者就涌向哪里搞投资。然而,这些垄断资本不仅没有帮助发展中国家把资源禀赋转化为经济优势、改善当地民生,反而带来了贫穷和战乱。正如《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所说,那些经济依赖出口石油、天然气或者萃取原料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变得贫穷、独裁、腐败以及被内战所击毁

转移环境污染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控制产业链布局,将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其沦为污染集中营。相对于掠夺自然资源,这种手段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

向发展中国家直接出口各种工业废料或电子垃圾,是生态殖民主义转移污染的直接方式。根据有关数据,美国每年产生约84亿吨废物,总量是中国的3倍,人均年垃圾产量约26吨。吊诡的是,美国环境问题似乎并不严重,日本的情况也大抵如此,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并不在国内处理海量垃圾,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将垃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通过这一方式,发达国家既可保障本国充分消费又能实现垃圾变现,这是对发展中国家隐性的生态掠夺。一些发展中国家已认识到垃圾转移背后的生态殖民本质,并对垃圾转移进行限制。例如,中国2020年出台的《关于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规定,自202111日起禁止以任何方式进口固体废物,禁止境外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继中国之后,印度也宣布排斥洋垃圾。然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理所当然地将发展中国家视

为垃圾的转移地和处理场,在发展中国家相继拒绝洋垃圾后,西方舆论妄言垃圾分类势必将因此遭受灭顶之灾,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生态殖民思维由此可见一斑。

西方垄断资本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办厂、输出污染型企业,把污染排放移出本土,是生态殖民主义转移污染的间接方式,本质上就是转嫁环境污染的负面效应。根据有关资料,二战后日本将60%以上的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拉美地区;美国则将39%的高污染产业迁往发展中国家。尽管在全球发展水平不均衡情况下,产业转移是一种规律性现象,但在实践中却成为恶意转嫁污染的手段。拉美地区是这种恶意转嫁的典型受害者。该地区拥有丰富的自

然资源,现代工业所需要的20多种矿产元素几乎均有分布,然而西方垄断资本在当地投资办厂后,该地区并未走上发展之路,反而陷入贫民窟遍地、基础设施匮乏和生态破坏严重的拉美困境。这一困境并非拉美地区独有,一些亚非国家也陷入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输局面,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场

操控发展主导权

21世纪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独立性显著增强,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西方发达国家赤裸裸的资源掠夺和污染转嫁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以生态保护为借口,玩弄规则,在环保问题上搞双重标准,企图维持其优势地位,继续进行经济和生态剥削。

生态殖民主义通过碳政治话语延续和拓展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碳政治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欧美世界的绿党政治和左翼运动,最初愿景是减少发达经济体污染排放和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但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下,碳政治却被西方发达国家亵渎,成为实现其狭隘利益的意识形态策略。一方面,他们打着碳政治的环保旗号来安抚内部的绿党运动;另一方面,假借碳政治的减排之名,将其用作阻滞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政治、外交手段。对经历三次工业革命、率先实现工业化且国民生活水平普遍较高的发达经济体而言,仿佛有资格在国际场合上高谈阔论全人类环保。而占世界人口绝对比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在后发状态,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仍是第一要务,需要平衡环境与发展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并非真正关心生态问题。1997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在美国和加拿大遭粗暴对待,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难有成效,201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延期两天仍然分歧大于共识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依然延期且争吵异常厉害,其原因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既拿碳政治占据道义制高点,又拒绝承担应负的国际责任。他们推行碳政治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延续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就201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而言,发达国家普遍持较高基调、大谈碳排放权,实质上则是利用自身先发优势

避重就轻,既想逃避历史责任又不愿向发展中国家兑现承诺的气候补贴,蓄意把气候变化这种科学问题泛化甚至滥用为政治问题。这最终导致会议延期两天闭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难以弥合。

生态殖民主义通过绿色壁垒和技术鸿沟推行逆全球化,维护不公平的经济政治秩序。当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时,西方发达国家

就高喊自由贸易和互利共赢口号,热衷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办厂、开矿置业甚至设置一定级别的研发中心,充分利用当地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攫取丰厚利润。相反,当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与他们形成竞争时,西方发达国家就会推行所谓的环境(绿色)壁垒来排斥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进行滋扰制裁,以期延续中心外围自主附庸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如德国蓝色天使体系和加拿大环境选择计划,通过立法或技术标准制定具有隐蔽性、排他性的市场准入政策,最终成为重点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贸易壁垒。

生态殖民主义通过设置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二元悖论议题,变相宣扬西方中心论。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后,不愿看到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会削弱他们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同时发展中国家环保意识的增强,也会增加其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成本。因此,他们在国际事务中蓄意建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二元悖论话语陷阱,阻断后发国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例如,西方舆论近些年一直围绕中国人吃肉这一生活话题带节奏,有预谋地将其引流至全球变暖问题上。2018年美国《大西洋月刊》妄称中国对肉的喜爱威胁到了绿色环保运动2021年美国《时代》周刊鼓噪中国畜牧业规模减半将减少1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近年来英国《卫报》和《经济学人》甚至扬言中国对巴西牛肉的需求引发吃光雨林风险。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从历史和现实看,他们才是世界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

生态殖民主义恶行累累,不仅严重破坏了全球生态,还企图延续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但其颇具迷惑性和欺骗性,使用貌似合法的手段掠夺自然资源,精心炮制话语陷阱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面对这种情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打破了生态殖民主义精心设置的重重陷阱,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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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23-05-18 关键字:北美  小小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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