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核潜艇的研究设计

陆开利

编者按：陆开利(1931年10月5日-2026年9月2日)，195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后，参与江南造船厂潜艇的建造，是我国首批潜艇试航员。1958年，被调到北京参加核潜艇研究设计室创建工作，任动力科系统组副组长。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他负责核潜艇建造八大尖端技术之一的主机和反应堆舱降温排湿。1978年，“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核动力装置研究设计”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他为主要参与者。1978年，“核潜艇工程综合空调设计”获全国科学大会和四川省科学大会奖，他为负责人。

2026年9月2日，陆开利凌晨去世。为了追悼为核潜艇研制做出贡献的陆开利，再次编辑发表2014年他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我们干一行就要把这一行彻头彻尾做到极致，做到世界第一，质量第一”，“一代一代‘核潜艇’人就是这样默默奉献，不懈奋斗，在核潜艇科研战线和工程设计上勇攀高峰”。为赓续革命基因，弘扬核潜艇精神，特此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1962年的陆开利。

一、造船强国梦与潜艇结缘

我出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上海。童年时正逢日军侵占上海，全家逃难，沿长江跋涉艰苦不堪，回祖籍江苏省海门市。近在咫尺的距离，当时竟然走了七天七夜，晚上航行，白天停靠，以防日军在岸上炮击。半年后又回到上海，居住在闸北虹口沦陷区，目睹了日本兵无故屠杀中国人，听着日本侨民的孩子骂我们是“亡国奴”，中国孩子也不甘示弱骂他们是“日本强盗”。这种民族屈辱和仇恨，促使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强烈要求祖国强盛起来，这是我的心愿，也是每位青年、每个公民的责任。

我想，年轻的共和国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将处于列强的包围中。所以，我报考大学的志愿就是想学造船，圆我的造船强国梦。因为旧中国的苦难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实在太沉重了，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侵华……世界列强侵略中国大多来自海上。童年时一幕幕苦难悲伤的情景时时映现在我的脑海中。在小学上历史课时，老师讲到“中国的地图像一片桑叶，正在被列强们蚕食着，国土面积一天天地沦丧”，说着说着老师就哭了。高小毕业时，唱起聂耳的“毕业歌”，歌词为“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听吧！满耳都是大众的愁伤。看吧！一年一年国土的沦亡，我们是选择战还是降?……”，唱着唱着师生都哭了起来，中国的前途在哪里?

1949年解放了，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生机勃勃，使我有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上了大学，195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高度机密的舰艇设计单位，驻江南造船厂参与潜艇的建造。当我再一次看到刚刚下水的我国第三艘常规潜艇时，心里万分激动。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几年内，我国就有了自己的潜艇，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一年后我就参与了第三艘潜艇的试航，成为我国首批潜艇试航员。

1957年，我随同该艇先到浙江省，停泊在舟山群岛的定海区准备试航。1957年某月三架国民党飞机来轰炸，由于事先得到情报，我方战机由镇海机场起飞迎战，击落敌机一架，击伤一架，另一架随同被击伤的飞机逃回台湾，我们取得了胜利。为了安全试航，潜艇又转移到辽宁省旅顺口老虎尾军港进行试航。

试航要经过三个步骤：一、码头系泊，二、工厂试验，三、国家验收。

试航前要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试航员要经过多项训练和考核，如救生管制、潜艇规则、个人救生……重要的是潜艇发生事故后，艇员的逃生训练，包括钻鱼雷发射管，水下行走，爬云梯到海面逃生等。鱼雷发射管内径为533毫米长度10多米，管内空气稀薄，爬行速度要快。原本第三艇试航负责人由组长黄运辉担任，但是他身体健硕，钻鱼雷管训练时卡在管子里面，大家用绳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拉出来。我当时比较瘦，一下子就通过了，因此命令我负责“03”号潜艇的试航。

1996年，满头白发的我到青岛市旅游，在青岛海军博物馆内见到了我曾参加建造和负责试航的那艘潜艇，已作为文物和历史的见证呈现在参观者的面前，倍感亲切。

1996年8月23日，青岛，陆开利与海军博物馆常规潜艇合影。

二、核潜艇研究室初创

1958年，我从旅顺试航回来不久，接到命令被调到北京参加核潜艇研究设计室的创建工作。真是幸运，不仅与常规潜艇结缘，而且更进一步参加核潜艇的研究设计工作，更上一层楼，任务更艰巨，担子也更重了。1958年10月，一机部船舶工业管理局(九局)在上海欢送我们17人赴京，包括我和黄旭华、陈孔嘉、刘炳阳等人，并拍照留念。

1958年10月15日，陆开利(中排左4)与欢送赴京工作同志留影。

我们到北京后，在公主坟海军大院里安顿下来。了解到1958年6月27日聂荣臻元帅呈报中央的“238”号密件“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党中央和毛主席很快就批准了。

1958年7月成立了四人领导小组，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任组长，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任副组长，组员还有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和国防部五院副院长王诤，筹划和组织领导这一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两个研究室：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组建了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室，即47-1室的前身，负责核动力部分的研究设计。海军和一机部共同组建了核潜艇总体研究室，负责总体设计研究和任务的安排落实。艇上的通用机械设备由一机部负责，电子仪表控制等由四机部负责；常规武备由五机部负责，导弹由国防部五院负责。

海军方面由海军修造部(现海军装备部)副部长薛宗华大校和一机部九局黄星朗局长具体负责。首先在落户地点上就产生了分歧，九局的意见是今后迁往上海市，理由是九局设计单位和造船厂绝大部分都在上海，会给工作带来方便。海军方面坚持设在海军大院内便于海军领导，致使九局退出了对此项目的领导，黄星朗局长仍回九局。

1.海军大院内的一支特殊队伍

我们从上海一机部九局第一产品设计室调来的17人与海军舰船修造部的人(驻各船厂军代表)联合组建了核潜艇总体研究室，对外称“造船技术研究室”，总共仅30余人。随后陆续又来了一些人，有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的留学生金世谟、汪祖辉等四人，哈军工的老师沈思海等四人，海军东海舰队军代表郭作东、陈春树等人，海军院校主要是大连海校的毕业生眭绍荣等人加入，才搭起造船技术研究室的架子。

我们办公和住宿都在海军大院51号楼，楼下一层是海军文工团的排练场，整日吹拉弹唱。在海军大院里我们17人没有军装、没有军衔，虽然保留了上海工资，还是比军人的工资低，因我们的组织关系仍在九局，但是一样要过军人的生活，每日清晨大家一起出早操跑步，这支队伍中，既有穿海军军服的，也有穿五花八门的便服的，成为一支特殊的队伍，人称我们为“土八路”。海军大院里的人并不知道这支队伍属于哪个单位，也不知道具体是干什么的，只知道是“造船技术研究室”。

2.第一任政委曹磊

核潜艇总体研究室负责人由海军舰船修造部第一副部长薛宗华大校兼任，我们都称他薛部长。党支部书记(即政委)是曹磊(任海军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兼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工作严肃认真，与群众打成一片，善于做群众工作，多次与我谈心，鼓励我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为祖国的建设、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出贡献。他患有严重的胃病，曾施行过胃大部切除手术。他平时不吃饭，以炒熟的黄豆充饥维持生命，但仍然精力充沛，非常乐观，视死如归。他在海军总医院住院时，我曾多次去探望他，在病中他仍念念不忘工作，关心我的入党情况。

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深受感动，开始思考“人为什么活着”的革命人生观。毛主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所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的，死得其所。”这为我后来树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革命人生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曹磊同志在临危之际，还教育培养了一个革命火种。他对我一生的思想影响极大，他永远是我革命的导师和引路人。在我以后的人生中永远牢记着曹磊同志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使我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很惋惜，曹磊同志于1961年1月病故，年仅38岁。他的死是重于泰山的。

3.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室

1958年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室下设四个专业科，张鼎诚兼总工程师。

总体科：科长张景诚，副科长金世谟。

船体科：科长黄旭华，副科长李建球。

动力科：科长陈志捷，副科长陈春树，下设二回路组：组长刘思义；系统组：组长韩惠康，副组长陆开利。

电气科：科长林龙济，副科长郭作东。

林龙济不久即回上海，实际上科长为郭作东。后来电气科又分为强电科：科长郭作东；弱电及控制科：科长李宜传。

我被分配在动力科系统组，和我同组的还有韩惠康。他是1958年9月从海军潜艇学校见习科长的位置上调来的。由我们两人分工负责“系统”，系统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战术系统”，即与常规潜艇系统相似的部分，另一部分是“环境系统”，即核潜艇与常规潜艇不同的那部分系统。工作分工时，我让他先选择，他选择战术系统，因为他来自潜艇学校，熟悉常规潜艇的武备系统部分。我就负责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环境系统”部分。

我报到上班的第二天，党支部书记曹磊就带我到401所的47-1室在北京市内的办公地点——南礼士路100号一楼，我见到了李乐福，他担任核潜艇核动力系统组的副组长。他向我详细介绍了初步的方案设计和流程图，为日后核动力装置一回路的研究设计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我的室主任李乐福

李乐福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时代由他的姐姐(共产党地下党员)介绍加入共产党。1948年上海还在国民党统治下，他们只能在外滩，面向东方红太阳，以他姐姐的红手帕象征党旗，宣誓入党。1958年起李乐福就在401所从事核动力系统的研究工作，后来担任47-1室系统组副组长。

1963年，中央研究了核潜艇技术班子的人数和体制问题，为保留技术力量和关键项目，决定把分散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使用，将二机部47-1室与海军的造船技术研究室合并到国防科委七院，正式成立潜艇原子能动力工程研究所(即七院十五所，后来的715研究所)。

两部分人合并后，李乐福担任室主任负责核动力装置和回路系统的研究设计工作，我为室内一专业组长，我们密切合作，团结凝聚了一批优秀的科技人员。

李乐福为人耿直、学识渊博，在工作中不断创新。他的突出贡献在于解决了核动力装置在核潜艇动力舱的管系与全艇管系布置的平衡问题，解决了动力舱的施工图设计问题。他发动群众做了1:25的设备布置模型和1:5的反应堆舱设备布置模型。1:25模型是用马粪纸根据模型图垒叠起来的，1:5模型是在木工车间车出来的，解决了核动力装置管系的走向问题，按时完成了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动力管系的施工设计图。具体负责该模型工作的是副主任王国芳，在模型布置完成后即调离我单位。陆上模式堆建成后，也可能是劳累过度，李乐福于20世纪70年代初病逝了。他经历了核潜艇动力系统的初创和研制工作，他的贡献并不亚于总工程师，是我敬佩的兄长。

三、核潜艇工程艰难的起步

万事开头难，我国起步研制核潜艇的基础和条件非常薄弱，一无权威，二无经验，三无外援，四是国内基础设施薄弱。当时中国的通用机械都还很落后，一般水泵填料函只能用数十小时就要更换，船用泵阀等通用设备尚未标准化，都未进行过船用通用设备的标准化实验，例如：纵倾、横倾试验，以及失水事故试验等八项试验。尤其是潜艇上使用的不锈钢阀门和管道都没有生产过，只有上海阀门七厂生产的一种小口径阀门和成都65钢厂生产的一种管径200多毫米的不锈钢管道适合潜艇使用，其他规格的管阀国内都没有生产。

1957年苏联出版了由裴霍夫斯基著的《原子潜水艇》一书，一机部九局第一产品设计室的几位工程技术人员把该书翻译出来，我作了校对审核。1958年11月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给我们介绍了原子能潜水艇的科普知识。

核潜艇的优越性是不言而喻的。核动力潜艇与常规动力潜艇最大的区别是主动力，前者是核动力，后者是柴油机/蓄电池作为动力。核潜艇最大的特点是水下航速快、续航力大，潜深可达几百米，长时间潜伏不用“换气”。在大洋深处潜航，装(换)一次核燃料可绕地球几周。

我们的核潜艇总体设计科成立后，一开始就瞄准了世界先进技术的指标，船体采用水滴型，水下航速可达25节以上，达到并超过了美国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的水平。船体科利用水滴的成型做成各种形式的水滴型船模，开创性地进行各种水滴型模型的拖船模试验，选择一种最优异的船模作为我国第一代核潜艇艇体的原型设计。

核潜艇的关键是核动力选型问题，在研究了国外的技术资料后，中国决定采用压水堆，展开我国自己的船用动力压水堆的探索。

当时艇体设计可供借鉴的资料非常少，首先从20世纪50年代引进苏联的常规潜艇的技术转让制造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对苏联常规潜艇的各种设计规范、设计指导文件、技术条件、设计计算方法和各类技术标准等有了充分的了解，同时还参照了苏联常规中型潜艇艇体的初步设计资料，这些资料成为我们艇体设计起步的重要技术资料和技术参数参考。

1.七院刘华清院长检查核潜艇工程

1961年6月7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成立舰艇研究院，番号为国防部第七研究院，执行兵团级权限。8月14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旅顺基地司令员刘华清为第七研究院院长。上任伊始，刘华清院长要亲临核潜艇研究室检查工作。

1961年8月下旬，我正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借地组建的“综合空调实验室”配合施工，以解决施工过程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并准备试验的方案、试验大纲和操作步骤等，突然接到核潜艇总体室领导周圣洋同志来电，要求速回京参加室课题组工作会议。刘华清院长要检查核潜艇研究室工作，室领导周圣洋同志事先召集各科室组以上负责干部进行各种准备，以应对刘院长的各项提问。

在这次课题会议上，周圣洋同志向刘院长汇报了核潜艇工程到1961年近3年来开展工作的情况。实际上，周圣洋是1960年因核潜艇工程急需领导，才从哈军工提前毕业来室履行研究室主任工作的。刘华清对周圣洋的汇报不是很满意，认为周主任对工程抓得不够紧，工程进展缓慢等。在刘院长的讲话过程中，周圣洋有些着急，插话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核潜艇八大难关的动力舱综合空调实验室即将安装完毕，准备开始调试等。”接着周圣洋立即做了检查，不应该在首长讲话过程中插话。刘院长并没有生气，静静地看着周圣洋发言，有一种大将风度。

接下来，各科室进行了补充发言。当船体科科长黄旭华汇报到科内两派正为第一艘核潜艇的艇体线型是采用常规型还是水滴型而争论时，刘院长问采用水滴型有什么好处?黄科长回答水下航速可以增加，但水面航行稳定性较差，纵倾和横倾较大。但核潜艇主要在水下航行，在水面航行的几率极少，以免暴露目标。“那么另一派为什么要坚持采用常规型呢?”刘问。回答是因为这是我国第一次自行设计核潜艇，连常规潜艇都尚未设计过，首艇首先要解决核动力装置应用到潜艇上的可行性问题，尖端项目不宜过多。

刘问：“采用水滴型有什么困难?”黄答：“目前没有任何资料，要从水滴的成型，到做成小比例船模开始，在水池里拖船模积累了各种参数，再做大比例的船模拖曳，成功后才能设计艇体线型。做大比例的船模拖曳，国内的水池不够大，只能到太湖去试验。”刘问美国目前是否采用了水滴型?有科技人员回答：“美国从1956年开始在第X艘核潜艇‘鲣鱼号’上已经开始采用水滴型了。”接着，刘院长表态：“我赞成采用水滴型，虽然难度大些，但只要跳一跳就能摘到树上果子的事，我们坚决去做，这是一个赶超世界水平的问题。”就这样，一个重大的技术难题，在刘院长的魄力下定下来了。在汇报结束后，刘院长对全体科室以上干部做了一个有关核潜艇工程保密制度问题的报告，对我们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保密教育。为强调保密的重要性，刘院长重申保密制度三原则：“当你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普通军人，谁也不知道你是一个科技战线上的机要人员。”刘院长的讲话很生动，带有一口浓厚的湖北口音。他给我们上了一堂重要的保密教育课，使我终生难忘。

2.动力(主机和反应堆)舱降温排湿

(1)知难而进。动力舱是潜艇的心脏，核潜艇反应堆和热机工作时产生高热，使各舱内的温度迅速升高，不解决温度问题不仅人不能在热机室内正常工作，而且监测的热工仪表也不能正确反映舱室的精确数据，所以降温排湿系统是解决核潜艇能否长期在水下航行的重要系统。这一重任落在了我的肩上，我研究的课题即为“动力舱降温排湿”。

首先，热量的计算是第一道难题。反应堆舱是密闭的，而且有隔热层，舱内能发出多少热量呢?这是个未知数。我多方查找资料，在一本国外的内部杂志上找到了介绍美国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资料，国内杂志找不到这样的资料。查到该文章后，虽然它没有明确说明热量的分类、来源和计算方法，但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还是可以推算出来的。如果没有机舱降温排湿装置，机舱内最高温度可达100℃以上，机组人员无法进入工作，仪表也无法正常运转。这只是粗略的估算，当然还要做详细的分类计算。温度上升1℃产生热量1个大卡，这仅仅是显热可计算出来的，但是，一千克蒸汽化成水要放出540大卡热量。

1959年，童丽生、周忠耀从苏联留学回国。1960年，郑万烈也从苏联留学归来，还有一名中专毕业生加入进来，共同肩负起了这项工作。我们互相学习，共同切磋，搞调研、啃书本、做方案，探索创新、反复实践，经过不断努力，群策群力攻下一个个难关。所附照片就是当年我们专业组人员的合影。

1965年，上海江南造船厂试验核潜艇机舱降温除湿专业组成员合影，前排左起：陆开利、郑万烈；后排左起：童丽生、周忠耀、邵荣华。

其次，提出目标，我们设定了反应堆舱温度。因反应堆舱是隔离舱，无人进入，温度可以高一些。主机舱的温度保持在35-40℃之间，因为操作人员经常要进入主机舱工作。这么大的温差要降下来，必须选择传热系数最高的、单位面积能带走热负荷最多的有色金属材料。

反应堆舱内空间有限，控制设备的观察仪器很多，而且要求远距离控制和观察，“探头”要安在反应堆舱各部位，控制观察则是在全艇的中央控制室内，这就要求结构紧凑，系统设备必须体积小效能高，全部元件均要求抗震防湿。

(2)继续攻关试验。1960年6月，由二机部领导的401所反应堆工程研究室(即12室)第五大组完成了“潜艇核动力装置初步设计”草案。翌年6月，造船技术研究室并入国防部舰艇研究院(代号七院六部)。同月提出了与核反应堆一回路设计相衔接的“核动力装置二回路系统和艇体部分的初步设计方案”。各项工作正在艰苦有序地进行时，1962年遭遇了核潜艇“下马”风波，对核潜艇的研制进程进行了调整，一些设备制造和新材料试制基本停止，人员也被分散了，但是中央明确指示对几项技术复杂、研究周期长、已投资大半取得成绩的关键项目适当保留，继续进行必要的研究试验。鉴于此，我们的课题“机炉(反应堆舱)舱降温排湿”得以继续进行下去。

为了了解日本与本专业有关的科技知识，1962年至1965年，我在上海做试验期间，抓住上海市业余教育发达的有利条件，晚上到上海第一外国语学校夜校部学习日语，取得了结业证书，多掌握一门外语，作为拓展专业视野的工具。

四、为保密牺牲初恋

核潜艇是国家的高度机密，从事这项工作一开始就受到了严格的保密教育，要严守保密条例。七院院长刘华清曾告诫我们：“把知道的东西烂在肚子里，带到棺材里，做一个无名英雄”。工作单位和地址连父母都不能告诉，通信只能以“数字信箱”联系。

从到单位报到的第一天起，停止工作一个月，工资照发，组织上对你的家庭进行审查，审查合格后通知你上班。有了女朋友要先向组织汇报，让组织进行内部的了解和调查，审查合格后才能继续交往。严守保密三原则，即不能看的不看、不能听的不听、不能说的不说。即使都是搞保密技术工作的，不该你知道的范围也必须遵守此原则。工作笔记本都有编号，不得带出办公楼范围以外，手写的稿纸、废纸和计算用的草稿纸也编号清点张数，用后回收统一焚烧。

我在北京工作时，结识一位女朋友，是北京医学院的助教，我们相互来往密切，都有好感，但经组织审查得知她的父亲已故，曾经在南京金陵大学做过神父，涉及海外关系，已内定不能作为朋友交往。当时(1960年)她正在上海医院进修，我回上海探亲主要是去看望女朋友，以加深感情。突然我接到北京工作单位发来一份电报，告诉我因女朋友社会关系问题，要我中止与女朋友的联系来往，要做好女朋友的思想工作。这时，我思想斗争激烈，经过两三天的思考，我忽然想起波兰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将“自由”改为“梦想”，想通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留在原单位工作，为实现强国梦做贡献。下一步就是做好女朋友的思想工作了，那夜我耐心地、反复地向女友说明情况，做她的思想工作。晚饭后，我们俩从淮海路走到九江路、南京路，直到外滩，在大街上绕来绕去，绕了一整夜直到拂晓，一路上她都默默无语。最后，只能含泪黯然分手。

已近而立之年，我仍孑然一身。虽然工作紧张繁忙，而我们的团队彼此互相关怀，李宜传科长还曾为我介绍对象，阴差阳错没能见面。

五、核潜艇陆上模式堆

1965年，全国经济形势好转，核潜艇总体和核动力装置经过了六七年艰苦的方案探讨和论证，已经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有了一定的初步设计基础，科技队伍也已成熟壮大。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为核潜艇反应堆核燃料组件研制提供了基础，核潜艇研制的全面展开已经箭在弦上。

1965年上半年，中央又对研制核潜艇的建制进行了调整，我们被划归二机部二院，下设一个分部为二部。我们的办公地点由北太平庄2号搬到了马神庙二院院内。我们专业组的人也分散到了两个单位，一部分人到了719所，一部分人留在715所。

1967年9月二机部二院二部和194所(二院五部)合并，后来搬迁到核动力基地，主要任务是潜艇核动力研究设计试验并建造一个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模式堆按照核潜艇在海上的实际情况进行1:1模拟试验，验证是否达到设计参数要求，验证在各种运行工况下，特别是在满功率运行时的参数和长期运行时的核安全性。

1965年，这一年模式堆工程建设工作就启动了，副所长杨履新带队参与了选点，启动了基建工作。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艰苦是不言而喻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各个研制的设备和仪器是否能按时到货?核潜艇的结构复杂，技术要求高，其设备和仪器分散在全国很多工厂制造。为协助工厂解决设备制造过程中的问题，我曾在哈尔滨电机厂和重庆通用机械厂驻厂各一年。

驻厂催货验收也是件艰苦的工作。有一次我刚出差回来，中午饭还没吃，总工程师彭士禄就叫我：“小陆，跟我走。”我二话没说连忙到食堂拿了两个馒头就和彭总一起乘卡车到重庆验货。我经常和彭总一起到工厂催货，也一起去武汉与总体所开协调会，都是坐火车硬座，有时中途在郑州换车时，车厢里没有空座，已是深夜时，我帮他联系腾出一个空位，他坚决不坐。他躲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不停地吸烟，直到天亮才到达武汉火车站，第二天照常开协调会。他真是我们的好老总。

模式堆进行安装调试初期，我们都是住在当地老乡家里。四川雨多，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成了“水泥地”，晴天也穿雨鞋。午夜12点我们才回住处，每天只睡6小时，天刚亮就向工地跑，生活之艰苦可想而知，但我们却乐在其中。

1970年上半年，我国第一座压水堆—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进入调试启动阶段。我们夜以继日地不离现场连续作战，现场遇到问题，群策群力即时解决。第一座压水堆首次达到冷态临界，8月30日，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主机达到设计满功率运行，取得了全部测量数据。一系列数据分析表明，我国第一座核潜艇反应堆完全满足设计要求并有一定裕量，设计和试验是成功的。

核动力基地是当时在建的模式堆所在地的代号。当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靠山、分散、隐蔽。据此，模式堆的厂址选在大三线，四川省的丘陵地带与山区的过渡地带。

1969年9月3日，我们原715所全所职工和家属从北京乘专列搬迁到核动力基地。我和妻子、4岁大的女儿一起来到四川，小儿子才6个月，没有母乳只能寄养在外祖父母家，老人深明大义，支持女儿工作，默默地为核潜艇做着贡献，感谢他们。

这时的核动力基地已经初具规模，住房除了“干打垒”以外，也建了几栋红砖二层楼房，用上了自来水，吃饭在食堂。自己家开伙非常困难，烧的煤要自己找车拉回来。煤是单位用卡车从县城拉回来的，煤块和煤粉混在一起，需要自己把煤块砸成粉末掺上黄土做成蜂窝煤，晒干后才能烧。9—10月份的核动力基地阴雨连绵，蜂窝煤晒干前一旦遇到半夜秋雨就全部泡汤了，因此在蜂窝煤晒干前全家都提高警惕，半夜一听有雨声就全家出动，将未干的蜂窝煤抢回室内。待我们把开伙的一切都安排就绪时，已过了一些时日，从北京带到核动力基地的5斤腊肠已经全部发霉，不能食用了，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核动力基地的建设者们就是这样，始终把工作放在首位而毫无怨言。

核动力基地没有院墙，周围是一片片的农田和散落的农舍。农舍周围都有茂盛的竹林，一年四季翠绿欲滴。春节期间田野盛开着油菜花，金灿灿犹如花的海洋，是那样的美丽宁静安详，令人陶醉。我们住在医院宿舍楼，三面被“石门堰”环绕，流水潺潺，空气清新，一派田园风光，宛如世外桃源。这是我一生中不能忘却的一段经历。

六、执着奉献

一生中我有两次选择的机会，可以改变我的生活条件和人生轨迹。

1962年至1965年期间，我们专业组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建实验室做试验，我们小组的办公地点是借用708所的办公室。708所是搞民用船舶的，该所的冷藏研究室有两位从美国归来的空调制冷专家，分别是国家技术2级和3级的高级工程师。他们看到我们朝气蓬勃、刻苦钻研、知识扎实，希望留下我们作为接班对象培养，由他们负责该核潜艇工程项目的课题，人员调入该所。这是留在上海大城市工作生活的绝好机会。七院院领导已经同意，周圣洋所长对这个问题没有表态，主要征求我们的意见，最后让院领导作决定。我们专业组5个人，其中三位是上海人，都没有动心，心中牢记我们的使命就是核潜艇动力舱“降温排湿”的课题，与总体关系比较密切，如果从总体拉出来，对个人专业上可能有利，但离开总体很难完成课题任务。我们已经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将要完成综合试验和研究设计，绝对不能半途放弃，一定要坚持看到“降温排湿”在模式堆中的实际效果。我和院长谈了我们的想法，院长也尊重我们的意见，继续留在715所。此时，我们的专业已经划归719所了，完成模式堆任务以后，有可能要改专业。

另一次，1969年，七院院部人事科要调我到院部工作，鉴于我对承担的课题的执着，人事科要先把我的关系调到院部，待模式堆的“降温排湿”课题调试完成后再到院部上班，为此征求我的意见，这样我和家属都可以留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但我没有答应，而是推荐另外一个人，是女同志，因为她的爱人也在北京工作。院里拒绝了我推荐的女性人选，因工作性质的关系要求是男性。

我知道三线工作和生活的条件非常艰苦，但是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从参加核潜艇的方案设计到施工设计，局部设备的试验到整体实验室试验工作已经十余年了，动力舱降温排湿的课题经过了无数次的攻关试验取得了初步试验成果，必须在陆上模式堆上取得最后整体试验的实践结果，才能应用到核潜艇首艇上去。所以，模式反应堆试验成败是最后一道也是最关键的一道难关，更是我们艰苦奋斗12年来成败的考验，怎么能放弃呢?一定要坚持到底。这是自己应尽的责任，这是我们从1958年以来十余年的研究实验检验劳动成果的时候。模式堆的试验结果完全达到我们计算和试验的结果，由于是新堆还有一定的设计裕量。动力舱的温度和湿度完全在我们设计的范围之内，并且具有一定的裕量。

我们干一行就要把这一行彻头彻尾做到极致，做到世界第一、质量第一。周总理曾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顽强、智慧的民族。”中国人应该有更高更远的追求，让中国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站在世界科技的前沿。

七、回首

人到老年经常回忆往事，觉得愧对父母。父母深明大义，支持儿女为祖国的建设事业离家报国，从不提要求、从不拖后腿。在父母晚年需要子女照顾时，我没能守在父母身边侍奉汤药，待母亲过世了，才从山沟里赶回家。三线的生活条件艰苦，也没能接他们到自己身边悉心照顾，心生愧疚。不是没有爱，自古忠孝难两全。

1965年，我的头胎孩子出生，妻子一人在天津工作，妊娠后期脚浮肿、蛋白尿，患上“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独自回北京娘家到医院分娩。我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建的实验室内做试验，正在关键时刻，为了取得最终试验结果的数据，离不开实验室，没能回去陪伴妻子，待我试验工作取得满意的结论后回到北京时，孩子已经满月了。夫人理解我，说我为人正直，对事业忠心耿耿，不是没有爱，而是放弃小我顾全大局。

1969年初，我在外出差半年多，急急忙忙赶回家已经是春节前腊月二十七，当晚儿子就出生了，总算尽到了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我不是没有爱，而是把祖国、把事业放在首位。

1965年秋季，我妻子调回北京工作，我们的工作地点已搬到马神庙二院内，临时分不到住房，副所长杨履新家里孩子多，挤一挤腾出一间房让我们夫妻住，2个月后分到了房子才搬出。这就是爱，这就是相互关怀，温暖和谐的团队的爱。一代一代“核潜艇”人就是这样默默奉献、不懈奋斗，在核潜艇科研战线和工程设计上勇攀高峰。

“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核动力装置研究设计”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我为主要参加人。“核潜艇工程综合空调设计”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和四川省科学大会奖，我为负责人。

最后借用保尔·柯察金的名言来总结自己的一生：“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人的一生应该这样来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陆开利。

参考文献：

[1]陆开利.亲历核潜艇的研究设计.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群工作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政治工作部，中国“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核潜艇专业委员会.中国核潜艇之路[M](三卷)，内部资料，2014.8：175-189.

(作者原系中核集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