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区分两种文人

——两种文科，两种文人（四）

山水间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分清敌我不仅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且是生存的首要问题——野生动物都知道要生存就得先弄清谁是自己的天敌，谁是自己的朋友，否则就无法生存。野生动物尚且如此，人类社会当然必须同样如此。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识别明目张胆的敌人容易，识别隐蔽的敌人难。但要生存，再难以识别的敌人也必须识别。

敌人之所以成为敌人，最关键的一条是其生存的利益需要与对方的生存利益需要根本对立，为了自己的生存就必须损害对方的生存，就必然为敌。不管表面如何多变多善于伪装，这最本质的一点不会变。要判断是不是敌人，就必须牢牢咬定这一条。

骗子靠诈骗人民的财富生存，人民靠创造财富生存。骗子的生存利益与人民的生存利益根本对立，所以骗子要以骗生存就必须与人民为敌。

骗子最怕也最恨两条：一是骗局被戳穿，二是被要求对诈骗后果承担责任。

对这两条，混迹于市井的骗子无可奈何，只能竭力避免，避免不了就只能认栽。但混迹于上层建筑的骗子文人/“公知”则完全不同。混迹于市井的骗子和混迹于上层建筑的骗子文人/“公知”虽然都是骗子，但层次、格局、手笔大不相同：一个是街头混混，一个已得道成精；一个窃物，一个窃国；一个被动挨打，一个主动出击——让是非完全颠倒，“撒谎无罪，诈骗有理”，让诈骗不但不是犯罪，而且变成冠冕堂皇理直气壮的“正义之举”，不但不敢戳穿、无法戳穿，而且即使戳穿了也让你无可奈何。

要使诈骗变成正义之举，只要把诈骗“正名”为“绝对的言论自由”就行了。要使诈骗不敢被戳穿，只要把名为“言论自由”的诈骗跟“人权”联系在一起、并把诈骗犯神化为“学者”“专家”“精英”之类就行了。要使诈骗无法被戳穿，只要不以客观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行了——诈骗最怕的是“核实”。所谓“核实”就是用客观实际的东西来验证主观描述的东西。客观实际的东西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只要作为验证标准，是真是假没有腾挪躲闪的余地。而不以客观实际的东西为验证标准，“核实”就成了“空对空”，不是“核实”而是“核虚”——用虚的证明虚的，用语言证明语言，用主观描述（名人名言、权威担保、文凭、学位、论文、书本理论……）证明主观描述。主观描述的东西可以各种各样无穷无尽，总能挑选出对自己有利的，让人无法证明诈骗是诈骗，况且既然已经把诈骗“正名”为“绝对的言论自由”，而且是跟“人权”联系到一起的“正义之举”，那诈骗自然就不算犯罪，即使被戳穿也无可奈何，更不能追究责任。

这就是骗子文人/“公知”比市井骗子高明之处：改变游戏规则，使之符合自己的诈骗需要。最关键的改变在于取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能用实践检验真理，就只能用“真理”检验真理，而“真理”只掌握在骗子文人/“公知”手中。按照这样的游戏规则，骗子文人/“公知”的诈骗大业就能所向无敌。

然而这样的游戏规则与一切靠创造财富改变世界谋生的劳动者的生存利益完全矛盾——要创造财富改变世界就必须遵循客观世界的规律，就必须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如果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参与实践的骗子文人/“公知”就必然被淘汰出局。这样的利益关系决定骗子文人/“公知”不能允许靠创造财富改变世界的劳动者及其代表得势，必须把这些人踩在脚下。

骗子文人/“公知”要改变游戏规则，要把靠创造财富改变世界的劳动者及其代表踩在脚下，就必须获得权力。因此他们的全部活动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目标：篡夺政权。其基本路数也不复杂：改变政治权力体制的游戏规则，把政治权力体制变成“主观忽悠大比赛”——“民主选举”“自由竞选”“多党制”。只要实施这样的游戏规则，政治权力体制的运转就必然“以骗为纲”,骗子文人/“公知”就能稳操胜券，“骗出一个政权来”。

这样的政治追求决定骗子文人/“公知”与新中国为敌成为必然。新中国的一切都是“按照改变世界客观规律行事”的产物——要扭转落后挨打、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走向灭亡的命运，就只能“改变世界”，就只能按照改变世界的客观规律，组织起全国人民愚公移山；就只能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被长期实践证明唯一有能力凝聚组织起绝大多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人民、动员人民、推翻旧体制、建立新中国、从农业化迈入现代化；就只能依靠创造财富改变世界的劳动者……所有这一切都与骗子文人/“公知”的生存利益需要尖锐对立，水火不相容。骗子文人/“公知”要实现符合自己的利益需要的游戏规则，就不能不搞垮新中国，不能不与新中国为敌。

骗子文人/“公知”搞垮新中国的基本原理与用电脑病毒搞垮电脑体系的原理差不多——只要在电脑的操作系统软件上下电脑病毒，整个系统就会失灵崩溃停摆宕机；只要在社会主流意识上下“意识形态病毒”如“绝对的言论自由”，就能使各种垃圾信息、虚假指令、谣言谬论、噪音干扰等无限制自我产生、自我放大、自我扩张，洪水泛滥般淹没一切，窒息一切，使普通人无所适从，不知所措，使社会正常运转的“系统操作软件”崩溃宕机。此时掌握舆论话语权的骗子文人/“公知”就能制造出倾向性舆论狂潮，煽动动乱，制造“颜色革命”，摧毁整个政权体系，趁乱夺权。

中国骗子文人/“公知”最关键的特征有两条：

第一，敌对——对新中国的一切都持敌对态度。不管是赤膊上阵还是委婉隐晦，真正的立场一定是对立、敌视与否定。

第二，以文篡政——注意：不是“以文干政”，不是“以文议政”，而是“以文篡政”，“干政”“议政”只是手段和形式，真正的最终目的是“篡政”——不管话题是什么，最后一定直接间接牵涉到“政权体制”。

抓住这两条，就不难区别“君子文人”与“骗子文人/‘公知’”，也不难判断什么样的文人是骗子文人/“公知”。

骗子文人/“公知”的具体诈骗花样无穷无尽，篇幅有限，只能选择若干为例，对其中欺骗性较强的做简要分析如下：

1.靠外国文科文凭证明自己是懂得中国的“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养的知识者”

任何社会的文科都是根据自己的社会实际情况发展起来的，不可能为别国专门开发适应别国社会的文科。用证明学过外国社会人文知识的外国文科文凭证明自己是懂得中国的“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养的知识者”本身就是诈骗；以此为根据占据中国教育机构职位、用不切中国社会实际的“理论”误人子弟是加倍诈骗；在中国的土地上用外国的纸谈中国的兵、对中国社会的国策、公务指手画脚更是祸国殃民的超级诈骗。

2.用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不知道的外国人的话向中国老百姓证明自己的论断

这跟扶乩跳大神没什么本质区别，都是装神弄鬼，用别人不懂的语言证明自己——欺负大家不懂，自己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

3.不能用实践成果证明自己在为中国谋利益、是真正懂得中国实际的“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养的知识者”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真凭实据，没有实践成果，光有主观忽悠，凭什么让人们相信你是为中国谋利益的？又凭什么相信你有真才实学，是真正懂得中国实际的“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养的知识者”？谁知道你跟电话诈骗的骗子是不是一路货？——王明的马列理论倒背如流，盖达尔的经济理论文凭绝对过硬，结果呢？哪个人愿意让从来没看好过病人的医生给自己看病、让从来没做过手术的大夫给自己动心脏手术？涉及一个人命的问题尚且如此，何况涉及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所有人的命运、而且没有任何挽回余地的生死大事？——如果当初听了那些号称“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养的知识者”的高论，不保护耕地、“放弃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销毁核武，如今中国将会如何？

4. 从不肯定更不赞扬工人、农民、军人、科学家等改变世界的劳动者，从来只吹捧6类人：有钱的、有权的、同类的、做戏的、古代的、外国的。

2019年1月14日，一堆“公知”大张旗鼓庆贺“茅于轼老先生九十华诞”。仅仅两天之后的2019年1月16日，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逝世，举国“公知”无一人吭一声。显然在骗子文人/“公知”心目中，中国“氢弹之父”一文不值。

对于新中国建设的一切成就——工业、农业、科学、国防科技现代化、“两弹一星”、青蒿素、人工合成胰岛素、“神州”“天宫”“长征”“蛟龙”高铁、航母、大国重器、歼10、歼20、运20、武直10、“彩虹”“云影”“翼龙”、054、055、056……对所有这些做出了贡献的人，骗子文人/“公知”从来不会说半句好话，能不恶意诋毁已经是最客气的了。

骗子文人/“公知”永不疲倦拼命吹捧的人一定只有6种：有钱的，有权的，同类的，做戏的，古代的，外国的。道理很简单：

第一，有私利可图——吹捧阔老有打赏，吹捧官员能沾光，吹捧骗子文人/“公知”就是吹捧自己，吹捧做戏的能跟着出名，吹捧古人洋人能“远交近攻”——“借古讽今”“借洋贬中”，为毁灭妨碍自己根本利益的新中国政府做贡献。而夸奖赞扬工农兵科学家能得到什么打赏？

茅于轼说，“公知”应该“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话乍一听冠冕堂皇不偏不倚，实际呢？富人除了名声还缺什么？“为富人说话”不正是“投其所好、送其所要”吗？骗子文人/“公知”从来不做实事，所谓的“为穷人做事”实际是水中月、镜中花，凭空画的大烧饼。

第二，“鱼找鱼，虾找虾，乌龟爱的是王八”——对一切靠创造财富改变世界的劳动者的任何肯定，都等于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肯定，都等于对“真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否定，都等于在挖骗子文人/“公知”的墙角。他们怎么肯干这种自杀性蠢事？

“大数据，见规律”。只要看看统计数据，看一贯吹捧谁否定谁，是不是骗子文人/“公知”一目了然。

5. 善于玩弄跨类对比陷阱

只要持客观立场，凡做对比时，一定按同类对比：如果是纵向比，一定是自己跟自己比，比如，用外国好的东西跟外国坏的东西对比；用中国的好的东西跟中国的坏的东西比，这样的实际客观效果是让人们一看就知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如果是横向比，一定是按同等类别相比，比如，用外国的好的东西跟中国的好的东西比，用外国坏的东西跟中国坏的东西比。这样的实际客观效果是让人们知道同类情况的差距。只要按这种同类类比，客观效果就是就事论事，没有误导。但跨类对比就完全不同了。比如，把张三照服饰整洁的照片跟张三肮脏邋遢的照片公开放在一起做对比，给人门的印象就会是张三这个人有循规蹈矩的时候，也有吊儿啷当的时候，个性使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如果把张三肮脏邋遢的照片跟李四服饰整洁的照片公开放在一起做对比，给人们的印象就会是李四有教养而张三是流氓，实际是用李四否定了张三——虽然一个字都不提，但除了平时了解张三的人外，其他人的感受就是如此。这是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思维误区。个人如此，国家同样如此——蓄意把夸张甚至编造的外国亮点跟中国的阴暗面放在一起类比，比如，把美国长大的谷爱凌跟中国长大的“铁链女”放在一起对比，把编造的“德国抗洪神器”跟中国满身泥水的抗洪战士放在一起对比，把编造的“青岛德国良心下水道”跟中国的“豆腐渣”工程放在一起对比，把外国的豪车跟中国的山间独轮车放在一起对比……即使一个字都不说，但实际效果就是能使许多人不知不觉掉进思维陷阱：外国的东西好，中国的东西坏；好的东西都在外国，坏的东西都在中国。

文人即使别的什么都没说，只要做这种跨类别对比必定是骗子文人/“公知”。

6.鼓吹“天赋人权”“人权高于主权”“精致的利己主义”

谈人权必须先是人。但只有处于有秩序状态下的人才是人，无秩序状态下的人不是人而是兽——不要说战乱或灾难情况下的持久性无秩序状态，就是在和平时期发生群体踩踏事故这种短暂的无秩序状态下，人们的行为也只能如同禽兽：惊慌失措，本能挣扎，盲目乱窜，自相践踏……对此自古以来也无不以禽兽描述之：狼奔豕突、抱头鼠窜、乌合之众、鸡飞狗跳、如鸟兽散、惊弓之鸟、丧家之犬、没头苍蝇、热锅上的蚂蚁、树倒猢狲散……

只要丧失秩序，人变成禽兽只是一瞬间的事——不管平时是绅士还是痞子，是淑女还是婊子，是圣人还是贼人，此时一切个性全部归零一扫而光，人与人的关系无异于兽与兽的关系：身不由己趋利避害、凭本能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行事，遇到灾害各自凭本能逃生，其它什么都不顾，也顾不上。此时一切个体无不变成暴风中的一粒沙尘，只能像沙尘一样听天由命，像禽兽一样凭本能盲目挣扎。此时都不是人了，什么人性人权之类当然都无从谈起，所谓“天赋人权”纯属空话兼笑话。

既然“人”的存在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那“人权”“人性”的存在就同样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不是“天赋人权”，而是“人赋人权”：谁维持了秩序，谁就赋予了人权；谁毁灭了秩序，谁就剥夺了人权。

是否是人取决于有无秩序，是否有秩序取决于有无组织。没有组织就没有秩序——没有组织或组织松散，即使有秩序也说崩溃就崩溃。秩序一旦崩溃，原有秩序下的人就立即变成了兽，什么人权都没了。组织坚韧，大灾大难之际也能保持秩序。而保持秩序就保住了人继续是人而不变成兽，就保住了集体人权。

最典型的例子是1976年中国唐山大地震时开滦煤矿吕家坨矿困在井下一千多职工零伤亡脱险——“一束束矿灯光柱射向井口。这里没有拥挤也没有嘈杂，只有贾邦友镇定自若的指挥”，“一千多人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出色的组织，踩也得踩死几个”。“当时贾邦友就往井口一站：女同志先上！女同志上完了以后，新工人上。新工人上完了以后老工人上。最后，共产党员最后上。贾邦友当时就这么讲的：共产党员最后上！”结果：一千多职工零伤亡脱险。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组织，能保持秩序吗？没有秩序，大地震中被围困在地下处于危难的人能不惊慌失措乱碰乱撞自相践踏吗？怎么可能井然有序零伤亡脱险？这是一条客观铁律：“有秩序状态是人，无秩序状态是兽；有组织状态是人，无组织状态是兽”。

两军对决，要害是摧毁对方的组织体系。组织体系一垮，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人数再多也不过是一群兽，一堆肉，像牧场上的牲畜，猎场中的猎物，任人驱赶，任人宰割。

国家兴亡，关键在于组织状态。组织状态强则国强，组织状态弱则国弱，无组织状态则一盘散沙四分五裂自相残杀，对外只有落后挨打的份，再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也终将灭亡。

抗日战争时毛主席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抗美援朝后毛主席说：“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同样是中国人，无组织状态时别人就“敢于欺负”，有组织状态时别人就“惹不得”。

“天赋人权论”和“精致的利己主义”使保持组织实际成为不可能——按照“天赋人权论”，“人”和“人权”是生下来就有、无条件的绝对存在，是别人天生就欠自己的,是自己天生就该得到的，得不到就该闹。只要以“人权”为准衡量一切，那自然人权高于一切，人权高于主权，更不用说高于组织了。再加上“精致的利己主义”，组织纪律、个人服从组织、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之类都是“破坏人权”，都要不得。这就从理论上使“个人”与“组织”处于对立的地位。要讲“人权”就必须摈弃组织。

好秩序保护多数人，坏秩序伤害多数人，无秩序毁灭所有人。说某种秩序坏，要不得，用一种秩序取代一种秩序是一回事，砸烂一切秩序导致无秩序的无政府状态是另外一回事。不管什么理由，什么动机，只要结果导致无秩序，客观效果就是反人类。没有凝聚、没有组织能力却又要摧毁组织、摧毁秩序，实际就是反人类。坚持“天赋人权”“人权高于主权”加上“精致的利己主义”，必然摧毁任何组织凝聚，必然导致组织瓦解，秩序崩溃，人人都不再是人而变成兽。人人都变成了兽，还有什么人权可言？——叙利亚反对派把“人权”当如意金箍棒，稍不合意就搬出来打人闹“颜色革命”，闹得秩序崩溃天下大乱，无数和平时期有身份有地位人模人样的人丧失一切，沦为难民，像野生动物一样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生存——以“捍卫人权”的口号开始，以“毁灭人权”的结果结束，这就是“天赋人权论”的真正全过程。

骗子文人/“公知”总是说，让少数人为多数人做牺牲是“破坏人权”；但让多数人为少数人做牺牲呢？是不是加倍“破坏人权”？——为了少数人的“人权”而搞垮组织，摧毁秩序，导致所有人都从人变成兽，这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借着人权反人类”。

7.鼓吹“个人自由不容侵犯”

一说“自由”，有些人顿时两眼放光，搬出一首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然后振振有词：可见自由比命重要。

只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谁的自由？谁的命？——为自己的自由抛弃自己的命是一回事，为自己的自由抛弃别人的命是大大不同的另外一回事。凭什么要为一己之私的自由剥夺别人的命？

只要认同“个人自由不得危及别人生存”这一原则底线，那就必然认同“没有绝对的个人自由，个人自由要受到具体实际情况的制约”——如果是一人世界，比如独在深山老林荒漠孤岛，不存在危害别人生存，那自然绝对自由。只要有了别人，那马上就对个人自由有了制约：不得危及别人的生存。人数越多越密集，对个人自由的制约必然越大。比如乘坐车船飞机，个人自由就第一，只能局限在车船飞机之内，第二，不能危及车船飞机的安全运作。如果把这种制约称为“侵犯个人自由”，那就是蓄意诈骗，教唆为一己之私的任性自由剥夺所有人（包括自己）的命。同样，为了防范当前的新冠病毒以及今后可能出现的更凶狠更致命的新生化武器的危害，就需要建立全国性生化防御长城，坚持“动态清零”。而这对个人自由就不能不有所制约，就不可能像过去的和平时期那样的日子自由自在。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个人自由不容侵犯”，就等于鼓吹为一己之私的任性自由危害所有人（包括自己）的生存。

8.鼓吹“绝对的言论自由”

公开言论有没有后果？如果没有，那就是噪音，为了环保也该消除。如果有，那就有个责任问题：谁造成的后果就该由谁承担，否则就得让无辜的别人承担——凭什么？而承担后果本身就意味制约，意味着必须对后果负责。承担言论的后果就意味着对言论的制约，就否定了“绝对的言论自由”。“绝对的言论自由”实际是骗子文人/“公知”为自己量身打造的游戏规则，因为只要“绝对的言论自由”，骗子文人/“公知”就可以冠冕堂皇地“撒谎无罪，诈骗有理”，不受任何惩罚。

9.声称只有“宪政民主”“自由选举”“多党制”才能制约权力、防止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的权力不是不受制约，而是受到三重客观制约：

第一，“改变世界”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的制约。

第二，人民群众的制约。

第三，党组织的制约。

这三者是对权力最客观、最广泛、最严格的制约。要改变世界，要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要确保有组织状态，就必须遵照客观规律办事，否则就达不到目的，就要遭到惩罚。“遵照客观规律办事”本身就是对权力的制约，只是这种制约不符合骗子文人/“公知”的私利需要而已。他们的“权力制约”是“用权术制约权力”，靠主观夸张把权力制约变成闹剧表演，根本做不成事，实际是借“制约权力”之名使自己得以组党篡权。

10.鼓吹“正常社会应允许不同意见”

“不同意见”只适用于非对抗性矛盾，目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整人。要如此就必然采取对方能听得进去、不导致伤害对方的表达方式，即直接沟通的方式——朋友之间、两口子之间、一家子之间如果要解决分歧，是关起门来沟通，还是吵上大街叫板？即使是素不相识的人之间如果要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不同见解，也决不会当众直怼。

骗子文人/“公知”则完全不同——从不参与实践，哪有兴趣和能力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一切“不同意见”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的目的从来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借机整人——否定别人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摧毁新中国以确立保证自己根本利益的游戏规则……既然是你死我活的敌对立场，当然不可能搞什么“沟通”，一切“不同意见”都是公然叫板，全盘否定，针锋相对。其真正作用有三：第一，公开进行敌对宣传，直接煽动不满。第二，公开插旗招兵买马，吸引粉丝变相组党。第三，向外国敌对势力报到开户递交投名状，告诉对方：要反华反共给钱给好处别忘了给我一份。

骗子文人/“公知”的“不同意见”是一种权术性文字游戏，把公开敌对宣传、公开招兵买马、公开向外国反华势力输诚投靠的抵抗性敌对行为硬说成属于非对抗性的行为，以此逃避反击；一旦遭到反击，马上装出一副无害而可怜的样子，倒打一耙说这是“专制独裁，容不得不同意见”。

11.鼓吹“正常社会应允许不同声音”

实际上，骗子文人/“公知”说的“正常”从来都是“非正常”——战争、灾害、动乱等紧急状态。

紧急状态是生死存亡紧要关头，需要的不是言辞，而是行动——举国动员、密切配合的一致行动。恩格斯说：“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航海的危险关头如此，其他生死存亡的紧急情况同样如此。要确保密切配合行动一致，只能允许一种声音——命令，其他人要做的只是服从。在需要“步调一致”的地方，如齐步前进的队列，如狂风暴雨中的航船，不仅只能允许一种声音，而且只能允许一个声音——现场指挥员的口令。

骗子文人/“公知”最能迷惑人的一个论点是：只有允许“不同声音”才能避免指挥失误。

危急关头没有万全之策，尤其在猝不及防的初始阶段，矛盾的性质暴露有个过程，对问题性质的认识也有个过程，具体部门领导出现一些短暂的技术性失误并不奇怪。但只要总体组织健全、指挥有效，就能够迅速纠正失误转危为安。哪怕底层指挥有问题也能很快予以纠正直至撤换。最要害的不是“不失误”，而是“不失控”。此时任何“不同声音”都是对统一命令的权威的干扰和破坏——允许“不同声音”，就等于允许每个人都可以自以为是，用自己认为的“正确”否定命令、否定别人，实际什么都做不成，即使有意见正确也等于没有，客观效果只能是摧毁指挥的权威，等于指挥体系“被斩首”。摧毁权威必导致军心动摇，军心动摇必导致组织崩溃，组织崩溃必导致秩序崩溃，秩序崩溃必导致人人从人变成兽，自相践踏，任人宰割。整个队伍都崩溃了，“不同声音”正确又有什么用？正因如此，自古以来“动摇军心”“惑乱军心”都是大罪，格杀勿论斩立决。

危急关头最要害的问题不是“出不出错误、付不付代价”，而是“两害相衡取其轻”——要么允许不同声音，结果必然失败——组织崩溃、指挥体系瓦解，全盘崩溃，输个精光，认识再正确也等于没有,而且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要么不允许任何干扰，确保组织健全、指挥体系完整，即使有失误有代价也能挽回——一次不行还可以再来一次、两次、三次……直至成功。汽车在高速上走了错路，绕点路再回来就是了。借口走错路马上把司机免职，把车拆散，说是不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但实际不但断送了纠正错误的机会，而且毁灭了整个行程。只要不是司机蓄意把车往悬崖深渊里开，借口走错路闹窝里反把车拆散实际是蓄意破坏。

危急关头只能允许一种“不同声音”——现场实况的如实报告，但只含事实，不含判断，如何判断只能是指挥员的职责。

危急关头排除一切干扰，确保组织健全、指挥体系完整，这才最关键，才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骗子文人/“公知”鼓噪紧急状态下的“允许不同声音”是一个大阴谋。

大灾大难、紧急状态对国家民族是坏事，但对骗子文人/“公知”却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平时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到处拱火，就是为了制造动乱搞垮中国，自己好篡政。当然，他们不会直截了当赤膊上阵直接拼命。他们需要也只需要搞垮我们的党组织。只要搞垮我们的党组织，中国自然处于无秩序状态，“有秩序状态是人，无秩序状态是兽”“有组织状态是人，无组织状态是兽”的规律立刻发挥作用，所有中国人马上变成兽类，遵循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自相残杀，任人渔猎，任人宰割，中国立刻崩溃，骗子文人/“公知”立刻大功告成，根本用不着明着说出来。而搞垮我们的党组织的最佳机会莫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人心不稳，正是他们抓住一切矛盾煽动不满、蛊惑人心、积小怨为大恨、变不满为敌对、变非对抗性矛盾为对抗性矛盾的黄金时刻。只要大闹紧急状态下的“允许不同声音”，就能让人们在只容得一致行动的刻不容缓的关键时刻把时间和注意力浪费在空谈扯淡上；就能利用“不同声音”破坏统一指令的权威，施行变相“斩首”摧毁指挥体系，瓦解组织；就能借“不同声音”大肆造谣传谣，蛊惑人心，挑拨离间，煽动动乱。情况越是紧急，骗子文人/“公知”一定跳得越高，“允许不同意见”一定叫得越响，而且一定“三句话不离老本行”“万变不离其宗”——第一，煽动对立敌对；第二，政变——“改变政治体制”。

谨以新冠疫情为例：

新冠疫情实际是一场战争，敌人不仅有病毒，更有背后制毒放毒的势力。虽然没有公开宣战，但新冠病毒迫使中国实际进入了战争状态，不得不按照战时管控方式处理一切：确保有组织状态、组织健全、指挥统一、步调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动态清零”“区域封控”“严格控制人口流动”；战区（封控区）人们的生活目标函数只能定位于“生存”而不是“奢华”。

在这样的生死存亡关头，中国骗子文人/“公知”完全站到了中国的敌对面，竭尽破坏捣乱之能事，处处与中国为敌——新冠疫情刚爆发，中国骗子文人/“公知”就迫不及待跳出来，在全球第一个把新冠病毒命名为“武汉肺炎病毒”，大肆制造舆论，又是“日记”，又是“公开信”，又是“声明”，不由分说一口咬定是中国之过：“饮食文化落后”“武汉病毒所造毒”“当人类捕食野味的意愿、主宰自然的价值得到充分发展，新冠病毒就把我们的生活翻了个底朝天”“弄出问题、生了烈性传染病，传染给了周围众多的人，自己应该有歉意”，气势汹汹指责中国政府失职不作为，导致疫情泛滥；然后把问题归结为“政治体制”：“武汉肺炎病毒与其说引发了全国乃至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不如说折射了中国日常社会治理中的制度危机”“我们不仅要反思自己国家制度存在的问题，更要积极推行变革之道”“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这场危机极很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因为言论与新闻自由即足以将新冠病毒扼杀于摇篮。言论与新闻自由赋予公民知情权，有助于遏制病毒传播”“防治病毒，中国需要宪政民主”……最后凶相毕露，公开教唆战争、煽动暴乱：“人祸大于天灾”“人祸之灾，于当今中国伦理、政治、社会与经济，甚于一场全面战争。再说一遍，甚于一场全面战争”“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倒计时开始，立宪时刻将至”“人人向不义咆哮，个个为正义将生命怒燃，刺破夜瘴迎接黎明，齐齐用力、用心、用命”“直至把性命搭进去”“必有大量身影倒毙于黎明前矣”。

然而中国骗子文人/“公知”万万没想到中国领导人如此警觉，如此果断，如此雷厉风行地决策举国“动态清零”；没想到中国举国组织动员能力如此厉害，中国老百姓如此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服从配合，如此迅速在全国构筑起生化防护长城，使病毒无法在中国肆虐，反而倒流海外；而西方“制度优势”的“自由民主国家”在疫情面前如此无能，如此丑态百出原形毕露，导致全球大乱，到处经济危机，唯独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凸显出中国的制度优势，使骗子文人/“公知”在中国彻底臭了大街，使他们所谓的“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这场危机极很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因为言论与新闻自由即足以将新冠病毒扼杀于摇篮。言论与新闻自由赋予公民知情权，有助于遏制病毒传播”“防治病毒，中国需要宪政民主”“即便危机失控暴发，宪政民主制度的危机处理能力也远胜专制国家”之类斩钉截铁全成了笑料，不折不扣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那么中国骗子文人/“公知”就此改邪归正了吗？没有。“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虽然有一阵子表面上不那么嚣张了，但那不过是装死躺下，窥测方向，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最近这帮人纷纷还阳，又跳了出来用各种方式对中国政府的抗疫大肆攻击。只不过这次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上次追根刨底要追究病毒来源；这次对病毒来源只字不提；上次拼命强调病毒可怕，“人传人”人人自危，这次拼命强调病毒不可怕，“人传人”不要紧；上次大骂中国政府没有立即防控、没有取缔武汉“万家宴”、导致疫情泛滥；这次指责中国政府“防控过度”“极端清零天怒人怨”——为此还密切配合各方势力同演大戏：那边借“动态清零”利用职权倒卖捐赠物资、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封大门、半夜做核酸、折腾志愿者、亲子分离、封快递、故意把新鲜的肉菜压在仓库里直到烂掉坏掉丢进垃圾桶、故意刁难群众，蓄意制造出饥饿难耐、求医无门、儿童被迫与家长分离等惨剧借以激起民愤；这边乘机大造舆论，大肆渲染“动态清零”如何如何恐怖，如何如何破坏人权，如何如何可恶，简直比病毒还可恶，简直“苛政猛于虎”“严重干预了经济活动”“置百姓死活于不顾”“导致人道主义危机”……

骗子文人/“公知”为何如此？道理很简单：上次新冠病毒来源未明，所以忙不迭把屎盆子往中国头上扣，所以死乞白赖要在病毒来源上大做文章。如今已经查明新冠病毒来自境外，如果再追究病毒来源、追究“饮食文化习惯”“捕食野味习俗”就要追到洋人头上去了，所以马上闭嘴，要多乖有多乖。上次以为疫情只会在中国爆发，所以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中国的体制问题，以便借疫情之机煽动政治动乱。如今西方政治制度优势的神话已经被疫情无情摧毁，中国已经建立起有效的生化防疫长城，要用新的病毒搞垮中国就需要摧毁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生化防疫长城，所以口径必须从“唯恐人传人”变为“不怕人传人”，宣扬必须向西方接轨、认同“新冠病毒不过是大号流感”“躺平”“群体免疫”“与病毒共存”……所有这一切都是逼中国政府放弃“动态清零”。而只要中国政府放弃“动态清零”，中国建立起来的生化防疫长城立即崩塌，如果再面临新的更致命的病毒，中国必将束手无策，那时骗子文人/“公知”就可以再度向中国政府发难，制造不满，煽动政变——宣扬“中国应销毁核武取信美国”的骗子文人/“公知”还在上Q蹿下跳到处蹦跶，如今又冒出一堆宣扬“中国应自毁生化防御长城取悦西方”的骗子文人/“公知”，层出不穷。

光看新冠疫情以来骗子文人/“公知”的“不同声音”就可以知道他们对中国的敌意——所谓“独立人格”实际充满了仇恨：“独立”=孤立+对立+势不两立。

12. 断言“爱国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爱国主义就是粹德国的民主主义狂热，就是侵略”

中华文明源于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本质是靠劳动创造财富为生，不靠杀戮为生。由此可以理解中华文明的一系列特点：守土劳作，勤劳实干，生生不息，尊重生命，不嗜杀戮，没有侵略基因——既然在家劳动就能安全可靠稳定充沛地获得财富，那为什么还要冒险到遥远贫瘠危险的地方去为靠不住又没油水的东西拼命？“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这就决定历史上中国从来只求自保，没有对外侵略的冲动，即使处于历史上世界最强地位时也从不对外侵略——不惜一切注重国防的结果是修长城，为的是防卫而不是侵略。

但传统的中华文明也具备了农耕文明的一些短板：封闭散漫，因循守旧，随遇而安，一盘散沙，血性在长达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遭到历代骗子文人的极大侵蚀。近代面对西方的侵略毫无招架之力。是毛泽东思想使中华文明在继承发扬了一切优秀成分的同时克服了先天短板，既勤劳又勇敢，既恢复了血性又没有侵略基因，仍然奉创造财富和平共处为人间正道，没有侵略的任何冲动。这种爱国主义与納粹德国的“爱国主义”完全不是一码事。人家的文明源于渔猎文明加海盗文明，本质就是以杀戮为生，以暴力为本，根本谈不上尊重生命、生生不息之类。这样的文明天生就有侵略的基因，鼓吹“爱国主义”只能是侵略扩张。

西方人精英一口咬定中国强大是威胁，因为他们习惯用肉食动物的思维看一切：谁强大谁危险，所以见了中国强大马上坐不住。他们分不清中华文明的爱国主义与納粹德国的爱国主义的本质不同不奇怪。而中国的骗子文人/“公知”则不同。如果他们真的分不清属于农耕文明的中华文明的爱国主义和属于渔猎文明和强盗文明的納粹和的“爱国主义”，那就证明他们这些“专家”“学者”浪得虚名，连这些文明的基本区别都不懂。如果他们明知这些区别却揣着明白装糊涂，那更证明他们的卑鄙无赖。

骗子文人/“公知”的诈骗花样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再眼花缭乱也仍然是骗子。识别骗子文人/“公知”的原则跟识别电信诈骗的骗子的原则其实没什么本质区别。简单说就两条：

第一，看有没有兑现能力：

不管许诺了什么，有没有能力兑现？没有，那就有问题。

比如，骗子文人/“公知”总是说，让他们当权参政就会一切变好。然而这些人从来高高在上，只会纸上谈兵，整天理论理论再理论，假设假设再假设，推导推导再推导，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无实践能力，无群众基础，无凝聚，无组织能力，即使当权也不可能有执行能力，什么实际事也做不成，因此许诺的兑现能力为零。

第二，看有没有过去的许诺的兑现信用记录

如果没有现在的兑现能力，那过去呢？起码得有事实证明你有信用吧？如果连这也没有，那跟电信诈骗的骗子有什么区别？什么实际的东西也没有，光凭一番言词就要拿走你的真金白银——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你敢相信吗？

对于骗子文人/“公知”，应该牢记几条：

1.有知识≠有道德

2.读书人≠好人

3.“如果以为落水之后，十分可怜，则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