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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与当下公知之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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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晓平所著《王明中毒事件调查》(中国青年出版社西元2012年2月第一版)一书,以详实可信的材料和缜密客观的分析,还原了王明在西元1940年代和以后编造自己“被迫害中毒”的谎言的事实;同时,它还主要围绕王明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言行及其后果,介绍了延安整风运动的过程及其伟大历史意义。这是一部兼具历史性和学术性的好著作。

王明是个很值得研究的人物,他曾经一度是革命历史中的风云人物,“有口若悬河的口才和死记硬背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的硬功夫”,在延安乐此不疲地演讲“革命理论”,俨然成为党内的理论“巨人”,一度“征服”了“一大批刚刚参加革命的年轻人”甚至一些党内中、高级干部,以至曾有人当场高呼“王明万岁”,有的女学生甚至崇拜地说“王明是我们的母亲”。(《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80—81页)不过,与自古以来所有擅长夸夸其谈的人物一样,他最终使自己成为历史的反面教材。

从本质上来看,王明可以称得上是当下公知一类人物的前辈之一。把他与当下公知们摆在一起来分析,两者既有表面形态的相异之点,更有内在本质的相同之处。

王明与当下公知的相异之点,自然表现在一般层面的政治态度上:王明,作为中国共产党曾经的领导人之一,用苏联政府在他去世后给他的评定来说,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家”(《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368页);而当下的公知,则是西方“民主自由”的膜拜者和反共产主义的宣扬者。两者的政治态度可谓泾渭分明、针锋相对。

不过,在这种表面政治形态的相异之外,两者的相同之处更多,而且这种相同之处,大都体现在为人思想与品格方面。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哲学思维上来说,两者都是教条主义者。

王明在苏联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经典原著,知道了一些苏联革命的经验,他机械地搬运这些经典理论和经验用于指导中国革命,而基本上不去观察、研究、总结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当下的公知们则把从西方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书籍中读到的“理论”全盘接受,生搬硬套地用于看待中国几乎一切政治、经济事物,试图以此引导中国的发展方向。

王明的教条主义曾给当年的革命造成困难和损害,当下公知们的教条主义则对中国的发展带来阻碍与破坏。

二,两者都把外国的利益放在中国利益之上。

王明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路线,到抗日战争时期转为右倾路线,其出发点都是站在苏联利益的立场上,而不考虑中华民族的利益,要求中国党无条件服从苏联的意志。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家”的头衔正是由此而得。

与此相似,当下公知们的所言所行都以西方的话语为标准,实际上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来评判、指责甚至污蔑中国,要求中国按照西方的愿望行事。为此,有一些公知获得了西方人赐予“文学奖”、“思想家”、“斗士”之类称号的奖赏。

毛泽东主席曾评价王明:他为别人考虑得太多了,为我们自己考虑得太少了。(《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368页)这个评价,也完全适合于当下的公知们。

三,两者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王明在延安时编造自己“中毒”的谎言,后来在莫斯科又编撰“中共五十年”的书,对中国党和领导人进行丑化和诬蔑。

当下的公知们也制造了一些书,比如李某的“私人医生”、张某的“鲜为人知故事”、高某的“红太阳”等,对中国革命、新中国及其领导人进行恶毒攻击。

两者的手法,都是哗众取宠、断章取义、颠倒是非乃至编造谎言。两者这么做,或出于自己的阴暗本心,或为了取悦外国敌对势力,或者就是被外国敌对势力收买操纵。两者的这种行为,反映出其人品的卑劣和无耻。

当年的王明与当下的公知具有本质上的共性,他们都没有把自己的根扎在祖国的大地上,数典忘祖,钻进了偏狭怨毒的死胡同,企图通过为反华势力作伥以寻求生存和自尊,丢失了一个中国人的自我,更丢失了作为人的品格。与过去的王明一样,当下的公知们也终将踏上不归路,走向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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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22-01-02 关键字:政治  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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