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洁良”是怎样炼成的？

金  猴

厦门大学的研究生田佳良（网名“洁洁良”）因为发表不当言论受到“双留察”的处分了，于是这个网络话题似乎暂时告一个段落。

之前，主流媒体没有缺位。随着新华社、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紫光阁、公安部、央视新闻、环球时报、人民网、思想火炬等多家单位点名和主流媒体介入而迅速成为全国热点舆情事件。

在作出处理之前，有人为她鸣冤叫屈，称“绝对不能仅因为‘支那’两个字就断定是‘辱华’，同理，也无法根据‘辱华’这两个字就处分人家。”为她鸣冤叫屈的这哥们是个“洗地专业户”，前不久为杨舒平洗地也是非常卖力。屁股决定脑袋，可以不理睬他。

而作出处理之后，也有人觉得处理太轻，对于这一点，我的看法是，也许有关方面是出于“治病救人”的考虑吧，而我本人觉得，如果比对去年因为大放厥词而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那位商界名人来说，厦大的处理还算是合适的。不过，对“洁洁良”个人如何处理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寻找“洁洁良”现象产生的的根源，以后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现象。

一个大学里面的学霸，还是学生党员！本科就读于辽宁师范大学，是中共党员，院学生会副主席，学院内第一批发展入党，大连市三好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校级奖学金共计15项，荣誉称号共计12项，在本科毕业后被辽宁师范大学保送到厦门大学读研，还在厦门大学担任2015级硕士生第三党支部书记，且即将成为一名博士生。她的成长环境既不同于就读于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杨舒平，也不同于就读于港中大的前泸州高考文科状元，用侮辱性的“支蛆”一词辱骂网友的唐立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偶然性的个案还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潜在的逆流，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一、“洁洁良”事件与《辽宁日报》公开信事件

相信很多人不会忘记发生在四年前的这件事——

“我们一个老师，逢课必讲‘瞧瞧人家国外’。案例教学时，负面的例子全是中国。”2014年11月14日上午，《辽宁日报》头版公告并在4版整版刊发公开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公开信源    自于10月21日，一位大学生在辽宁日报官方微信的留言，引起了编辑部的注意。为此，报社采编在省内外几大高校中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并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在高校比较集中的城市听了将近100堂大学专业课。公开信中指出，“呲必中国”的现象也一定程度存在，有的还很过分，必须引起教育界的警觉和重视。

在当时的国内舆论大环境下，《辽宁日报》发表的公开信以及编者按很自然地受到了公知以及一些媒体的铺天盖地的围攻。其中尤其以一位国内某著名媒体的评论员的评论非常特别。

他以《大学老师讲课不需要谁居高临下教》为题称：

“大学开放自由兼容并包，应该容得下各种人各种声音，所以学生们虽然比较反感，但多没有太当回事，多是一笑了之”。

接着说：“首先，不要低估大学生的智商和判断力，现在已经不是老师讲什么学生就全盘接受的年代了，大学生有了自己的思考和思想，有了质疑和批判的能力。”

但是，同样是对于大学老师讲课与大学生的“智商和判断力”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上，他在同年7月份在另外的场合却有相反的说法。

他在反对林治波担任兰州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时写了《当新闻学院院长是需要资格的》文章，称：“刚走进大学的年轻人缺乏判断力，思想上几乎是一张白纸，价值观和思想的可塑性很强，一院之长的影响非常大”。

时隔几个月，同样是对于大学生的“智商和判断力”的看法，为了给某些人在大学课堂上大放厥词开绿灯，此人认为“大学生有了自己的思考和思想，有了质疑和批判的能力。”而之前，他为了反对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担任兰州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时，却称“刚走进大学的年轻人缺乏判断力”。

这种对同样的事物的前后矛盾的说法非常耐人寻味。其实他以及他所代表的那部分人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估计大家都很清楚了。

这个人还算是表面上装得比较客观的样子的人，而其他那些屁股决定脑袋，并且敢于赤膊上阵的人就不用说了。

“假作真时真亦假”，邪作正时正亦邪。在那段特定时期，一些人在大学课堂上大放厥词对学生施以消极影响可以大行其道，而对此进行哪怕是非常一般化的简单批评也会受到围攻，跟当时网络上正能量的人一个个受到“定点打击”一样，网络上一片白色恐怖。

在这种氛围下，个别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人把大学课堂当成在思想上贩毒的小卖部。在这些人里面，可能有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曾经与执政党有历史恩怨，借课堂发泄不满；

第二种是对西方的社会制度盲目崇拜，还以为自己是在为学生“启蒙”，或者是为了突出西方的“正确”，故意贬低中国来作为衬托；

第三种是具有非常明显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在大学生中培养像香港黄之锋之类的人，以在国内外敌对势力需要的时候可以让他们打头阵充当马前卒。

这是非常可怕又可恶的一种行为。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家长把孩子送到大学里面，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能够成才，最起码是让其能够自食其力。即使是家长不问政治，不关心国家，但是最起码也不愿意孩子成为一小撮人用来作为改旗易帜的工具，因此，某些人利用大学课堂对大学生进行各种政治煽动的行为是天怨人怒的。

二、教育系统的斗争非常激烈

2016年12月，教育部长陈宝生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强调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

“教育战线是我们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基础。从社会情势来看，很多意识形态的错误东西都出自教育战线。”

“敌对势力对我们的渗透首先选定的是我们教育系统，是校园。总书记讲，赢得青年就赢得未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搞乱你的未来，首先搞乱你的学校。前沿阵地，斗争非常激烈”。

由于教育系统特别是高校的意识形态的工作开始得到了重视，这些年来，经常公开发表不当言论并在学生中影响极坏的史某杰、邓某超等先后受到了所在学校的处分，另外还有一些虽然没有受到处分，但是在网络上和其他公开场合大放厥词的频率降低了，也许是其行动受到了有关部门的约束，也许是其微博微信受到了网信部门封杀。

但是由于敌对势力对教育系统尤其是高校的渗透，加上网络上不良信息以及社会上消极因素等的综合影响，少数缺乏辨别力甚至是被深度洗脑的大学生就成为了敌对势力搞乱学校的牺牲品，田佳良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当然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她是具体受到哪一位大学教师的影响，或者纯粹是受到网络上和社会上的消极影响，但是我们绝对不应该把此当成一个偶然发生的孤立的个案看待。如果我们高校的意识形态阵地失守，那么即使是处分了田佳良，还会有杨佳良、唐佳良出现。甚至会在某种气候下，还会出现内地的“黄之锋”。

三、“洁洁良”之流的侮辱祖国与列强的变得客气

而那些曾经以类似语言羞辱中国人的国家现在是怎么样的一种态度呢？

“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屈辱已经成为历史，在崛起的中国面前，某些西方大国也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

据美国《侨报》报道，2016年5月20日，由国会众议员孟昭文提出的将带有侮辱华人色彩的“Oriental”(东方人)一词从联邦法律中去除，用“Asian Americans”(亚裔)取而代之的法案由总统奥巴马签署，正式成为联邦法律。

当地时间2018年4月22日下午，加拿大温哥华市市议会在位于唐人街的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举行特别会议，市长罗品信代表市府就该市歧视华人的历史向华人社区正式道歉。

一边是西方国家就歧视华人的态度公开道歉，一边却是国内的个别人年轻人公开侮辱自己的祖国。令人感慨，又令人痛心。

四、“洁洁良”如果坚持错误做法将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就在田佳良事件还在作为人们的话题的时候，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提交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草案将增加条款，对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追责。

近年来社会上个别人身着二战时期日本军服拍照并通过网络传播，宣扬、美化侵略战争，损害国家尊严、伤害民族感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需要明确相关法律责任，予以严厉打击。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对这种行为，要通过加强教育、管理和加大处罚力度，综合施策处理，结合英雄烈士保护工作，建议有针对性增加规定：“亵渎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当然，田佳良事件的性质与“精日”还是有一定差别，“精日”分子是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而田佳良是在用当年日本侵略军侮辱中国和中国人的语言侮辱自己的祖国，但是在两者之间往往只在于一念之差。田佳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已经丧失了起码的是非观，假如当时受到外界影响，她会不会也做出“精日”分子这种行为也很难说。

这次厦门大学仅仅是对她进行“双留察”的处分，应该是为了挽救她，她应该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假如不好好反思，却在别有用心的人的蛊惑下怀恨在心，在错误的路上走下去，那么等着她的就不仅仅是“双留察”的处分那么简单了。

“洁洁良”侮辱自己的祖国的事件，绝不应该以对田佳良的处分而结束，而是应该举一反三，从中深挖导致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从根本上消除这类问题出现的土壤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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