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究竟是否重要，茅于轼较早提出的一个歪理是，他先把“爱国”与“老百姓利益”拆开，然后将二者对立起来加以演绎，结果“爱国”就被压在了底下，成为可有可无、可取可弃的东西。他的具体描述是这样的：

　　“一块土地在中国版图内。现在归了外国，但那里的人民生活更自由了，收入也增加了。你是同意不同意?如果以国为本答案是不同意;如果以民为本答案是同意。我赞成以民为本。当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一致时国家的利益要服从百姓的利益。国家应为人民牺牲，不是人民为国家牺牲。过去皇上教育我们则相反”。

　　这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经典语录，也是其“卖国有理”论的理论基础。在这里，通过把国家与老百姓拆分对立，茅于轼演绎出了“卖国有理”的结论，并把“爱国”打下道德与道义的高地。

　　茅于轼的上述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他在这里所玩弄仍旧是偷换概念的把戏。他的具体错误在于：

　　第一，不能用部分老百姓的利益代替全部老百姓的利益，这是自私。

　　茅于轼先是做了一个“假定”，即“一块土地在中国版图内，现在归了外国”，然后就拿这块土地上老百姓的利益说事。就算茅于轼的假定成立，这块已经归了外国版图上的老百姓吃香的喝辣的生活很好，他们全都乐不思蜀了，这难道就代表“老百姓利益”了吗?

　　事实上，这充其量只是部分老百姓的利益。而在全中国的范围内，任何部分利益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全体中国老百姓的利益。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集体是这样，一个国家也完全是这样，不能各行其是、为所欲为，把极端个人主义放大到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层面，这是非常自私也是相当卑鄙的行为。更何况民族感情就像夫妻感情一般，一对夫妻可能家里很穷，但不能因为家里穷，做妻子的就可以跑到别人家给富人当玩意，这在道德与道义上是不允许的。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做人难道还不如一条狗吗?

　　第二，不能用局部的利益否定整体的利益，这是背叛。

　　就算茅于轼的假定成立，“归了外国”那块土地上的老百姓获得了实惠，有了实际利益。但能因为这样的局部利益就有权决定主权归属吗?难道谁脚下的土地就为谁所有，就归谁支配吗?举例来说，是不是江苏省的老百姓就可以集体公决把江苏省送给美国呢?

　　江苏省不只是江苏老百姓的江苏省，而是全中国人民的江苏省，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开辟保留下来的遗产，是祖先的，是国家，是全民族的，任何一部分人，哪怕就算是全部江苏人加在一起都无权把主权出让。如果有谁这么干，那就是罪恶的背叛。

　　不能用局部利益否定整体利益，国家主权尤其如此，国家任何一块土地被割裂出去，都是对国家整体利益的损害。正因为这样，所以俄罗斯普京才说，俄罗斯虽然国土辽阔，但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

　　第三，不能因为暂时利益而忘了长远利益，这是自虐。

　　的确有这种情况，一块土地归了外国版图，经济社会都得到了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提高很多，比如日本侵占我国台湾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请不要忘了，外国这样做，不是良心发现，更不是观音下凡，而是要占有这块土地，掠夺这里的资源，奴役这里的人民。日据时代，台湾的老百姓连中国名字都没了，都得起一个日本名字，这不是要他们灭族灭种吗?阿里山那么多原始巨木，不也大多被日本人砍伐拉走了吗?

　　因为鸠山请客喝酒这点眼前的吃喝就忘了自己本该姓什么，说轻一点是鼠目寸光，说重一点，这是甘当奴隶的自虐，哪里还有什么做人的尊严呢?

　　很长时期以来，茅于轼到处兜售其“爱国有错，卖国有理”的逻辑，所打的招牌就是老百姓的利益，他总是以老百姓代言人自居，把老百姓的利益与政府割裂开来，把利益分成“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三个层次并彼此对立，认定“所谓国家的尊严，其实是政治家的尊严”，以此为“卖国有理”找根据。但事实上，人民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在最高层面是完全统一的，这个最高层面就是民族的生存与国家的主权，在这个层面上，爱国主义是所有的人——包括“政治家”在内——的最大公约数与最高准则。为了民族利益，不要说任何个人的利益，就是阶级的利益乃至一切政治、经济利益，都要服从都要须让位，正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也。如果一个人、一个集团或者一个阶级，连爱国主义都没有，却说什么代表老百姓的利益，纯粹是胡说八道。

　　爱国主义是民族利益的最高境界，一个人如果不把国家尊严当回事，认为与己无关，这样的人，不管有多亮眼的光环，不管怎样念念有辞地拿老百姓说事，也不管怎样地道貌岸然，都一定是个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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