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晨   马慎萧

摘要：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展现出的最突出的新变化。左翼学者将二者的关系解释为为表象-本质关系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而且极易引起对当代资本主义矛盾认识的含混性和对资本主义未来走向的误判。本文认为，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是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以来，接连出现又接连失败的两个独立的阶段，这意味着在其“黄金年代”结束之后，资本主义并未建立起一种有效的资本积累体制，无论是倾向于产业资本的应对方案还是金融资本主导的金融化方案，都已经无法创造出“更好的资本主义”模式，这充分体现了当前资本主义的“晚期”特征，其替代方案只能是社会主义。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金融化；危机

作者：张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马慎萧，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无疑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展现出的最突出的新变化，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事实上并未经过严格和细致的讨论，从而不但未能准确说明这两个重大事项之间的关系，而且将导致对当代资本主义矛盾认识的含混性，对资本主义未来走向的判断也将进入误区。因此，对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这两个重大事项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意义重大。

一、新自由主义是表象，金融化是本质？

关于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讨论却并不充分。例如金融化研究的权威学者戈拉德·A ·爱泼斯坦虽然将新自由主义、金融化和全球化并列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变革的三大进程，但并没有明确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1]

在西方左翼学者中，对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关系进行明确考察的主要有美国每月评论派和法国学者杜梅尼尔和莱维等。每月评论派认为，金融化或“垄断金融资本的崛起”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变化的本质，而新自由主义则是这一本质的外在表象，金融化是新自由主义的主导性力量。他们坚持其“垄断资本”的理论和方法，认为：“金融化导致垄断资本主义步入新的混合时期，这一阶段可称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垄断金融资本时期”。[2]在这一总看法的指导下，每月评论派认为，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化的垄断资本及其在全球的扩张。对此，保罗·斯威齐提出：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涨是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原因，而金融化的实质就是“传统经济结构已经让位于新的经济结构，在新的经济结构中，急剧膨胀的金融部门获取了高度的独立性，并高高凌驾于实体生产体系之上”，即“垄断金融资本”的崛起。约翰·福斯特继承并进一步强调了斯威齐的这一看法，他认为：金融化与滞涨存在共生关系，金融扩张成为滞涨的主要“修复手段”，而新自由主义应当被“视为垄断金融资本的政治-政策搭档”，为了顺应金融化导致的新要求，资本主义进行了新自由主义重构，甚至“新自由主义可以视为垄断金融资本在意识形态上的对应物”，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全球化带来的资本的新要求。” [3]

每月评论派对于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之间关系的看法，实际上是将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看作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金融化即金融资本力量的相对上升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变化的实质，而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金融化在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无独有偶，法国学者杜梅尼尔和莱维则以阶级分析的方法阐述了其与每月评论派相似的看法。按照杜梅尼尔和莱维的看法，新自由主义是旨在恢复二战后一度削弱的金融资本霸权力量的政策方案。他们“把新自由主义看作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其目的是为了恢复上层统治阶级即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收入和财富”，这一上层统治阶级可以“称其为‘金融资本’即由资本所有者的上层和金融机构组成”。他们认为，虽然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阶级关系模式颇为复杂，但“金融资本支配者新自由主义妥协中的其他组成部分”，因此“完全可以用霸权这一术语说明金融资本上述权力结构中的地位”。[4]之所以说是金融霸权的“恢复”，是因为在十九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大萧条”之间的时间里，金融资本曾经实现过第一次金融霸权，其后，金融权力被削弱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又再一次实现了金融霸权的统治。因此，他们实际上明确地认为金融化或金融霸权的恢复是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和目的。

然而，上述关于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关系视为本质-表象关系的看法仍然需要回应以下三个重要的问题：

首先，如果认为金融化主导了新自由主义方案，那么，新自由主义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一主导性？或者说，新自由主义方案在其全面提出时是否以恢复金融资本的统治性地位为主要目的？

其次，如果认为金融资本统治的恢复是新自由主义的目的，那么，金融化或金融资本地位的上升所需要的制度性条件是否是由新自由主义方案所直接创造的？

再次，无论是将金融化视为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力量，还是将新自由主义视为恢复金融霸权的社会秩序，都不难推论金融化应先于或至少同时发生于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实施。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是否如此？

根据我们的研究，在以上三个重要问题上，上述西方左翼学者们将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关系视为本质-表象关系的看法都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在本文的以下部分，我们将通过对新自由主义方案及金融化发生过程的考察，对上述三个问题作出更为具体的说明，从而更加准确的认识和理解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这两个当代资本主义的重大新变化的实质和相互关系。

二、新自由主义方案及其本质

在讨论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新自由主义”这一经常使用却又不甚清晰的术语作一界定。在我们看来，左翼学者在使用“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时，通常有两种相互联系却又存在口径上的显著差异的含义：首先，新自由主义是指与凯恩斯主义完全不同的一套经济-社会政策，主张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反对政府干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如大卫.哈维所概括的：“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的促进人的幸福。国家的角色是创造并维持一种适合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除此之外，在那些不存在市场的领域（土地、水、教育、医疗保健、社会安全或环境污染等领域），如果有必要的话，国家也要着手建立市场。政府在市场（一旦建立起来）中的干预必须被控制在最小限度……”[5]其次，新自由主义还被用来代指资本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建立起来的新的积累体制或新阶段。左翼学者往往将20世纪80年代之后称为“新自由主义时期”，而SSA学派则通常将其定义为新的社会积累体制，如维克托·D·利皮特所说：“我现在认为一种更宽泛的分期法，也就是将1980-2007年指定为新自由主义社会积累结构非常合适。”[6]同时，新自由主义也常常包括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开列的“政策指南”，以著名的“华盛顿共识”为标志。例如，阿根廷左翼学者凯茨坦率的说：“我用新自由主义这一概念，是指资本主义目前时期的情况，并描述20世纪90年代在拉丁美洲实施的一套模式。”[7]

显然，上述新自由主义的两种含义在口径上非常不同。第一种含义的新自由主义较为确切地指称了一组经济社会理论及政策主张，可称之为“狭义的”新自由主义”。而第二中含义的新自由主义则更宽泛，不仅包含了第一种含义在内，而且还包含了这一“时代”中所包含的其他与狭义的新自由主义关系不大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理论与政策。大卫.哈维很清楚“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中所包含着的矛盾，他评论说：“正如一些论者指出，这种理论框架并不完全自洽。……新自由主义立场所产生的大量矛盾使得逐步开展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变得走样，离貌似纯粹的新自由主义学说相去甚远。”[8]但是，哈维在他的考察中采用了广义的新自由主义概念，因而这种矛盾被视为新自由主义时代所“自有的”而不是新自由主义与其他制度要件的冲突所派生的。因此，如果使用第二种含义即“广义”的新自由主义口径，那么包括金融化在内的这一时期的所有新事项都将涵盖在新自由主义概念之中，讨论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的关系就变得毫无可能。有鉴于此，在本文中，我们以“狭义”的新自由主义为标准，即将新自由主义界定为“一组经济社会理论及政策”，即新自由主义方案。

虽然对新自由主义的界定不同，但左翼学者们普遍共识的是：新自由主义是对资本主义70年代“滞涨”危机的应对方案，或者，以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方法描述，是在战后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崩溃后旨在重建新的积累体制的方案。因此，要获得对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准确理解，我们不妨从其源头，即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开始进行考察。

按照积累的社会结构（SSA）学派最简洁的描述：“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构建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其积极作用一直持续到 1973年。这种积累结构的特点在于，在多个国家乃至世界体系内积极的政府经济调控、完善的福利制度、重要的劳资合作以及大企业间的合作式竞争模式(与战前政府较少干预经济、个体在很大程度上自主活动的特点相比，战后的社会积累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政府角色显著变化而形成的历史性突破，战后体制往往被称为调控的资本主义”。[9]对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分析中，美国学者大卫·戈登、托马斯·维斯科普夫以及塞缪尔·鲍尔斯的《力量、积累与危机：战后社会积累结构的兴衰史》无疑是极有代表性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认为：创造也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战后美国的社会积累结构有赖于四个制度性支柱，它们分别是：1、劳资关系调和，这一点是指在保证管理者对企业决策的控制权的前提下，工人可以分享资本家的繁荣，包括工人实际收入的提高、工作条件的改善以及就业保险等；2、“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一点是指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制度结构和政治关系为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支配作用提供了保证；3、资本-民众关系的调和，这一点是指战后的积累体制中包含着一套政治安排，根据这种政治安排，资本接受政府在未民众提供必需品、提高民众社会保障方面的作用，同时，公民和政府也接受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合法性和主导性；4、资本主义竞争的现代化，这一点包括两个部分，在国内，垄断企业之间以非价格竞争取代了价格竞争，在国际市场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其他工业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得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难以受到严酷的竞争威胁。这一研究，从资本-工人关系、资本-国家关系、资本-资本关系三个维度对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制度基础进行了描述。[10]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危机”正是这一积累结构衰退的结果，即上述制度性支柱在20世纪70年代均难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在资本-工人关系上，确保劳资协议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滑使工人工资的持续提高受到了限制，而较强的工会力量和凯恩斯主义充分就业政策则使得工人的工资水平难以降低，这一矛盾造成了工资和利润之间矛盾的加剧。其次，施行凯恩斯主义所产生的较高税率水平和政府较多的微观管制在利润率下降的背景下进一步恶化了投资意愿。最后，欧洲和日本重建完成，开始在国际市场甚至是美国市场对美国企业产生强烈竞争，终结了美国资本在战后享有的低竞争局面。这意味着，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资本在资本-工人关系、资本-国家关系、资本-资本关系三个维度上出现了全面的失败。这一失败导致了利润率的全面下降，从而促使了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结束，并引发了以“滞涨”为特征的长期萧条。

SSA学派对“滞涨”危机原因的理解或许并未明确20世纪70年代危机的根本原因，例如有学者基于资本主义主要矛盾的理论将“滞涨”的根本原因理解为劳资矛盾，即“工资挤压利润”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而有的学者则认为是资本间特别是不同国家资本间竞争的强化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但是，作为对于“滞涨”危机的应对方案，着手处理资本在上述三个维度的失败，同时在上述三个维度展开“反击”，从而“修复”利润率使资本积累重新活跃起来，促使资本主义摆脱危机无疑是资本集团最现实、最全面的选项。而新自由主义则正是这样的方案。首先，在资本-劳动关系方面，新自由主义通过打击工会、减少福利、创造失业等手段降低了工人的实际工资。例如，新自由主义者宣称，由于工会势力的强大，因而劳动力市场并未“市场化”从而造成了效率损失，故应限制工会并推进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另外，他们宣称长期施行的充分就业政策导致了工资缺乏弹性，而里根政府“休克疗法”式的紧缩则通过创造失业的方式“重建”了产业后备军从而限制了工资水平。结果，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从1970年代末到1995年持续下降，而在同期，劳动生产率则是持续提升的。[11]其次，在资本-国家关系方面，新自由主义通过强调私有财产和企业自由的方式，逆转了政府在凯恩斯主义时代干预经济的合法性，不仅使资本的权力大幅增强，而且使资本和国家间的收入分配有利于资本。例如，卡特政府采纳了“货币主义”作为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事实上放弃了政府的货币政策权，里根政府利用“拉弗曲线”理论为“减税”辩护，缩减了财政政策的空间，而一系列去管制政策，则为企业全面“松绑”。最后，在资本间关系，特别是不同国家资本间竞争关系方面，新自由主义则主张通过汇率调整的方式直接改善本国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例如，新自由主义者通过宣扬外汇市场的自由化和反操控，最终迫使其主要竞争对手日本和德国的货币升值，从而直接提高了本国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因此，新自由主义方案可以看作是通过全面调整资本-劳动关系、资本-国家关系以及资本间竞争关系，其目的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在1970年代所面临的由于利润率下降所导致的经济的一组经济社会政策停滞和危机，其实质是通过重建资本在社会经济各条战线上的统治性权力的右翼方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自由主义方案所要解决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集团与其他社会集团，即工人阶级、罗斯福主义的国家及社会以及与其他国家资本间关系的问题。因此，在新自由主义方案中，我们并未观察到旨在调整资本集团内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关系的内容，而后者则是金融化的主要含义。也就是说，在新自由主义方案中，资本集团是以一个整体的面貌出现在与其他社会集团斗争的“战线”上的，其方案本身并不体现出金融资本的所谓“主导性”，也并不能说“新自由主义方案是以恢复金融资本的统治性地位为主要目的的”。如果非要在新自由主义方案中区分出“主导权”，那么似乎更应是产业资本而非金融资本，因为从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具体内容来看，主要目的是恢复产业资本下降了的利润率水平，无论是打击工会、降低税率、去管制还是通过汇率调整改善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都很容易看出这一点。

三、金融化是如何发生的？

左翼学者对于“金融化”这一概念的表述也有很多种，排除一些现象性的描述，具有代表性的表述主要有：每月评论派的福斯特将金融化定义为：“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12]；法国学者热拉尔·杜梅尼尔和多米尼克·莱维将金融化视为“二战后一度被削弱和压制的金融资本的霸权力量的恢复”；[13]格莱塔·R ·克里普纳则依据阿瑞吉的启发把金融化理解为一种积累模式，在该模式中，“利润主要是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生成”；[14]爱泼斯坦的表述则更具概括性，他将金融化界定为“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及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不断提升”。[15]但是，这些关于“金融化”表述并不存在太大差异，容易达成的共识是：产业部门或产业资本与金融部门或金融资本有着不同的性质和运行规律，而金融化意味着，在量的方面，金融部门或金融资本获得了更多的利润份额，在质的方面，金融部门或金融资本占据主导性地位。

因此，金融化的实质可以被理解为资本内部不同资本集团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即金融资本地位相对上升，而产业资本地位则相对下降。这种资本集团关系的变化在历史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杜梅尼尔和莱维将19世纪末出现的金融化称之为第一个金融霸权时期，而当前的金融化则被他们称之为第二个金融霸权时期。在两个时期之间，由于凯恩斯主义和其他管制政策，金融资本的力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和削弱。那么，在当前的金融化历程中，金融资本是如何才得以摆脱限制重新获得统治性地位呢？换句话说，金融化进程需要哪些制度性条件的变化作为基础呢？

一方面，金融化强烈依赖金融业的去管制进程。在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金融化曾带来了巨大的危机，因此，在战后“受调节的资本主义”积累体制中受到了一系列政策的限制，从而将金融机构的职能较为严格地限制在为产业资本提供服务的领域。“大萧条”之后，美国在1930年代通过了一系列金融法案，如银行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法、联邦储备法、国民银行法案等，其基本精神是加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马丁.沃尔夫森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他认为，这些制度虽然是“大萧条”的产物，但却在战后美国的新环境下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其中关键的制度创新包括：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分离、禁止向活期存款支付利息、联邦储备保险公司的创立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创立。[16]如果不能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金融机构被严格管制的体制，金融统治绝无可能建立起来。因此，金融化的发生需要以金融业的去管制为条件。在诸多金融业管制条件中，有两项制度是决定性的。其一是金融业的分业经营制度，这项制度通常被认为至关重要，因为其创造了分离但稳定的金融环境，限制了商业银行的高风险活动。因为如果商业银行不具备直接投资的功能，其就只能充当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间的中介机构，难以实现金融统治；而投资银行等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由于与商业银行的隔离，也限制其资金规模。大卫.科兹认识到：“金融部门的地位变化并不仅仅限于交易额和利润额的增长。在这个时代，金融机构尤其是金融巨头突破了其作为非金融资本积累的服务者的角色，而力图通过金融活动去追逐自己的利润”。[17]其二是对证券市场较为严格的监管制度。严格的监管不仅会大大限制证券市场投机炒作的程度，抑制金融泡沫的产生，同时也将限制证券市场融资功能，降低证券市场对资金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金融化强烈依赖较为宽松的货币环境。金融化不是通常意义上融资成本的提高，其突出特征是非银行金融业务的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和金融泡沫。例如，大卫·科兹指出：“新的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销售，基本取代了过去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之间的长期借贷关系，而这种关系曾在调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约翰·福斯特也认为：“金融化可被视为超越特定金融泡沫范畴的持续进程。”而非银行金融业务的膨胀和金融泡沫的产生无疑要在一个宽松的货币条件下能得以实现。很多学者以利息率的高低作为判断金融资本统治力的标志，认为高利息率一定表明金融资本能够从经济中汲取更多剩余，从而意味着金融资本统治力的提高。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其错误在于将资本主义经济简化为了存在高利贷资本和产业资本两个集团的前资本主义经济。根据马克思的生息资本理论，资本主义生产与流通过程是以货币、信用和金融为基础的，为了预防价格波动、保证资本周转顺利进行、贮藏折旧基金和积累利润等原因，停滞（闲置）资本有规律地产生于总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之中，由信用体系集中并转变成生息资本，构成金融资本的组成部分。因此，生息资本主要来自于资本循环中的资本停滞，而非经济中的纯粹货币资本家；利息收入分散于整个资本集团内，而并不是一部分货币资本家独享的专利；利息率的变化主要反映了资本循环过程中货币的供求关系，而不是产业资本与货币资本之间的力量对比。相反，金融化和金融资本统治通常在低利率的条件下才得以实现。因为在紧缩的货币条件下，较高的利率将使得资金主要流向商业银行以存款形式存在，从而有利于商业银行。而货币宽松，利率下降，才可能带来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工具价格的上涨，从而促进非银行金融业务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膨胀，并进一步刺激金融投机活动，引发金融风险和金融泡沫。因此，金融化与金融泡沫是共生的。

对于金融化而言，上述两放面的制度性条件是缺一不可的，如果仅有金融业的去管制而无宽松货币条件的配合，金融化或金融扩张则难以大规模发生，而如果仅有货币条件而保持金融业持续的严格管制，那也只会是“受调节资本主义”积累模式下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但却不会引发金融化或金融扩张。

那么，在当前的金融化的历程中，上述两方面的制度性条件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形成是否是新自由主义方案的既有内容或直接后果呢？

首先，美国金融业的去管制化进程主要发生在1990年代而不是1980年代。在分业经营的去管制方面，1933年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颁布和实施后，美国一直实行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制度，严格限制商业银行投资证券市场，这一管制一直到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颁布才得以解除。此前虽然已对商业银行持有证券的比例有所放宽，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间的混业经营和大规模合并事实上仍被严格限制。分业经营管制的取消，极大刺激了大型商业银行和大投行的合并，促使美国金融业进一步高度垄断。“1995年，六家最大的银行控股公司( 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高盛投资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 拥有的资产相当于美国GDP的17%，到2006年底，上升为55%，2010年（第三季度）则到了64%。……就在1990年，美国最大的10家金融机构只持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0%； 今天它们拥有的是50%。”[18] 证券市场的去管制的发生早于混业经营，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颁布了大量的证券业法案旨在推动其证券市场的自由化程度，而在1996年颁布的《全国性证券市场促进法》大幅取消和放松了此前对证券业的诸多监管政策。纳斯达克作为一个监管条件较弱、高度自由化的市场，正是在这段时间以后经历了快速的发展，1990年纳斯达克市值仅为3108亿美元，而同期纽交所（NYSE）市值为2.69万亿美元，是纳斯达克的8.7倍；而到了1999年，纳斯达克市值上升至5.2万亿美元，跃升为全球第二大证券市场，同期纽交所市值为11.4亿美元，二者的差距大幅缩小。 因此，从时间上看，美国金融业大规模去管制的时间事实上较晚，至少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而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去管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主要针对的是公路、铁路、民航等自然垄断及公共服务行业，后来又逐步扩展到其他垄断行业，1982年的《合并指南》的出台被普遍认可为美国放松垄断行业管制的代表性事件。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方案中的去管制改革不仅在时间上大大早于金融业的去管制进程，而且其内容也与金融业的去管制没有直接的联系。如果非要在二者间建立某种联系的话，也只能说，新自由主义方案所开启的自由化思潮，为金融业的去管制准备了社会舆论的氛围。当人们习惯了产业领域的自由化和去管制，将其移植在金融部门时，遇到的社会阻力会小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兹关于“金融化是新自由主义重构的产物”的这一判断似乎有其正确性，但是，这种联系，毕竟太过间接了。

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学者将美国在1980年颁布的《放松管制和货币管理法》和1982年颁布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看作是美国金融业放松管制的标志，从而将金融业去管制引起的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方案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两项法案的目的是实现利率市场化，其主要内容是解除对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而基本不涉及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制度的调整。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利率市场化并不是金融化的必备要件，相反，美国1980年代初期的利率市场化带来利率大幅上涨并不利于金融化进程。

其次，金融化所需的货币环境在1980年代后期实行“反货币主义”政策时才得以具备，而并非1970年代末实行新自由主义的“货币主义”所创造的。新自由主义对于货币政策的代表性主张由弗里德曼倡导的“货币主义”所提出，认为最优的货币政策是按单一的规则控制货币供给量。这一“单一规则”被美国货币当局所采纳，1979年，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大幅度调整了美国的货币政策，凯恩斯主义的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相机决策政策被全面放弃，取而代之的则是货币政策的全面紧缩。这次被称为“沃克尔震动”的货币政策转向，被认为是美国全面采纳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开端。1979-1982年间，美联储实行了极为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加之美国当时推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致使利率飙升。在这样的货币环境下，金融化显然并无空间。1982年之后，强势美元引起的资本回流和连续降息所带来的资本市场繁荣事实上也并未推动大规模的金融扩张。根据布伦纳的测算，美国商业银行的权益资本和资产收益率在1980年代不仅大大低于1990年以后的水平，甚至下降到战后时期的最低水平，甚至在1987年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波银行倒闭浪潮。[19]这一状况，不仅说明1980年代美国并未出现显著的金融扩张，而且也宣告了美国货币紧缩政策的结束。

在1987年之后，美联储实际上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货币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1980年至1987年间，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均值为0.112、联邦基金利率为0.104；1987年之后，美国十年期国债长期利率与联邦基金短期利率均持续降低，截至1993年分别下降为0.059、0.0302（见图1）。而在1993年，格林斯潘放弃了“单一规则”，转而采用“泰勒规则”，以“联邦基金利率”而不再以货币供应量为目标制定货币政策。此后，美国事实上具备了较为宽松的货币环境，特别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国的货币环境变得更为宽松，1993年至2008年间，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均值下降为0.0528、联邦基金利率均值仅为0.0394。（百分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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