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中国金融安全的几点思考

江涌
《国有资产管理》2009年第4期

随着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的兴盛，大国之间的兵戎相见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无硝烟战争”，传统安全的地位正在更多更广的时空中被非传统安全所替代，经济安全日益凸显。作为经济安全的核心，金融安全是指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威胁、侵袭的能力，以确保金融主权不受侵犯、金融体制不遭破坏、金融财富不会大量流失、金融体系正常运行的一种态势。金融安全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与经济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联，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其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已进入关键期，国内经济社会矛盾汇焦于金融。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险恶、内在脆弱性不断加剧的夹击下，中国金融业依然诟病丛生，依然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社会和谐、国家崛起的最大风险因素，依然是中国经济安全的最薄弱环节。

一、态势严峻

国际金融动荡持续不断。起始于2007年4月的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于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之下，呈现出明显的非典型与间歇性特征，至今非但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反而流露出恶化态势。相关大国应对乏术，国际政策协调乏力，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股市、汇市、期市风雨飘摇。这对市场日趋开放、又适逢经济下行周期的中国，形成了巨大的经济与金融压力：内需疲弱，外贸下滑，企业倒闭，店铺关张，员工下岗，经济与社会矛盾凸显；与此同时，股市低迷，房市高危，储备缩水，汇市飘忽不定，银行坏帐面临反弹，中资机构境外投资巨亏，经济社会矛盾越来越汇焦于金融。

美元资产面临严重缩水。截至2008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1.95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7％，约占世界外汇储备的29％。中国的外汇储备构成中美元资产一般占三分之二，此外诸多中资机构也持有巨额美元资产。在举世都在持续且纷纷减持美元资产的态势下，中国却在不断增加，并一举超越美国的政治盟友日本，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国债持有国。有专家认为，从短期来看，中国很难通过减持美元资产来规避美元贬值以及美元资产违约率上升的风险，因为这将有可能导致手中持有的美元资产的市场价值下降。但是，这无法合理解释他国减持与中国增持的原因。长期以来，缺乏黄金支持的美元一直呈现贬值态势，近年来随着美国赤字的不断加大，美元贬值趋势更加明显。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使美元出现“回光返照”的现象，但是美国现如今金融救援与经济刺激计划所耗费的天量资金，势必主要通过发行美元来解决，如此未来美元必将重复大幅度贬值的历史，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再度面临大幅度缩水的威胁。

商业银行抗拒风险的能力薄弱。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始终是金融业的核心，因此一旦银行业出现问题，势必威胁中国的金融安全。目前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的金融风险仍主要集中于银行业，具体表现在：国际竞争力低，创新能力不强，内部治理问题严重，主要停留在吸纳存款、对外放贷、赚取息差等传统业务，经营收入主要来自息差。在发达国家，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平均水平一般在40%-50%，汇丰、渣打、花旗等国际知名银行甚至高达七成以上，与资产、负债业务一道，构成商业银行经营业务的三大支柱。而工行、农行、建行的息差收入占其总收入都在90%以上，中行在80%以上，其他股份制银行也都超过70%，中间业务收入所占比重较低，仅限于银行卡、结算、代收代付、电子汇划、代理保险和基金等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品，业务的集约水平和服务档次不高。由于过于依赖息差收入，因此对政府的依赖过大。此外，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问题依然严重，操作风险突出，大案要案不断。尽管中国没有经历金融风险的集中和大规模爆发，但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危机乃至存款挤兑事件仍时有发生，直接威胁到银行体系的稳健运行。

房地产市场风险不断加大。中国房地产市场吹起的大泡沫至今尚未被有效挤压与释放。国际上衡量房地产健康程度的通用方法是，单位房价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即“房价收入比”。世界银行认为，正常的“房价收入比”发达国家一般在1.8-5.5之间，发展中国家则在3-6之间。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房地产泡沫最严重的佛罗里达也未超过6，而中国诸多城市超过12。中国金融界一直将住房信贷视为优质资产，并没有对住房按揭贷款进行“优次”划分，而且在实际放贷操作中，提供不实收入证明等虚假文件的比比皆是。随着中国经济步入下行周期，房屋销售持续不振，房价也在不断下滑，潜在风险正在暴露。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硬着陆”几率甚大。鉴于国内银行近年来一半左右的新增信贷资产与房地产相关，不断加大房地产风险，对中国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金融监管滞后。金融市场的稳定、金融效率的提高以及金融安全的有效维护与金融监管直接相关。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一直奉行着严格的分业经营与监管模式。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交叉领域被列入禁区，从而束缚了中资金融机构积极从事金融创新的手脚。与此同时，金融监管机构在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实行片面开放策略，导致了过度开放、严重不对等开放与不均衡开放。中国的开放度不仅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而且在一些领域就连身为经作组织成员国的日本与韩国也难以望其项背，尤其是在部分金融领域，甚至可以说已经走到世界前列。如美国的各种金融监管措施多达1000多条，外国尤其是中资金融机构在美国金融市场拓展举步维艰；西方对中国只是“前庭后院式”的开放，而中国对西方则是“登堂入室式”的开放，外资在华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甚至法外特权，在中国大肆攻城掠地，为所欲为，而中资在西方市场屡遭挫折，步履维艰；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一直超过对内开放，严格限制民间资本进入，在外资金融机构于中国高歌猛进之时，非国有中资金融机构的生存空间却日益狭窄，众多中小型中资机构纷纷成为外资的附庸、代理。

金融主权与话语权受到侵蚀。金融是个双刃剑，兼有积极与消极两种功能，不仅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服务实体经济的工具与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财富分配的手段、经济强权的工具，还是大规模杀伤力量，因此金融直接或间接涉及国家经济主权。中国是个金融弱国，各类经济与金融主权正受到日益严重侵蚀，时下最为突出的就是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在境外强大的压力下，中国有关金融监管部门竟然“自废武功”，曾明确表明“中国并不在意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涉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着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的决策，而中国的一些金融部门与机构不顾中国国情，盲目照搬美国的金融发展模式与金融标准，时时处处“以美为师”。2006年8月28日，全球最大的金融期货交易所——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推出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及日元的期货和期权交易，这使境外人民币远期报价对境内人民币报价产生压力，直接影响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主导权，进而影响到跨境资本流动，由此强化了人民币汇率浮动走势的不可控性和不确定性预期，加剧汇率风险。

二、成因复杂，审慎应对

金融安全是相对的，金融安全可在金融高度抑制下取得，但是牺牲金融效率的金融稳定、遏制金融创新的金融监管，迟早会引发金融不安全。实现金融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不断促进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效率，与此同时要不断强化金融监管，保持金融稳定。金融安全是金融效率与金融稳定的平衡，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平衡。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经济全球化态势下，金融领域是竞争最激烈因而风险程度最高的领域，没有风险就没有金融活动，因此想要杜绝金融风险是不可能的，要想寻求金融的绝对安全也是不可能的。

保持金融主权独立是维护金融安全的基本前提。国内外有金融专家研究，如果美国的金融危机再过两年爆发，对中国金融部门的影响肯定会更大，甚至是灭顶之灾。因为高盛、摩根士丹利等美资金融机构与相关人员早就被中国一些政府部门、地方政府或中资机构邀请担当顾问或奉为座上客，中国诸多金融改革开放的路线图基本是由美国人（机构）设计，近乎全盘照抄美国模式。如：鼓励金融机构积极从事资产证券化等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独立的与高杠杆运作的投资银行，高薪但缺乏约束的职业经理，滞后的监管思路，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金融中介的发展模式，等等。2001年，XX会颁布“补充审计16号文”，上市公司IPO及再融资时，财务报告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由此美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一举垄断中资机构融资审计的高端业务。

2006年1月，XX会2号令（《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规定，“发起人股东中应当包括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即中国境内新建股份制银行必须有外资参股。由此不难看出，一些部门对外资（主要是美资）已经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正是有了时下的世纪金融大危机才使中国相关部门放缓了“以美为师”步伐。

保持金融主权独立不仅不能“以美为师”，更要防范美国金融霸权，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美国滥用金融霸权是当前国际金融动荡的总根源，是主权国家金融安全面临的最大风险因素。在布雷顿体系下，美国在获取霸权利益的同时，还承担着稳定国际金融的责任，但是现如今，制造国际金融动荡，从动荡的国际金融中火中取栗，已成为美国金融霸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综观本次金融危机不难看出，美国于危机前通过四处兜售金融衍生产品转移金融风险，危机后则不断通过操纵利率、汇率以及“购买国货”等手段拼命转嫁危机，美国滥用金融霸权的面目昭然若揭。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寅吃卯粮，几乎没有什么积蓄。如今，在美国金融救援与经济刺激计划所耗费的巨资的重压下，美元大幅度贬值在所难免。因此，持有尤其是增持美元资产是极其不明智的，中国外汇储备必须多元化。

长期以来，美国一方面大肆鼓吹“黄金无用论”，另一方面却在大量储存黄金。中国居然偏听偏信，不仅官方不储备黄金，而且还限制民间储藏。在美国积累起8000多吨黄金时，中国的黄金储量一直只有600吨。与此同时，还持续出口数以万吨计的白银，即用真金白银换回美元纸币，再用美元大量买进美国国债囤积。如今，在黄金白银持续上涨、美元不断贬值的情形下，相关部门决策者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棘手性。经典著作早就清晰揭示，“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黄金的货币功能不是人为就能够取消的。1999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强调：“黄金代表了世界货币的最终支付手段，黄金永远不会被拒收。”从本质上说，黄金才是整个世界货币体系中的战略制高点，谁拥有黄金的定价权，谁将拥有世界货币的发行权以及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在美元仍然处于国际货币支配地位的态势下，适量的黄金与其它战略物资储备最起码可以对冲美元贬值的风险。

保持金融与宏观经济的稳定是维护金融安全的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一系列的金融危机表明：金融虽然难以立国与强国，但是可以弱国，甚至可以亡国。通过片面发展金融业来追求经济增长与繁荣，无异于饮鸩止渴。金融业的功能更多的是分配财富，过分强调金融业创造财富，则会助推虚拟经济的膨胀与经济的泡沫化。因此，金融发展应立足于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

长期以来，以高盛、美林等为代表的美国投资银行，叱咤国际金融风云半个多世纪，是华尔街经济活力与美国金融权力的象征。如今，五大投资银行一夜间消失，或破产“蒸发”（如贝尔斯登、雷曼兄弟），或并购“嫁人”（如美林），或改行“转业”（如高盛与摩根士丹利）。美国的金融业正在退缩到以存贷为基础的商业银行传统经营模式，德国与日本的稳健的金融发展模式再次得到了肯定。

有鉴于此，中国应不断规范市场秩序，提高商业银行的内部治理水平，鼓励行业竞争，拓展中间业务能力。当然，中国不能迷信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市场的金融发展模式，而应从本土的金融需求出发，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来设计金融服务的功能、特点与方式，在金融稳定的基础上提高金融效率，在有保障的金融监管条件下促进金融创新。密切防范股市、房市等易于出现泡沫的行业出现大起大落，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发展，为金融稳定、金融安全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

有效的金融改革与适度的金融开放有利于增进金融安全。在金融封闭的情形下，僵化的银行体系制造了数以万亿计的不良资产，成为中国金融业的最大不安全因素，因此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开放不能应国际金融危机而停止步伐。不改革与开放显然是等死，但是不当改革与开放无异于找死。以扩大开放、促进竞争、提高效率来增进金融安全，以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通过集体的智慧与力量来保障金融安全，应当成为中国持久的战略选择。

然而，鉴于先前金融的过度开放、不对等开放与不均衡开放，应密切关注与防范相关部门、利益集团“拉大旗做虎皮”，借深化金融改革与扩大金融开放之名，行进一步扩张部门利益、集团利益之实。因此，全社会都来监督相关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的无度扩张。金融改革与开放关系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人民财产安全，绝对不能再由几个人或几个部门自行决定金融改革与开放的政策与自我绩效评判。政府应广开言路，多汇集民智，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及时调整金融改革与开放的步伐。在国际金融持续动荡、国际垄断资本主导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强权主导国际金融秩序的前提下，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开放一定应更加稳妥、谨慎，必要时牺牲一定的效率与利益，换取金融稳定与安全是值得的。金融开放、金融发展本身不是目的，开放与发展应当为实体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国家富强服务。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动力源泉，同时也是金融风险的重要源泉，因此在积极鼓励、支持、促进金融创新的同时，一定要加强金融监管，包括政府的监管、行业自律以及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

保守与落后使中国金融业较少遭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世纪金融大危机也蕴藏着百年难逢的大机遇，保守与落后也严重制约了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步伐，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金融机构展开对等竞争，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捕获“收拾残局”的机遇。从屡屡失算、失手的对外“抄底”成绩来看，从金融危机仍在不断恶化、依然深不见底的态势来看，中国金融机构应本着谨慎趋利、重在避害的指导道思想，抓紧众多跨国金融机构遭受危机重创的时机，苦练内功，巩固、提高在国内金融市场的地位，在跨国金融机构收缩且关切中国利益的国家与地区，适当拓展业务与市场。

中国资本市场：谁来看门

江 涌
 《世界知识》2009年第5期

　　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在中国攻城掠地，异常活跃，占据中国市场份额的63％，中资评级机构迅速边缘化。中国信用评级业正继会计审计行业之后，面临被三大评级机构掌握、垄断的危险。而且，三大评级机构的活动往往超出一般经营性领域，不仅损害着中国的经济利益，也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应当成为我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对外工作、对外开放的准绳。经济主权是政治主权的基础，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保持经济主权的独立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提，也是实现经济繁荣、国家富强、民族自决的重要保障。信用评级机构本身开展主权评级业务，直接或间接关系到一国的经济主权。当今，国际信用评级业是个高度垄断的行业，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在中国异常活跃，明里攻城暗中掠地。继会计审计行业后，中国信用评级业正陷入外资评级机构掌控、垄断之中，而且，这些评级机构的活动往往超越一般经营性领域，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

　　特权主要来自美国政府

　　三大评级机构之所以能够危害一国（东道国）的主权与安全，是因为它们有一种介乎市场私权与政府公权、或兼有私权与公权的独特权力，而且一直在积极运用这种权力。它们在不停地给别的机构与国家打分、评级，说三道四，指指点点，但是“谁来为信用评级机构评级”则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三大评级机构的权力主要来源：
　　一是美国政府授予的垄断经营权。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于1975年认可穆迪、标普、惠誉三家公司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NRSRO），并规定，外国筹资者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时，必须接受NRSRO的评级公司的评估，由此确立了三大评级公司的垄断地位。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前主席理查德?谢尔比指出，穆迪和标普几乎遇不到什么竞争，主要因为这两家公司得益于“受控特许”。
　　二是市场公信力。经过百年的积累，评级机构树立起市场公信力。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是信用评级机构存在的前提与基础，三大机构也不遗余力地宣传它们是如何一贯地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但是，一系列严重问题乃至危机出现，使三大评级公司存在的前提与基础正在受到广泛质疑。正如胡总书记所说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一个党、一个国家尚且如此，企业、机构更是这样。
　　三是政府认可强化。三大机构的评级结果为美国监管部门所认可，并作为重要的监管指标来监督金融机构，如规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不能购买低于一定等级的债券，以及金融机构资产组合的质量由外部评级机构来测算等。长期以来，美国的标准就是国际标准，因此很多国家的监管部门便沿用或默认美国的做法，如此便自然扩张了三大机构的权力。
　　四是美国政府的极力庇护。为防止那些“缺乏道德”的评级公司肆意出售AAA等高标号评级，SEC严格限制其他公司进入资本评级市场。在2001－2002年安然、世通等一系列公司财务丑闻曝光后，SEC在诸多压力下也只增加了多美年一家评级公司为NRSRO。后来在多方压力下，又增加了几家，但是远远无法挑战三大机构尤其是穆迪与标普的垄断地位。此外，名义上信用评级受SEC监管，但事实上三大公司极少向SEC报送相关资料，SEC的例行检查平均每五年才有一次。因此，长期以来，三大公司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总是会倾向腐败，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真理。个人如此，政府如此，评级机构也是如此。
　　三大评级公司所标榜的“科学”集中在评级模型上。根据本人的研究与观察，所谓评级模型，故弄玄虚成分比实际科学成分要多。而且，评级模型以及相关数据很少更新，在美国一般是半年甚至一年，对新兴市场时间更长。全球化下的经济越来越变幻莫测，评级公司“以不变应万变”明显不合时宜。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8年3月撰文指出，从数学意义上讲堪称一流的模型，也无法捕捉到驱动全球经济的全部主要变量，更难以预测出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的出现。当评级公司不断出错、屡屡让众人大跌眼镜时，社会便呼吁要评级公司公布评级模型。欧盟早就要求美国增加评级机构评级的透明度，但是都遭到美国的拒绝。美国当局称，评级模型作为评级技术的载体，是评级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应该受到保护。2006年9月29日美国出台的“信用评级法案” 规定，评级模型可以作为商业机密受到保护。
　　所以说，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权力主要来自政府，其强大力量来自国家，政府一直在支持、鼓励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很简单——“政企合作，实现共赢”。

　　成为美国强权的工具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两个力量，任何一个力量都强大无比，如果两个力量结台，当然更会所向披靡。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穆迪与标普不仅通过大力宣传．积极公关等多种手段建立市场信誉，影响与操控市场，谋取垄断利益，而且还通过多种渠道与方式（如暗中利益输送、直接向本土评级公司购买、聘请政府官员讲座或担任咨询师、与高校及研究机构搞学术合作等），获取各类商业与非商业信息，然后利用这些信息，获取不当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协助美国政府攫取政治利益，“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第一，配合美国公司的经营扩张。评级公司的评级直接决定融资成本，制约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已变相掌握了企业的生杀大权，这种权力正被悄悄运用于美跨国公司全球扩张与经营战略。日本证券市场相对闭塞，长期为本土四大券商垄断，美国投资银行垂涎已久。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是穆迪与美国金融机构联手，使美林公司接管了山一证券，原本属于山一的50间店面、2000名精干员工以及经营技巧，都归属美林。
　　第二，扰乱主权国家的经济秩序。评级公司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机构，本只具有引导资本市场的服务性功能。然而，穆迪与标普的权力不断膨胀，几乎充当金融市场的调节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在2002年的工作文件中严厉批评三大评级公司“仓促下调评级，致使局面恶化”。亚洲金融危机时，三大评级公司经常急剧下调受影响的东南亚国家的评级，严重加剧了市场恐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盎格鲁—亚美利加体系”首当其冲，欲以金融立国的冰岛更为堪忧，然而标普、惠誉落井下石，连续下调冰岛主权评级，冰岛银行业由此几乎崩溃，面临国家破产的险境。2008年11月，标普将韩国七家主要银行的信贷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引发了韩元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跌幅。韩国《国民日报》援引该国证券市场一位高级人士的话说，这些评级公司似乎是有意从亚洲金融市场淘金。
　　第三，直接为美国政治利益服务。三大评级机构用不同的标准——三重标准，来衡量本国和他国的信用等级。他们对美国本土市场存在的问题经常视而不见，而对他国的金融市场动态则往往“明察秋毫”。目前美国积累了11.3万亿国债，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而且债台仍在不断高筑，巨额财政赤字使美国经济更难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如果再加上或有负债（即过去事项引起的，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类潜在债务，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退伍军人福利等），美国的债务规模超过53万亿美元，人均17万多美元，超过其人均财富15万多美元，从一般财务视角看已经破产。但是，三大评级机构给美国的主权评级依然保持AAA级别。此外，与美国亲善的国家，一般都会受到“特别关照”；相反，与美国关系不和、或不合作的国家，往往会受到别样的“特别关注”。
　　有研究显示，东南亚金融危机是美国对东盟欲吸纳缅甸加入不满的一次报复，而穆迪和标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马来西亚总理就此严辞批评西方信用评级公司缺乏客观，助纣为虐。美国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德国一直加以反对，两国的裂痕加深。 2003年3月，德国企业接二连三地被标普降低信贷评级，由此导致包括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虏伯在内的相关企业股价跌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十分“巧合”的是，澳大利亚全力支持美对伊战争，标普将澳外汇债务评级升至AAA最高级。德国政府为此曾愤怒不已，明确表示向美国信贷评级领域的“霸权”发起反击，并要求欧洲信贷机构联合起来抗衡美国评级公司。

　　损害中国利益与主权

　　三大评级机构长期以来坚持以美国的价值观来审视亚洲文化与市场环境，以至于他们对亚洲进行评级时总是“另眼相看”，对中国则更是“特别关注”。中国经济高增长和良好发展预期全球为之瞩目，但是，2004年前，标准普尔依然宣布维持其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的BBB级（“适宜投资”的最低限）。由于一国机构、企业评级不得超过该国主权评级，困此，中国的企业、机构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机级”。2004年迫于中国的压力，标准普尔将中国的主权评级调升到BBB＋，2005年调为A－；2006年再调为A。在全球遭遇经济寒冬时，中国是为数极少的阳光地带，但是所获得的评级不仅与美国，而且与众多发达国家、新兴市场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仍有差距。我国的主权信用级别被人为压低，这不但严重影响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国际形象，还导致我国政府、特别是企业到海外融资的成本大大增加。
　　2003年底标准曾尔宣布，中国除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两家政策性银行以外，其余的13家商业银行都在BB以下，不具备投资价值。有意思的是：一方面将中国金融机构定为“垃圾等级”，另一方面却高调肯定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化的努力，这就示意：只要积极参与国际化，引进海外投资者，就能获得更高评级。中国金融机构为了国际化，纷纷股改上市、走向全球，引进境外投资者。这自然给外资压迫中国金融机构降价提供便利。2005年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的公开发行价格是每股2．35港元，而此前出售给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的价格仅为每股1.19元。三大评级机构在中国攻城掠地，异常活跃，占据中国市场份额63％，中资评级机构迅速边缘化。中国信用评级业正继会计审计行业之后，面临被三大评级机构掌控、垄断的危险。而且，三大评级机构的活动往往超出一般经营性领域，不仅损害着中国的经济利益，也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
　　三大评级公司尤其是标普和穆迪的垄断与危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知。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信用评级看成是一项非常特殊的行业，扮演着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看门人”的角色，涉及国家主权，关系一国经济、金融与信息安全。欧盟早就对美国的评级机构存有不满。此次金融危机，给欧盟一个极好的机遇。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建议，今后在欧盟境内开展业务的信用评级机构必须向欧洲证券管理委员会统一登记注册，以获得经营许可，并由各成员国证券主管部门负责监管，从而结束了信用评级机构长期游离于欧盟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局面。立法建议在得到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的批准后，有望在一年后生效。
　　中国应当积极呼应欧盟的义举，积极发展民族评级业，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经济安全。首先，金融危机再次清晰展示，“美国制造” 神话破灭，三大评级公司所标榜的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是彻头彻尾的伪善。进一步认清三大评级公司的特权以及协助美国搞强权的实质，消除对三大评级公司的迷信与盲目追捧。其次，由于中国信用评级业多头监管，有利就趋之若鹜，有责则相互推诿，因此，应尽快统一对信用评级业的监管。另外，加强对在华活动的三大评级公司的监管、监督，包括媒体监督与其他社会监督，减少直至消除对三大评级机构的依赖。第三，整合评级市场（机构多、经营乱），肃清假冒中资机构（名义中资，实际外资），促进本土评级公司的发展。在中国资本市场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有理由、有能力扶植本土评级公司、民族评级机构的发展。建议未来本土融资、人民币各类债券发行、机构资产的审核等多方面业务，应当由本土评级机构来完成。
     
      注：2009年1月10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中国银行业协会、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等四家单位主办了《金融危机后信用评级的地位与作用论坛》，本文是作者的演讲稿，略有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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