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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涌:安全也是“硬道理”

安全也是“硬道理”

                  ——中国经济安全系列之十四 

                            

                             江 涌

                原载《世界知识》2008年第13期


    5·12汶川大地震这一巨大天灾深深震撼着、刺痛着每个有良知人的心。在举国上下众志成城、共赴国难的同时,每个能够思考的国人,都应痛定思痛,深入思考中国从这场大灾难中汲取什么样的教训。如果此前一系列的不幸尚不足以令我们深刻反思的话,那么汶川大地震巨额财产损失、几万名同胞的生命,尤其是那些承载多少家庭希望与梦幻的孩子们的生命,应令我们彻底反省。

安全的“硬道理”愈发凸显

由于生存条件艰巨,中华民族因此很早就有了很强的危机意识。《周易》就告诫,“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孟子》的警告更加直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的东邻日本,是个人多地狭、资源贫乏而又多灾的国家,每年发生有感的地震约1000多次,全球地震的10%发生在日本及其周边地区,由此国民培育出浓厚的危机与防灾意识。尤其是在1923年9月东京大地震后,日本对建筑抗震提出了统一标准,并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应对机制,还设立了“防灾日”。经过多次灾害的历练,日本不断加强安全能力建设,从而成为能够有效防范、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先进国家之典型。

相较日本人,当今中国人的危机意识淡薄多了。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繁荣,太平盛世的情绪弥漫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些人甚至提出要修改国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词。其实我们也遭遇了众多自然灾害,人为灾难也未少见。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造成24万人死亡,由此产生一大批孤儿、孤老和孤残,经济损失(按现在来衡量)达6000亿元人民币。然而,从汶川大地震来看,最起码从建筑质量要求来看,我们并没有充分吸取唐山大地震的惨痛教训。有报道显示,处于地震带汶川等县市,很少有学校教育学生如何防范地震,有学生因对地震“敏感”影响课堂秩序,反倒成为同学嘲笑以及老师处罚的对象。

如果简单将当今中国人定性为“缺乏危机意识”也是不全面的,中国从古到今,都非常注重社会秩序的稳定,由此建立里一整套稳定社会秩序的机制,这也应是危机意识的一种表现。但是,稳定不等于安全,稳定有太多的主观臆断与政治色彩,安全不仅有面临危险的主观感受(安全感),而且还有置于危险境地的客观状态。在中国古代,从禹汤开始,历经周成王、秦穆公、汉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等诸多王朝,如果遭遇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宰相通常是要辞职的,皇帝也会发“罪己诏”,历数自己的“罪过”,请求老天的饶恕。如此,人们心理平静,社会安定。2001年1月,印度古吉拉特邦发生里氏7.9级地震,夺走近两万人生命,数十亿美元的财产顷刻间化为乌有,富庶的古吉拉特邦的经济一下子倒退了20年。当时当地的穆斯林普遍认为,是无节制的电视节目惹怒了真主,所以安拉就以地震来惩罚人类。于是,穆斯林居民纷纷砸毁电视机,人们的心理由此平静,社会由此安定。

但是,我们知道,上述处理问题的“有效”办法,显然不是“科学”的,只是获得了某种安全感,并没有改善安全的客观状态,因此当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其实我们长期以来片面追求表面稳定而忽视实质安全的做法,也是经不起推敲与实践检验的。唐山大地震时,地方地震监测站震前曾有预报,但是当时的中央(实际为“四人帮”把持)专注于批判“右倾翻案风”,地震局的领导也不得不讲政治。但是,秩序稳定与政治高压能抑制住大自然的巨大能量释放吗?改革开放后,改革、发展与稳定成为国家工作的中心,国家专注于经济建设,所以倍加珍惜社会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但是,我们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误解了“稳定”的内涵,为“稳定”而“稳定”,想怎么“稳定”就怎么“稳定”,粉饰太平下往往会掩盖更多更大的危险。5月9日四川省政府网站上有篇报道,标题是“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成功平息地震误传事件”,文章说马尔康县有村庄传言地震,防震减灾局及时平息谣言。无他,只是担心影响社会的稳定,或许还有几分担心影响奥运的祥和。

自然、科学、规律,是不讲政治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定胜天、征服自然、驾御规律,对自然、科学、规律的傲慢与无知,过去、现在都会付了出沉重代价。因此,再高尚的人群都应在大自然面前保持百倍的谦逊,社会稳定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尊重科学、尊重规律的基础之上。

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给了我们一个“试金石”,那就是三个“有利于”,即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安全、国家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显然相应地内涵于三个“有利于”,提高安全感、增进安全状况应是发展的重要目标。从宏观领域看,随着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世界主题,尤其是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人们对“安全”概念有了新的感知与理解,原来的以军事安全为核心、包括政治和外交安全在内的传统安全似乎与普通民众渐行渐远,而其它诸如金融危机、资源环境危机、恐怖袭击、重大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的影响越来越大。就微观方面而言,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早就揭示,当人们生存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安全的需要会日益迫切。宏观趋势与微观理论反复印证,当今中国,在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后,居民对安全的需求迅速提高,安全与发展同是“硬道理”,安全可能还是更大的“硬道理”。

发展的“硬”道理为何越来越“软”

国家的崛起、民族的复兴与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都需要发展,都依赖发展,所以对于中国,不仅是过去、现在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发展都将是硬道理。党的十七大强调,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发展这一“硬道理”的指引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发展观被严重扭曲,导致我们在发展规律的把握上、发展理念的创新上、发展方式的转变上、发展难题的破解上,存在一系列问题,发展的“硬”道理因此也就越来越“软”。

发展规律:经济化。长期以来,我们将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发展是硬道理”长期以来被曲解为“增长是硬道理”,社会的全面发展在一些部门和地方被理解演绎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不断提高,经济规律被当成“万能规律”。两千多年前,亚圣孟子告诫梁惠王:“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然而多年来,我们多项工作的实际指导方针,就是一切向“钱”看,或看钱是一切,不断放大、夸大乃至迷信经济手段、市场功能,功利主义弥漫社会每个角落。因此,诸多社会事业甚至越来越多的公共权力被纷纷市场化,那些难以带来经济效益的社会事业纷纷被边缘化。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18日引用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陈龙生的话说,汶川以前曾多次发生大地震,但内地相关地质部门并未加强对震灾的监测。陈龙生分析,唐山大地震后中国“曾大力加强震前预报”,并于上世纪70-80年代建立起“全面检测地下水变化”的机制。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防震工作反而“停止”甚至“严重退步”。

经济规律:简单化。与多项无经济效益的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相反,各类与经济相关的事业则兴旺发达。“超常发展”一度成为地方政府普遍的“口头禅”,著名的“深圳速度”(一周就能盖起一层楼)被广泛学习效仿、无限延伸演绎。我们曾不断被讲述这样的故事:在西方甚至几年盖一栋小楼、一两百年盖一处教堂,讲述者由此讥讽那是“蜗牛”速度,是资本主义帝国斜阳的特征。

近年来,社会经济问题日趋复杂,在强调“快”的同时,注意“好”的效果。但是,问题已经是积重难返,浮躁、浮夸、做表面文章盛行,“形象工程”竞赛登峰造极。动辄就要搞地区最好、全国最好,如今还纷纷要搞全世界最好。在建筑行业,大都是炫耀设计的潮流、装修的现代、环境的新奇,有的甚至把建筑空间可以大拆大改当成卖点;房屋销售中罕见将楼盘的结构特点和质量标准作为广而告之的重点;写字大厦动辄高百米,外表通常都是鱼鳞般吊挂着厚重石板或钢化玻璃,平时看上去光鲜亮丽,但是一旦遇上地震或强风,瞬间可能成为杀人凶器。

发展目标:异化。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是要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不断解放和提高生产力,以不断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短短几十年间,我们象变魔法一样,从地底间唤出巨大的经济增量,GDP世界第四,很快就是第三,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我们炫耀,这就是“财富”。我们殚心竭虑,不断通过优惠不能再优惠的政策招商引资,最后终于把“人间天堂”改造成了“世界工厂”,我们心满意足,这就是“财富”。当然,我们津津乐道的还有大中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我们认为这就是“财富”,是硕大无比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财富。然而,我们这些“财富”的寿命往往只有二、三十年,而巴黎老城区几百年的建筑比比皆是。我们的街道修了挖、挖了修,早就有“马路拉链”一说。有专家出来解释,这是经济活力的体现。然而,一场大地震过后,这些原来反复被炫耀的财富与政绩,瞬间变成了瓦砾、垃圾与过眼云烟。

发展理念:僵化。中国近代以来长期落后,而且还有落后挨打的痛苦经历,所以对西方顶礼膜拜的思想严重,凡是西方的都是先进的、文明的,都是我们应该学习和模仿的。西方为“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模式付出了沉重代价,我们还是眼睁睁走上了这条不明智的道路。城市化也在亦步亦趋。城市在无限扩张,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城镇的人口向中小城市集聚,中小城市的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大城市人口只好向空中集聚。

“两院”院士、建筑与城市规划学家吴良镛总结唐山大地震有三条教训:一是建筑工程安全应在首位;二是城市“生命线”(包括四通八达的交通、通讯等公共设施)十分重要;三是城市绿地是一个有效的“救生圈”,足够的绿地可以起到隔离作用。然而,中国的城市规划并没有充分吸取这三大教训,建筑质量、“生命线”与“救生圈”很少齐备,中小城市与小城镇更是等而下之。所以,一旦遇到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泥石流等,毫无疑问会造成严重后果。

专家普遍认为,不幸中的万幸是,这次8级的大地震的震中不是在成都、重庆等那些人口数百万、上千万的大城市,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没有谁能保证,未来大地震不会在人口高密的大都市发生。因此,对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讲,应该独立设计自己的城市化道路,应该分流大城市的居住人口,探索小城镇、分散化、多功能卫星城的现代居住模式,这种模式可能会更加安全,居住会更加舒适,同时抵御自然灾害和减少伤亡的能力也会更强。

发展成果;两极分化。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毋庸置疑,即便我们剔除很多虚假的财富,我们还是创造了巨大真实的财富,否则我们就不会在国际社会那么招人妒忌,应对年初冰雪灾害和现在的震灾也就不会那么胸有成竹了。但是,巨大财富总量的分配严重不均。“大中城市似欧洲,边远农村象非洲”已经是当今中国的生动写照。我们还坚定地保留社会主义称号,但是我们的收入差距在整个世界已为数不多。国际专家估算的用于衡量收入差距的吉尼系数,中国已大大超过警戒线。

对比富裕的大城市居民与欠发达的小城镇和农村居民,发展差距更加强烈。近些年来,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但是,和富庶的大城市相比,这些从耕地中崛起的小城镇往往在建筑安全标准的执行上非常宽松,农村则毫无标准可言,因此在遭遇地震冲击后,小城镇和农村居民损失惨重。此外,在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阡陌纵横,道路四通八达。但是,在偏远的西部尤其是那里的山区,很多地方还没有实现“三通”,地方的所谓经济中心,往往也只有一两条像样的道路。汶川地处四川崇山峻岭之中,大地震发生后,山体滑坡、涵洞塌方,道路即被堵塞,数千年前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记忆重新再现。发展的巨大差距不仅为自救与救援设置了重大障碍,同时也为灾后重建带来了巨大困难。

多难兴邦需要正确的安全观与发展观

《左传·昭公四年》:“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这大概是“多难兴邦”成语的由来。在今年2月南方发生冰雪灾害时,温家宝总理就以“多难兴邦”勉励国人,“中国从革命到建设,就是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而前进的,我们完全相信通过克服这场自然灾害,我们会把中国建设得更加美好!”这是一个成熟政治家应有的革命乐观主义。在地震发生后,共和国总理第一时间就赶赴灾区,第一线指导紧急救援,映衬着灾区的惨状,那情那景令无数国人、世人动容。

但是,我们的一些部门的第一时间是赶快撇清自己的责任。XX部发言人表示,“受灾地区房屋是依照相关标准而建的,但是此次地震及余震的强度超出了最初设计的抗震标准”。“和普通房屋相比,学校教学楼往往是大跨度大开间建筑,自然容易倒塌”。这明显是在考问国人的智商:那些希望小学的校舍为什么不倒?政府大楼的大跨度大开间会议室、礼堂为什么不塌?中国建筑工程中的猫腻早就为国人熟知与诟病,相关部门为什么第一时间对此反映如此迟钝?

汶川地震发生后,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给了充分理由解释:地震预报仍是世界难题,而且大地震预报关系社会稳定,所以结论应相当谨慎,对此大众能够理解。但是,当有人再次怀疑:三峡工程建成后,原来风调雨顺的四川与重庆为何灾难不断?三峡工程是否改变了上游的地质、地理、自然生态?同样的部门立即出来进行断然否定,前后判若两人,丝毫未见对科学严谨谦逊的态度。世人是否注意到,2007年3月,由于暖冬,仅仅是误报了樱花开放时间,日本气象厅为此向国民公开道歉。

“吃一堑,长一智”,但中国人偏偏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三十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其惨痛教训,我们吸取了多少,值得反思。我们不能简单将汶川劫难归咎于天灾,完全不可抗逆。因为同样的地震发生在日本,肯定不会有如此大的伤亡。我们不能满足于与唐山大地震的简单比较,历史在进步,而进步缓慢了就是退步。我们不能满足自我安慰与麻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没有置疑与反思,无以进步,而且还有可能不断重复惨痛的教训。1966年邢台地震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经过对工程震害调查和相应的科学研究,修订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提高了建筑的抗震能力。自上世纪90年代商品房开发市场开始活跃后,国家陆续出台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等相关建筑质量和防震防灾的严格规定和要求。但是,在中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也是毋庸置疑的公开秘密。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尽管中央政府表现出了超强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强大的动员能力。但是,由于平时没有任何危机意识与应对机制,地方部门应变能力差,反应迟缓,县市级普遍缺乏抗震救灾的机器设备、技术装备和专业知识,无法有效地组织居民抗灾自救,特别是在道路、桥梁坍塌,断水、断电、断通信的严峻情况下,大部分只能坐守待援,耽误了被埋人员的宝贵时间。

地震预报仍是世界难题,但中国能够而且可以做得更好。关于地震,中国有几千的各种观测和非常全面记录,有群策群力群防的经验,这些资料与经验凝聚的“土法”中同样包含着科学。上世纪70年代,我们通过“土洋结合”成功预报几次大地震,世界罕见。因此,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没有能力做到的,中国没有理由也一定做不到。中国的知识精英必须克服西方领先难以超越的心理障碍。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人民日报》在5月16日刊登《多难兴邦》一文指出,“大难如大考,考验着一个民族的凝聚力、领导力和执行力;如炼炉,熔炼出一个民族的脊梁和英雄本色;如学校,启示着一个民族从灾难中学到更多的东西,增长新的本领。”这是哲人智者的解释。历史经验表明,多难可以兴邦,但是多难并非必然兴邦。看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几个世纪以来,灾难连绵不断,而至今也未能看出,有哪些国家能从中振兴。多难之所以能够兴邦,是因为蒙难之邦,能不断从灾难中汲取教训,形成并凝聚共识,使之成为振兴的经验与基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科学的发展观,而且还需要正确的安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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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RC 更新时间:2013-05-02 关键字:经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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