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国金融的“定向”改革开放

——金融欺诈交易、美国次贷危机的启示

江涌

2008年02月05日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2/05/content_7565897.htm

一个危机四伏的国际金融体系，却成为我们千方百计努力靠近、接轨、融入的目标；一群存在严重治理问题、严重缺德的金融机构，却成为我们孜孜以求的学习楷模、合作伙伴、膜拜对象。中国不计代价的“定向”金融改革开放是否进入了误区？

1月21日晚纽约股市开盘前，美联储紧急宣布降低基准利率75个基点至3.5%,这是18年来美联储最大幅度的单一降息。美联储重拳出击的理由是，1月21日全球主要股指出

现大暴跌，而当日美国因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休市，为防止股灾在新的交易日延烧至美国，美联储采取了“非常手段”。消息一出，众多经济人士纷纷指责美联储决策草率，举止失措，加剧了市场恐慌气氛。 [美联储紧急降息0.75个百分点]

    1月23日，法国中央银行通报美联储，法国兴业银行交易员热罗姆·凯维埃尔违规操作，非法动用了500亿欧元的资金购买股指期货，给银行造成49亿欧元（约合71.4亿美元）的损失。“魔鬼交易员”的丑闻令市场恐慌再度升温。 [惊天欺诈 法国兴业71亿美元损失惊动萨科齐]

    国际金融体系陷入诚信危机

    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越来越动荡。二战后，美国经济实力异常强大，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美国凭借其实力与优势，建立起覆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利用这个体系，确立起自己的经济与金融霸权地位。不过，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获取霸权利益的同时，也相应承担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义务。

    但是，到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不断衰落，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解体。霸权的收益极其巨大，美国当然不肯放弃，但是又不愿承担相应的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义务，国际金融市场由此越发动荡。而且，随着美国经济结构的改变以及经济金融化的发展，具有严重投机倾向的金融资本（最典型代表就是对冲基金）在美国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决定了美国非但不会去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且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原则选择不同的经济政策组合，有意或无意地制造国际金融动荡，为金融资本创造投机获利的条件与便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的重要体现与象征。上世纪90年代，IMF力推美国人设计的“华盛顿共识”，使诸多因陷入短期资金困境的求援国经济雪上加霜，世界经济陷入更为严重的危机。由此IMF备受指责。

    进入新世纪，新兴市场与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得当，经济形势普遍转好，外汇储备快速增加。根据摩根士丹利统计，五年前，各国政府的外汇储备总额为1.9万亿美元，仅够防范金融危机之用。而今，相关外汇储备已高达5.4万亿美元。IMF也指出，10年来，发展中国家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几乎翻了两番，2005年达到2.9万亿美元。再者，各国普遍建立起区域经济与金融合作安排，危急关头，不再有求于IMF与美国。因此，IMF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在降低，处境尴尬，如今累积的对外债权还不到100亿美元，自身生存都成了问题。

    信心与诚信，是金融体系赖以正常运行的基础与前提。次贷危机是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诚信危机。透视次贷危机，外加刚刚发生的“魔鬼交易员”凯维埃尔的“戏剧性”插曲，贯穿主线即是无处不在的道德风险。从房地产买卖源头数起，贷款机构与房屋抵押贷款申请人之间，贷款机构与监管机构之间，评级机构、投资银行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美国金融机构与外国次债购买者之间，充斥着道德风险。此外，凯维埃尔与兴业银行之间，兴业银行高管、董事与股市投资者之间，兴业银行与法国中央银行之间，法国中央银行与美联储之间，也都存在着程度不一的道德风险。

    金融体系赖以正常运行的互信前提被严重质疑，金融市场到处弥漫着不信任与信心不足的气氛，次贷危机由此而旷日持久。这显示出国际金融体系所面临的诚信危机。这是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与秩序又一次陷入危机的重要象征。

    “兴业事件”再现西方金融机构治理问题

    事实上，兴业银行早在1月19日就已发现了“魔鬼交易员”的“巨额欺诈交易”，不过为减少损失，兴业银行在向公众披露消息之前已经动手平仓，而又恰逢市场遭遇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重压，从而导致全球股市大跌。

    近十多年来，因操作风险给西方金融机构带来巨额亏损的事件屡屡发生。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的新加坡交易员里森因巨额投机，亏损约14亿美元，陷入破产的巴林银行最后被荷兰国际集团以1英镑价格收购；1995年9月，日本大和银行纽约分行交易员井口俊英私自进行债券交易，给大和银行造成11亿美元损失；1996年6月，日本住友商社交易员滨中泰男在未经任何授权之下，通过瑞银等经纪商在伦敦金属交易所非法进行铜期货交易，给公司造成26亿美元损失；2002年，爱尔兰第一大银行爱尔兰联合银行在美国分部的交易员鲁斯纳克从事非法外汇交易，使公司蒙受7.5亿美元损失。

    事实表明，美国金融机构中同样存在此类祸害，从事欺诈的不仅是个别“害群之马”，而是涉及金融机构的整个管理团队。2001年11月至2002年4月，安然、世通等上市公司纷纷爆出惊天丑闻，其中华尔街投资银行扮演着极其不光彩的角色。这些投行为争取生意，不惜为上市公司制假贩假，欺骗投资者。2003年4月，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与华尔街十大投行达成和解协议，收取14亿美元罚金，并勒令其整改。这十大投行分别为：花旗集团索罗门美邦公司，罚款4亿美元；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公司和美林投资公司各被罚款2亿美元；摩根士丹利添惠被罚1.25亿美元；高盛集团被罚1.1亿美元；JP摩根大通、雷曼兄弟公司、贝尔斯登、瑞银华宝各被罚8000万美元；美国银行集团被罚3250万美元。

    所谓“和解”，就是不扩大事态，不暴露更为严重的问题，华尔街投行不用交出大量的内部资料，使中小投资者和集团诉讼律师们无法援引资料和判例，从而避免了更多的民事和刑事诉讼，而这些民事和刑事法律活动对投行来说才是最致命的。“和解”足见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与华尔街投行的沆瀣一气。2005年3月，摩根大通宣布同意世通公司债券投资者的要求，出资20亿美元以赔偿其损失。2006年3月至4月，美国一对冲基金公司试图操控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天然气期货价格，最终使公司损失64亿美元。2007年8月，美国最大人寿保险公司保德信金融集团因欺诈交易被罚6亿美元。

    以上涉及的只是一些典型案例而已，实际代表的只是以美国为标杆的西方金融机构缺乏道德、疏于治理的“冰山一角”。长期以来，应对内幕交易成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首要任务；对内幕交易行为的调查和诉讼，是SEC执法中最为重要的方面。1990年，美国SEC起诉了38件内幕交易案件，1991年起诉了36件内幕交易案件。近年来，查处的案件数量稳定在每年50件左右，如1999年为57件，2003年为56件，2005年为53件。这些事例清楚表明，西方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同样难以适应信息化、电子化、全球化快速发展的需要，严谨的治理神话早就破灭了。

    中国金融“定向”改革开放须谨慎

    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无论是出于自身动力，还是来自外在压力，中国的金融开放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接轨。一些人甚至执著地认为，惟有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接轨，中国的金融体制、体系才能算是实现现代化，才能算是国际化。为了达到完全的“仿真”效果，提出要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金融体制、机构做参照，而且还要请美国人、美国金融机构来帮中国设计金融改革与开放的道路。

    近年来，有了“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作为中国金融机构“走上现代化”、与国际接轨“进入全球化”、“增强国际竞争力”等选择。

    当初有关设计者向政府与大众解释，“选择境外战略投资者，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是转变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行为的催化剂”。“引进外资的股份，不完全是为了资本金，更重要的是要带来一个很好的合作效益和合力效益，这个合力的效益就是能够更好地推动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更好地提升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如今，“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已近三个年头了，国人好像没有感受到设计者所竭力展示的几大不可替代的好处：有利于改善中资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强化中资金融机构的经营约束机制；获得先进的产品和技术。相反，国人感觉到的是这些所谓“战略投资”大都是在短期内获得巨额收益。

    美国银行得意声称，该行在中国投资所带来的收益，远远超出次贷危机造成的损失。2005年，美国银行投资30亿美元获得中国建行8.5%股权及一项以很低价格将持股比例提到至19.9%的选择权。2007年11月，美国银行首席财务官表示：“从账面上看，我们的潜在获利超过了300亿美元。”随着次贷危机的不断恶化，德意志银行评估,全球金融领域因相关证券投资损失可能高达3000亿美元。

    据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分析统计，“境外战略投资者”在中国十家银行所获得的资产收益就高达10600亿元人民币，若加上在广发行、深发展、华夏和北京银行的控股所得约7000亿元，合计达到1.7万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取得的。可以估算，西方金融机构在次贷上“投资不慎”所招致的损失，几乎可以在中国的战略投资中抵补。中国“无意中”成了陷入次贷危机的西方金融机构的“大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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