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高度警惕金融侵害

　　世界银行统计，近二十多年来全球共发生大小金融危机108次，而盲目金融开放的国家或地区近乎无一幸免

　　文/江涌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2000年1月召集75位金融和政治专家推演了一场未来战争，模拟美国金融系统的崩溃过程。
 
 
 
模拟参战的不是一般的将军与士兵，而是各国央行主管、财政部长和金融市场交易员。最后的结论是：经济和金融问题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不亚于炸弹和导弹。

　　多年来，美国一方面在不断加强本国金融安全，另一方面却不断以金融手段侵害他国以获取经济利益与实现政治目的。

　　美国经济核心竞争力在金融

　　金融业是美国维持经济繁荣的关键。美国金融市场发达，纽约集中了世界投资资金总量的2/3，成为世界资金的配置中心；美国金融机构强大，尤其是对冲基金、投资银行、信用评级、会计审计等金融咨询服务更是世界各国难以望其项背，充分掌握着国际金融的话语权；金融机制灵活，金融创新不断，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

　　美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在金融，金融在美国GDP中所占的比例从1990年的35%提高到2001年的50%，金融企业市值约占美国股市总市值的1/4，但利润占全部企业利润总额的40%。由于各大公司都有自己的财务公司，因此实际实现的金融利润远高于此。

　　金融寡头利用国家政权谋取垄断利润。当今世界，美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成熟，华尔街金融家与华盛顿政客之间的“旋转门”十分通畅，政府财经界高管很多出自华尔街，而政府高管“解甲归田”后首选华尔街。金融寡头控制着国家政权，利用政府对外扩张，打开一个又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通过其强大的竞争实力逐渐实施垄断。而且美国金融寡头不满足于一般行业垄断，只要有可能就会谋求广泛的经济控制，进而实现政治控制，以获取更多、更持久与更稳定的国际垄断利润。

　　国家借助金融寡头实施金融霸权。美国政府利用金融寡头对东道国实施经济影响，进而进行政治控制。二战后至今此类事例屡见不鲜，如1954年，美国联合水果公司曾在推翻危地马拉阿贝兹政府中担当重要角色；1973年，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卷入了颠覆智利阿连德政府的流血政变；2002年，联合国在一份报告中指控Cabot、OMG等8家美国公司违反国际规则，直接卷入了刚果民主共和国长达5年的内战。

　　资金是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血液，为确保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及世界资金汇集美国，除以货币政策吸引外资外，还不断利用金融寡头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新兴市场制造金融与经济动荡，将资金驱赶到美国。

　　国际金融侵害种种

　　其一，利用新自由主义诱导目标国金融开放。

　　新自由主义本是一类平常的经济理论，但在被政治化与范式化后，逐渐成为美国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美发明新自由主义后，宣传得多，使用得少，如美国金融市场对外资进入限制措施多达1000多条，外资金融机构进入美国金融市场很难，而取得很好业绩更难上加难。前总统克林顿就曾指出：“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我们不相信自由放任主义。”

　　但是，美国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在国际上大肆兜售新自由主义，并强调这是发展中国家通过改革而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低要求”、最低限度的“共识”。为兜售新自由主义，美国持续地为他国培育了一大批信奉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高级人才，并层出不穷地输送“经济杀手”。以自由化、稳定化与私有化为核心的“休克疗法”，就是美国的“经济杀手”奉送给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转轨药方”。在美国长期努力下，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逐渐成为主流思想之一，金融自由化也似乎在全球蔚然成风。

　　其二，利用国际组织施压目标国金融开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WB）等重要国际经济组织都由美国操纵。美国前财长鲁宾曾坦言：“我们需要IMF，因为它代表美国的利益”。

　　上世纪90年代初，IMF将新自由主义包装为涵盖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全球一体化为核心内容的“华盛顿共识”。IMF不仅在各种报告与国际会议中宣扬新自由主义，鼓吹经济越自由国家则越富裕，而且在给予国际收支发生困难的国家援助时，总附加上“华盛顿共识”，墨西哥、泰国、阿根廷等受援国不得不接受“金融高度自由化”，实施金融全面开放。当罗马尼亚的私有化限制外资参与时，IMF与WB就停止提供贷款。布莱尔外交顾问库柏公开称，IMF为经济帝国主义的工具。

　　其三，利用贸易摩擦施压目标国金融开放。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苏冷战缓和，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美国认为日对美出超和不公平竞争，威胁了美国企业生存和经济健康。由美林证券公司总裁跃升为里根政府财政部长的多纳德里甘软硬兼施，迫使日本实施自愿出口限制、日元升值、金融市场开放。在美国高压下，日本推出了金融自由化：允许日元自由兑换，允许企业和投资者自由地进行外汇期货交易，允许外资银行进入日本，允许国内经营离岸日元存款业务，取消对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业务限制，取消长期存款利率上限等。

　　美国得寸进尺，在贸易摩擦与“大国责任”的打捧下，日本接受了《广场协议》与《卢孚宫协议》（金融泡沫迅速生成），以及《巴塞尔协议》（有关银行最低准备金要求直接戳破了泡沫），金融危机由此爆发。日本前大藏相后来公开表示，华尔街在日本未有足够准备的情况下，抓住日本巨额贸易顺差的问题，不断提出要求强迫东京取消金融管制，实际上是在向日本输入“金融癌症”。

　　其四，利用跨国金融机构攻城掠地。

　　在美国影响下东道国推进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中，美国金融机构获得丰厚的诸如审计、评级、咨询、承销等中介收入，并获得相关企业或行业的重要信息。国有资产变民营后，美金融寡头利用股市或直接由私人股本公司大举并购，从而对东道国的骨干企业与战略行业实施控制。当对经济实现广泛控制后，美国金融机构就能为所欲为了，制造金融动荡、掀起金融危机则是洗劫财富的最好方式。

　　阿根廷在实现金融自由化后，美国等跨国机构逐步实现了由一般行业到战略行业的控制（如外资银行占阿银行业份额由1992年的12%迅速上升到2001年的67%），民族工业话语权旁落，政府因谈判筹码丧失而逐渐失去对经济的控制权，成了任由美国金融寡头宰割的羔羊。

　　其五，实施金融恐怖主义，制造金融动荡。

　　当美国金融机构在目标国落地生根、布局到位后，便凭借庞大金融实力和高超的金融技巧，利用目标国出现的金融漏洞，制造金融震荡，引发金融与经济危机，从中牟取巨额财富，实现更广泛、更深入的控制。美国金融机构的惯用手法是所谓“威尼斯骗局”（17世纪的威尼斯金融家首创这种泡沫经济骗局而闻名），就是把资产（如股票、房地产等）价格拼命炒高，诱骗当地市场投资者跟风追涨，获利后突然撤资，使泡沫破灭，迫使套牢者恐慌抛售，金融危机便由此生成，然后金融资本家再来收拾残局，实施廉价收购。

　　美国金融机构导演的“威尼斯骗局”不断在新兴市场上演。1993年波兰股票市场狂涨了十倍，次年2月迅猛暴跌，美国金融寡头满载而归；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使墨国直接损失420亿美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相关国家的GDP至少下降50%，其中印尼下降80%，后果不亚于经历一场大型战争。

　　其六，逼迫或收买东道国的官僚买办出卖本国经济金融主权和战略利益，进行金融讹诈。

　　苏联崩溃后，美国金融机构参与或直接协助一些俄罗斯官员洗钱，而在掌握俄政府高官大量腐败把柄后，逼迫俄政府作出多种战略性让步。在美国的收买下，阿根廷官僚买办集团对美国自由化建议言听计从，放弃政府对国际金融资本流通的监管，任凭外资控制银行、证券等重要行业。一些官僚买办甚至同国际资本内外勾结并通风报信，协助跨国银行将巨额资金转移海外，导致金融危机深化触发社会动乱。

　　需要汲取金融侵害的教训

　　遏制任何一个潜在竞争对手或霸权挑战者，是美国的长期战略。近年来，在美国发布的多个战略报告中，均将中国定义为潜在的威胁力量，重要的战略遏制对象。即便有了所谓“利益攸关者”新思维，中美之间开始经济战略对话，但美对华的“遏制加接触”的实质并未改变。因此，应吸取国际教训，高度警惕金融侵害。

　　——金融业是发展中大国经济安全的最薄弱环节。目前我国金融系统相对脆弱，金融机构竞争力不强，坏账与操作风险居高，金融监管能力有限，金融业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薄弱环节。

　　近年来，国际垄断资本利用中国金融监管漏洞以及一些部门与金融企业急功近利的心态，一方面加紧对中国境外金融活动的围剿，如“中航油”与“国储铜”被逼空导致巨亏，另一方面在中国境内大举并购，不仅触及众多制造业的垄断，而且美国四大会计事务所在审计、标普与穆迪等评级公司在海外投融资评级，高盛、美林等投行在境外上市承销等方面迅速居于主导地位。如今美国垄断资本又通过母国政府与国会，向中国施加越来越大的金融开放压力，以期在银行、证券等金融业实现更大的控制。

　　——金融发展不容误导。一段时期以来，美国一方面以巨额贸易逆差、廉价人民币为由向中国大力施压，另一方面鼓吹中国是“世界经济领袖”应承担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大国责任”，打与捧的要旨均在让中国开放金融市场，让美国金融机构长驱直入。

　　与此相对应，美方对中国极力主张金融自由化。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自由化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其固有的理论缺陷与政治风险远不能作为改革开放的主导思想。目前中国对外经济问题的症结在外贸，近年来外贸顺差急剧攀升，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单位出口所获取的利润不断降低。美国正是以贸易问题为借口，施压中国扩大金融市场开放。而金融开放的风险远远高于贸易调整的成本。

　　——重新审视国有经济的地位与作用。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阿根廷基本卖光了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包括银行业、自然资源和公用事业，并实现了所有国有资产进入市场的“全流通”。但是，这些被变卖的国有企业经过短暂民营后，很快就被跨国企业尤其是美国金融寡头所收购，阿由此丧失了战略性行业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权。当金融危机爆发时，阿因为缺少国有企业的抵押或担保，美国及IMF拒绝给予资金援助。墨西哥危机后获得及时援助，则是以国有石油与铁路企业的股权与收入作担保为前提。

　　拉美与原苏联东欧的经验教训显示，国有经济是抗衡跨国垄断资本进行垄断与扩张的主力军，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微观基础，是经济危难时的最可靠依托。至于国有经济的治理则是另外一个话题，而其治理好坏与产权形式并不必然相关。

　　——金融业开放务必自主、有序与渐进。美国以获得持续快速经济增长为诱饵，或以获得援助为筹码，如今又拾起己所不欲的“大国责任”，来引诱与施压目标国实施广泛甚至全面的金融开放。

　　实践显示，金融自由化在初期的确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但是，当美国金融机构落地生根、布局到位后（一般在5～8年左右），金融动荡便持续不断，最后酿成金融危机，先前的因经济增长而增加的国民财富多数被“蒸发”。

　　因此，科学应对新自由主义，辩证吸取金融自由化的好处，则应将金融自由化改革放在宏观经济与贸易自由化之后，而且需要金融监管部门的组织和功能显著加强，营造良好的金融运行基础（如完善的法规与会计制度等），充分的透明度和完善的信息传递机制，以及比较成熟的风险管理机制。否则，盲目信奉新自由主义，屈服美国压力，轻易洞开金融市场，引狼入室，就难免遭受金融危机结局。

　　世界银行统计，上世纪80、90年代，全球共发生大小金融危机108次，而盲目金融开放的国家或地区近乎无一幸免。

　　今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十年前，中国因资本账户管制而躲过金融风暴的正面冲击。未来，在资本账户开放，美金融机构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情形下，中国将如何应对？□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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