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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海:张鸣教授,请收回您的“帽子”

张鸣教授,请收回您的“帽子”

    元月16日,看到网友wyyghez给我留言:“建海同志,最近有传闻,说你与其他5人,在什么‘国家教育区’房地产圆桌会议上为北京某区的两个楼盘张目(请看张鸣的博客)。我觉得这与你的一贯主张不一致。也许你被人利用,但确实你的头像在那里。当然,我没有看到你的言论,这也是我给你留言的原因。请你将此次会议上你的观点亮出来,以正视听。”我从网上搜索张鸣的博客,没有看到相关的文章,我回复了wyyghez:“网上可以搜到发言全文,核心的观点是:教育需求缺乏弹性,但教育住房的需求具较大的替代性”。

    昨天在网上,终于看到了张鸣教授的文章。全文摘录如下:

 教授奈何做房托?

2009年1月13日 南方都市报

■知道分子之张鸣专栏

  每日花上几分钟看看报纸,绝对是个好习惯,这不,眼下就发现有雷人的事了。一般来讲,报纸的经济版,尤其是楼市部分,我从来都是不看的,今天不知怎么鬼使神差,看了一眼,这一眼,居然让我看见好玩的了,横贯的大标题:“国家教育区里房产价值更稳定”,下面排列着六个大人头,依次为清华、北大、人大以及中国社科院的教授,其中有一个居然是跟经济乃至房地产毫无关系的北大中文系教授,几位异口同声地说,国家教育区的房地产好,就是好哇,就是好。人文气息,学区气氛(1月9日《新京报》)。社科院那位,看着有点脸熟,仔细一想,原来在一次讨论会上见过,当时他在会上大骂茅于轼老先生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来着。

  但凡雷人的新闻,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题目很耀人,但却充满了问号,让人不仔细看下去不行,有时候仔细看了,依旧不明就里,只好自叹水平低。什么叫“国家教育区”?哪个国家建过这种“区”?谁命名的?看了半晌,才发现人家所谓的国家教育区,就是中关村周边一带的几个楼盘,能勉强沾上三所大学的边,北大、清华和人大,于是,不知怎么一来,就变成了“国家教育区”。相信这样绝妙而且唬人的概念,绝对应该出自不知哪个房地产公司帐下的秀才之手,或者是哪个广告公司策划的大手笔。

  房地产公司扯旗蒙人,逮着什么炒什么,把个大学当成了自家的红牌花魁,而大学自己又不肯出面维权,那也没办法,谁叫咱们的大学法律意识都不强呢?可是,一个个名牌大学的大牌教授,居然把自家的大头照放在报纸的软广告下面,明目张胆地给人当托,不仅给富人说话,还给富人做事,更要命的是,说话做事好像并不那么规矩,实事求是。这样的教授、专家,想要人看得起,还真有点难度。

  一直有人在骂我们的教授专家替利益集团说话,不讲学术操守,没有公共道德,但被列出来的事例,或者不准确,比如茅于轼先生,他其实一直在为弱势群体做具体的事,搭钱费力还不讨好;或者事出有因,别有隐情;或者是媒体对他们的话有所曲解,至少,很多人的话,是在一个正经的讨论会上说的,勉强可以算是一种学术观点。像这样单纯的一个为某些楼盘开的所谓论坛,参加者都是名校的大牌教授,说的都是标准的广告用语,然后在报纸上赤裸裸现身,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百闻不如一见,见了之后,你才会知道当今的大学,某些大学教授已经到了什么地步。我也才发现,原来我一直在抨击大学体制,讽刺大学教授,其实骨子里幻想着大学还能保留那么一点像样的东西,大学教授还不至于这样没有底线,直接为人做广告,但现实的确很无情,结结实实地给了我的幻想一记响亮的耳光。(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明眼人一看张教授文中“社科院那位”,就是指的我本人了。看了张鸣教授的文章,真的非常佩服张教授的正直和敏锐。只利用几分钟的时间,就看了许多张报纸;只用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给我扣上一顶“没有底线”的“房托”帽子。

    很多人并不了解,张鸣教授是和我有过节的。唯一的争吵,就在博客中国举办的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研讨会上。在张鸣教授表达了对茅于轼的敬仰之情之后,我的发言直言茅的观点“缺乏常识,脱离实际,肤浅荒谬”,并进一步阐述了我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观点,搞得茅于轼老先生脸上红一块、白一块。张鸣教授拍案而起,斥责我的观点属于新的阶级斗争论,并当场退席。我在随后的博客里描述了这个过程,我认为张鸣教授的观点脱离实际,不具备承载中国知识分子使命的资格,只是网络的炒作,才让他成了名人。

    这样的过节,张鸣教授显然一直记在心上,苦于找不到机会“报仇”。看到1月9日《新京报》上有我的头像,相信张鸣教授一定欣喜若狂,认定终于抓住了我的“小辩子”,可以借机“一箭之仇”了。

    在崇尚自由经济的《南方都市报》开辟的“知道分子张鸣专栏”,张鸣教授俨然成了道德教主,“帽子”也一顶一顶地发出去,其针贬时弊、惩恶扬善之举确实令人拍手称快。只是有一点,张鸣教授的批评,多是根据“每日花上几分钟看看报纸”,凭借浮光掠影的印象得来的,这实在不像一名知识分子应有的严谨学风。

    我看过李敖先生在电视上的讲座,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几乎都是引经据典,直接拿出证据。观点犀利但言出有据,所以他老先生一再张狂,世人对他也只有敬畏这样一个统一的态度。由于《新京报》没有刊登我的发言,而日理万机的张教授也显然没有“考据”的习惯,直接在发行量很大的《南方都市报》上给我下了结论,实在是快意恩仇啊!

    鉴于张鸣教授过于求快,“帽子工厂”出现不少质量隐患,我建议其“召回”所发的“帽子”,经鉴定无误或维修之后再依次派发。

    以下把我去年12月26日在《新京报》上主持的“国家教育区房产论坛”上的发言全文摘抄如下(口语或速记员录错的部分做了修改,并非文过饰非篡改原意,读者可以对照网上来源):

 学区与房价

2008年12月26日

来源:http://house.sohu.com/news/2008-12-26/596376.html  

    各位大家下午好!今天我讲三个问题:第一、学区体制和住房,主要讲不同学区体制对住房价值的影响;第二、教育区居住市场的供给和置业;第三、中国经济前景和教育区置业。

  第一、不同学区体制对住房价值的影响。首先讲中国的学区体制。中国真正的学区就是教育单位,但是教育单位的房产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是公产而不是私产。房地产本质上指的是私有不动产,是可以私人拥有并且交易的,不是大家公共使用的财产。现在我们注意到大学里面原来卖给教师的房子,现在开始被置换到外面去。大学的住房逐步改造成教师用公寓,提供给访问学者、博士后、客座教授等使用,是纯粹为教学提供服务的。这些房产本身属于公产。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些学校还有不少教师和家属居住在里面,但是它的发展方向就是由教师们到校园之外自己去购房。现在校区特别是大学校区有大量房改后的私人房屋,由于可以享用各种教育经费投入的公用设施,校园里面的私宅是非常有价值的。例如,北师大里面有很多的私宅,租金非常昂贵,这些属于真正的教育房产。因为这些房产的居住着可以免费享用学校的一切公共设施,并且校园的氛围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中国的教育体制决定了我们对教育房产理解,就是在校区之内的房屋。但是,针对中小学、幼儿园内部缺乏住房的情况,人们把教育区房产的概念给拓展了,一些围绕在幼儿园、中小学、大学周边的房产,也被称为教育房产。像报纸上对北师大房子周边的租赁信息,都号称北师大房产,但其实是不准确的。

    那么,这样的房产跟教育有什么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房产和教育在理论上是有三种关系:人们最关注的问题是,住在教育区内能不能在某学校上学?这就可以分为两种关系:(1)房产跟上学直接挂钩;(2)住房与上学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像北师大实验小学这样的小学,只有本校教师的孩子才能在里面上学,租赁甚至购买房屋,都不能获得上学的机会。我们知道,世纪城的项目据说是很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购买世纪城的住房与子女在人大附小上学直接挂钩。你买了这里房子,子女就可以在人大附小上学。这就是通过与学校共建的方式开发房产,开发商给学校投资,购房者高价购买开发商的房产,就把普通人家子女希望进人大附小的额外费用,通过房价价差固定化了。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现在的重点小学规模普遍很大,所以周边的普通小学由于生源不足不少已经关门了,重点小学则可以借此收取很高的费用。所以说在北京,重点小学、重点中学是教育产业化最大的受益者。(3)毗邻大学、中小学、幼儿园的概念。如果你没有子女在这里上学,居住在这里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呢?我看很少有什么好处。举例说你住在北大旁边,你的孩子就一定能上北大呢?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惟一的好处,就是处在这个大学外溢的氛围里,你可能可以到大学里面去散步、去跑步,或者是去自习室看书什么的,或者你出来散步可以碰见像季羡林这样的大师。但是,在目前这个大变动的时代,不少大师现在已经名声扫地了。现在的大师也需要重新学习,让自己走向面对现实的道路上来。所以说邻近学校只是一个概念,这个跟远处相比只是省了交通费和时间,但是就因为你邻近大学,而比其他地方的房价高的太多,这个房价肯定是物有不值的。

    中国学区的概念来自于美国,但美国的学区体制和我国是截然不同的。在美国,学区是一个准行政单位,美国的学区相当于我们开发区、风景旅游区等准行政单位,他们属于公共社团的法人单位,也是一个重要的纳税单位。2002年全美国的学区有13506个。在财政制度上,美国的学区与城镇、县等都属于地方政府,系美国教育投入和教育单位最集中的区域。

    我们再看一下美国财政收入的状况。在全部财政预算中,美国的联邦教育开支占财政预算的3%;州及州以下的地方政府,它的教育开支大约占财政预算的39%。这些政府预算教育支出,主要集中在各个学区投入。从财政收入上来看,在美国的州政府预算收入中,房产税只占1%;但是州以下的地方政府,就是以不动产税为收入主体的,大约占到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24%。其中到学区这一级别的,比例就更高了。在美国的学区,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房产税。你买了我这个学区的房子,你就我这个地方缴税,你的孩子就可以义务享受这里的教育。

    学区的房屋消费相对昂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云集好学校的学区房价较之周边地区高出一部分,这是你为了获得教育服务需要额外付出的一部分;二是学区对不动产税的依赖非常高,而且房价越高,每年需要缴纳的不动产税越高,这是你需要付出的第二部分。

    以上是美国学区体制与住房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很多所谓教育住房应该说是泛学区的。就是把学区的概念扩大了,更多的住房是在学区周边的,或者是临近的,居住与享受教育服务没有任何关系。只能享有其中的人迹、气象、氛围。像中关村这个地区的气象,究竟是北大、清华造成的,还是中国科学院成就了今天。如果考虑到学院路高校更加集中,但是它没有成就中关村的景象,说明中关村的成功,实际上与中国科学院的科技产业化之路有很大的关系。在我看来,中关村地区最成功之处在于其商业,当然先有产业才会有商业。因为有了繁荣的商业,有很多人需要培训,所以就集中在拥有地利之便的大学里了。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关村的成功,才成就了北大、清华的教育培训和科技产业化。当然如果说双方是互利的可能更加可观,但是清华、北大究竟对中关村的繁荣起多大的作用,已经根本说不清楚了。

    第二、教育居住的市场供给和置业特征。既然在我国,教育房产是一个泛教育住房的概念,就是指的那些分布在学校周边的住房,那么这些住房的供给就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旧房,一个是新房。旧房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环绕在校区周围的房屋,另一部分是指校区内部的房子,一般是大学。这些房产尽管属于公产但是一样可以解决很多人的居住问题,这里的住房是其他的位置不能替代的,所以租金普遍非常高;相对而言,学校外围的租金较之学校内部要相对低一些,就是因为学校内部的位置是最好的。新建住房由于历史原因,其所处的位置较之旧房普遍要偏远,教育房产的概念就更为泛化一些,除非你在这个新区里面建一个好的学校,那么你就是最接近的。

    从教育房产的需求来看,主要有三种需求:(1)居住需求;(2)投资需后;(3)投机需求。居住需求是教育房产市场的基础,居住需求也取决于三个方面,就是居住在这里究竟是为了得到什么?是为了上学?还是为了接近它?还是为了享受这里的氛围?这些属于完全不同的需要,这也是因人而异的。比如说有的人愿意住在北大、清华附近,因为这里的学子是最聪明的,这里的教师多是全国知名的学者,他们愿意靠近跟他们,跟他们打交道,这是强调居住的氛围;有的是为了靠近它,虽然子女不能直接在这里读书,但是可以靠近它,通过支付赞助费的方式进入学校。这就需要在房产价值之外,再额外支付一笔费用,才能进入到学校里面。还有一部分人买了房子以后,子女先在这里上学,这是居住需要,但这个居住需求也带有一定的投资性。因为你孩子读完书了,以后你继续居者在这里的价值不大了。这个时候你的居住需要,可能几年之后希望把房屋租出去或者是卖掉,这个一种居住和投资相结合的方式,或者是居住和投机相结合的方式。所谓投机就是通过转卖房屋产权获得升值收益。如果出于投资的需求,你认为房屋出租的投资回报很高,购买房屋将来主要是用于出租,这个时候你要考虑你的租金有多少年能够收回这个房产,这个一定要计算好。在国外,一年的租金大约可以达到房产价值的10%左右,这样的投资可以保证收回;如果做不到,你这个投资就失败了。如果你寄希望于房屋升值,你所谓的投资需求,本质上就属于投机需求。因为这是一个教育区,我看好这里的房产会升值,因为很多人都希望在这里买房子,再贵的房子也不怕,因为后边可以卖得更高。既然是投资,也是有赚有赔,因为房价是不稳定的。一般而言,如果你的上家赚了很多,你再想赚将非常困难;一般的情况你会赔出上家赚的部分。这就是投机的零和博弈。

  前段时间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下属的《精品购物指南》报纸,搞了一个白领置业需求的论坛,邀请我在这个论坛上发布了一个主题调查分析报告。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北京白领群体购房最关注三个要素:即房价、地理位置和交通。如果是围绕学校,他们也要看学校周边的交通,还有和他们工作地的距离。我觉得环绕在学校周边的房产,如果价格合理,并且有不少家长希望孩子在这里读书,这样的房子应该是容易销售的。一般的房屋户型应该是两居或者是三居,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销售。相对而言,资历较浅的新白领群体侧重关注两居,资深白领群体也就是月收入在7000元到10000元之间的,侧重于关注三居室。

    而且通过调查发现,有30%的白领对一手房感兴趣,70%的人对二手房感兴趣。如果考虑到这个数据是在2008年10月份之前获得的,2009年初,国务院将对二手房交易减免一年期的房地产营业税,相信关注二手房的白领群体的比例还要更高,很可能达到75%,甚至80%,这对房地产开发商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这里还有一个数据,是教育房产在美国的一个状况。我用房价收入比衡量房价相对价格水平的主要指标。美国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就是房价中位数除以家庭收入中位数的比值。从图中我们看到,从1980年到2000年,美国全国的房价收入比稳定在3倍左右,到2006年达到了峰值4.6倍。美国这样重要的学区和教育集中的一些城市,包括波士顿、洛杉矶等城市。1985年以后波士顿的房价收入比开始上升,但是和全国相比高出的幅度不是很大;倒是洛杉矶这个城市房价收入比上升最快,到2006年时达了10倍。洛杉矶的情况比较复杂,这里既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世界知名的大学,也有好莱坞这个明星集中的区域。要了解美国住房和教育的关系,必须注意到美国的大学普遍是建在很偏远的地方,而偏远的地方因为有了大学,房价也可能很高。由于大学是一个独立的社区,学生需要公寓,老师也要购房,当然美国的许多教师有聘任期,如果拿不到终身教职(tenure)的话,他们到期就会走人。所以说美国学区的二手房交易非常活跃,这种即使在很偏的地区房价也处于较高水平,主要在于教育的贡献。

    相对而言,中国的大学都建设在大城市中心区,所以这里面教育社区里面,既包含了教育成分,还包含很多商业的、产业的概念,这些因素可能有利于其价格在城市中处于较高水平,而教育房产有许多借助其商业区概念宣传教育的价值。

    第三、关于前景和教育置业的问题。刚才我谈到,中关村获得成功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在中关村的房产或多或少都要享受到其价值。如果全国的房价都下落,而中关村由于高技术、教育的因素继续繁荣,则位于中关村的房价虽然也要回落,但下落的速度可能比其他地方慢一点,也就是说抗冲击性的能力会比其他地区强一些。

  另外关于教育的需求,我认为是有刚性的。在现代社会的世界各国,教育需求都应当是有刚性的。在欧美国家,蓝领工人和白领阶层收入差距不大,但是父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成为白领,而不愿意他们成为蓝领,主要是考虑到社会地位的差距。在中国,教育需求更是有刚性的,这不仅关系到子女未来的社会地位,更关系到他们的收入水平。在我国,接受过教育的人不仅社会地位高,收入也高,所以抗经济危机的能力也相对较高,这属于教育需求的好处。当然要想抗击经济危机,需要他们的知识是真才实学的,而不是似是而非、只懂得忽悠别人的知识。根据我上面的分析,教育需求缺乏弹性,并不意味着教育房产需求也缺乏弹性;即使位置很远,一样可以达到求学的目的。

    关于置业前景,目前在北京,白领群体是购房主力军。但是经济危机下,也开始出现了白领裁员潮。过去的企业习惯于裁减蓝领,但是现在企业普遍发现裁减蓝领不合算,因为蓝领是劳动者,而且拿的工资不高。现在开始出现了裁白领风潮,因为他们的收入相对蓝领太高;就算不被裁减的白领,他们的薪水特别是奖金也大大下降了。这些问题也是中国的房地产业必须直接面对的问题。这就是说经济形势和房地产走势存在密切关系,房地产的价格是经济形势派生的,经济高涨时房价可能大幅度上升,而经济衰退时,房价只能大幅度下降。经常有人说房价会永远上涨,这确实不是真实的说法。因为房价上涨还要看货币是否发生了贬值。在通货膨胀时期,房屋和土地相对来讲保值性好一些,但是如果高价拿了房,能够从中赚取多少钱就是不确定的了;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保值增值就变成了空头支票,赚的可能没有赔的多。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上面的发言,其实是我自己在最短的时间所做的科研成果,不知道能不能归结到张鸣教授的“国家教育区的房地产好,就是好哇,就是好”的舞蹈节奏当中呢?请读者自行判断。

    需要说明的,虽然位居“地产三剑客”之首,在日常生活中,我并不是时刻以“斗士”的面目出现的。我也有家人,有亲戚,有同事,有朋友,他们当中有身在农村的穷人,也有政府官员、私人企业老板等既得利益者,我和他们相处融洽,日常生活中不存在什么路线斗争。我自己对自己的归类,就属于当今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我甘心为民呼吁,为民做事。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有出身农民的良心因素,更因为我在一定程度上握有话语权。生活中,我也有机会接触房地产开发商,有机会和他们一起聊天。我会和他们讲解我的房地产制度和价格走势的看法,对他们提出一些经营出路上的建议。根据我的观察,几乎没有不对我心悦诚服的。我对开发商最常见的说法是,开发商也需要听到真知灼见,如果他们听信了“房价永远上涨”的忽悠,最终只能走向破产一条路。我建议他们降价销售房屋,逐步转行,以自己的资金作对社会有意义的事,这比“死于暴富”的丑行,对自己和家人要有利得多。不少开发商愿意听我说话,号称被我洗了脑子。但是我也知道,要走到他们转行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天,肯定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我并不忌讳参加房地产的论坛,研究房地产问题,我也需要通过房地产论坛了解房地产商的想法和动态。在论坛上,只要演讲人没有明显的信口雌黄,我也不会轻易“驳斥”其观点。有的时候,展示自己的理论和观点,可能比辩论更有利于令人心服。参加《新京报》的这个房地产论坛,我就是本着展示自己理论观点和专业知识而来的,我的一切言行都置于网络监督之下,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的。不过,如果《新京报》像张鸣教授说的那样刊登了我的头像,然后刊登“国家教育区的房地产好,就是好哇,就是好”的观点,本身属于歪曲事实的做法,我将保持对其侵权诉讼的权利(我本人拥有全国律师资格)。

    补充给大家是,在记者问答阶段,我出去回了几个电话,没有来得及对张颐武、陈国强的观点进行批评。不过在论坛结束之后合影时,我还是批评了张颐武。我说:“你不了解经济,也不懂民生,怎么就敢断言中国不应发展保障房?”张颐武说:“保障房绝对不能发展,要是中国人都依靠保障房,我看就没有希望了。”我说:“新加坡是以组屋(经济适用房)为供给主体的,怎么没有出现你说的精神沦丧情况?”张说:“新加坡的那一套做法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我说:“你这样的观点要挨老百姓骂的,希望你多研究一下经济,听听老百姓是怎么想的,再来发话!”我看张颐武的脸色很难看,肯定对我的冒犯不高兴。我对陈国强说,你的单位TITIE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表达不准确,你是属于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的,应该打上“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房地产研究所”;否则容易误导别人。我接触过几次陈国强,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上还有几次和他同屏亮相,但陈国强只知道吹捧房价上涨,学术水平实在太低。陈究竟是不是北京大学的正式在编人员?有没有教授职称?我是表示怀疑的。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没有什么比声誉更重要的东西了。写这篇文章,就是希望把事实告诉大家,以正视听,避免人云亦云,也希望得到张鸣教授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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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RC 更新时间:2013-05-02 关键字: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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