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因不满当地政府对家具行业执行新的税收征管办法、加重业主负担，江西省南康市爆发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数百人集中到市政大楼上访，大广高速公路江西南康段与105国道被阻断，多辆汽车被砸、被掀翻。虽然江西省委、省政府迅速作出反应，立即终止了家具整治的相关措施，并通过广播电视、短信平台、网络媒体予以公告，事态在当日晚间即基本平复。但是，事件的发生折射了一个危险信号。　　

近些年来，因税收问题引发的官民磨擦，时有发生。但像南康市这种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却绝无仅有。此事在此时此刻发生，似非偶然，而是有其远因与近源。　　

远而观之，自1996年以来，政府加大了财税的汲取力度，财政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增长。连续12年，财政收入年均增速高达19.27%，而同期GDP年增速为13.02%。其结果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分配率）逐年拔高，其中一般预算收入由1996年的10.91%增至2008年的20.4%，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等，已超过30%。而与此同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由1990年的53.4%降至2005年的41.4%。政府连续十多年强化财政汲取，与民争利，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必然损及民生。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持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长后，许多国人并没有感到福利的增长，国内消费也未能成长为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内需始终不振。一旦经济增长减速，民生困顿、内需疲软都很难避免，各种被掩盖的深层矛盾也开始凸显。　　

近而观之，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减速，财政在自身造血功能下降的同时，还必须加大对经济的输血。年初提出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已经远不够用，温家宝总理多次表示还要再出重拳。在这种情况下，有媒体报道，财政部全员发动“加班找钱”，试图完成全年财政收入增幅9.8%这一经验表明已“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上有所欲，下必甚之。当财政部都需要“加班找钱”时，面临同样造血、输血难题，其“土地财政”且受到更多限制的各级地方政府，有着更迫切的“找钱”冲动。从5月份的统计数据看，这种从中央到地方的一致冲动，果然初见成效，财政收入在连续7个月同比下降后，终于止跌回升，上涨4.8%。而其中非税收入同比增长1.3倍，更是让人们看到了地方政府的不遗余力——当地方政府的预算扩张冲动可以在“应对经济危机”的大义名份下堂而皇之时，各种苛捐杂税就获得了某种正当性。其必然后果之一是，官民冲突因“变更税收征管办法”之类的原因而加剧，社会矛盾开始走向某种最原始、也是最可怕的形态：美国的独立战争就是发端于英殖民官方的无理加税，而中国古代因官府横征暴敛导致官逼民反的事例，更是在每个王朝的末期都反复上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南康事件不应被视为偶然个例，而应该视之为一种危险的信号。它是缺少制衡的政府预算扩张这一需求刚性的必然后果。即使没有全球金融危机，即使南康市没有颁布《木(竹)材产品成品方单位税额表》，同样的事件在中国，晚几年仍然可能发生。　　

在当下中国，财税的调控经济功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也已有所体现，唯一被遮蔽的，是税收所对应的纳税人权利，即公民控制和监督税收使用的权利。在公众连起码的知情权都阕如的情况下，财政的支出不收监督，收入不受制衡，从而具有某种刚性扩张、乃至财富转移的特性。在这种情境下，不但应对加税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冲突保持高度警惕，而且加税也并非刺激经济、调节公平的有效手段。就调节公平而言，社会财富是在政府、富人、穷人间“三国演义”而非贫富双方博弈，政府是最大头，调节公平的正确方向应该是减税，而不是损“老二”以增“老大”的加税。就刺激经济而言，虽然政府投资具有“反周期”特性，于缓解危机有利，但以加税为来源，则恶化了市场主体的经营环境，短期虽有益，长期反受害。长期而论，与其增税，不如发债，虽然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因此会变得难看，却不会损伤企业和个人等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而且，对政府而言，税收无制衡，举债有负担，可以促使其量力而行，减少盲目冲动与浪费。　　

政府欲以投资拉动经济，除开源之外，更需节流。从1978年至2003年，25年间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不但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也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样下去，收再多税也不够政府花。更令人不解的是，有关部门近日还决定，将宝马车正式入围政府采购名单，中央各机关部委今后可招标采购宝马作为政府的公务用车——似乎，扩大政府官员的职务消费，也成了拉动内需的“绝招”。这种势头如果得不到根本扭转，南康事件势必层出不穷。　　

——《凤凰周刊》2009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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