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想起总设计师说的“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

“纪念改革开放30年”，这句话听起来总觉得有点怪怪的，因为在“纪念”活动中，都在说“要坚持改革开放”。　　

通常说到纪念某事情多少年，都是指一个已经结束的历史事件。比如“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某人诞辰120周年”等。你听过“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吗？没有。我们都说“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在进行中。因此我们也对一个活着的人老人说“祝贺某老90岁生日”，如果你捧着鲜花去看他，说“纪念您90岁生日”，家属不把你赶出去才怪呢。如果昨天中央先宣布“改革开放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现在宣布胜利结束” ，今天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就有点顺理成章了。或者我们确实认为改革开放还没有完，那么也应该参考这样的句子“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说“纪念改革开放‘启动’30周年”。　　

贫道前几天就觉得现在宣传部门的水平下降了，经常说点不囫囵的话。现在看来——哎——一窝不如一窝！　　

都说改革开放是邓小平设计的，是总设计师。但是好像就是没有人记得邓小平关于改革的一些重要指示。比如这两条：1986年9月，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将近8年，邓小平告诉主持工作的领导，“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明年党的代表大会要有一个蓝图。”（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三日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的谈话《邓选》3卷）。同年12月中旬又对他们说：“我们的改革到底要走几步？多长时间完成？请你们研究一下。”（《邓选》3卷）　　

总设计师这两句话意思是很明确的。就是：改革党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心任务，事关重大，因此要心中有数，包括哪些内容，分几步走，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各项任务都在什么时候完成。等等。　　

总设计师的这两句话显然不是这个意思：改革开放是一项伟大“事业”，没有期限，永不休止，一直到我们实现了共产主义。谁能从总设计师这两句话中找到这个意思？恐怕用劲儿忽悠也忽悠不出来这个意思。　　

不管别人怎么看，贫道还是把邓小平看做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政治家的头脑是清楚的，分得清有的东西叫“任务”，有的东西叫“事业”。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很多工作要做。粉碎四人帮后，觉得以前的路线有些问题，想“改”一下。这个“改”显然是个“事情”，做这个事情叫“任务”。十一届三中全会说要“经济体制改革”，意思也是“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对某件事情进行改动，显然是个事情而不是事业。如果当时说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改革”，才能认为原来的事业不要了，要创立新事业。　　

显然，总设计师把改革看做一件任务，很重要的任务。而任务有始就有终，不可能无限期地进行。否则你不是偷懒，怠工吗？于是这才有了以上两句话。邓小平把改革开放作为党在一个时期的一个中心任务，会随着社会的变化，条件的变化，党会提出新的任务。不能把一个时期的任务作为一个始终不倒的旗帜，这样会在时局发生变化时因为难以提出新的目标和任务而影响党的事业不断取得成绩。　　

如果总结过去的经验，会发现每当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合适的任务，并且在任务基本完成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新的任务时，一切就比较顺利，就能够取得很大的成绩并巩固所取得的成果。如果在提出口号和任务完成后，没有能够及时提出新的任务，而是把已经完成的任务依然作为基本口号和路线，始终没个完，就会失败，甚至原来取得的成绩也会丧失。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党中央把社会主义改造作为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要 “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这个任务实际在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但是有些人认为既然叫“革命”就不能说停就停了，要“继续”革命。于是毛泽东就告诉他们说：“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因此，在1956年开始，共产党把建设一个强大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主要任务，社会主义建设接替了社会主义改造成为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毛泽东显然是个政治家，分得清楚什么叫事情，什么叫事业。　　

1958年，共产党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作为“三面红旗”，现在看来有些问题。因为本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合适的。现在看来也没错。但是把它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放在一起就不合适了。因为人民公社是一种经济体制，大跃进是一项任务。大跃进在1958年就完成了，总不能年年“大跃进”。结果，由于把这个口号提升到“路线”高度，就具备了“事业”特征。结果此后3、4年连续大跃进，就出了问题。这是共产党把一项任务糊里糊涂地变成事业，最终导致灾难的典型实例之一。　　

更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按毛泽东的主张，文化大革命是解决反修防修的措施，任务是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台，让政权回到“坚持革命路线的人”手中。因此，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项任务而不是事业。1969年九大召开前，全国各省市各级单位基本完成了“夺权”，这个任务应该算完成了。毛泽东希望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也就是结束文革。九大报告中有一句非常代表性的话：“全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这个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决定性的胜利”显然是在描绘“任务”而不是“事业”。因为事业是没有“决定性胜利”的。本来意思是：都“决定性胜利”了，就只剩下点扫尾工作了。按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习惯，这个时期应该提出新的任务，新的口号和目标。但是九大报告留了个尾巴：“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在一项重大任务完成后，留下的所谓“斗批改”，并不足以作为一届党代会当作今后一个阶段的基本任务提出来。毛泽东自己对此所做的指示无非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这些完全属于“扫尾”工作。　　

问题就出在“斗、批、改”上。毛泽东关于此后工作任务的内容完全是“改”的内容。因为该“斗”的斗斗倒了，该“批”的也批臭了。别看就留出这个小毛病，就能出大问题。由于这个时候林彪还没接班，四人帮还没真正掌权，于是“改”的工作变成了“斗”和“批”的工作。林彪在九大报告给出的任务是：“思想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决不会停止的。决不因为我们夺了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消失了。我们必须继续……（接着是5个“继续批判”）……继续……批倒批臭”。文革就不得不沿着“斗”和“批”的道路“继续”进行。阶级斗争会继续，有时候会很激烈，这说的过去。但在当时已经没有可“斗”的对象时，还不停顿地“斗”，显然是个阴谋。这么一偷梁换柱，九大以后谁说革命胜利了，现在该建设了，谁就挨批。要继续革命，要不断革命，必须坚持高举文化革命的旗帜，文革成为一个没完没了的事情。　　

接着林彪丧命温都尔汗，四人帮还一个劲儿的，不断变换花样的“批”。现在很多人诟病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认为这是毛泽东不打算让文化革命结束的意思。其实“过七、八年再来”这句话，明确告诉大家文化革命是项“任务”，是有头有尾的。现在已经实现了‘大治’，如果还出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咱们“七八年后再来一次”。你见过一个“事业”能够中间停上个“七、八年”，以后“再来”的吗？ 　　

毛泽东是个政治家，懂得一个事情有始就有终，没有没完没了的事情。但是当所谓“坚持革命路线的人”其实是一群阴谋家。当他们只有让这个事情没完没了才能浑水摸鱼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无能为力了。于是文革搞了10年，最后被强行制止。　　

回头看看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了，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长的一个“任务”。我们把邓小平当时提出的一项有步骤，有期限的任务，变成了“历史新时期”、“ 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改革既然成为一个“事业”，自然成了中国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前的全部活动了。　　

可惜，改革、开放显然不具备“事业”特性，只具备“任务”特性。改革是对旧体制的改动、修正。可以“创新无限”，但没办法“修改无限”。“改”就有个对象，把什么改了，改成什么样算改好了，总有个说法。这就像一辆汽车，你嫌它跑不快，要改装，换个发动机，换个新车轮……总不能把汽车改成飞机吧。如果要改飞机，就不叫改，叫“造”飞机，叫创新。开放也是这样，开放是对封闭而言，就像脱衣服，一件一件脱，总有个脱得没什么脱的时候。有人说改革开放就是“接轨”，与世界潮流接轨。但“接轨”也只有“任务”特性没有“事业”特性。就说接轨，现在也总算结束了吧。　　

都“Chi-merica”了，还能说没接上？！　　

严格来讲，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任务就基本结束了。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完全不存在，所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都处在市场竞争中，资源已经完全由市场配置，引进外资也没有任何限制了。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根本找不到什么可以改的对象了。也可以说实际在90年代初，中央就已经可以宣布：“改革开放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现在宣布胜利结束了”。　　

但是我们没这样做，一些人把目标盯在国有企业上，把“产权明晰化”这个本来不是市场经济规则，或者说只是一派西方经济学者的理论作为改革的依据，开始了一场“继续革命”的活动。要是“产权明晰化”真的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你看看日本企业就会发愁了，日本企业基本找不到一个企业究竟是谁的。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资源由市场配置。进入市场的主体究竟究竟是个人、团体还是国家某部门，没有要求。西方国家的国有经济成分有的也很高，英国工党时期最高也达到30%，西方经济理论对国有经济到底占多大成分也是处于争论状态。　　

但是我们连斗——批——改的步骤都没走，而是走了改——斗——批道路。1997年后什么道理也不说，一个“减员增效”就把5000多万国有企业职工斗下岗了，让几十万国有、集体企业“改制”了，事做都做完了才创造出个什么“冰棍理论”来“批”。　　

同时开始的教育、医疗“改革”也明显不具备“改革”的属性。上世纪以前，全世界的教育、卫生本来都处于“市场”状态，各国政府很少干预他们。但卫生、教育有明显的“公共事务”特性，上世纪初以来全世界无论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教育和卫生用非市场的，政府主导和干预的方法进行资源配置。到上世纪中叶，政府对卫生和教育的干预程度大大加强，很多国家的卫生和教育资源几乎全部由国家调配，这才是历史趋势，是现代化的基本走向。但是我们走了一条与世界潮流相反的道路。把一个本来完全合乎现代化要求的体制给“改”了，这还叫改革吗？不，这叫“倒退”，叫“逆历史潮流而动”。　　

显然，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所有所谓“改革”，都体现了“改革任务完成”后，找不到合适的“对象”的“胡来”，与文革后期林彪、四人帮干的事情一样。贫道不好评价这里面有没有阴谋，不过只要任务完成后还不算拉倒，继续在哪里折腾，总让人觉得动机有点蹊跷。胡总书记这次专门说到“不折腾”，要是这个意思就好了。　　

有人会说，不对，正是我们在90年代以来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才使中国实现了持续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　　

这才叫奇怪呢。最近10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世界经济发生了变化，世界贸易额激增，西方产业资本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中国出口大幅度增加。算算贸易顺差占GDP净增长额就知道经济增长到底是因为什么了。而西方产业资本向中国转移，世界贸易额激增，是因为中国早在90年代初就建立了一个市场经济体系，并且鼓励外商直接投资。难道这些改革是90年代才做的吗？90年代以来所谓国企改造，所谓医疗教育改革，与西方产业资本向中国转移，世界贸易额激增有什么联系吗？赵本山忽悠范伟买拐，起码还能找到厨师切菜与重心的联系，重心与腿的联系。谁要能找到国企改造医疗教育改革与出口的关系，就能上今年的春晚了。　　

那么，继续把改革开放作为整个中国现代化的旗帜和事业有什么不好呢？该做的照样做不就行了吗？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一个执政党如果“事业”“任务”分不清，不仅会给“有想法”钻孔子，还对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有严重妨碍。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市场经济必然带来严重的贫富分化，低收入群体的扩大将严重影响中国内需的增长；私有企业就业占就业主体时，如何建立新的劳动保障制度和新的卫生保障体系；农村集体经济解体后，缺少投资主体的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合作医疗怎么办；农业增长到极限，农产品价格已经提高到合理水平后，三农问题怎么解决。如果说改革也是“斗、批、改”三个步骤，那么到90年代初期，也是该斗的斗倒了，该批的批臭了，就剩下在这个条件下“改”出一个和谐发展的体系了。因此，早在90年代初期，就应该一方面宣布“改革开放胜利结束”，一方面宣布进入了一个“建设和谐社会”的“新阶段”了。而这个“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解决上面提到的“任务”。　　

原因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恰好不是用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而是政府用“看得见的手”。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国家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用的手法都是一样的，都是完全的“计划”手段，是政府干预。在主要发挥政府作用的时候，还把“完善市场经济”、“减少政府干预”作为主打口号，在理论上就完全相悖。不仅造成思想混乱，而且自己没了理论武器，让已经西化的主流理论界拥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武器。在理论上，口号上挥刀自宫，还指望能完成任务吗？而这个时候宣布改革开放胜利结束，中国进入“建设和谐社会”的新阶段，把十六大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指导思想，才能与要完成的任务完全匹配。　　

错就错在没按照改革的总设计师告诉主持中央领导的那两段话去做，硬把“任务”当“事业”。　　

十六大后，问题明显暴露了，中央及时提出了要建设和谐社会，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改革开放”，试图解决贫富分化严重，两极分化加剧，包括纠正教育、卫生改革中的问题。但是，这个任务显然并不能用“市场化”和“减少政府干预”等改革初期的理论所支持，于是形成对改革进行“反思”的思潮，形成主流理论界不断质疑中央的提法，去论证究竟“小康社会”重要还是“和谐社会”重要，论证贫富分化并不严重，论证富人还不够富是穷人穷的原因，论证高学费有利于穷人等，并在中央所有利民措施上唱反调（比如春运不提价、政府控制房价等）。而对解决当前问题感觉失望的群体，开始以怀念毛泽东的方式来表达。这说明由于实际任务与指导思想不匹配，不利于对实际任务的解决，也不会得到任何群体支持。　　

以上内容是贫道在去年十七大期间写的，稍微整理了点。当时还有以下一段：“中国真正面临的危机所有情势都是要求在金融体制上与国际接轨，而这个所有新兴市场国家，甚至包括日本在内，都在接轨后发生了金融危机，并堕入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的泥潭。只要继续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帜，中国一定无法避免不走这条路。而这这条路的终点，现在看也就是三、四年的光景了。”　　

结果中国“命”好，“金融改革”正准备走，西方先发生金融危机了。西方金融危机使我国前些年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形成的恶果凸显了出来：一个数量庞大的低收入群体显然不支持提高国内消费需求的任务，这是中国度过这次危机最大的障碍。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西方金融危机起码再持续两年。中国不先把自己的病治好，还想着拯救全世界，真是奇了怪了！　　

政治有政治的玩法，不按规矩来，总要出毛病。事业就是事业，任务就是任务，实事求是嘛。贫道总结了解放以来共产党在分清事业和任务之间关系时的顺利发展，分不清事业和任务时候出过什么毛病，真的还要后人像贫道这样总结现在的执政党的错误吗？九大没能结束文革，贫道觉得没有及时找到新口号也是原因之一。这一届中央已经找到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而且这个口号与要解决的任务又很匹配。不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吗？　　

不就是想“开创新时代”吗？宣布“改革开放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现在宣布胜利结束”，同时宣布“下一阶段的任务是‘建设一个以科学发展观做指导，以和谐社会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也是“开创新时代”吗？现在主动“宣布胜利结束，开始新的任务”，就会避免文革后期“革命”个没头，最后不得不被定义为“崩溃的边缘”，弄的现在非要与改革前划清界限。如果硬把任务当事业，难道不怕后来人再定义个“崩溃边缘”？　　

纪念也纪念完了，趁机就宣布胜利结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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