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农民收入增长　　

十七届三中全会重点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从现在到2020年农村经济发展目标和措施。会议公报说：会议“系统回顾总结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认为改革“率先在农村发起改革……极大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极大改善了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为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先快后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先缩小后扩大，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实。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收入增长在不同时期究竟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反映出什么问题，却是需要分析的。没有具体分析，笼统认为只要“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就能改善“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就显得很空泛。最主要的是，假如相信“积极性”能创造奇迹，如同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样，会在制定农村政策上出偏差。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开始与1980年（当年9月中央下文件），大面积推广在1982年，1983年年底90%农村完成联产承包责任制。因此，可以把1982年作为新体制确立的分界线。从1978年开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先后在1983年，1988年，1993年，1997年每5年翻一番。97年后放慢，一直到2007年花了10年翻了一番。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是先快后慢，于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80年的100比40，缩小到1985年的100比53，最后扩大到2007年的100比30。　　

一般认为，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的80年代，主要是分田到户后，农民种田积极性大幅度提高，使农林牧副渔的产量大幅度提高，使农民收入提高了。　　

贫道在一篇帖子中已经分析过这个错误认识，举出自1970年来，中国粮食产量是一个持续增长过程，1970年到1981年年均增长率达到2.8%，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1982年到1995年，年均增长率是2.6%，此后到现在是0.5%。也就是说，自1970年开始到1995年，中国处于一个持续的粮食产量高增长时期，1982年到1990年前后并没有一个凸起。因此看不出来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产品产量增长的作用。　　

从其他数字也可以看出。1980年到1985年，我国农林牧渔的指数增长率（不变价）只有3.4%，1985到1990年只有4.8%。这两个数字远低于这两个阶段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5.8%和11.5%的速度。尤其是农产品实际增长慢的前段收入增长在反而比后段快。　　

农产品产量增长速度远没有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快，原因是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从1979年起，政府提高了粮食、棉花等18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收购价提高30.5%，棉花提高25%，油脂油料提高38.7%。并对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超购加价政策，扩大议价收购范围。继而在1979年11月，国家又提高了畜产品、水产品和蔬菜等8种副食品的价格。此后各年中，农产品国家收购价每年都在提高，无非幅度小了点而已。同时，由于集贸市场的开辟，大量农产品，尤其是肉、蛋、禽、鱼虾等以及农副产品是由农民直接经营零售的（当时中间商很少，而且加价不多），总的印象是，到1990年前后，鸡蛋、猪肉等产品的价格已经由1978年的0.7元和0.8元一斤提高到1.8元和5元一斤。羊肉从0.5元一斤提高到4-5元一斤。国家收购价加上自由市场价格的提高，农产品价格大约实际提高150%%以上。由于国家收购价格提高主要在1985年前，因此80年代前期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后期。　　

以上判断还可以从农林牧渔指数（不变价）、农林牧渔产值（现价）、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这三个增长率关系可以看到。1980年到1985年，1985到1990年，指数、产值、收入的增长率分别是：3.4%、13.5%、15.8%，和4.8%、16.2%和11.5%。显然，价格提升对收入增加的影响要大于实际增长。　　

那么，我们如果老老实实总结80年代农村改革的经验是什么呢？应该是一段文字：　　

80年代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的最主要原因是，国家按照市场经济中农产品价格总是相对于工业品价格在提高的基本特点，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同时允许农民自销农产品，从而缩小了剪刀差。这个再分配政策使农民收入迅速提高，并使城乡差距减小。次要原因是，由于解放以来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生产技术的应用，产生了一个从70年代开始到90年代结束的农产品高增长期，而80年代正处于这个高增长期的高峰阶段；同时，自1970年开始，中国妇女生育意愿下降（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78年的2.74），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这　一升　一降，成为农民人均收入提高的重要因素。因此，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民积极性，但起到的作用是微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　　

那么，进入90年代后，农产品价格提高的幅度就很小了，很多农产品价格甚至持续十几年不上涨（鸡蛋价格90年代初就是2.5-2.8元一斤，到2005年前后还是如此），但是，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还是很快。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对比一下1980年到1990年，以及1990年到1997年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　　

1983年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全落实到一年（此前家庭经营收入占纯收入比重，1980年为32.7%，1982年为69.4%，1983年为79.0%，此后都在80%左右，说明1983年家庭经营才成为主体），当年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占生产性纯收入的88.6%，非农产业只有11.4%。到1985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81.1%和18.9%，1990年为77.6%和22.4%；1995年为67.3%比32.7%。而到了2006年，数字为46%比54%。也就是说，农民在80年代还基本是农民，但到了90年代已经从三分之二性质的农民，转变到2006年基本“不是农民”了。1980年到1990年农民收入纯收入增长中，74%来自农业收入的增长，而1990到2000年，来自农业部分的净增长只占42%，也就是说，非农产业的增长已经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农民收入每增长100元中，60元来自非农产业。　　

农民能够自己经营非农产业，并且自由出去打工是农民收入在90年代以来的主要原因。农民从非自由劳动状态变成一个自由劳动者和自由雇佣劳动者，完全是由集体经营改为家庭经营的结果，这才是改革对农民收入所起到真正作用。　　

从道理上讲，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恰好是工业化完成阶段，也就是从完成从重化工业为主转移到机械和电子行业为主的过程中。这个过程会自然要大量创造非农产业机会和非农就业机会。这个机会本来就可能给农民带来新收入增长点，无论采取集体经济还是家庭经济都一样。因为集体经济，或者是家庭经济加充分的合作经济一样可以实现这样的产业和就业转移。下面我们分析一下更细的数据。　　

可以这样说，到1995年前后，中国依赖农业取得很高增长的可能性已经不大。这不仅表现在1995年到2006年年均粮食增长只有0.6%左右，远低于解放以来2.5%的增长率，还表现在中国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已经达到世界顶尖级水平，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可增长的空间很小。因此，如果说农民收入增长放慢了，只能是农民家庭经营非农产业的步子，以及非农就业的工资增长太慢了。　　

1980年到1990年，农民家庭非农产业年均增长22.5%，比重从11%增加到22%。同期全国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6%（均按当年价，因为农民收入都是按当年价计算的）。也就是说，在80年代，农民通过大办村办企业和个体企业以及个体经营，非农产业发展很快，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0%。1990到2006年，全国二三产业年均增长达到17.8%（当年价），而农民非农产业增长年均只有12.6%，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0%。而且，农民经营的非农产业已经完全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农村最高收入的20%人组的非农产业总值甚至高于其余全部80%居民的总值。大部分农民已经从非农产业经营中退了出来。也就是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部分农民从这次工业化中得到的经营机会远小于城镇居民。　　

再看工资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生产性纯收入（扣除财产性和转移收入）的比重，从1985年的19.6%，上升到1995年的23.9%，再上升到2006年的41.6%。2006年比2005年增长的收入中，62%来自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也就是说，农民收入中已经有非常大一块是来自雇佣劳动收入。但是，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却不快。1985-1995为17.3%，1995-2006为13.1%。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工在各个行业的同工种的平均工资都是城镇居民的50%左右，还不享受各种保险补贴，实际收入大约为城镇居民的40%。结果是，2亿多农民到城市做工，收入为别人的40%，把大部分体力劳动的活都做了，同时，留在乡村的386199部队再把中国的农业经营了。整个农民从老到少从男到女全部在辛勤劳动，创造了世界制造业大国，但享受的并不是他们。这种剥夺比改革前的剪刀差要厉害多了。　　

也就是说，虽然由于90年代以来西方产业资本大量涌入中国，世界贸易额高速增长给中国带来一个高速工业化过程，并成为世界性加工业大国，但农民从中获益很少。　　

如果老老实实总结改革开放90年后一段，应该这样说：　　

中国因西方经济虚拟化获得了一次超级工业化机会，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就业空间大大增加。但是，由于农民和农村经济在于市民和城镇经济在起点上和资源拥有量上有巨大差别，以及身份的差别，造成农民虽然因为家庭经营体系的确立具备了进入这个市场的条件，但是总体来讲还处于明显弱势，加上政府没有选择类似日本、韩国、台湾的农村政策，使城镇资本占据了这个机会的大部分，造成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收入与城镇相比差距迅速拉开的局面。　　

这是贫道对30年农村改革的基本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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