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谷川证明“赚钱越多创造价值越大”必须回答一些问题　　

云谷川在强国论坛批判马克思主义，开始还有些人讨论，但很快没有人注意他了。原因很简单：他连基本概念也搞不清楚，数学几个帖子他就傻了，只能车轱辘话说一遍又一遍。看到云谷川跟着美国鹦鹉说赚钱越多创造价值越大，倒觉得需要评论一下，因为这是在继续为西方摧毁中国制造舆论。　　

云谷川用这样一个例子说明价值来源于利润：“同是中国制造的一件服装，用国外品牌就价值万元，而用我们中国自己的商标其价值五、六百元。”原因是：“品牌，是在长期的商品交换过程中形成的质量保证、服务保证和信誉保证。面对品牌商品消费者宁肯多花钱也要购买。”　　

“同是中国制造的一件服装”，显然质量，款式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制造成本是一样的（甚至可能就是一个厂出的）。零售价差几十倍，意味著毛利差上百倍。多出的上百倍真的完全是来自“质量保证、服务保证和信誉保证”吗？显然说不通。因为“同是中国制造的一件服装”，意味著“质量”相同。如果衣服在同一商场销售，服务保证也是一样的。而在质量、服务相同的条件下，信誉保证则完全没有意义。因此，多出上百倍毛利一定有另外的原因。　　

原因很简单，就是顾客购买冲动并不是因为质量、服务和信誉创造的，而是“信息”创造的。消费者是凭两个因素决定购买的，一个是“眼球冲击力”，一个是“信仰”。　　

一件零售500元的衣服，生产成本80元左右。出厂价180元左右，毛利100元左右（因为还要发生宣传和销售费用）。零售环节成本200元左右（商场费用一般为30%，150元，其他费用50元），零售毛利120元左右（税前）。一件为外国品牌生产的零售价10000元的衣服，生产成本还是80元，出厂价90元（因为是加工），利润只有10元。零售商拿到的价格大约4500元，零售成本3100元，毛利2400元。这里最大差别在哪里呢？在中国品牌商的毛利只有100元，而外国品牌毛利达到4000多元。这些毛利不是利润，要拿出很大一部分做销售，其中主要是打广告。中国企业能拿出最高每件100元，外国企业能拿出最高每件4000元，是中国企业的40倍。这就是为什么最好时段，最好版面，最多时间和面积都是看到外国品牌广告的基本原因。在目前品牌和品种浩如烟海的市场选择中，广告起什么作用，恐怕云谷川或者　云谷川的　夫人都很清楚，当然，查查广告学的资料就更明白了。　　

另一个因素是信仰。同样一个芒果，在商场里买的就不值几个钱，毛主席送的就价值连城。同样一个发型，明星、名人用过的，理发价格就高很多。同样一件公牛队的背心，印着乔丹的就比印着皮蓬名字的贵好几美元。这里，任何质量、服务、信誉都不存在。当前中国人信仰什么？信仰西方，西方的屁在中国都有人愿意闻。西方是强势，尤其在“政治正确”性和各种观念上，因此，西方的东西就容易被一些人信仰。再加上龙大嘴和云谷川这样的鹦鹉卖力地宣传西方产品有最好的“质量保证、服务保证和信誉保证”，愿意免费为西方产品做广告，信仰西方东西的人就越来越多，信仰就越来越坚定。　　

品牌本来就是观念内容的东西，与物质的联系并不高。现代工业是西方领先，各种产品的最好品牌都是西方的。品牌越响亮，毛利越高，可投入的广告费用约多。投入广告费用越多，品牌越响亮，毛利就更高。按照老祖宗的话说，这就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用现代的话说，这就是“正反馈系统”。这是为什么西方人最近突然注意所谓知识产权和品牌，突然宣传眼球经济的根本原因，因为这是西方人从发展中国家赚取更多利润的法宝。中国媒体也在强调品牌重要，其实无非是给西方品牌开路，因为在这个正反馈系统中，弱势无论如何也不能扭转局面。　　

云谷川还用“马鞍形价值曲线”来说忽悠。说“技术创新”、“生产环节”和“品牌经营”三个环节中，技术创新和品牌经营创造价值最高，生产环节创造价值最低。因为“技术创新的商品一般都是市场上从来没有的新产品，具有新的功能，能够满足人们新的需要。技术创新的商品一般都是带有技术“垄断”性质的产品，是供不应求的商品。供不应求的商品就具有高额利润”。　　

技术进步创造价值高，是很实在的话。因为技术进步要投入很多劳动，而且是创造性劳动，这些劳动稀缺性强，因此市场价值高。因此，任何国家要想在财富分配中获得更大比例，就要有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西方几百年资本主义时期，从所谓知识产权和技术进步获取的超额利润远没有今天多，而且强调知识产权的力度远没有今天大。一部DVD，专利费是生产利润的十几倍，难道真的技术进步就值这么多钱吗？如果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前几百年不是这样比例，偏偏今天是这样呢？说透了，这同品牌一样，是经济、政治的强弱形势所决定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产业资本大量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形成所谓产业空洞化。这个转移先是劳动密集型，接着是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一部分技术密集型也转移了过来，但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就不转移，即使转移了，权利也还是西方的。同时我们会发现，西方在于新兴市场国家谈判时，知识产权越来越成为重点，不遵守知识产权的国家，一切免谈。为什么西方会选择这样的策略呢？因为先进技术和强大的研究队伍主要在西方，把所谓知识产权的规则定下来后，西方就可以利用这个强势提高专利的价格。而专利价格越高，利润就越高，科研条件和为科研人员提供的生活福利就越好，吸引新兴市场国家稀缺的知识资源能力就越强。知识资源越雄厚，对方的弱势就越明显，专利价格就可以抬更高。这同样是一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正反馈系统。而宣传知识经济的到来，宣传知识的价值，是这场大戏的必要环节。　　

还有一个环节也很重要，就是鼓励新兴市场国家科研市场化，让他们从集中国家力量与西方抗衡的能力下降。上世纪大部分时间，苏联在各种重要技术上都不弱于西方，很多方面超过了西方。如果苏联要研制新的生活用品，潜在知识资源一点不比西方国家差。而俄罗斯在此前是技术非常落后的国家。一个落后国家通过集中知识资源赶上和超过西方，是西方国家最头痛的事情。因此，只有在政治上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诱使他们走上分散知识资源的道路，才能捕获他们的知识资源，才能瓦解他们的赶超能力。再加上通过种种手段让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西方“政治正确”，诱使这些国家知识资源跑到他们那里，一切都能如愿了。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吗？　　

说透了，知识经济和眼球经济是西方新的“红衣大炮”和“鸦片”，是用来摧毁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攫取最大财富，实现新殖民状态的基本手段。而宣传品牌价值（鸦片）和知识价值（大炮）的任务，就落在龙大嘴、云谷川等人的身上了，需要他们把这个东西打扮成“普世价值”，打扮成“合理合法的赚钱”（云谷川语）活动。说实话，他们的任务完成的还真不错！　　

西方的所谓“市场经济”从来就没有根据“看不见的手”在运作，都有看得见的手在起作用。西方的所谓“商业活动”从开始就充满了血腥。从1500到1800年的三百年中，西方的所谓商业活动，就是暴力掠夺美洲的黄金白银到亚洲换产品的活动，以及后来通过捕获、贩卖黑人，暴力维持美洲种植园的超经济剥削，这些活动中，看不见的手赚到的钱远没有看得见的手赚到的多。1800年到上世纪中期，西方人主要通过残酷剥削本国工人阶级剩余价值以及掠夺殖民地资源从事所谓市场经济活动。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对其掠夺本质的揭露。上世纪后期开始，无非是西方创建来新的掠夺形式而已，无非是西方资本家用金融霸权、知识优势和品牌优势创建一个新的财富分配机制而已。19世纪的马克思经济当然不会对20世纪末资本对劳动的掠夺形式详细论述，但这并不妨碍马克思论述的西方资本对世界掠夺的本质特性的认识，尤其不存在云谷川等以此嘲笑伟人的借口。　　

一只在富人厅堂笼子里的鹦鹉，嘲笑翱翔在天空的雄鹰，恐怕要先掂量一下自己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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