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个河南农民在九江大桥上开的车想到中国这辆车

邋遢道人
断桥前的飞速行驶的汽车
“俺清楚记得超过俺们的一辆是大货车，一辆是小货车。可没一会儿，俺一直盯着的那两辆车的几个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俺当时就感觉坏事了，赶紧踩刹车。”刘金行说，当他看见前面车灯下隐隐约约照到江水时，他还纳闷，“水位怎么一夜之间就涨到桥面这么高了？”迷迷瞪瞪的王文田也奇怪了，“小行，今天怎么走了这条道儿啊？桥不是还没修好吗？”这时谢凤运和王文田下了车想看个究竟，哪知这一看把他们吓出一身冷汗。“天呐，不得了啦，出大事了！桥塌了！前头那两辆车掉到水里了。”在大桥坍塌处的水面，一艘大船尾部翘起，头部扎在江里，还不停地往外喷水，半截船身被桥墩压住了。而刚才那两辆超过他们的汽车完全不见踪影了。更让他们觉得恐怖的是，自己的车就停在距离断桥处五、六米远的地方。　　
    以上是2007年 07月 14日深圳新闻网描述三个河南收废品的农民在广东九江大桥断桥事故中英勇救人报道的开头部分。当然，几乎所有媒体，包括感动中国评委的颁奖评语也都把笔墨落在了他们英勇救人的部分，没有人注意到刘金行司机看到“两辆车的几个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俺当时就感觉坏事了，赶紧踩刹车”这一段，没有意识到这几个农民机敏的行驶技巧，敏锐的观察力、判断力和临机处理能力也是，甚至更是值得感动的。贫道被感动的恰好是这一部分。　　　
    在夜色和大雾中，能注意观察几辆超过自己的车尾灯突然看不到了，马上判断“坏事了”并“赶紧刹车”，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必须具备良好的观察力。“俺一直盯着的两辆车的几个尾灯”，说明司机一直在观察，最大可能是刘金行把紧盯前车的尾灯作为大雾天行车的安全保证。很多司机都是这样做的。去年和师傅从山上开车回家，夜里路过安徽正赶上下暴雨，雨大的把雨刷打到最高档也看不清楚。暴雨下一阵停一阵，而这个时候选择开慢和停车都是错误的，因为后车可能追尾。于是贫道在每次雨大时跟着一辆长途车。长途车司机位置高，路也熟，速度并不低，而且尾灯和车体都明显。一次一辆白色轿车飞速超过，而且雨点又开始急了，就嘀咕说这车不要命了。果然，在驶过一个立交桥后突然看到这辆白色轿车已经与停在桥下的一辆避雨轿车撞在一起。在大雾中尾随开车的要点就是保持适当距离，紧盯前车的尾灯。发现前车尾灯有异常，比如偏离路中心或者跳跃，都要有相应处理动作。河南老乡“一直盯着……尾灯”，说明他们既用了合理的驾车方法，又具备敏锐的观察能力。
    发现“几个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能够“当时就感觉坏事了”也不容易。前车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有很多可能，比如刘金行停车后看到前灯照到江水还纳闷：“水位怎么一夜之间就涨到桥面这么高了？”但是他在看到前车尾灯异常时并没有去揣测那些可能性，因为既然跟随前车就必须把前车出现的情况作为自己反应的标准，车灯全都突然没有了一定属于“坏事了”，这就是正确判断。而接着的“赶紧踩刹车”更是英明决策。因为“坏事了”还有多种选择，但最佳方法是即使刹车。从后来车距断桥处仅仅“五六米远”就可以知道，如果他晚半秒钟踩刹车（即使车速只有每小时40公里，每秒也行驶11米），就也进江里喂鱼了。而这几个老乡没有喂鱼，还救了其他人的命。他们能“唤回了正在奔向不归路的生命”，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善良朴实，不如说因为他们有良好的观察力、判断力和临机决断能力。否则，心肠再好也没用。　　 　
    这让贫道联想起中国这辆车。30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能够最终让中国这辆车选择了市场化和全面开放，与世界接轨这条路，并不仅仅是“真理标准”讨论以及批“两个凡是”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当时国外情况从各个渠道介绍了进来，中国人知道了当时不仅西方工业国经济高速增长，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比我们计划经济时期还要快。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中美的墨西哥经济增长速度都接近两位数，而亚洲几个小龙小虎们更是速度惊人。看到这些选择了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就，我们有了危机感，觉得要改革，也要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如果没有这些飞速超过我们的车辆，没有危机感和紧迫感，真理标准讨论顶多是打打笔墨官司，真到试行市场经济时还会阻力重重。是我们一“放眼世界”，惊呼自己要被“开除球籍”了，大家才找到了不反对市场化和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共识。　　
改革前，我们经常自己与自己比，与解放前比，与解放初期比。等到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比时，我们泄气了，开始“尾随”这些快车，他们走什么路我们也走。他们市场换技术我们也换，他们引进外资我们也干，他们搞经济特区我们也学，这就是尾随前车的好处。
    如果本来就是因为这些“新兴市场国家”超车了，我们要跟，要按照他们走的路走，那么就必须像贫道的几个老乡一样，“一直盯着的两辆车的几个尾灯”，看他们跑得究竟怎么样，有什么异常，出没出问题，什么时候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但是到了上世纪末，我们又开始自己与自己比了，比改革前，比改革初期，再也不注意前面车的尾灯现在怎么样了。甚至在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衰败后速度下来了（掉下去了），我们还高兴得说自己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对这条道上现在只有自己在跑还感到高兴和自豪。　　 　
    实际情况是，这些车确实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超了我们的车，但他们车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 “几个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70年到1997年，这些“超车”的国家连续27年保持了高速度。以下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连续27年年均GDP增长数据：　　 　
    阿根廷，8.9%　　
    巴西，9.8%　　
    墨西哥，10.4%　　
    韩国，16.2%　　
    泰国，13.1%，　　
    印尼，12.4%　　
    而中国1980年到2006年连续26年的增长速度为9.7%，并不比他们高。也就是说，与改革前比，没高多少（改革前为7.6%），而且不比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高。　　
    这不要紧，中国是个大国，增长速度一样，总量却大得多。要紧的是我们没有注意观察前面这些车的尾灯是否“几个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而实际情况是，1997年到2001年，这几辆车的尾灯确实不亮了，虽然不是“同时”，也够“突然”了。下面是这些国家从1997到2005年GDP年均增长率：　　　
    阿根廷：从年均 8.9%下降到 – 6.0%；　　
    巴西：从9.8%下降到 – 0.4%；　　
    墨西哥：从10.4%下降到6.2%　　
    韩国：从16.2%下降到6.4%　　
    泰国：从13.1%下降到 – 0.3%；　　
    印尼：从12.4%下降到3.6%。　
    6个国家3个经济总量不及8年前，阿根廷甚至只达到当年的三分之二，最惨的时候只有1997年GDP的32%。3个国家增长率下降40%~70%，勉强过而已，什么龙呀虎呀都不算了。而且这些国家社会动荡至今，一些国家还发生了分裂。
    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必须注意到前面几辆车“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但我们没注意，没有什么主流学者介绍这些灯不亮了的事件，或者轻描淡写，或者说是偶然问题。我们甚至还幸灾乐祸，计算着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GDP增长率能赶上中国。同时，我们对“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没有什么判断，也没见过主流学者发表过研究这个事情的文章，甚至对于什么是拉美化以及拉美化的原因讳莫如深。一点“坏事了”的感觉都没有。这就不高明了，很不高明，起码没有贫道几个老乡高明。既无观察力，又无判断力。　　　 　
最可笑的是，我们没有选择“赶紧踩刹车”，甚至选择了“赶紧踩油门”——他们都掉下去了只剩我们了，还不抓紧时间跑？于是要“继续思想解放”，要“杀开一条血路”，要“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道路”，要搞“大开放观”加快把金融控制权和国家命脉产业出让给西方资本控制的速度，一步不拉地循着前几辆车每一步、每个动作在跑，甚至比这些掉下去的车还主动。到现在，很多前车掉下前的迹象开始显现的时候，甚至一些坐车的都看到前面“几个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感觉坏事了”，高呼：“赶紧踩刹车”，还得意洋洋得说：“没事，这条路上就剩我们自己了，我们一定能跑第一”，然后一脚踹到油门上。
贫道宁愿坐的是老乡的车。　　
为什么他们有能力超车，为什么他们必然翻车？
为什么那些新兴市场国家有能力超车，为什么他们会“几个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呢？
在上世纪中叶，摆脱殖民地地位的国家采取了大致三种模式。一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资源主要由国家来配置。国家来配置的前提条件是国家实际掌握主要经济资源，因此这些国家往往进行过一次比较彻底的剥夺殖民者资产的革命。另一种是虽然没有发生过革命或者革命没触及深层经济关系，但还是受社会主义理论影响，国家尽力控制资源来加快工业化进程。这种国家在拉美和亚洲都很多。第三种是主要由市场来调配资源，国家参与程度比较低，选择这类模式的国家一般是只完成了民族独立，没有任何阶级革命。拉美、亚洲和非洲都有。这个时期无所谓“新兴市场国家”，也没这个称呼。
上世纪中叶发展中国家实际发展情况看，增长最快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不仅经济增长快（经济增长率一般到年均8%-10%），而且工业化进程快，往往建立了一个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东欧有些分工）。社会保障和教育、卫生水平发展速度和程度都很好。这些由政府支配主要资源的国家，都采取了高积累低消费政策（积累消费币大约为35/65）。其他两种类型国家在这个时期由于国家不支配资源，积累消费比一般为15/85 。由于缺少资本投入，后一类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比较慢，经济增长速度，大致在4-6%之间。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国家车开得最快，领跑整个第三世界。
到了7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突然高速增长，这些国家被称为“新兴市场国家”，它们突然实现了“经济起飞”，开始“提速”了，而且速度非常高，连续二、三十年GDP增长率接近两位数。要知道，西方工业国在工业化初期时经济增长速度也往往只有3-5%，整个工业化时期GDP年增长率只有2%左右。比如美国在1870-1913年连续43年的工业化高潮中，年均GDP也就是3.9%（同期英国为1.9%，所以美国超过了英国）。而这些美洲、东亚的国家竟然以两三倍于西方工业化时期的的速度持续增长，并超越了社会主义国家，难道不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吗？
很多国内精英把这些国家的成就归结为他们选择了市场经济。但是无法解释的是，这些国家早就是市场经济，从40年代（拉美国家从19世纪末）到60年代一直是市场经济，而且也都对外开放，外国资本在这些国家甚至占主导地位，拉美国家在上世纪初也有大量西方产业资本直接投资，可为什么他们这个时期没有高速增长？没有“起飞”和“超车”？不回答清楚这个问题，简单用市场化和国际接轨是说不清楚的。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来源于工业化进程，工业化快增长就快。可工业化需要大量资本，也就是必须有钱和资源来做。15%的积累率是没办法实现迅速工业化的。因此这些国家即使选择了开放的市场经济，经济增长速度无法与社会主义国家比。那么，一些国家为什么能突然在70年代经济突然高速增长了呢？很简单，就是世界经济尤其是西方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后发生了一次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导致少数发展中国家成为所谓“新兴市场国家”。
世界在上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变化（要真正搞清楚这个变化最好读一下王小强的《投资赌博新经济》 ）。
70年代前，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汇率很少变，黄金价格也很少变。这个时期西方主要国家完成了工业经济到后工业经济的转变。
物质生产需要一个利率和汇率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因为如果利率三天两头以几个百分点动荡，汇率几个月就变动几十个百分点，企业做什么可行性分析都没有用——这两个参数无法确定，什么财务分析可行性报告都是瞎掰。因此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时期是世界物质生产最佳金融条件，也是西方经济增长最快时期。
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了，等于说美元——这个世界最主要的“特殊商品”——不再遵循“商品有稀缺性”这个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了。于是，汇率和利率开始大幅度频繁波动。只要美元印的多，其他币种自然相应升值。本币一升值这些国家的企业受不了，于是各国央行也增加投放，熨平汇率。而货币发行多了必然通货膨胀，居民受不了，只能提高利率。而利率一高生产企业又受不了，出现投资减少，于是不得不降息。这样，这个时期西方通货十年膨胀400%，利率忽高忽低。这种金融环境使生产企业无法忍受，于是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了说也说不清楚的“滞涨”。
由于利率经常偏低，而资金供应充裕，汇率和股市波动快振幅大，迫使并诱使大量资金进入金融市场，即股市、汇市和金融期货。金融市场的规则是钱进来越多价格盈利机会越多，盈利机会越多诱使更多的钱进入，于是金融市场开始火爆。这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首先，金融市场交易规模越来越大。1980年世界金融交易总额从长期相当于物质和服务交易2~3倍，到现在已经增加到100倍，而且向着更悬殊比例跃进。也就是说世界每进行100元交易，99元是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的，1元是做一般生产和服务的。有人把这叫赌博经济。钱都拿到赌场了，通货膨胀没有了。西方从90年代开始没有了通货膨胀的苦恼。
世界金融环境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功能变化。既然世界主要金融活动是赌博，金融规则就主要围着它来转。而赌博经济最好的金融环境是什么呢？一定是汇率、股票、期货频繁大幅度起落，同时最好资金能“以小博大”，赌具花样翻新。于是包括各种指数期货等各种赌具和赌博方法都在这个时期被设计出来。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显然，赌博经济需要的金融环境是非常不利于物质经济的，赌博经济的天堂一定是物质经济的地狱。于是，从七十年代末开始，西方大量产业资本开始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一些初步市场化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金融没有与世界赌博经济需要的金融体制接轨，外汇管制，利率管制，汇率管制。但没接轨反而适合物质生产需要。
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便宜也是个因素，但是劳动力便宜的问题早在70年代前就存在，而这个时期西方并没有什么产业资本直接投资到发展中国家。因此，金融环境的恶化应该是80年代后，尤其是90年代西方产业资本大量外溢的主要原因。
西方产业资本，也就是产业资本家对发展中国家外直接投资（这里主要是指实际投资从事生产的部分，不是股权收购）从70年代的每年几十亿美元，发展到80年代的百十亿美元，直至90年代的每年千亿美元，新世纪初达到每年2000多亿美元。西方是主要消费地区，西方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各种商品就要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必然形成这样局面：西方国家产业空洞化，贸易赤字增加（美国、英国等从80年代末贸易赤字持续扩大，德国和日本等贸易顺差持续减小）；其次，世界贸易额剧增，80年代以来增加几十倍；第三，得到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迅速发展，经济高速增长。
有的网友会问贫道：你前面不是说西方产业资本早在上世纪初也大量直接投资一些发展中国家了吗？问题在于，那个时期西方投资集中在矿产、农业上，是为了掠夺资源而不是工业化。因此这些国家并没有收益，反而被割破血管。
西方资本涌入一些有条件的国家（其中还包括为了对抗社会主义国家对一些国家进行的资金技术支持），使这些国家工业化资源暴增，经济高速增长，这就是中国80年代初看到的现象——突然看到一群国家“超车”——的根本原因。
但是，适合物质经济的金融环境一定不适合赌博，而赌博才是当代世界经济的最“先进生产力”。西方自上世纪90年代金融资本家的利益是最大利益，一些产业资本集团也都参与金融投资活动，美国通用公司虽然有6大业务，但其投资业务和金融服务业务两项相加，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70%。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政府加上他们的得力干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各种手段迫使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体系“与国际接轨”。
所谓接轨，首先是允许西方财团能沾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便宜。开放外国金融投资，西方金融资本就从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增长的股票、期货市场上分一杯羹。美国各种基金在这个时期几倍几十倍地赚了钱。接着就是要求这些国家允许“玩大的”，要求你取消包括金融在内的各个行业外资控股比例限制，引进各种股票指数期货，因为这才能以小博大，杠杆作用才能强。西方财团控制着世界最大的金融资本，要与新兴市场国家玩金融，用王小强的话说，就是“一头大象跳进澡盆里”。最主要的是，只有西方国家拥有“世界货币”，任何发展中国家理论上都存在着兑换陷阱。到条件具备了，西方金融大亨就找个机会把你高速发展积累的财富洗劫一下。洗劫是通过两方面进行的，制造一次毁灭性的金融风暴，直接洗劫出大量财富，这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拉美金融危机都是一样的。接着趁着你股市大跌，以最小成本收购和控制你的经济命脉。最可笑的是还能用“剪羊毛”的钱直接便宜控股你的企业。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超车国家”的尾灯在1997年到2000年短短几年中无一例外的“同时不见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放弃了原来的路，选择了所有新兴市场国家走的路。我们取得的所有成就，基本因素没有一个与这些国家不同，差别无非是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奠定的工业化体系和教育水平比他们高些，人口基数和更厉害的“优惠政策”使我们吸纳西方产业资本的规模大些，我们并不比这些国家的改革开放“伟大”到哪里。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用电影《无间道》的台词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选择走超车国家的路就一定会走上九江大桥，既然上了大桥就必然会走到断桥处。到了断桥出就必须具备贫道几个老乡的本事。现在情况是中国车一骑绝尘，后面跟着印度，中国掉下去一定10年翻不了身，印度会是什么动作？不知道，不知道印度开车的司机是否比贫道几个老乡聪明。
“吃下糖衣，吐出炮弹”？
贫道说中国这辆车同样会面临断桥处掉下去的危险，“韭菜”网友说不见得，可以试试，“中国这么大，这么深厚，完全可以承受试验的失败损失”。记得前几天一个网友调侃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跳楼是否能摔死的唯一标准是跳下去试试”，看来韭菜也是这个看法。中国这么大？19世纪初中国比现在还大！直至1820年，中国GDP还占世界一半以上，美国最厉害的时期也没达到这个标准。这么大这么深厚的中国躲过被半殖民地化了吗？中国这么大？根据高粱的研究，中国除了不开放的行业，27个行业中最重要的企业外资已经都占了主体——这还没有到西方真正动手的时候呢。
这样事情能试试？韭菜网友有些轻佻。
“吃下糖衣吐出炮弹”，意思是占尽西方经济虚拟化的便宜，避免西方经济赌博化的害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可是，只要中国人还有强国梦，就必须做个选择。如果听天由命，甚至在贫道几个老乡拦着车说前面桥断了还不听劝，那就只好“放行”了。　　
难在哪里呢？　　
首先，难在握方向盘的左右为难。看见别人超车，决定尾随这些车跑的决定第一个司机，这个司机知道这样开需要盯住车尾灯，甚至什么时候跟什么情况下停都给坐车的讲清楚了（1986年9月，邓小平告诉主持工作的领导说：“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同年12月中旬又对他们说：“我们的改革到底要走几步？多长时间完成？请你们研究一下” 。还告诫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但是，在“几个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前，他去世了。接班的司机倒是真的见到了这个场面，但没记住这个交代，既不注意前面尾灯情况也没任何反应，还接着把车开到九江大桥上了（加入世贸组织）。现在车已经到了九江大桥上，而新司机既没经历过别人超车，也没见过“几个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的场面，就比较麻烦。坏就坏在坐在副驾驶的那个精英不是什么好东西，把第一个司机说遇见情况时要踩刹车，选择新路的叮嘱，说成是“姓社姓资不争论”，嘴里不停嚷嚷着“别刹车，踩油门！”他们背上有降落伞，桥下还有接应的，车掉下去根本不怕。更麻烦的是，第一个司机选择这条路的时候怕坐车的瞎吵吵，定下“不争论”的调子。于是，即使坐车的看到“前车几个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的时候，也没办法喊“坏事了，赶紧踩刹车”！只剩下哪个副驾驶在嚷嚷“杀开一条血路”！　　
这就很麻烦！甚至可以说是“麻烦大了”！　　
第二个问题是，现在车都开到九江大桥上了，既然是桥就没岔路，还是单行道，回去就逆行。逆行违反交通规则要罚款！签了世贸协定，很多事情就有了定数，到时候必须全面开放，资产全面开放，包括零售和金融的市场都要全面开放。当时谈的时候所谓谈的成功不成功，无非是开放时间问题。龙大嘴从“收费站”那里回来后得意洋洋，吹自己立了大功，并没有告诉司机和坐车的从此就上了九江大桥，大桥上是没有岔路的，也没说清楚这是谁家警察管的路。现在你想开慢点都有交警催促，不要说逆行回去了。到了今天，无论司机还是坐车的人都面临是否愿意承受罚款甚至拘留的损失问题！现在说刹车、停车和逆行回去一定会吵吵翻天。你一说掉头，不要说副驾驶了，车上的人都会质问：“你要走老路？”“你想回到文革？”解释都解释不清！既怕罚款拘留，又怕走老路，那往前开开试试的决定最容易得到司机赞同。　　
　  第三个难点就是，不走这条路走哪条路。你看现在吵吵的，谢某等人要走北欧的路，主流精英要走美国的路，甚至他们要把后面的桥再拆一段，与毛泽东和社会主义彻底决裂，让你回头都回不了。他们就不讲桥上根本没有通到北欧和美国那些路的岔路口！如果真有岔路口，前面的车掉下去也有先有后，这些司机一个脑子清楚的也没有？就算这些司机都是脑残，冒碰也该有辆拐到别的路上的车呀！有的说：抓紧时间搞民主政治，把司机的位置抢过来。可是就算能抢，也是副驾驶上那个抢的最快。等到走什么路还没争论好，大家都去抢位置的时候，就都已经泡在水里喊救命了。　　
让贫道出主意，无非是瞎嚷嚷中再加个邋里邋遢地破嗓子。搪塞大家一个道士常用的“天机不可泄露”吧，不好意思。这就瞎说说，大家瞎听听。　　
　  其实方法毛泽东早就说了，在这种内外势力混杂的情况下，只能先“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目前中国买办群体已经处在优势地位。情况是，谁做买办谁发财，平安一个司机出身的老板一年能拿6600万薪水，中国第一，是因为他是买办。知识分子也是这样，张艺谋要出名，不拍点丑化中国人的戏在西方举办的电影节上获奖，一定没戏。如果不骂共产党社会主义，高行健也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画家不画没有眼睛的中国人，或者不画西方人喜欢的乱七八糟东西，也卖不出个价钱。龙永图如果不是偷偷把中国卖了，能到博鳌那样天堂般地方吃香的喝辣的？经济学家地位最高的，就是宣扬西方经济学最厉害最起劲儿的。林毅夫不是宣扬西方经济学那么厉害，能到世行做官？有这个例子，其他精英还想什么？至于各地方官员，中国自打出招商引资旗帜后，中央基本没有对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进行思考，具体执行的各级官员在精英们蛊惑下认为只要把西方的钱弄进来就是政绩？不管是什么钱，进来越多政绩越大。既然大家都比着干，胜负最后一定集中在谁出卖利益最起劲儿上。把好企业卖给外国（只有他们出的起钱），钱归地方政府，没这样诱惑，漯河政府能把中国最大肉类企业双汇给卖了？徐州政府能那么热心卖“徐工”？由于谁卖谁占便宜，流行的就是卖，到现在已经渗透到中国各个方面。这几天看了中央10台关于交通银行在冲破外资控制中国银行中的艰难经历，看了开平煤矿如何内外勾结被西方控制的过程，感觉再过100年，也许不到100年就该有人把现在怎么“卖”的拍成集子了。真是个惊心动魄的时代，看着都害怕！　　
这种情况既与中国刚解放情况相似，又与普京刚上台相似。普京刚上台后面临的问题一样是权利阶层，经济精英，文化精英都与西方有扯不清的联系。普京要拯救俄罗斯，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把这些人清理出最高舞台。如果普京与叶利钦一样把这些人做社会基础，什么事情也做不了（贫道在03年的一个帖子就论证这个问题，这个帖子也收在贫道的《道说天下》上了）。普京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就把无论官场上的，还是经济上的与外国纠缠到一起的人换的换，撵的撵，抓的抓这个“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策略吗？没有这些措施，俄罗斯还是“钱本位”而不是“官本位”，普京什么也做不了。
　  有的网友说，这是高层决定的，我们能做什么？其实别的事老百姓才真的无能为力，只有搞“爱国”才没人管得住！这次西方一疯狂，一群80后就把西方嘴脸搞清楚了。要知道，西方不会因此收敛，还会挑事情。国内主流媒体也有人开始清醒了。就这几天时间，关于几个大金矿被西方财团控制的报道，关于加拿大财团控制中国最大复合肥企业并如何导致中国农资涨价的报道，纪念交通银行100年的电视片告诉大家金融一旦被西方财团控制会多悲惨，关于中国的市场换技术就是北京现代换轮胎的评论，不也接二连三出来了吗？贫道就不信中国人是人人都卖国！最主要的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而到了今天，该“还”的都开始显现了，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东西被揭示出来。等到全国很多人都觉得要丧失经济主权的时候，都觉得该刹车的时候，司机就会给坐在副驾驶的人说：你先下去吧。
那么给司机什么建议呢？首先，按跟随前车行车的标准动作办：踩刹车。不要怕罚款，罚款比掉到桥下事情轻得多。普京要是怕罚款，因为大亨们要把钱转移国外不敢治理他们，因为美国和西方警告“不要践踏已经得到的民主”而不敢采取制止橙色革命的苗头，俄罗斯根本没今天！副驾驶说：如果不按世贸要求办，西方企业都回跑。这是吓唬人的，西方进来的主要是产业资本，不是金融资本。现在是金融资本想把中国彻底洗劫一下，中国一乱对产业资本并不有利。资本家没有祖国，尤其产业资本家没有祖国。中国经济一乱，产业资本在本国的股票一定大跌！最主要的是，产业资本就算走了，能把工厂也搬走？产业资本只能靠金融资本把中国股市搞个大熊市，把人民币搞个大跌以后，趁机吃掉中国产业。但是谁都知道，像中国这样说翻脸就敢翻脸的国家，如果金融崩溃了，政策是什么也很难讲的。虽然西方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有联系，但并不那么硬。硬吃产业资本，拒绝金融资本，就是吃掉糖衣吐掉炮弹的诀窍。至于中国的资本家，能跑的现在就都有外国护照，都把资本转移到外国了。跑不了的和没转的资本，到时候根本跑不出去。跑了人跑了钱，能把工厂也搬出去？　　
怎么刹车？简单的很。俄罗斯和前苏联加盟国在反水初期也有被外国控制经济命脉情况。就前几天，俄罗斯杜马出台法规，规定石油行业不能有外国资本，有的也退出来，无非给些补偿。你看到西方对这些事情有反应吗？吃了亏也没地方说，这是人家议会决定的，合理合法。塔吉克斯坦议会前几天出台法律更绝：议会有权对此前所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产业的外国资本有最终审查和决定权，范围包括已经进入的。如果决定外资撤出就必须撤出，无非有补偿政策。再看看西方国家，那个国家都是世贸组织成员，看起来各行各业都不设防，但每个国家都有议会做出的大大小小法律法规对实际控制本国经济命脉设置障碍，而且别的国家一点办法也没有。
中国问题出在哪里？首先，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三个决定国家命脉的单位直属国务院，他们出台的法规审核层次最低，而关系国计民生的分量最大。这是大漏洞。把这三个部门制定法规权利收回全国人大，既合理又合法。同时，认真研究哪些产业与国家经济安全关系最大，哪些次大，认真调查目前这些行业被外资控制的情况，由人大制定法律，进行一次情理。
真的不能这么做吗？只要人大出台一系列设计巧妙的针对性法规，西方人同样什么办法也没有。允许你进来，答应的都算数，就是中国国内法律不好办，到处是障碍，到处是陷阱。西方政府总不能与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谈什么贸易协定吧！也不能要求政府管人大吧。况且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只要想办，办法多的是，中国人还缺智慧吗？不缺，缺的是蛋子儿！
踩刹车后确实会发生困难，甚至灾难。但这个灾难一定不是精英们讲的外国制裁，而是国内已经存在的严重贫富分化所带来的问题。踩刹车，出口一定受影响，一些外资企业会出走，很多国内企业也会因出口困难陷入绝境。这必然造成大量农民工失业。由于目前农民纯收入净增长部分主要来自工资性收入，这会带来国内需求更加疲软。如果处理不好，一样会带来经济持续低迷。但是，如果不选择刹车，而是“实践”一下阿根廷、巴西的经历，比这更严重。巴西、阿根廷在上世纪末金融风暴洗劫后，不仅贫困人口暴增，原来贫困的更加贫困，最主要的是中产阶级急速减少。金融危机是个富裕病，损失最大的一定是投资股票、楼市里的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是消费的主体，如果他们降到贫困层，内需疲软程度要比刹车对内需的影响大不知道多少倍。阿根廷和巴西在金融危机后8年尚达不到原来的GDP总量，试想一下中国如果今年的GDP只相当于2000年水平，国内会乱成什么样子！
因此，如果选择刹车，第一件事就是制定对农民和可能陷入贫困状态群体的补贴的办法。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率一般在90%以上，最低10%群体甚至达到100%（高收入群体消费率很低，最高10%群体实际不到50%），对这个群体每补贴一元钱，九毛多直接转变为国内需求。中国目前处于生产能力过剩状态，对贫困群体补贴再厉害，也不会引起严重通货膨胀。
最主要的是，如果掉到桥下造成的衰退，即使补贴对社会安定的作用也很低。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在骂是政府卖国造成这些问题的，不管吃肉还是吃馒头，骂娘是一定的。而刹车带来点衰退，即使补贴不高，老百姓也因为爱国热情高涨而会愿意忍受痛苦。
刹车后走什么路？不知道，还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不刹车就不用谈过河问题。
最后，贫道觉得要考虑掉下去怎么办的问题。因为贫道看不出来有什么办法解决“不争论”。如果根本不允许不同意见在主流媒体上进行争论，只让反对意见的人在互联网上嘀嘀咕咕，不能让所有坐车的人都知道前面车“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吓得一起喊“快刹车”，哪里会有变数？虽然贫道这样说有点不对“吃掉糖衣，吐了炮弹”的题，但这恰好是最重要的！“预则立”还包括栽了大跟头后怎么办的问题，并不都是“最优选择”。　　
想想俄罗斯就知道了。1990年苏联崩溃，接着10年经济破败，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崩溃后很长时期里，俄罗斯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选择的是条通向灾难的路，没有一个知识分子能说清楚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以后该怎么办。整个民族都只能继续让几个窃国大盗玩弄。俄罗斯“幸亏”出了个普京，但他花了差不多任期内一半时间做各种试探来让大家明白究竟该怎么办，等到可以把俄罗斯人从深渊里领出来了，他也到期了。中国人一定能碰上个普京？摊上几千年才出来一个的毛泽东就不容易了！老天就这么帮忙？贫道掐指一算，觉得不保险。其次，就算碰见个新毛泽东，还让他像普京那样折腾几年再开“遵义会议”，确定正确路线，恐怕黄瓜菜都凉了。因此，贫道以为现在要做的，或者是能做的，就是把问题研究清楚，把所有新兴市场国家翻车的过程和因素分析清楚，把这些国家在试图爬出泥潭的成功经验总结好，同时把精英们精心颠倒的历史和道理一个个都说清楚。给谁说清楚？给80后和90后说清楚！为什么40后、50后、60后、70后的知识分子多数都是喊踩油门的？因为他们都是“受过委屈”或者家里人“受过委屈”的，而且得到“伤痕文学”的洗礼，得到《走向未来丛书》的“启蒙”，并在精心编制的谎言中生活了30年。为什么80后这群看起来只会跟着超女胡闹的人会一夜之间变成中国最富于爱国热情，并打败了西方阴谋的唯一力量？因为他们“傻”，前几年精力都放在玩电子游戏，放在选超女上了，根本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不怎么相信精英们编造的鬼话。贫道早在右派把选超女当作“中国民主启蒙”就嘲笑右派说：别以为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定会出来个想要的东西，最后是不是个妖怪不一定的。这不应验了吗？当年迷超女的不就是阻击家乐福那群人吗？只要中国的80后，90后能了解现实，了解新看法（年轻人喜欢新鲜的，精英们老生常谈30年了，早有馊味儿了），中国就有希望，即使掉到桥下了也有希望。因为那时候他们会大骂贫道和诸网友等父辈——你们把爷爷财产卖的卖佃的佃，花个一干二净，叫我们吃什么呢？有这种批判情绪，中国还爬不上岸吗？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当年老爸一样把贫道看成个傻子，一个不务正业的家伙。
当然，最后这部分确实不算“吃了糖衣吐了炮弹”，只能算“吃了糖衣没叫炮弹崩死”。
但活着总比死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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