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请教吴敬琏先生：怎么总是您“有理”？

云淡水暖

　　《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济学“泰斗”吴敬琏的文章，本来标题是“我认同‘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这个重要提醒”，因为吴泰斗在文中写了一段：

　　【自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以后，两种前途就严峻地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扼制后者的势头，来自另一极端的势力就有可能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我国和世界的历史告诉我们，极“左”和极“右”都会带来民族的灾难。因此，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任务伟大而艰巨。】

　　报纸的编辑就把标题改了，叫做《吴敬琏：遏制权贵资本主义才能防极“左”》，那么，草民觉得，既然吴泰斗说“极‘左’和极‘右’都会带来民族的灾难”，吴泰斗的前面一段话就应该改成：

　　“来自另两个极端的势力就有可能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或者推销极‘右’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因为按照一般的逻辑，“极左”存在“有可能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的企图，“极右”也“好”不到哪里去，也“有可能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难道说老百姓一痛恨“权贵腐败”，就把“极右”也一块儿痛恨了？或者就会把“极右”忘记了？或者“大众”天生不卖“极右”的帐？说不通么，至少是对“极右”的“不公平”。

　　但是，草民想考证的是，在《北京日报》刊登其文章的时候，介绍“作者：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用坊间的话说，叫做“体制内人士”，而且“资深”，那么，需要“扼制后者的势头”了，说明“势头”们要成气候了，走到今天这一步，吴泰斗作为体制内的资深、高层级人士，是不是也应该自省一下，“势头”们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发展的。

　　记得5年前，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央视直播了颁奖仪式，吴泰斗是获奖者之一，在颁奖礼上，为吴泰斗得奖宣读的颁奖词说：

　　“他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一些关键时刻，对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确定对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的战略方针，…在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组中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以及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等重要问题，向中央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也就是说，吴泰斗作出了根本性的、关键性的重大贡献。也说明，吴泰斗的声音是有效的，是有建议权的。

　　吴泰斗在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礼答谢词中说：

　　【1990年7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上，年过八旬的薛老带领刘国光和我与主张‘计划取向’的经济学家们对垒，也充分显示了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经济学家的集体力量。】

　　也就是说，通过“与主张‘计划取向’的经济学家们对垒”，把“计划经济”击败，“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这样的一个决定性的过程，吴泰斗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在政府的层面，吴泰斗是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与理论基础提供者，在体制的层面，吴泰斗是“计划体制”终结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与理论基础提供者，走到“两种前途就严峻地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有一股“权贵资本主义”的“势头”需要扼制了，吴泰斗怎么就成了“局外”了？

　　吴泰斗在《吴敬琏：遏制权贵资本主义才能防极“左”》列举：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建立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为特征的职工养老保障体系，十几年过去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建立？原因只能有一个：某些城市在旧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机构和个人的阻挠和反对。我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强调指出：“国家是否偿还对曾为国有资产的存量积累做出过贡献、又往往在经济改革利益重组过程中受到某些利益损失的老职工（包括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前已退休的‘老人’和已参加工作多年、现仍在职的‘中人’）的这笔欠账，是一个关乎数以亿计的老职工的基本权益和政府的政治信誉的重大问题。”】

　　但是，这些数以亿计的“某些利益损失的老职工”，显然是在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词中列举的吴泰斗的重大贡献之一的“确定对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的战略方针，…在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组中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的所谓“企业改制”过程中形成的，并且不是“某些利益”，几乎是全部利益——养老、医疗、工作前景的基本丧失。吴泰斗没有交代明白，“某些利益损失的老职工”的利益补偿，为什么不与“确定对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的战略方针，…在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组中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步，为什么要把数以亿计的中老年职工的退路先断了，十年之后，才有第一声“马后炮”。

　　还有这句“某些城市在旧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机构和个人的阻挠和反对”，太模糊了，太宏观了，雾里看花。“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在吴泰斗“与主张‘计划取向’的经济学家们对垒”之后被废除，要找寻“既得利益”，从体制上说，只能从之后的体制中入手。草民倒是发现了另外的一种“既得利益”，比如，有媒体统计过，吴泰斗担任过多家公司的董事，计有：

　　神州数码独立董事、中国联通独立董事、中石油独立董事、中水渔业独立董事、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TCL集团首席顾问；永安信专家顾问…

　　而且，“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小组讨论会上，吴敬琏先生谈到，国内某杂志去年刊发《经济学家你为谁代言》的封面文章，披露包括吴敬琏在内的几位知名经济学家担任中石油、中国联通等公司的独立董事。吴敬琏先生声音颤抖地说，‘这个杂志还数落了我们这些人，说我们这些人当独立董事就是为了和财团结盟。我请你指出，这四个公司都是国有股公司，我和哪个利益集团结盟。’” (《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3月7日)

　　那么草民冒昧地问问：第一，担任独立董事是“免费服务”还是有报酬的？第二，所谓“权贵资本主义”是否包括一些打着各种旗号的股份制公司？第三，如果在这些公司取得利益，算不算“既得利益”？

　　多少年来，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大师”、“泰斗”们总是一副“永远正确”的模样，在他们的自我概念里，没有“错”和“失误”的痕迹，只有指责和推脱的意识，他们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大筐——就是“体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矛盾，都往“体制”上推，对了都是他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错了都是“体制”的，他们仿佛一直要与这个唐吉坷德的风车一样的怪物——“体制”战斗一辈子。

　　再次问一句，吴敬琏先生，怎么总是您“有理”？怎么保证所谓的“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后，不会出现把美国金融业拖入金融黑洞的类似的金融业寡头？金融寡头是否就是经济界的“权贵”？还有，“极右”怎么就不“有可能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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