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汪洋书记“放肆”一回：谁承担“解放思想“的代价

作者: 云淡水暖

汪洋同志到广东省委书记任上履新伊始，就引发了舆论热议，盖因为汪洋书记“再度吹响”了号角，《南方日报》说“汪洋在近两个小时激情洋溢的讲话中，至少有22次讲到‘解放思想’。…30年前，广东就是依靠‘解放思想’的法宝，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稳稳坐上中国经济总量第一把交椅；30年后，还是这片热土，‘解放思想’的号角再度吹响。”。《新京报》说“到广东履职仅3个月的汪洋，打出了‘解放思想’，‘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旗帜”。

而《中新网》憧憬的更远“新一轮‘思想解放’发端:不仅仅是地方政治事件”，既然“不仅仅”是地方的“政治事件”，那必然惠及全局，“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人们普遍认为，30年改革开放，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针对两个‘凡是’；第二次是‘姓社姓资’之争；始于广东的、被媒体冠以‘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对象是什么，多数党建学者给出的答案是，阻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观念”。

这些说法，都略显过于宏观，市井草民、贩夫走卒、芸芸众生们似乎不太能够有“能力”和机会站在“体制、机制和观念”的层面去品味“解放”的涵义，而更愿意在现实生活的层面观察和思考。

汪洋书记给了网民们一个机会，据《广州日报》报道，“省委书记汪洋，省长黄华华邀请数十位网民来到广州，请网友们共同为广东科学发展‘灌水’、‘拍砖’。”，这也算是一招漂亮的“亮相”，据说有26位网民参与了讨论，据说很热烈，还有一句话也引起媒体热议，被描述为“汪洋鼓励网友‘放肆’发言”。不知道现场有没有网友“放肆”过，草民想再对“打出了‘解放思想’，‘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旗帜”的汪洋书记也“放肆”一次，说说草民的“糊涂”之处。

首先，所谓“解放思想”中的欲被“解放”的那部分“思想”，是不是应该有个界定，既然说“30年改革开放，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针对两个‘凡是’；第二次是‘姓社姓资’之争”，那么就可以这样认为，那两次“解放”的，就是改革开放前的“思想”，贴上了“僵化、保守”等等标签的东西。第一次的对象是“两个凡是”，结论恐怕总结起来应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次的对象是“姓社姓资”，结论恐怕应该是“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

那么所谓“第三次”呢，“多数党建学者给出的答案是，阻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观念”，草民想，如果说现在还有计划经济年代的那么一个“体制、机制和观念”，恐怕说不过去了，因为自“第一次解放”以来，30年过去了，时间甚至长于“旧体制、机制和观念”主导的28年时间，新中国短短28年就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体制、把存在了数千年、数百年、数十年的三座大山压榨劳动阶级、掠夺中国资源的旧机制、把剥削有理、压迫有利的旧观念消除了，如今30年还消除不了28年形成的“体制、机制和观念”么。

所以，草民理解，着眼点要放在“阻碍科学发展”几个字上面，“科学发展”的对立面应该是“野蛮发展”、“荒唐发展”，这个应该没有歧义，而“野蛮发展”、“荒唐发展”的出现，也许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不可避免要出现的漩涡、陷坑。然而，草民理解，“解放思想”是要付出代价的，关键是谁来付出这个代价。“第一次解放思想”，肯定是维护“两个凡是”的人付出、承担了代价。

而“第二次解放思想”情况就更为多色彩一些，因为这次牵涉的是各个群体的切身经济、社会利益。比方说，以产权改革为标志的“解放”，最终承担后果的，一是数以十亿计的全民所有制的国有资产的转移，二是数千万计的中老年工人下岗失业，更进一步“买断”了数十年的劳动积累，在新的退休保障制度下，还要继续缴纳社保费用，能重新就业的固然还可以支撑一段，在年龄上、技能上竞争力下降的，只好苦捱了。对这个庞大的群体来说，代价是沉重的。

在第二次“解放”的时间段内，有所谓“新三座大山”的说法，即医疗、教育、住房制度的市场化取向的“解放”，近来刚好有两个新闻事件，为其中的一个领域的“解放”的代价作了个脚注。

其一、渝中区国际村，居民李国明身患重病，无钱医治，夫妻决定把三岁的女儿李文静送给别人养，8岁的哥哥李磊无法接受，带妹妹“出走”，被邻居寻回，“兄妹俩只有两块钱，都给妹妹买了吃的，并在公园里睡了一夜。”（《重庆商报》）

上图：妹妹李文静看到哥哥不停地流眼泪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其二、广东电白县13岁的农村少年戴文峰，患先天性心脏病无钱医治，第一次手术“花光10年积蓄”，久拖加重后，父亲带其到广州求医，家中全部现金只有2000余元，无奈被父亲背出医院，在路边死在父亲怀中，“，“‘爸爸，我想睡觉！我困了！’孩子说，背出50多米后，他说‘爸爸，我好辛苦！心好痛！’于是，我们便在越秀北路口的工地外停下来，他说‘爸爸，我不行了！我没有力气了！’说着说着，孩子的手脚渐渐不动了，眼睛也慢慢闭上了。”（《信息时报》）

上图：13岁的电白男孩文锋病死在越秀北路路边

汪洋书记原先在重庆履职，如今在广东履职，汪洋书记“打出了‘解放思想’，‘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旗帜”，以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就是盼望把着眼点放在如何解决事关平民百姓、特别是最广大中低收入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让他们尽快地享受到“稳稳坐上中国经济总量第一把交椅”这样的不凡业绩的实际成果。这是非常急迫的，君不见8岁男孩李磊和三岁的妹妹已经等不起了，13岁的少年戴文峰已经等不下去了，如果说，8岁男孩李磊和三岁的妹妹尚处在欠发达的重庆，“解放思想”的过程还稍远，那已经“稳稳坐上中国经济总量第一把交椅”的广东，13岁的少年戴文峰的离去，就显得遗憾了许多。

可能汪洋书记正是在百忙中抽空看到了这样的令人痛心的底层生态，才迫切地需要“解放思想”’，“杀出一条血路”来。但是，正如许多“高层”和精英告诉草民们的那样，“利益的分配肯定是不平衡的”，有得的，就有失的，有得到多的，就有得到的少的，有得益的，就有承担代价的，这一次的“思想解放”，如果还是遵循得失不均衡的道理，那么，资源就那么多，不可能无限扩张，蛋糕就那么大，不可能无限膨胀，有人得多了，就有人会得少，得少的人就要承担资源少而带来的代价。那么，能否给出一个思路，广大中低收入劳动阶层是切得大一些的蛋糕呢，还是继续承担“解放”的代价，继续强调“拉开差距”呢。

草民所想，也许与汪洋书记的本意有差异，那就算是“放肆”了一次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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