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让大学成为学店、教师成为商人、学生成为顾客、文凭和证书成为商品

——必须先弄清学术造假问题的根源何在

朱永嘉

在三月间闹腾起来的汪晖那本《反抗绝望》抄袭问题，似乎沉寂了一段时间，七月份又热闹起来，起因于七月七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刊登了一篇由六十三人签名的一封《就汪晖涉嫌剽窃问题给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公开信》，要这二个单位公开答复汪晖是否涉嫌剽窃的问题。七月九日，凤凰网又公开发表了有九十余人签名致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的公开信，说明汪晖的著作不存在剽窃抄袭的问题。这中间又冒出朱学勤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有造假的嫌疑。七月十六日复旦葛剑雄在接受采访时说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启动调查程序，调查朱学勤论文是否造假的问题。有这个必要吗？我是持怀疑的态度。朱学勤又在网上表示一旦出现不利结论，将自动交出博士学位证书，并自动辞职云云。真会这样吗？还是嘴巴上空口说说。似乎这一切都逼着清华大学就汪晖论文问题公开调查结论，八月四日文汇报报道了汪晖的回应，认为自己二十二年前的作品虽有一些缺点和疏漏之处，但这与抄袭、剽窃是两回事，对媒体如此热衷的炒作则表示反感，八月六日中国青年报又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祝东力，黄纪苏二人谈，也没有说出一个所以然来。八月九日，中国青年报再一次刊载《汪晖抄袭不是疏漏的两条证据》直指汪晖的回应，八月十二日南方周末又刊登了《把学术意识形态化是旁门左道》看来自由主义者还是不依不饶，摆出一副追穷寇的样子，对学术造假这个现象的根源究竟在那里？反而没有人去涉及。从这个事件发展的过程看，它实际上是有人想把争论引向追究论文作者或学历、学位造假者个人责任上。这本来是二十多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全国大量报刊花费那么多的篇幅去争论，值得吗？除非有人想把这件事作为突破口，去追究所有涉及这类问题的相关人员的个人责任，从而引起政治格局的动荡。已经有人在网上这样预测了，我倒反而感到南京大学那个王彬彬及相关的报刊有一点存心不良。此人毕业于复旦中文系，他的导师潘旭澜先生我亦略知一二，亦还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但有时候下的龙种，出的是跳蚤，这也难说，对这次所谓抄袭门事件，我主张对这类问题应该历史地看，不要硬套西方那个什么学术规范的标准，中国的事有中国自身的传统，干吗非要跟着西方人的屁股后面去转呢？缺少了一点中华民族做人的基本骨气！

中国人有自己传统的思维方法，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强调整体思维，注意群体的相互关系，对任何事的考察和分析都离不开当时的情景。而西方的思维方法则偏重于局部和个体，强调个人的利益驱动和竞争，因而遇到问题，喜欢追究个人的责任。如果把学术打假作为治病救人，那么拿中西医的思维方法来比较，则两种思维方法的差异便更加明显。西医强调的是分科，我们去医院看病，分科愈来愈细，这样做的结果，给一个初诊病人带来很大的麻烦，究竟看哪一个科好呢？我家保姆的丈夫病了，我要他来上海长海医院看病，便周转于消化内科、心内科、神经内科，检查费便花了四百多，最后还没有说出一个所以然，农民怎么负担得起呢？再说治病，不管人的整体状况，肿瘤病灶通过手术、照X光、化疗加以解决，人的整体状况却越来越糟糕。中医则着眼于人的整体，强调扶正祛邪，治病要先扶人。现在西医不也强调要培养全科的医生吗？我讲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东西方思维方法的不同。由此可以知道在这场争论中，自由主义者倾向于从追究个人责任来解决学术腐败的问题。当然对突出的个案作一些典型分析也未始不可，但也离不开当时的情景和思潮。如果想要普遍地追究所有人的责任，那既不可能，也办不到。别的不说，就以在职者攻读硕士学位的情况看，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导，二〇〇三年国家共授予在职的硕士学位人数是一万七千〇二十三人，到二〇〇八年，则达到八万五千一百九十六人，增加了四倍。若要全部复核一遍，有多少学位论文涉及造假的问题？集中全国高校的人力、物力搁置其他事务，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啊？何况有一些问题，是否造假都很难定性，我不否认其中确实存在大量的学术泡沫，但我们只能历史地去看待这个问题，很难一个个地细究到底。这里还不包括正规的硕士博士生毕业论文，如果全部都要复核，其所需的人力物力，还不知道有多少呢？也许是个天文数字。所以我们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们的高等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唯有从大的背景着手才能找到问题所在。

我想起明末，在南京有一个时间非常短暂的弘治小朝廷，那时有一首民谣，流传很广，其云：

“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

职方是指地方的行政官员，都督是军队卫所的官员。那是说文武官员多如牛毛。为什么如此？因为弘治小朝廷的权贵们以卖官鬻爵中饱私囊。说实在的，现在教授、博导、博士、硕士多如牛毛，此外董事长、总经理那些头衔何尝又不是如此。许多人在自己名片上印上许许多多的头衔，好似自己真有那么多学问、那么多能耐，其实还不都是学术泡沫罢了。我说的还只是现象，问题是要问一个为什么？恐怕与我们的人事部门有关，任命干部职务时，往往不知道如何去认定一个干部的才能和品德，只看他的学历和职称。这样人们都去追求这些虚幻的头衔了。在学的人是孜孜以求，在职的为了提升，也都为此而努力。前一个时期不是讲过教育要产业化，在教育部门要引入市场经济，那么学位、学历、论文都成了商品，高等学校成了学店，市场有这么庞大的需求，高校自然有了捞钱的机会，大家明知是赝品和假货，有钱可赚何乐而不为呢？大学就此成了学店，教师势必成了商人，学员成了顾客，文凭以及各种资格的证书都成了交易的商品，它不是按照质量论价格，而是名校价格高，除了博士、硕士，教授、博导这些头衔外，在工商管理学院，还有什么MBA，这个滥而贬值了，于是又有EMBA，管理学院成了管理学店。全国许多高校都热衷于去办管理学院了，因为学员中有不少是经理和老板，来钱快而多，何乐而不为呢？在课堂上，教师只要弄几个得了诺贝尔奖的洋人教授的名字，讲几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便能忽悠人，大把地来钱了。这几年下来，学术泡沫就这样慢慢愈吹愈大，为了提高售价，有的教师在学问上借着造假来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现在讨论学术造假的问题，倒是到了刺破这层泡沫的时候，因为这些学历、学位已经到了贱如狗和满街走的状况了。关键是师者要为人师表“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如果成天忙着想方设法去抢课题，找钱，不好好上课，那还有什么师道可言呢？学，那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现在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强调兴趣，提倡娱乐化，放弃学校严格教育学生的责任，那样的话，会出现颓废的一代，所以你治理一两个人学术造假的问题，不可能改变整体状况。那六十三位教授公开信的背后，其中有的人恐怕还是想维护那个泡沫，保留那个泡沫虚假的尊严而已。你处置一两个人的问题，甚至处理几十几百人的问题，都再也无法使这个泡沫维持其光辉了。问题的关键是切断与吹起这个泡沫相关的利益链因为学校不是产业，是公共事业，不是营利的场所，所以必须从根本观念上端正学校办学的宗旨，这必须坚决觗排异端，补苴罅漏，走办学的正道，或许能重新恢复学术的尊严。如果真要追究什么责任，那应该追究提出学校产业化的领导人的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在这个学术腐败中，行政官员贪腐渎职的行为，这才是正本清源。说到底这六十三位教授中的一些人，不是全部，有许多人是糊涂，集体签名能起什么作用？当然，其中有人对学历、学位、职称这些资产阶级法权基础上的等级制度还是津津乐道，他们不是什么正义的化身，而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法权下等级制度的卫道士，他们维护的是自己已经享有的特权，唯恐自己因这场学术泡沫破灭而贬了身价丢失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已，在冠冕堂皇理由的背后，其内心世界实际上根本见不得人。这些人根本的缺点便是数典忘祖，别人我说不上来，朱学勤我还熟，也是老朋友，他为人厚道，但他做学问都是学西方的，他的专业是世界近代史，他的导师金重远，我都熟悉。但他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缺少基本常识，他讲中国自己的事反而难免要出一点问题。当然，这是他所学专业对他的局限，故也难怪。如果有时间我希望他多补一点课。最近，还有人提出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有学历造假的问题，其实蒋介石自己并没有说过自己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蒋介石在历史上的地位，学历的真假根本不起什么大的作用；毛泽东是湖南师范学校毕业，在北大只是李大钊讲师手下一名图书馆管理员，早年既没有什么光辉的学历，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职称，文章写了不少，但与硕士，博士无缘，这一切并不影响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是主张对这类反映资产阶级法权的等级制度及其观念必须加以限制的。

自由主义者们要中国照搬西方的政治道路，我说此路不通，这一百年的历史早就证明了这一点。一九〇八年清政府的钦定宪法，是照搬西方的，结果失败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临时约法，也是照搬西方的，同样失败了。辛亥革命前后，联邦制的观念一度流行，最终是北洋军阀的割据，民族危机加剧，人民大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西方的老师总是想吃东方中国学生的骨肉。中国人是照中国的办法站起来的，四九年以来这六十年，不管有多少曲折，付出多大的代价，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扬眉吐气的六十年。现在自由主义者中的个别头儿脑儿又想照搬西方那套政治路线，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六十年，搞什么颜色革命来糊弄中国的百姓，希望中国重新跪倒在洋主子的脚下。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希望你们头脑清醒一些，少做白日梦。还是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好好翻一翻，弄懂资本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读一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百年的历史。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有它自身的道路，不是外力可以任意改变的。西方的制度经济学不是有一个“路径依赖”的说法嘛！我们要努力学习外国的经验，但骨子里还只能是走自己的路。玄奘从印度取经回来，佛教在中国生存发展还得从中国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来，也得中国化，过去照搬苏联的办法，结果也失败了。

关于学术造假的个别败类可以追究，但解决问题，还得从整体上考虑当时的历史环境，我们政策方针上究竟有哪些失误，泡沫该破的让它破灭吧，既然已经贱如狗、满街走了，我想还是会有一些博导和教授们会依靠自己的努力，以真正的学术成果，赢得人们对他们的崇敬和尊严的。建国这六十年，我们总是在摸索自己如何走现代化的道路，当然有曲折，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但值，不能如有些人那样老是拿那些个事唠叨个没完，还是应该向前看，这才是正道，身上有几个虱子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完全可以扪虱而谈，当然不是谈虱子，而是谈为人之大道。我想清华大学与社科院没有什么必要再答复这六十三人签署的公开信了，不知你们对我如此答复是否满意。我想关于汪晖与朱学勤学术造假问题仅仅是他们的博士论文问题，我想这个讨论应该告一个段落了，除非在所谓汪晖造假还涉及其他许多问题，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我并未与汪晖谋一面，也没有谈过他其他的作品，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如果仅是那么一件事，那么再炒作这个题目已毫无意义。至于你们骂我的那些粗话，马立诚已经在《南方周末》上说了，不知你们还想说些什么？有什么污水你们尽管往我头上泼，但不管你们怎么说，怎么看，我做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这一点骨气还是有的，因为我们不会忘记九·一八、一二·八、七七事变、八·一三这些耻辱的日子。我幼年少年时期，曾经历过日本人刺刀下的生活，知道亡国奴是什么滋味。至于如何做人与如何做学问，那么做人还应是第一位的，周作人的文章尽管写得很漂亮，但汉奸这个污点是洗刷不掉的，所以还是少讲一点周作人的好，周缺的是做人的骨气。我们总是有一些朋友对汉奸卖国贼情有独钟。所以我劝你们别左一口民粹主义，右一口民粹主义地含沙射影，还是坦率一点好，公开讲我爱西方的自由主义超过我自己的民族和祖国，那还更真诚一些。现在不是提倡说真话嘛！若有冒犯，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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