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语年代的光与影

[文 / 潘 毅 ]

原载：《开放时代》

　　我的梦想很近——自我改造，并寻找中国的新生力量，矢志不渝。然而，作为一个未能自我改造的读书人，越走近打工者的世界，越发觉自己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我不但没能成为打工者的一份子，反而被远远地抛了出去。

一、走过失语的年代

　　走过失语的年代，恐怕，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和稀泥的年代。在这个年代，就让大家学晓一种属于这个年代的欢笑。

　　和稀泥的时代走过了九十年代的沉郁和苦闷，开始变得有些不安，或不安份，有些不愿再沉默的，想发出一点儿声音，弱小而无力。没有历史的负担，却保留着一点儿想象，这本来为和稀泥的一代提供了希望，可惜，由于对历史想象的苍白乏力，而且又缺乏一点儿勇气和承担力，于是我们进入了一种既可笑又可怜的生活状态：要么有原则，没立场；要么有立场，没原则；要么既没原则又没立场，但却可以假装反叛，赢得掌声。不信，看看近年的新社会运动，便会领会一二。冒出来的角色多了，闹哄哄，既可左，又可右；既非左，又非右，立场原则皆可讨论，只要大家团结，心中有数，见步行步，和稀泥成了难已回避的时代结局。

　　和稀泥的一代也怀着一种半自恋的反叛精神，想反建制、反权力，同时却又对资本主义社会存着一种犬儒的宿命观，心里对社会改变没有把握、没有希望，也就更侈谈有社会改造的图像和改造社会的方案。坦率地说，和稀泥的一代当中，有不少人自以为比较明白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觉得做人最好实际些，要懂得惜身，反也要反得有分寸，这才是存活之道。

　　活在这个年代，我觉得有点轻，爱与恨，已不再属于这个既和稀泥却又斤斤计较的年代。当江氏邀稿，要我谈谈与中国女工的相遇和抗争经验。我心想，这个年头还有什么故事值得诉说？2007，回归十年，我交上的是一份白卷和一点儿属于这个和稀泥年代的清醒。

　　在这无梦而又众人欢笑的日子里，我开始想起了一些人和一些事……

二、火焰的熄灭

　　上大学的时候，八十年代刚要走完它轰轰烈烈的一刻。我有幸受益于一个思想开放、热情激荡的时代末。八十年代的中国，不知那来的一股劲儿、一点儿希望，大家对于走出一个未来的中国有着许许多多的憧憬和想象，经济改革、政治变迁、思想改造，无一不可以辩论，还记得人人手上都捧着一套《走向未来丛书》。中大国是学会搞的一个题为“黄河琅”的读书周，参与的大学生超过二百多人，要进入讨论小组，还必须面试。

　　中国往何处走？恰似是一代人共同探索的课题，思潮迭起，却又苦无答案，于是左手一本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右手一本刘小枫的《逍遥与拯救》，中国的前途便是个人的命运。

　　当时思想界的主流多少受一股带着欧洲启蒙色彩的现代主义影响，问题总是围绕着中国现代化的出路转来转去。可惜的是，吵闹之余，更加迫切需要面对的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呈现出的问题却被有意或无意地回避，所针对的尽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挫折。还记得当时著名学者金观涛搬来历史超稳定结构论来解释中国的长时期停滞落后。这对于承继左翼思潮的中大国是学人，自然大感不足，于是，当中有人抬出马克思和后马克思主义，有人搬来尼采的超人价值，有人苦思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困局，有人探索东欧的另类社会主义……

　　中国往何处走？应该有千千万万种可能性。当我还来不及消化那些思想，当我的脑袋还空洞洞的时候，一场悲剧的发生，却为此划上了休止符。从此，没有人再问：中国往何处走？前路失去了光，便只好常伴在黑暗之中。只有午夜梦回时候，偶尔还能听到中国往何处走的余音末了。

　　
三、历史不为个人的意志转移

　　九十年代是一个失语的年代，或是高压或是利益收编，导致了知识界一场或真或假的精神自我放逐之旅。那些走过场的名字，应该记得却又消失得有点快。思潮像潮水般退走，没有了吵闹，剩下一片难得的寂静。

　　奇怪的是：当思想界变得鸦雀无声，民间社会沉默无语的时候，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新的一幕正在紧锣密鼓地上演：一边厢，大搞特搞经济特区，沿海城市建完一个又一个，港资、台资、日资、韩资和美资引完再引，发展是硬道理；另一厢，将香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窗口城市，承诺让它五十年不变，大家担心，便献上一部基本法立下生死契。

　　1992年元旦刚过，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下考察，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为改革开放开路奠基。他明确表示“左”对于中国而言比“右”更可怕。“南巡”期间，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被写进中共党章，并且首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于是，“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总目标一锤定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无可争辩地进入了历史进程。

　　中国往何处走——还用问吗？当然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就这样，随伴着九十年代的主旋律——安定与繁荣，历史的草案就已拍板定好，一场真正超越生死的具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启航，谁生？谁死？已无关紧要。无论你喜欢不喜欢，历史不为个人的意志转移。

　　不愿当历史舞台上的玩偶，便选择了退出。在那段最后挣扎的岁月，我记忆里有《哈维尔选集》和它动人的中文版序言，它教会了大家人性与社会主义的挣扎，还有走向做一个真实的人的方向。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一切关于中国的讨论都销声匿迹了。

　　中国知识分子真的自我放逐了？
　　

四、火的特色

　　1991年5月，一场大火，一场工厂大火夺去了六十多名年轻女工的生命，沉痛之余，大家开始深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出现的问题。火，映现出体制内部的弊端，同时也暴露了原始资本主义为了资本累积而不惜牺牲一切的罪恶。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的相遇，的确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相当有特色的历史舞台，而且比什么都来得更有改造社会的力量。思想死了，市场便活跃起来。

　　中国知识分子没有真的被放逐，代替他们走上放逐之路的是一群尚未自觉阶级地位的打工者。九十年代初期，打工者一批接着一批地走出农村，涌入经济特区，正式地走上无产阶级化的道路。不幸的是，经济特区里的外资工厂却经常发生火灾，被困在车间和宿舍里无路可逃而被烧死烧伤的，是那些从农村外出的年轻打工者们。

　　已经忘记了是哪一天的黄昏，在广州一家医院的外科病房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一位躺在病榻上的女工。不到十八岁的她，全身烧焦，只剩下一张脸庞依然秀丽。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忘怀她安宁而又绝望的眼神。离开医院的一刻，泪水滚滚滑落，朦胧的视野中看到一轮西下的夕阳，那一份死寂陪伴了我整个九十年代。

　　第一次真正踏足中国农村是在九一年的夏天，为的是寻找烧伤工人以及遇难者家属的下落，对他们进行人道救援。我翻遍了家里的箱子，找到当年的记录，蜡黄的纸上留下了依稀的笔记，觉得珍贵，便全数留下：
　
　　1991年5月30日，广东省东莞石排镇兴业雨衣厂发生严重火灾，造成六十八人死亡、四十多人受伤的惨剧。兴业雨衣厂由内地厂商王 × × 以“三来一补”的形式和香港商家沈× ×合办而成。自从去年十月开厂以来，招请了一百二十多名工人，其中大部份是外省民工，特别是从农村出来的年轻妇女。工人全部睡在厂房里。工厂大门在半夜被牢牢锁上，厂房内部堆满了易燃的塑料原料。30日晚上二时多起火，工人逃生无门，活活被烧死或跳楼摔死。

　　由于厂里不少遇难工人来自湖北，1991年8月下旬，我与朋友共赴湖北省大悟县三条村进行实地考察。

　　（一）一对新婚夫妇

　　我们从湖北汉口乘坐长途公共汽车，经过四个小时颠簸终于到达大悟县，再租车经过一个多小时抵达汪洋村。汪洋村有一千多村民，分八个小组，小组实际上就是实行承包制前的生产小队。我们在村口四处打听，刚好碰上了两位遇难工人的表哥。由他带路，我们在崎岖的山路步行了二十多分钟到达遇难者张清波、喻爱虹夫妇的家——汪洋村第八小组。他们俩是新婚夫妇，刚刚办完喜事的家里，现在又接着办理丧事。进了张家，张母一听说我们是为了她这对死去的新人而来，立即放声痛哭，边哭边唤她儿媳的名字，哭声如怨歌，十分凄厉。张父说两人今年春节才刚结婚，新房的大床是新添置的，录音机也是新买的。我们看到屋里曾经张贴的大红喜字已经被撕掉，但仍然留下了一些新婚的痕迹：新婚夫妇的照片依然摆放在床头。据说喻爱虹原来并不打算这样早结婚，而是希望先多赚一点钱。后来经过家人多番催促才返乡成亲。一般来说，女方结婚后就不再工作。但是由于操办婚事用掉了四千多元，其中大部分还是东挪西借回来的，因此，春节一过，夫妻二人便共赴喻爱虹已经工作了两年有余的雨衣厂打工。喻爱虹罹难时怀着四个月的身孕，她本打算再过三个月便和丈夫一起回老家待产，然后就留在家里种田，不再外出打工。

　　张家共有七口人，1981年分土地后有三亩半地，除了在水田种稻外，还在山地种花生和小麦。1990年的稻谷收成是二千九百斤，上交政府一千一百斤。另外，由于张家种花生，因此按照政府规定还必须上交花生油，1990年张家上交了花生油六公斤；另外，1990年的上交提留每人需缴现金三十元（1991年升至四十元），张家一共上交了二百一十元。因此可以说，张家除了能够糊口之外，实在没有多大余力积蓄现金，四千多元的婚事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张家没有能力买牛，一头牛值一千二百元，相当于他们家一年的全部收入。因此，他们只能与另外四户人家共享一头牛。他们家养的两头猪，也在办喜事的时候卖去了一头。家里的十多只鸡，又因为村里发生鸡瘟，死剩下只有一只。现在，家里便只有这一头猪和一只鸡，陪伴着两位老人过活。

　　张清波在雨衣厂工作的工资不高，作为非熟手工人，他每个月工资只有一百八十元，喻爱虹则有三四百元。
　　张清波死时二十四岁，喻爱虹二十三岁。两个人的赔偿金加起来一共二万一千元，安葬费每人约二千元。张家另外将赔偿金分给喻家六千六百元。张母哭着说，他们再穷也不会使用这笔赔偿金，会心痛。这笔钱只会用于每年的悼念活动上。

　　张家现在只剩下一个儿子，二十岁。女儿已经结婚，也住在同一个村里。张父说如果安全，考虑到赚钱还是会让小儿子外出打工，不然哪有钱来成家。同村的人都知道外出打工情况严峻，到山西煤矿挖煤死去的也有，但是，他们别无选择。

　　（二）经历了一次轮回

　　走出张家，向左穿过一条小路，经过十多间破烂房子，我们到达了陈义宝的家。陈义宝出生于1974年，他1990年11月进厂的时候尚不足十六岁。乍见他，年轻的脸上仍充满了孩子气。他摔断了左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他说腿现在已经不疼了，可以在村里四处乱窜了。我们都笑了，在他家里，我们倒是享受到了一种有客从远方来的喜悦。

　　陈义宝说从四楼掉下来都摔不死，以后什么事都不用怕了。5月30日深夜，他刚入睡，突然听到女孩子的尖叫声，初时还以为是一群女孩子在闹着玩儿呢，后来又听到楼内房间一片混乱嘈杂，许多人争先恐后地往三楼跑，这时才察觉到一定出事儿了。跳下床来，定一定神，他心想可能是火警，打算找个人来问问，浓烟已经弥漫整个房间，张开口，差点呛了一下，于是往前走，心里也拿不定主意，摸到窗口，仿佛有一股莫名的求生力量叫他跳下去，没有丝毫的犹豫，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双脚着地的刹那，睁开眼睛，他说自己好像是经过了一次轮回，而他，仍然选择了做人。

　　陈义宝说起自己的经历时眉飞色舞，对当时的惊骇，对现场的惨状，似乎一点儿都不以为意。

　　陈义宝说他在兴业雨衣厂里并不是年纪最轻的，比他小一岁的还有两个人，他很关心他们的下落，但是却完全没有他们的消息。陈义宝在厂里的时候非常顽皮，经常和别人开玩笑，为此没少挨肥佬（本地老板王× × ）的责骂。他说厂里的男男女女都像是石头一样，平时动都不动，越干得久的，越死板。有时闷得发疯，真想到街上逛一逛，可最后还是把冲动压制住了。他从新年一直到五月起火那个夜晚，从来没有放过一天假，包括星期天。他说，工作时候不是闷得发疯，就是饿得肚子直打鼓。每天从早上七点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只有两顿饭，都是一些青菜加上点儿嚼不烂的硬猪皮，米饭多一点儿也不能添。他有一次向厨房要求添饭，被厨房主管（王老板的妈妈）骂了回来。陈义宝说他在厂里吃的比家里还要差。

　　陈义宝睡在四楼一间用纸板分隔开的小房子里，这房子共住了十一个人，设置就像监狱一般，一排睡床用几块木板连在一起，分上下两层，下面睡六个人，上面睡五个人。陈义宝说夏天的时候根本就没法睡得着，摄氏三十四度的高温，六个人挤在一起，一台风扇也没有。男工之间因此经常产生摩擦。

　　陈义宝每天睡六个小时，曾经有几次捱不住睡着了，被肥佬拿着棒子殴打。他说有时肝火太盛，想回拳，但最终还是忍住了。用焊机制作雨衣十分费神。春节过后，他被安排上帽，每一百件两元，平均每天能做六百件，有的时候做得快，一天能做到八百件。他说自己因为睡眠不足或者不小心，经常被焊机烫伤。伤得严重的时候让休息半天，通常是不准休息的。他每个月的工资扣除四十元的生活费之后，还能剩下三百多元。

　　1991年的春节，他给家里寄了二百元钱，由于赚的钱太少，他舍不得花上一百多元的路费回趟家。他说自己心里很想家，但是肥佬说回家的人必须被扣下五十元的押金，不回家的人则每天可以获得三块五的膳食补贴。于是心里一盘算，扣下五十元的押金，再加上一百多元的路费，倒不如将这笔钱寄回家。不过，他说肥佬后来不认账，没有支付三块五的膳食补贴，年假的吃用全部都是自己负担的。

　　春节过后，肥佬一直没有发工资，直至起火前三天，才发了三月份的工资。厂方的惯例是第一个月的工资推迟到第三个月的月底才发，因此3月份的工资在5月底才领到。5月30日起火的时候，肥佬共欠下工人两个月的工资，陈义宝的便有六百多元。

　　陈义宝被烧了二百元，还有去年才买的被单和衣服，现在只剩下一双一瘸一拐的腿。以后，每当我听到这首歌，便会想起他：

　　工伤（工伤者）

　　（原曲：小草）

　　没有呻吟，
　　没有喊叫，
　　我就这样受到了工伤。
　　有人叹息，
　　有人伤感，
　　你看工伤病友充满整个病房。
　　机器啊机器，
　　你别再发狂。
　　工友啊工友，
　　要注意安全。
　　手指啊脚趾，
　　你离开了我。
　　企业啊老板，
　　你要给我赔偿！

　　没有在大火中丧生的中国打工者们，注定要活下去，经历了一次生死轮回，他们开始获得阶级意识的自觉。陈义宝满面的欢笑，与那一双一瘸一拐的腿，为我们诉说着生存的希望及其与资本所主导的这个社会之间的必然冲突。试想，有谁会比这位不足十六岁的打工者更明白资本的本质、市场经济的含义以及他们的阶级地位？

　　（三）改革后的阳河村

　　翌日，我们来到高店乡阳河村第一组。这个小组座落在一个小盘谷上，人口共有二百多人。绕过几个山弯，踏过一条小桥，我们看到了一片水田和人家。这个组的土地显然比汪洋村差，水稻长得并不高，花生叶看起来也很干枯，其它农作物，如梨树和蔬菜，也相对较少。自从1981年分土地以来，他们的生活水准显然比文革时好得多了。1984—1985年是农民的蜜月期，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了，各种杂税尚未出现，肥料的价格也比较合理。但自1988年以来，农民的生活水准下降得厉害，通货膨胀，各种生活必需品和消费品都在涨价。农民觉得最不合理的是小孩子的学费，每个学期都要花上差不多二百多元，是文革时候的一百倍。

　　阳河村共有八个组，组与组之间相隔约有十五分钟的路程。组里的房屋排列得很整齐，一般是五、六间小屋排在一起。我们找不到村长或组长办公的地方。表面上看，农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疏离，但是从一些崭新的口号上，可以看到政府依然对农民存在着控制。在村屋的墙上，我们看到一些有趣的标语：“纳税、爱国”、“按时交提留，爱党爱人民”和“滥用土地，就是反人民”等等。从这些标语以及与村民的闲谈中，可以感觉到各种农业税的确是沉重的负担，往往有不少农户在年终时不能及时纳粮和缴现金。村长最头痛的就是要逐户上门催促交税，有时每星期上门三、四次，而用行政手段强迫交税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以往设立的很多项社会福利政府都已经不再负担，社会主义所强调的社会生活和群体参与都已变成了孤立的家庭生活和个人发展。

　　当日是农历七月十四，鬼节。村民正在进行祭祀活动，远在我们进入村口之前，哭泣声已由村里传来，回荡于整个山谷之中，因为火灾中丧生的工人来自阳河村第一组的就有三个人：喻宗喜，男，二十九岁；喻爱珍，二十一岁；喻爱虹，二十三岁。这个组共有八个人到东莞打工，全部都进了兴业雨衣厂。现在除死去的三个人外，由于严重伤残而留在广州红十字医院的有一人：熊小清，女，十九岁。其余四名生还者都回家了，他们分别为喻霞珍（喻爱珍之妹），女，十九岁；喻彩华，女，十九岁；张林，女，十八岁；喻新桥，男，二十一岁。

　　（四）两个生还的女孩

　　中国的打工者们走的便是这样的道路，而且有时是一去不复返。

　　两个生还者——喻霞珍和喻彩华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叙述：

　　1990年春节前，我们同组八个人一起到东莞找工作，每个人身上大约带了二百元钱，当天到达东莞后找到同乡陈义宝的姐姐，她带我们到她工作的厂里休息了一晚。第二天，从广告上看到雨衣厂招工，当时这间工厂叫做沙龙雨衣厂，一般工友称其为旧厂。这间厂到了1990年10月才由老板王× ×将旧厂拆开，另与香港商家合办新厂，叫做兴业雨衣厂。我们当时到工厂找工，面试我们的是广东老板，姓钟的，他当时并没有向我们要身份证查看，也没有与我们签订任何合同，只是问了我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以及从前是否在雨衣厂工作过。我们都不敢问工资到底怎么计算，他也只是马马虎虎地告诉我们这间厂的工资是多劳多得，谁干得快谁就多拿钱。由于我们都是生手，因此也就都默不作声地跟他到工厂车间试工。

　　第一个月我们平均工资才拿到二百多块，每天从早上七点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星期天也从不休息。有时候赶上赶货期，还要通宵达旦地工作。厂里有广东人、广西人、四川人、江西人及我们湖北人。其中要算我们湖北人工作最勤劳，最吃得苦，因为我们都是偏远山区来的，既不懂事又怕事，能找到一份工作已经感到很幸运。我们这一群人干得特别快，到第二个月已经能拿到三、四百元的工资。有时候觉得太辛苦了，不想再做，但是心想既然人家能做到，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就这样，也就坚持下来了。

　　我们在旧厂工作了四个月，到了1990年7月停货，停货期间（7月至9月）一直没有发过工资。肥佬（那个广东人老板王 × ×）还答应我们每天补贴三块五的生活费，可是后来一直都没有发工资和生活费。有一次我们找到肥佬家向他要钱回家，他推搪说快有货了，工资和生活费都要等到上班才发。8月初我们曾经联名写信到石排的劳动局，请求劳动局协助我们追讨四个月的工资，可是一直没有答复。后来听说是因为我们不是正式的合同工，因此不受任何劳动法例的保护。

　　10月，肥佬另建新厂。由于旧厂没有工资发，肥佬答应我们到了新厂不会再欠工资，于是，我们八个人便都跟着他进了新厂。由1990年10月到91年1月底，才发前三个月的工资。平时我们跟肥佬要钱，他有时会给三十或五十元，当然后来都在工资里扣除了。这些钱我们主要是用来买东西吃，由于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才吃两顿饭，饿了便想到街上买些豆腐和辣椒吃，我们在家乡都吃辣，到了广东以后吃得很淡，每日除了蔬菜和猪皮外，什么吃的都没有，因此特别想吃辣椒。

　　我们的工厂有两幢楼，矮的那幢有两层，都是生产车间，第一层放了十五部焊机，第二层放了十二部焊机和两部打钮机。高的那幢有四层，第一层是货仓和裁床，第二层全部是裁床，第三层是货仓和男工宿舍，第四层男女工宿舍。矮楼第一层工厂的十五部焊机是1991年4月新购置的，由于要买这些新机器，春节过后的工资一直没有发。平时管理这间厂的主要是广东老板肥佬，香港老板每隔一、两个月才来一次，不过有一个来自香港的会计刘×经常会代表香港老板来厂里，有时候会逗留一个星期以上才走。他5月中来的时候，我们去找他理论为什么不发工资。他当时告诉我们，由于公司需要钱扩建厂房和购买新机器，推迟了一点儿，但是很快就会有工资发。他还指着车间里十多台新装上的电风扇说，这些设备都需要钱，公司哪来那么多钱。

　　工厂里的电风扇是今年四月份才装上去的，以前连一把风扇也没有，车间空气非常混浊，焊塑料的时候经常发出又臭又酸的气味，有时候受不了了，就跑到厕所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记得有一批枣红色的塑料，发出的臭味特别难闻，车间里许多工友都感到头痛。我们向指导员请假去看医生，老板也不管。厂里有三个指导员，工厂第一层有一个，女的，是广东人，她月薪大约六百多元；第二层有一男一女，女的是广东人，月薪大约五百元；男的是广西人，月薪有四百多元。

　　喻彩华在厂里所做的工序是上领，工钱是记件的，每一百件是一块八，每天能做一千至一千五百件左右，要看精神而定。有时候过于疲劳，手脚就慢。工资最高的那个月，拿到了六百多块钱。

　　喻霞珍的工序是上袖，也是每一百件一块八，大约每天能做一千件，平均工资是四百元。我们的工钱并不固定，老板见我们做快了，便会降工价，例如上帽子，前个月还是一块五，5月份就降到了一块二。

　　我们睡的地方一直都没有风扇，九十多人睡在一层里，空气跟车间里没什么两样儿。4月份，天气开始热起来的时候，有不少男工忍受不了了，就跑到天台去睡觉，而我们女孩子只能窝在房间里面。晚上下了班，虽然很想到街上舒展一下筋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是工厂大门一过十二点半便上锁，所以根本没法走出去街上散散步。

　　5月30日晚上两点钟起火，我们无法从工厂大门逃出来，全部都从三、四楼往下跳，不是死，就是伤。喻霞珍从三楼跳下，她姐姐没有跳下，所以被活活烧死；喻彩华也是从三楼跳下，张林则从四楼跳下，我们都伤了臀部和脚部，张林还多烧伤了一只手。后来我们又听说一个名叫张云的广东男孩子烧死在一楼的电源总开关处。

　　与其说这场大火要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留下烙印，倒不如说，它决意要烧毁一种属于九十年代特有的创伤和死寂。

五、谁的呼唤

　　已经忘记九十年代是如何走过去的了，在无数绝望的日子里，大家都渴望着光，追逐着一点点光影，希望能为这些打工者们照亮他们冰冷黑漆的生命隧道。

　　走出农村，我有了对于九十年代更多的问号，以及一个崭新的渴望——进入工厂，走进打工者的内心世界，走进他们的生命，共同寻找那些创伤背后的希望之光。于是，1995年春天，我进入了深圳的一家电子厂，与五百多名打工者相遇，一起工作，一起生活。无数关于他们的故事填满了我曾经空白无梦的日子，他们的欢笑与泪水让我懂得：对时代的无力感是对生命的无知和否定。

　　工厂不是时代的囚室，也不是农民工逃脱苦难与贫穷命运的避难所。它是资本的怪胎，既能够夺去工人的生命，也能够供给农民工唯一的求生希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为大家提供的是现代化梦想的试金石。从九十年代起，几乎每一个年轻的农民，不管他/她来自何处，都是一个潜在的工厂工人。在工厂的宿舍里，工人既埋怨血汗工厂，又懂得自我作乐，更晓得挖苦资本的无情，同时又渴望着能够改变自已的命运。

　　宿舍里一位女工的夜半尖叫，使我彻夜难眠，内疚不已，同时也由心底里萌生出一份敬意和感激：它终于对一个缺乏想象力而又失去思想的年代做出了最直接的控诉！

　　我的梦想很近——自我改造，并寻找中国的新生力量，矢志不渝。
　　然而，作为一个未能自我改造的读书人，越走近打工者的世界，越发觉自己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我不但没能成为打工者的一分子，反而被远远地抛了出去。许多年后，依然不能忘记一位女工和我说的话：“你的世界不属于这里，留在工厂受苦没有必要，还是早一点儿回家吧。”

　　没有回家，也没有能够成为打工者的一分子，但我知道我与他们的命运已经耦合在一起。我想让打工者们明白，我与他们一样，是时代的过客，四处漂泊在社会的边缘，同样无家可归。

　　翻开九十年代中后期搞的一本打工者读物，看到了一位名叫章兵兵的女工写下的一首诗和一篇短文：

　　路在哪里（章兵兵）

　　天，是蓝色的，

　　太阳，是炽热的，

　　人群，是忙碌的，

　　唯有我，是心事重重的；

　　看着，来去匆匆的人们，

　　我的心，在滴血，

　　就像一只迷途的小羊羔，

　　不知道该怎么走、该怎么走！

　　在深圳这个大都市里，

　　难道真的没有属于我的那片绿荫……

　　路在哪里？
　　
　　无奈的漂泊（章兵兵）

　　看着路上稀稀疏疏地几个人来回走过，我心里有一说不出的酸楚，突然好想回家。可是，回家能解决问题吗？

　　我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脑子里一塌糊涂，我该怎么办？服装厂我是不想进了。可是，除了进服装厂，我又有甚么选择呢？先别说口袋里的钱一天比一天少，连今天晚上住宿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回看，遇到这样的一个“黑厂”，我又能如何呢？入厂时，我交了二十元厂牌，但厂牌一直都没办到。一日，上午我和同事提前下班，宿舍门卫说：“没有请假条不能回宿舍。”由于我们受不了车间的环境，下午不想去上班。我们便去找厂长开放行条。过五关、斩六将，放行条下来已经下午三时多了。

　　最后，我辞工了。收拾行李时，宿舍门卫催促了好几次。本来，工人在辞工之后，一般是可以住宿三天的，可这个厂非要工人立刻搬走不可。我想找个车行搬行李嘛，可是，我找了一个晚上，都没一个可以帮忙的。已经十一时了……

　　一个人走在路上，我感到好无助。任凭雨水去敲打，心都碎了。泪水不知甚么时候就开始亲吻我的脸庞。为甚么倒霉的事全都聚在一天发生了？我的心里很烦，总是在宿舍一百多米之内来来回回。

　　那一幕，刚好被住在路边宿舍里的小姨看见了。她正在刷牙。“你先在能避雨的地方站一下，我马上下来。”后来，她问：“现在甚么时间了？”我回答说：“十二时正。”宿舍在晚上十二时关门。我想，是不是刚才自己太狼狈呢？我也知道该找一个厂了，可是，我不能保证自己的身体还能承受那超负荷的工作。我怕。我彻底绝望了。

　　想起在车间里一天到晚像机器一样地工作，我就心寒，累死累活，每天凌晨一时才下班，头昏眼花，腿也打颤。等到月底发工资，就因长得不那么漂亮而少得一点，是那么的不公平，让人伤心，这样做还有甚么意思呢？

　　夜，已深了。黎明之后又是一个灿烂的艳阳天。我，应该怎办？明天，我该怎么办？我还会徘徊在那一百多米的路边吗？

　　打工者问：应该怎么办？明天，我该怎么办？既然有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便会有同样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化。一个只要劳动力，而不要劳动者的社会，能为这群打工者提供怎样的答案？面对剥削、歧视和冷漠，城市对于他们来说，是永远的异乡。

　　大家都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不愿意就这样离去的，决意成立一个属于自已的组织——女工关怀。1996年5月刚成立的时候，它的名字叫做女性联网，对于这群四处漂泊的打工者来说，通过一个女工网络把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姐妹们联系起来，打破族群和地域的局限，建构打工姐妹的主体性，这，就是当时大家的想象。女性联网的第一批核心义工是来自我曾经工作过的流星电子厂的十二名女工。在抽屉里找出她们当年填写的中心义工登记表，感慨万千：

　　付 × 妹 20岁 未婚 初中 流星电子厂 组长
　　黄 × 玲 21岁 未婚 初中 流星电子厂 普工
　　刘 × 国 18岁 未婚 初中 流星电子厂 普工
　　苏 × 凤 22岁 未婚 初中 流星电子厂 普工
　　李 × 花 20岁 未婚 初中 流星电子厂 普工
　　李 × 英 21岁 未婚 初中 流星电子厂 普工
　　林 × 娇 20岁 未婚 初中 流星电子厂 QC
　　米 × 群 23岁 未婚 初中 流星电子厂 QC
　　黄 × 莲 23岁 未婚 初中 流星电子厂 修理
　　黄 × 容 24岁 未婚 初中 流星电子厂 修理
　　高 × 瑞 24岁 未婚 初中 流星电子厂 管理
　　罗 × 24岁 未婚 高中 流星电子厂 文员
　　
　　看着这十二个名字，回忆又上心头。曾经有多少个夜晚，在加班加点之后，与她们在宿舍里谈论成立女工关怀的设想。在城市里经常受骗的她们，虽然内心渴望着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可是又担心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环境里，如何能使其它工人也相信这个属于打工者的组织。已经想不起当时如何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下，开始进一步讨论女工关怀的使命：推动劳动权益、提高女性意识、推广职业健康和实践女工自主。当时大家的想法并没有奢望能建立一个实体的女工中心，资本的垄断和公民社会的阙如，能够有一个无根者的网络就已经很不错。

　　或许是命定，1996年的春天，当我们走遍了广东省和深圳市各政府部门都求助无果的时候，南山区工会内部的一位热心人士出现了。在她的帮助下，我们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了第一个女工中心。中心于同年5月1日开幕，南山区的工会主席以及其它一些干部都参加了开幕仪式。当天的热闹情景，至今不能忘怀。自此之后的每一个晚上，中心都挤满了来自附近工业区的打工者们。

　　中心经常举办劳动权益、女性健康、职业安全、性知识等教育讲座，目标是增强女工自我保护及维权意识。同时又将女工网络由中心延伸到工业区的宿舍之内。宿舍联络员成为中心和女工沟通的重要桥梁，发挥互助互爱精神，团结一起。中心凭借的是灵活而具创意的手法，透过义工小组活动、文娱康体节目、读书组、手工艺班、白话和英文学习班、诗画创作、电影分享会、摄影会、戏剧组等方式，使女工们能够畅所欲言，表达心声，反思“打工妹”的集体身份，寻找女性主体。

　　受尽歧视的打工者，终于在这个城市的一隅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家。一位名叫毛翔的女工在中心出版的一本名为《姐妹密语》的读物上留下这样一段话：

　　今年年初，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地方——女职工服务中心。不久我就成为了本中心的一名会员，时间不多却是感慨万千，我走进中心，就像到了自已的家，这里的人都像是自己的亲人，这里的一切都像是有自己一份，温暖、快乐……

　　另一位女工杨璇，在同一本读物中为中心的会员阿红写下了她的抗争史：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杨璇）

　　阿红在某厂已经做了四年了，最近却由于一件事令她几乎没了工作。

　　母亲从四川老家来看望阿红。几年没见母亲了，阿红马上向上级请两天假陪伴母亲。由于厂方规定凡请假四个小时以上的都要经主管批准，她就先请拉长批准，后请车间主管批准。

　　车间主管没问请假理由就表示不批，而且把阿红的请假条拿走。她没法子，只好向拉长请假四个小时，即当天晚上不加班。经拉长批准后，她很开心的去陪母亲。母亲刚从家里来，坐了两天的车，只休息一天就要离开，阿红实在舍不得。第二天早上，她又向拉长请半天假送母亲上车。送完母亲，下午她照常上班，但发现自己的工卡不见了。她问保安，保安说工卡给主管拿走了。她就想先上班，等下班后再向主管要回。晚上下班时，她向主管拿工卡时，主管叫她找拉长拿工卡。其后，拉长和她一起去找主管。那时候，主管才表示她请假未经批准，要当旷工处理。何理之有？

　　翌日早晨，阿红照常上班，发现自己的工卡果然被打了旷工，于是就去找主管评理。主管不但不理睬，还将她的工卡丢在地上。她一时气急就与主管顶嘴，主管一气就把她开除了。

　　当时阿红也没有办法，只能自认倒霉，重新找工作。在找工作的期间，她找了一些书看，发现自己的权益被侵害了，于是她拿起了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首先，阿红写了一封投诉信，准备寄到劳动局。但考虑到自己去投诉可能会连累身边的人，最后她把信件交到厂部经理，看厂方如何处理。如果厂方不管，她就会亲自到劳动局投诉。厂方看到信件后，马上通知她去上班。但她还是不放心，经过与朋友商量后，她找经理谈判，并提出三个条件。一、不要到原来的部门，以免被主管报复；二、补回被扣的工资；三、以后不要再为难她，不能以任何借口炒掉她。

　　厂方响应后，阿红终于继续上班。这次的经历也令她由软弱变得坚强。　　

　　女性联网能够坚持下来，除了一群热心地付出时间当中心义工的女工，以及一两位不畏艰难的前线组织者之外，与几位香港社工亦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她们的参与使女性联网能够一步一步坚定地走了下去，没有她们，或许女性联网早已经退出历史。

　　光出现，又幻灭。九十年代末，我从伦敦回港，多年的战友已经疏离，望着蓝黑色天空里盛放的烟花，仿佛一颗颗子弹，在我胸口爆炸开花。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一颗心在失语年代里割裂的痛楚。

　　
六、世纪希望

　　光又重现。2000年的夏天，又一批热心而真诚的社区组织者出现在我身边。她们清楚自己的身份与工人不同，并试图寻找相互改造的可能。她们给我的第一个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如何与工人的生命扣连。我内心觉得有点讽刺，却也被她们的真诚打动——早已被知识分子这一身份折磨多年的我，一直在逃避着这个身份所带来的沉重负荷，她们的问题，虽然没有使我在一个无法逃脱的知识分子身份里反省，却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在她们的努力下，女性联网又多了一个口述历史的项目和一个合作社。

　　经过数年的共同努力，女性联网已经形成了一个女工网络，在工厂宿舍组织女工学习，建立了女工图书馆、女工互助组和权益关注组。2000年又进一步在深圳的三个工业镇展开了妇健快车服务项目，以开拓更加广阔的女工网络。2000年8月的《姊妹蜜语》中有这样一段告示：

　　妇健快车在珠江三角洲工业区服务已有四个多月，接触的女工超过一万二千人次。我们除了派发有关妇女，劳动卫生与权益的资料外，还为姐妹们进行简单的身体检查。更有不少姐妹光顾车上的小型图书馆。

　　为了让姐妹们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会自八月份开始为每个姐妹准备一张个人健康纪录卡。

　　虽然快车提供多个服务项目，但我们知道这还未能切合姐妹们的需求，所以希望大家能对我们的服务多提意见，以提高快车的服务素质。

　　妇健快车由于人手有限，希望在工业区内招募一批义工宣传队伍，这样义工姐妹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可以锻炼自己，只要抽出一点时间，就可给别人献出一份爱心，若您有兴趣参加，请与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

　　另外，更希望您把自己的打工经历写出来，投稿于《姊妹蜜语》，让其它姐妹一起分享！

　　2001年，一群女工开始用口述历史的方式，来诉说她们的生存处境，找寻她们的自我身份认同。

　　自说自话的故事尚未停歇，不愿聚了又散的命运使她们又开始思索——如何能够独立生存？如何能够逃离血汗工厂并且无须回老家依赖男性生活？香港、台湾以及日本等地的合作社经验使女工们纷纷雀跃起来，热热闹闹地讨论了大半年之后，五个女工联手于2002年8月成立了女工消费合作社。

　　作为一个尝试，大家都希望能借此为流动性极高的外来女工群体找到一条出路。在对中心多年来组织外来女工的经验和困境进行总结的时候，一名女工组织者说：“我们虽然培养了一群女工，但她们往往到最后还是打工几年后就回家，经济地位没法提高，依然无法摆脱传统妇女的命运。”

　　在全球或地方资本的运作逻辑之下，农民工的身份、地位及其对生活的期望好像宿命一般，注定无法亦无力做出反抗。成立女工合作社，目的就是以女工集体为基础发展其自我生存的能力，同时以集体力量来面对日常生活并巩固女工网络；透过另类的经济生活，使女性学会自我组织、学习“当家作主”的精神，最终建立起女工的主体性。这，就是在女工中建立合作社的意义。

　　共同讨论，一起思索，有憧憬，不言败，女工合作社成员为自己定下的奋斗目标是：

　　1、透过另类的消费模式建立女工合作社，令女工以集体方式去面对就业和生活处境，减少孤立的个人在劳动市场受到的资本剥削。

　　2、透过消费合作社的实践，在女工之间建立经济自主的能力，试验工人的集体参与、民主管理及风险承担的经济实体。

　　3、在女工合作社的实践过程中，建立“合作经济互助网络”，创造互助空间，促进女工团结，并培养对资本和国家政策的批评意识。

　　可能是因为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合作社的成员比想象中更加积极地投入。2003年3月8日是属于她们的日子，在南山区一个工业村租下的一个铺位里，她们迎来了女工合作商店的正式开幕。

七、路在何方？
　　
　　大家可以骄傲的日子并不长。夜幕下，凭栏处，留下的只有一排排的街灯倒下的光影。

　　当女工合作社还来不及消化掉她分娩的痛苦的时候，当她还来不及给自己慢慢成长的机会，我们却又不断受到珠江三角洲频发的工伤和死亡事件的冲击。前线的组织者告诉我，又一场悲剧发生了，一位十八岁的女工，因为无法承受职业中毒所造成的终身伤残的痛苦而自杀身亡，中心的读物上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花祭（日月）

　　2003年11月2日凌晨5时，一位十八岁在广东打工的少女，因职业中毒在广州一家职业病医院跳楼自杀。花样年华，就那样匆匆走完人生的路。第二天，又有一位同样只有十八岁、患上了职业病的少女，苯中毒，病情十分严重，在同一家医院医治无效，悄悄的离开这个世界。…

　　窗外的玫瑰，
　　昨夜无声的在残风中凋落，
　　一朵刚刚开放的玫瑰。
　　一道美丽的风景，
　　从此消失。
　　为了得到阳光普照，
　　为了吸吮雨露，
　　为了开放得更加灿烂，
　　在残风中，
　　尽力舒展枝叶。
　　是生命太脆弱，
　　它承受不了大风大雨；
　　是生命太幼稚，
　　它承受不了残酷的现实。

　　窗外的玫瑰，
　　昨夜无声的在残风中凋落，
　　一朵刚刚开放的玫瑰。
　　今日的朝阳，
　　依旧从东方升起。
　　风儿依旧在空中飘荡，
　　阳光感受不到玫瑰的凋落，
　　风儿不了解玫瑰的夭亡。
　　淡漠与冷酷，
　　奚落与嘲讽，
　　是他们的面孔。

　　窗外的玫瑰，
　　昨夜无声的在残风中凋落，
　　一朵刚刚开放的玫瑰。
　　还没有来得及享受阳光的温暖，
　　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春风的抚摸，
　　被一双无情的手折去，
　　凋落的残花还躺在泥土。
　　它的余香未散，
　　它的花容犹在，
　　或许还有一位多情的男孩，
　　等待这枝玫瑰献给他心爱的新娘。
　　窗外的玫瑰，
　　昨夜无声的在残风中凋落，
　　一朵刚刚开放的玫瑰。

　　内心的痛楚无法抑制。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经年累月的不休不眠，珠江三角洲每年还是少不了十万个工伤个案。于是，一股悲愤的情绪使我开始怀疑中心与合作社的方向——以社区为本的维权服务以及合作经济是否能够应对日复一日不断出现的工伤事件？　

　　有什么力量能更加有效地改变世界工厂的运作？

　　如何能够更加有力地赋权于打工者？

　　没有路，却急于寻找路，使我没能更好地理解现实空间的局限，没能更加用心去体谅前线组织者们的执着和坚持。即使这样，她们还是默默地坚持着，直至2004年底。

　　2004年，女工关怀走过了她八年中最光辉的岁月。11月，女工中心和职安健服务中心在深圳宝安七十一区开幕，区共青团、义工联和卫生局的干部参加了剪彩仪式，出席的嘉宾包括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深圳大学的多位教授以及内地多个妇女团体和工人团体的负责人。当天，女工中心义工精彩的歌舞表演，吸引了四百多名工人的参与。晚上，几十名工人包围着歌手，不愿离去，曲终人不散。

　　乍见的光彩，并不存在扎实的根基；虽然不乏广泛的社会支持，但当面对颜色革命的恐惧症出现，公民社会的发展只能中途夭折。

　　至今，女工关怀已经坚持了十年的岁月，道路似乎一年比一年难走：

　　女工合作社倒下了；

　　女工书店还没开张便已关闭；

　　女工中心的命运像打工者一样颠沛流离……

　　路在何方？

　　对于那些已经离开的战友，心中依然歉疚未减；而那些依然坚持在前线的组织者们，让我满怀敬意，使我坚信，路，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