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全球经济危机中的中国抉择
全球经济危机中的中国抉择
梅新育
全球实体经济遭受较大冲击！——虽然资本项目管制和对五花八门金融衍生工具的审慎态度使得中国成为不少人眼中远离次贷危机海啸的世外桃源，毕竟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已是全球大国中最高，不能不对危机冲击多作几分准备。虽然未曾公开明确声明，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重心已经悄然转向“保增长”，周小川26日向全国人大报告金融宏观调控情况时作出如此判断，不过是再一次表明了中国决策层应战全球危机的决心而已。既然如此，中国当如何作为？
与1997—1998年宏观政策急剧转向时期相比，我们今天面临的外部冲击更大，但我们国内的状况比当时好，财政收入充裕，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结构大幅度改善，此前持续的强硬反通胀政策也为今日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没有类似日本零利率陷阱那样的尴尬。
为了保增长，我们目前可以优先采取的应当是财政政策，因为尽管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崩盘已经显著减轻了我国的外部通货膨胀压力，但各国救市所注入的资金动辄数千亿、上万亿，更不用说普遍的大幅度降息和降低准备率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蕴藏着通货膨胀强力反弹的风险，何况我们目前的一些政策取向（如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内需等）有可能产生成本推动通货膨胀压力。不仅如此，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泡沫并未得到充分释放，房地产救市政策有可能重蹈此前几年格林斯潘过度放松货币政策引爆今日次贷危机的覆辙，并进一步加深我国社会的裂痕，我们对此不可不察。在短时间内连续两次放松货币政策之后，我国不宜过度急于进一步地过大幅度地放松货币政策。
在财政政策方面，投资、减税两项手段都可选择，财政投资的目标不仅包括基础设施，也应包括先进制造业，特别是能带动、支持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性项目。至于减税手段，应当在投资之后。而且，鉴于我国财税优惠泛滥，导致税基缩小，权势集团受益良多，却加重了普通居民和企业的税负，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失衡，进而降低了社会消费率，且财税优惠认定和赋予过程也有孳生腐败之虞，为了保证财政稳健，并促进税负公平，大面积减税必须以清理财税优惠为先决条件。
任何危机、动荡时期的标志之一都是资本流动波动剧烈。这场发端于美国的危机如果程度较轻，资本将逃离美元；但随着这场危机蔓延、恶化成为全球性的大危机，其它所有主要货币区都陷入困境，因为有美国的政治、军事霸权支持背景，美元反而会成为资本流动的安全港。在这样的背景下，假如我国经济稳定表现不佳，市场参与者们信心动摇，加之部分在危机中损失严重的西方投资者需要抽回资金救母国总部之急，我们可能面临沉重的资本外逃压力。但如果我们经济稳定性表现良好，那么，将有大量资本视我国为动荡中的避风港而竞相流入。对这两种风险，我们都必须准备好应对之策。
区域经贸集团思潮在动荡时期特别容易流行。在次贷危机已经发展成为1930年代以来全世界最严重经济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为了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以及借机削弱西方霸权，提升自己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我们需要降低对美欧市场的过度依赖，同时需要逐步调整、转换自己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更多地发挥商品吸纳中心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商品制造和出口者，特别是要在本国周边区域加快这种转变，次贷危机应当成为东亚区域一体化提速的契机。就战略方向而言，这些策略是正确的，但我们必须意识到，作为一个大国，无论是为了扩大外部市场，还是为了寻求外部资源、资本、技术来源，我国客观上都需要充分利用整个世界市场。而且，一个经济技术尚未跻身全世界最先进行列的国家要组织以本国为核心的封闭性经贸集团，结果必然失败，所以，上述策略在实施中必须适度，不能走到相反的极端，以至于重蹈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覆辙。
经济危机之所以可怕，还因为它可能转化为社会危机，乃至全面的政治危机。对此，我们需要努力消除国内社会不公，防止利益集团在反危机过程中浑水摸鱼，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从根本上降低社会危机风险的几率。同时，我们还需要关注其它国家、特别是某些新兴市场经济金融危机向社会领域蔓延的风险，防止海外华侨、华人沦为替罪羊。有海水处即有华人，我们不能忘记在海外还有8000万华人，他们同样是炎黄子孙，与我们血脉相连。
在应对危机冲击时，我们还需要看到，由于这场危机中心位于目前把持世界经济政治霸权的美欧，而中国相对境况较好，危机虽然会给我国外向型经济带来一定冲击，但同时也是百年难遇的机遇。如能充分利用这个机遇，我国可望显著提升自己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为此而承担一定的压力、付出一定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天下兴亡多少事，留与后人无限感慨。无论古今中外，危机从来就是重新洗牌的契机，弱者难以经受冲击而沉沦，强者应时崛起；我们在危机中究竟是显示出强者的意志和行动能力，还是暴露出怯弱无能，徒然留下异日的无尽哀叹，取决于我们自己。
（2008.10.27，仅代表个人意见）
毫无疑问，陷入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内经济运行和政策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韩国企业负债率过高，且企业大量借用外币债务，以至于自己在外币汇率上升之际脆弱不堪；印度自从1947年独立以来一直面临持续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近几年的国内经济快速增长反而因为促进进口而加剧了贸易逆差问题；许多新兴市场高度依赖外部融资；众多新兴市场国内资产市场（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前几年过热，银行信贷大量投入，银行信贷投入与房价形成相互促进、螺旋上升的循环，特别是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其私人信贷对GDP比率在2002~2006年间每年分别增长8个、11个和13个百分点，房价年均分别上涨20%、35%和40%，这种金钱游戏最终破灭只是时间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世界经济全局冷却，资本回流，他们陷入危机也就是必然的了。
具体而言，除了某些国家国内资产市场难以为继而自行破裂，以及贸易传染渠道之外，危机从发达国家传染新兴市场主要途径如下：
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减少对新兴市场子公司的融资，特别是对外部失衡严重国家的融资，导致其信贷紧缩。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在危机冲击下开展“瘦身运动”自救，缩减资产负债规模，使得机构投资者投资融资减少，甚至需要变卖海外资产救援母国总部，这样就提高了不少国家的美元融资成本，并在一些新兴市场产生金融压力。韩国、印度证券市场开放度甚高，外资占比较高，受外资回流打击较为突出。某些新兴市场金融机构卷入次贷资产而受损，如果损失规模较大，那么将动摇该国整个金融体系。
就根本而言，新兴市场的危机也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公正。资本向全球扩张、金融全球化的利益在中心资本母国和非中心受资国之间分配不平衡，中心资本母国通过大规模的游资输出向非中心受资国转移金融泡沫，自己则相应输入实物资本，使得中心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与外缘国家的通货膨胀几乎成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汇率的高度波动性进一步加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
由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公司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通常是净借入者，汇率的高度波动性使得他们暴露在巨大的汇率风险之下，汇率变动直接冲击着他们的借款能力，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得不付出高昂的机会成本来维持庞大的外汇储备。“外缘”受资国支付较高收益率吸收得来的游资，其中大部分又以低收益证券（主要是美国政府债券）形式回流“中心”国家，从而承担了这一回流过程中的利差损失；而且这种回流过程还有自我强化的作用，进一步加大了“外缘”受资国经济的波动性。
不仅如此，流入新兴市场的资本以储备资产形式回流发达国家，还开辟了一条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相互作用的通道，加剧了新兴市场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假如成熟市场的动荡导致利率下降，资本为追逐高利率而流入新兴市场，但结果是70%以上又重新投入成熟市场，对成熟市场的利率施加了进一步下降的压力，导致成熟市场资本进一步流向新兴市场，如此循环不已。相反，一旦新兴市场资本流动逆转，其中央银行开始出售储备资产中的债券，就会对成熟市场利率施加向上的压力，从而加速新兴市场资本外流。
汇率的高度波动性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金融市场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因为汇率经常性的波动使居民所持有的本币标记的金融资产价值同样处于高度波动之中，这就会刺激居民改而持有外币标记金融资产。当外币资产与本币资产处于可替代的竞争状态时，本币标记的国内金融市场就会萎缩。匈牙利就是如此，该国今年向家庭提供的新贷款近90%以欧元、瑞士法郎等外币计价，一旦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提升外币汇率，匈牙利几乎所有家庭的债务负担都将大幅度加重。
在一个主要货币之间实行浮动汇率的世界上，为了给本币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名义锚”，发展中国家通常采取钉住汇率制度。钉住单一货币的国家其货币汇率更多地受到被钉住货币国家对外收支状况的影响，而不是受本国或国际收支需求的影响。通常认为选择钉住货币篮子是上述问题的解决之道，然而这种办法在管理上相对不便，当贸易和外汇交易中以某一货币为主时尤其如此。汇率的高度波动性还使发展中国家在管理外汇储备时陷入这样一个两难境地：由于发展中国家与某一个发达国家的贸易、投资往来往往占其对外交易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通常需要持有较多的这个国家的货币，以便随时动用，但这样做又与外汇储备多元化以分散风险的要求相悖。
在这个动荡的市场上，占据霸主地位的美国享有格外的优势：假如发源于该国的危机程度较轻，那么市场参与者们将逃离美元资产；然而，如果危机极为严重，以至于将全世界都拖下水，那么，市场参与者们将追逐美元资产。去年次贷危机初起之时，直至今年第一季度，“亚洲投机”资金持续流入人民币、印度卢比等亚洲货币，投机者们预期这些货币对美元升值，意在牟取汇兑收益，甚至将新兴市场视为逃避成熟市场动荡的安全港；现在，情况已经逆转。这种特点，实际上是对这个霸主道德风险的奖励。
危机较弱之时，大宗商品价格仍然坚挺，甚至会受到额外的支持，因为投机资金从股市、房地产市场转入商品市场，这对于大宗商品出口国是一种支持，也增强了他们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能力。然而，危机加剧终于打击了大宗商品价格，大宗商品出口国自顾不暇，这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将是又一重打击。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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