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中国经济的若干重大问题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今年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30周年，期间GDP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贫困状况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同时，新问题开始出现，如贫富差距在扩大，环境也在逐渐恶化，因此，中国需要调整自身的经济社会政策以适应正在变化的全球环境，并使中国业已取得的成绩得以继续。这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把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分布的格局调整到健康的平衡状态
    市场能自我调节，而且在政府不干预时表现最佳，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祷告中念念不休的一部分唱词。一些特殊利益集体、尤其是金融市场上的那些人所鼓吹的这种观点，并没有经济理论和历史经验的支撑，却被广泛接受，竟成了全球化议程的重要基础。
    最近美国金融系统出现的问题证实了这种观点是如何的荒谬，为此付出的代价有多么大。这突出地说明了监管体制在结构上出现的问题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以及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监管结构来处理复杂的现代金融创新有多么艰难，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问题不仅带来经济后果，还造成了社会政治问题，以至于两百多万美国人可能因此而流离失所。
    对于正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教训是很明显的。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它应该警惕这些新的风险，因此，保持一个强有力的、充分设计好的监管框架是非常必要的。这个框架不仅仅适用于金融市场，美国已经意识到应该建立一个“金融产品安全委员会”；而最近中国的情况表明，对产品安全、环境和工作场所等领域更加迫切需要强有力的监管。
    （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造成的政治和社会后果，不仅是困扰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的难题。在所有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国家中，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做得最成功，当然同时他们也拥有最高的赋税率和生活水平
    正如之前提到的，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政府一方面要建立有针对性的监管框架，另一方面也要建立相应的财政支出框架。政府用于社会的经费如教育、卫生和经济安全等的支出，应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在早期发展阶段，集中力量推动经济增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当前这个阶段，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支出也需要得到重视。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2007年度取得了大幅增长并伴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这也为政府向这些以前被忽视的领域加大支出提供了机遇。
    每项经济政策的分配效应在政策制定伊始都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几年前在人民币的升值问题上，我曾经提醒它将对农村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很可能使农民本来就很低的生活水平雪上加霜。然而随着当前世界食品价格的上涨，我们又需要重新考虑人民币升值的分配效应。比如，当前经济的忧虑主要来自日益上涨的食品价格对城市工人造成的生活压力和更大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当前人民币升值幅度的决策考虑，应有助于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抑制通胀、同时能够减轻城市工人的生活负担。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和下文将提到的碳税增收，可能是重构中国经济最有效的工具。它们将使中国摆脱对出口及其制造业的过度依赖，并有助于缓解西方国家对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保护情绪。
    （三）近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寻求与环境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一年比一年深刻，包括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关注。明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成为众矢之的。
    中国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中国已经提出要征收环境税，包括碳税。这样做了之后，中国就可以给世界树立榜样，同时给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更大的压力使之效仿。因为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中有些是碳含量密集的商品，征收环境税将尤其有助于减轻中国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同时，征收碳税能避免目前某些地区正在讨论的调整边境碳排放量的要求，当然如果调整边境碳排放量的措施得到采纳，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种压力。
    这些新增加的税收可以用来满足中国的其他需求，不仅包括第二条中提到的社会支出，还包括了对基础设施尤其是“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即建设更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和更适宜居住并环境友好的城市再设计。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这些决策对今后几十年的影响，也极大地凸显了这些措施的重要性。
    此外，中国的投资也需要再定位，包括对创新的投入，创新要向资源节约方向发展，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只顾劳动力的节约。这正是更广泛的配套向“新的增长方式”转变的一部分。西方国家的生产和消费的模式已经不可维持了，如果这些新兴国家还要坚持和西方一样的发展模式，这个星球的未来将处于危难中。如果现在能够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占得先机，对于未来几十年必然出现的新的主要科技和产品，中国将获得竞争优势。对这个问题，没有别的选择，它是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里保持经济强健、持续增长的唯一道路。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第9期《马克思主义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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