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吴敬琏先生又抛出“重搭改革班子”的建议，张维迎喊话要求中央组建“改革委”，说是要以此推动中国进行新一轮大改革，并且他们还再次重申要搞最最高层的政策“顶层设计”。

　　有关“顶层设计”的问题，我过去两年已经多次专文讨论过，今天不作重点。事实上，中国自1978年以后，所有的政策都是顶层设计的，并且象吴敬琏这些学者都是参与者和设计者，过去的设计并不是由群众说了算，结果是什么呢?结果还是“不改革死路一条”。设计三十多年，改革三十多年，结果居然还是面临“死路一条”，可见，“顶层设计”并不见得有多科学。

　　吴敬琏先生的本意可能还想表达另外一层声音：虽然过去他参与了“顶层设计”，但中央没有完全听他的，如果全按他的做了，中国就理顺了。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顶级专家大多都有类似思维，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来都是如此。说句心里话，我是不大认同吴先生的观点，虽然他是经济学家，但他没有自己的理论，念的全是西方已经用过时的理论，他没有社会实践基础，他的思想体系中以天真虚无的东西较多，综观他的政策思维脉络，我想套用赵本山一句话：你要写《月子》，那我也写本书叫《侍候月子》。吴和张的思路未必比非主流人士高到哪里去。

　　吴先生为什么要在此时提出“重搭改革班子”的论调?我想也是个时机问题，因为几乎所有官方专家和民间学者都把中国的现实问题归结为“制度问题”，他们都说所有的腐败都是制度腐败，他们试图用一整套新的制度让中国永保健康。吴先生还说只要由最高领导负责“顶层设计”，问题就好解决了。谁信?难道前几十年，最高领导都是木偶?

　　下面分析一下对“改革班子”和“改革委”设想的质疑点：

　　第一：吴先生到底想要个什么制度?你可能不愿意说出口，也许是有所顾忌，我就代说了吧，你不就是说照搬资本主义全套制度吗?老实讲，我对中国的现实问题也非常不满，对中国的某些政策制度也深表痛恨，尤其是那些不沦不类的经济制度。但是，我并不迷信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创造了人类的辉煌业绩，同时也制造了人类的无数灾难，它的最致命弱点是：永远只能让少部分国家掠夺多数国家，永远只能让少数人剥削多数人。

　　中国没有认真地走过资本主义道路，一些人想补补课也属正常思维，不走不死心，走了还未必死心。然而，大家都忽视了另一个真实的过程——中国过去三十来年走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我这样说，可能很多人不相信，说欧美的自由比中国更多，那才叫资本主义。真是这样吗?我看也不然，从经济角度讲，中国还有什么不自由的地方吗?人的肉体都商品化了，我看不出中国还有资本浸不进的毛孔。吴敬琏先生无非想说中国的国企垄断让富人还不能控制几个剩存的重要行业，全分光那才叫真资本主义。说到垄断，大家都恨国企，我不想就此展开讨论，但我必须说，垄断不是中国的特色，垄断恰恰是资本主义特色，谁能举例说明欧美主要国家的战略产业不是由几家企业垄断的?区别就在于：中国的核心产业是国企垄断，欧美各国的主要产业是由几个跨国集团垄断，其垄断集团又正是其权力集团的缩影。

　　有些人天真地认为，只要把国企拆分给私人，完全竞争就实现了，中国的一切经济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怎么可能呢?私人拿到财富以后，他们仍然会走“大鱼吃小鱼”的惯路，他们仍然会重新走垄断之路，只不过是要再折腾些时日而已，只要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垄断是必然结果，不是偶然现象。

　　如果我没有猜错，吴先生的“制度论”重点还不是经济制度，因为他也看清楚了中国已经是“封建资本主义制度”，他的重点应当是政治制度的整体性改革。这里面我又要指出吴先生不愿说出口的一个隐含意思：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必须照搬欧美制度。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政治制度始终必须与经济制度相协调、相适应，照搬了欧美经济制度，不照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肯定也不会成功，所以，要搬就得全搬，吴敬琏和张维迎所配的药方大体如此，他们要搭新班子，要建“改革委”的目的也在于此。

　　我得申明自己的一个观点：如果主流精英可以设计“政治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我也有自己已经写好的“政治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中央若参照他们的，也必须参照我的，如果主流精英不认可我的能力，大家可以把各自的版本晒到网上，供网友投票，当然也可以晒到其它媒体，供群众投票，我不害怕任何形式的公开对决。

　　第二：如何搭班子?要建什么样的“改革委”?按吴敬琏先生的设想，他希望通过这个超大权力的新班子构建一整套适合中国所有领域的全新、全能制度出来。这就有很多问题出来了：

　　新班子由谁来领导?是最高领导人还是所有政治局常委?如果由最高领导人说了算，岂不是又变成了人治?如果由全体常委参与，那现在的架构同样可以领导各部门进行全方位改革。过去的重大改革都是由总理或总书记亲自参与设计的，还不够顶层吗?难道还要让某个人专门出来搞设计?如果是另搞一套班子，那不是间接想架空现政权吗?

　　新班子成员怎么组成?是由各部委抽调人马?还是由官方和民间联合组建?抽调人马，抽多了，班子太大，做不了事，抽少了，还不如在各部委系统性构建方便。如果由官方和民间联合组建，民间的人士怎么邀请?就由吴敬琏、张维迎、厉以宁等知名专家加入就行了吗?持不同意见者如何有渠道进入?敢不敢保持对立观点的人士均等?做不到各类人的平衡，由同一种声音搞出来的“新方案”又有什么意义?显然不会符合全国多数人的利益。

　　如果我没有预测错误，吴敬琏、张维迎、许小年等人自己想主导未来的中国走向，想由极右势力组建“新班子”，那些中生代亲西方精英都想进“新班子”。然后，按自己的理想去设计中国的未来，所谓“改革委”只不过是一个牌子而已，有了这块牌子，就可以跳出一切法律法规的约束，并美其名曰“制度创新”。

　　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改革不能总是被一小撮人牵着鼻子走，前些年的很多“机构创新”和“制度创新”都是这些精英的臭主意，现在，他们又反过来骂党和政府，这些人靠不住。张维迎有资格进什么“新班子”，我孙某人也有资格进，他们可以闹，我也有权吵，大不了搭上这辈子。

　　新班子到底有多大权力?权力太大，毫无疑问将架空现有的行政机架，权力太小，办不成什么大事。“改革委”是不是类似于“文革委”?能不能驾驭得比“文革委”和“发改委”更好?“改革委”到底想要“通天权”还是“接地权”?吴敬琏先生们!拍脑袋容易，做起事来可不是开学术会啊!更不是开座谈会啊!

　　第三：国家基本制度的改革是不是要依宪法行事?吴敬琏先生及其拥护者们的改革思路绝不是一场改革，实质上是要对中国进行制度性革命，这种革命性的思路毫无疑问要触及到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在组建新班子和“改革委”之前要不要进行法律上的提前准备?如果人民群众都同意修法为制度革命铺路，那就尽快修改宪法，如果人民群众不同意修改宪法，有制度革命想法的人最好还是打消念头。

　　也许吴敬琏先生会说：先虚化宪法，改革走在前头，边改边试，试好了再来修改宪法。我本人绝不同意这样的做事方式。中国前三十几年走的就是这条“摸路”，结果造成了中国今天的混乱局面，一个国家被整成七八不象的东西。既然我们都提倡依法治国，都相信法治理念，那就从尊重宪法开始，任何脱离宪法框架的改革都只可能让少数人得利，一个集体违法的国家怎么可能是一个健康国家?

　　第四：“制度”和“运动”要不要、可不可以并行?某些专家，开口就是制度问题，闭口还是制度问题，就是不谈执行能力问题和执行意愿问题。好象中国的制度一无是处，好象中国非得照搬欧美制度，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制度重不重要呢?重要。但是，制度如果没有以人民群众作为基础，那再好的制度也就是摆设。我这样说，有人可能会问我：人民群众没权力，不正是因为没民主吗?不正要引进西方民主吗?其实不然，我们的宪法也是很民主的，我们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人民群众有“六大自由”，我们的宪法和选举法也给了人民广泛的选举权。但“六大自由”和“选举权”被大部分高挂了，这既不是制度问题，也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人治的延续问题。曾几何时，某些领导人不允许人民争论，搞一个“不争论理论”，后面的继任者也沿用下来，久而久之，人民就误认为是自己没有法律权力，误认为是制度上没有保障。

　　在我看来，中国的制度并非全盘劣质，很多制度是非常好的，最缺的是执行，最缺的是让人民群众去体验制度和法律。要实现这些权力，必须要有“运动”。有些人怕提运动，一提运动就暴怒，一提运动就说是“文革”，人家欧美人民游行上街不也是运动吗?你羡慕人家民主，运动不也是民主形式之一吗?干吗要怕运动?运动的开始总会有些混乱，也许有些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运动久了，便成了民主常态，所有的好制度也就在运动中得到最完美的推行，制度才具备了“人民性”，如果不搞运动，制度就很容易成为领导者的“工具”或“玩具”，“运动”不是情绪发泄，“运动”必须依法开展，一旦社会走向正常轨道，“运动”就演变成了民生生活。哪些人怕运动呢?想独断专行的人害怕，想贪腐的人害怕，想违法的人害怕，想卖国的人害怕，想造假的人害怕。

　　没有全国人民参与的大运动，不管顶层设计出多么完美的制度和法律，最后都是废纸一张，下一个周期还得要喊同样的一句话：不改革死路一条。

　　结束语：我不赞成重搭超级改革班子的提议，也不赞成搞一个什么“改革委”，中国最紧要的问题是把人民群众已经反应很强烈的问题落到实处。落实!落实!落实!用强力的手腕去落实，动员人民群众倒逼各级政府去落实，落实好了现有的制度法律，中国的面貌就会发生质的改变，落实好了制度法律，改革就不会演变成暴力革命。大家翻看中国近几十年的制度、政策和法律设计，文章不能说做得不好，但做好了文章后，就没有人搭理，落实工作没有人抓，结果就成了空头文章，再设计下去，仍然会是恶性循环，“做文章”做不好新中国，“抄制度”抄不出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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