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奶粉事件：牛根生的谎言毫无智商

俞飞龙

看到三鹿集团关于三聚氰胺是奶农所为，以及牛根生关于自己对奶粉渗假一事毫不知情的新闻发言，我气得几度发笑，绝大多数公众可能没机会去亲自调查此事真伪，但绝大多数公众也是有智商的，试问到今天依然没被刑事拘留的牛根生董事长，三聚氰胺多少钱一吨？它的出厂价可是也在11000元以上！而奶农的奶多少钱一吨？不到5000元，再黑心的奶农也不会蠢到自己贴钱往牛奶里渗比牛奶贵不止一倍的三聚氰胺吧？（特注：我是根据奶制品厂方此前关于“奶农为了降低牛奶成本加了三聚氰胺”这个观点提出质疑的，其余的情形没提的原因在于，经推算它们更不靠谱）

所以这事只有一种可能——厂方为降低成本而渗假，既然这是厂方有预谋的渗假行为，身为董事长的牛根生可能不知情吗？不可能，因为牛根生不可能不去看企业的财务报表，不可能不去看产品的成本、材料清单。这些最起码的企业财务数据里，就应该有三聚氰胺的身影。

但是，这个一直对外声称用良知打造品牌、把承担社会责任挂在嘴边的“憨厚汉子”，却在这起已涉嫌刑事犯罪的恶性事件被曝光后，满脸无辜地向公众两手一摊，自己啥都不知道。

无耻到这种把全社会的人当白痴的程度，我只能用“利令智昏”来解释此君的可笑行径。

在“‘经济之上’已摧毁了中国人的生活”一文里，我曾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今天中国人之所以能吃到在粪坑里浸泡的臭豆腐，喝到渗了化工原料的奶粉，甚至不知情地去吃完全用化工原料做成的鸡蛋，与30年来精英们一直倡导 “经济至上”，进而在全社会形成的“一切向钱看”的大环境有绝对关系，这个漠视“道德”、“一切向钱看”的大环境，为这些恶性事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现在大家可能都觉得，田文华很无耻，牛根生很卑鄙，但是，换位思考一下，在这样的大环境里，如果你也是一个觉得道德确实是件很罗嗦很无聊的事，你也觉得社会就该提倡“经济至上”、“一切向钱看”没什么不对，那么，假如你处在田文华、牛根生的位置上，你也完全可能去做这类渗假的事——既能降低成本，控制住量也没危害。

事实上也是这样，往奶粉里加三聚氰胺并非始至2008年，绝大多数人吃了也确实没事，如果不是因为加过了量，可能今天田文华、牛根生之流依然是媒体挤破门槛的大客户，社会上衣作光鲜的“成功人士”。而且同时，我也奉劝大家，别把生活中、朋友圈里的活生生的田文华、牛根生想得有多么的坏，他们在朋友圈子里，可能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是个“勤奋的人”甚至懂得“关心和体贴朋友”的人（注：可去实地考证）。

但是，他们在自己的社会事务上，却又变得如此丧心病狂、如此毫无廉耻。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裂变的人格？

几个月前的地震时，我写过一篇“数万人在灾难中倒下，世界却站起了一个需仰视的民族”，赞美中国人在危急到来时显示的大爱、坚毅和乐观，而几个月后，而前几天我所撰写的“‘经济之上’已摧毁了中国人的生活”，又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慨：新自由主义把中华民族变成了一个劣等民族。

这两个在精神趋向上完全矛盾的场景，刚好可以用来解释最近30年中国人的精神历程：

本来，我们并不丑陋，但最近30年来，精英们却通过一系列文化比较和事实罗列反复告诉我们，我们就是“丑陋的中国人”，需要向西方，最好全盘向西方学习。于是，我们摒弃此前几乎所有的社会价值和共识，开始“经济至上”，以“经济的成功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加上精英一再暗示这是一个“专制国家”，不值得尊重，于是，对国家的忠诚被抛弃，对社会的责任被抛弃，最后，在“经济至上”愈来愈深入人心的现实里，道德也被逐渐抛弃。由此，我们的生活被彻底解构。只有在撼动了我们的危急到来的那一刻，我们才有机会与那个真正的“本我”相遇，那个“本我”其实很善良，很有爱，很有责任和担当。

记得去年一次研讨会上，我在由徐景安先生发起的“创建中国新文化”第一次研讨会上发言指出，仅有对父母的爱是不够的，人还应该具备对社会的爱，民族的爱，国家的爱，这样的逻辑才完整，这样的爱才能真正支撑起我们的整个生活。

这个发言让一些人不理解，徐景安先生后来就困惑地和我探讨，我们爱父母，爱朋友就够了，为什么一定要爱国家，爱民族，爱社会？我说，正是社会、民族、国家，才使得我们的公共生活成为可能，父母只是个人生活的一个环节而已，只是“人”众多社会关系的一种。连社会、民族、国家都不爱，怎么可能称得上有爱心呢？

联系到本次事件也正是这样，田、牛二人，可能平日里对朋友、父母也“充满了”爱，甚至很有爱，但他们在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的时候，又如此与“爱”反其道而行之，这种分裂的行为和价值，能让公众得出“因为他们爱父母，孩子，朋友，所以很有爱心”这个结论吗？

但是，让人愤怒的是，一些精英出于一种政治目的，一直阻扰这些原本早就存在的文明共识。号召大家做好一个“经济人”才是本分，强调“经济人”才是理性的人。

而一些强调对民族、国家的责任和爱，甚至强调道德的重要性的网友，受到恶意嘲弄甚至诬陷，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对民族，对国家的爱”的发自内心的颂扬和认同的新闻或评论，从传统市场媒体上几乎消失了，在被改革精英们教育出来的一些年轻人眼里，这些东西充满了“邪恶和无聊”，甚至被认为是一种“政治图谋”而非一种文化常识。

不错，现在的中国政府存在相当多的缺点，中国官员也腐败者甚众，而且我也要说，此前我撰文，或约稿文章对政府一些行为、政策举措的批评，无论是力度，深度，还是牵涉到范围，可能国内还没一个文人能比，但我同时也希望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在一个“有机会就得捞一把”、“向钱看受到”广泛推崇的社会氛围下，你凭什么让官员独善其身？官员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大家都在这个国家不顾道德不顾廉耻地“抓钱”，官员可能“独善其身”吗？

而且，既然一些精英觉得这个国家是罪恶的，得推翻而后快之，那么这些挖国家、社会墙角的贪官污吏不正是他们的同党吗？这些贪官污吏的行为不正在起到他们所需要的效果吗？那么他们又何必装模作样地义愤填膺呢？这也许只能表明，他们确实别有用意。

所以我说，张维迎，高尚全，厉以宁，周其仁，茅于轼这类改革精英，虽然不是本次恶性事件的直接责任人，但却是这起恶性事件的始作俑者和真正真凶，也许可以说，他们让我们这个时代成为了一个悲剧现场，而我们民族的每一个人，包括被大众痛恨的贪官污吏，都不幸沦为了这幕悲剧的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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