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应停止人民币升值 尽快调整宏观政策组合

原载：经济观察网

　　从新近公布二季度的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仍处于很微妙的关键时点。CPI虽略有下降，但PPI向CPI传导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意味着通货膨胀的风险仍然严峻。独立经济学家向松祚撰文指出，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大量流入中国市场的投机热钱，在这种背景下紧缩货币政策实际上是失效的。他认为，中国应停止人民币升值，彻底消除人民币长期升值预期，并重新回归固定汇率制度，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明确准则。同时，要严控热钱，并只有在此基础上方能继续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对抗通胀。此外，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宏观政策组合调整的建议。本网特将其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一、 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大量投机热钱流入国内市场

　　如果将货币扩展至广义流动性，我同意货币学派的观点，认为当前的通胀主要是货币或流动性过多所致。当名义货币供应量超过真实货币需求之后，货币市场的均衡一定要求通胀上升，因为前者的过度供给(货币市场的过度供给)，必定等于真实商品和服务市场的过度需求，正因为如此，弗里德曼的名言—无论何时何地，通胀都是一个货币现象—在扩展至一般流动性之后，依然成立。

　　从这一点看，其他观点都似是而非。例如“成本推动说”，如果没有非常弹性的货币供应或流动性供应，某个行业或多个行业的成本上升，不会造成普遍的价格上扬或通胀。农产品（爱股,行情,资讯）价格和工资上升，更是需求放大(流动性过剩)的结果，不是通胀形成的原因。石油、原材料和食品价格近期的快速疯涨，根本原因是美联储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美国最终也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进一步分析，当前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应该说主要源于国际热钱大规模的流入，热钱大规模流入中国，诱因和推动力量则是人民币长期存在的单边升值预期。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热钱流入，只有单纯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则不会形成通胀压力，因为后者本质是国际市场对本国真实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超过本国市场对国外商品和服务之需求，由此促进的国内生产要素价格的相对上升，乃是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增加的正常过程。

　　热钱流入究竟有多少？前几年我们不谈了(我之前详尽分析过)，仅今年一季度，外汇储备净增加差不多1700亿美元，而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则不到600亿美元，其他可能都是投机热钱，4月份外汇储备单月增加量再创历史新高，接近750亿美元，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只是小部分。以前许多经济学者不承认热钱的冲击，今天他们无话可说，事实面前，谁能够否认热钱是冲击中国货币供应量的主要力量？

　　问题关键在于，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在本币汇率存在升值或贬值预期的情况下，一国的货币政策将基本完全失去效力。由于人民币明确的升值预期引导热钱源源不断进入中国博取资产收益和汇差，这些进来的资金必然最终形成需求，因此即便中央银行如何对冲，依然会引起通胀压力。我想强调：无论中央银行如何对冲，大规模外部资金进入本国市场，必定形成过度需求的压力和通货膨胀的压力。这里面有很微妙的机制，此处不详细分析了。

　　二、解释全球和中国通货膨胀的基本理论模型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 教科书上的AS-AD模型(总需求和总供给模型)和LM-IS模型，都不足以解释世界和中国的通货膨胀，所以我提出一个新的模型，将整个经济体系分为货币市场---真实经济---虚拟经济，经济整体的均衡必须是三者的同时均衡。关于当代世界和中国的通货膨胀，这个模型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第一、 假若整个经济体系的货币供应量真的能够保持不变，则无论真实经济扩张(譬如我们经常抱怨中国的投资过快增长)还是虚拟经济扩张(譬如股市房地产市场大涨，如1926-1929年的美国，2005年下半年到2007年的中国)，都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只会大幅度推高名义利率和真实利率水平。因此，通货膨胀的原因只能从货币供应量扩张机制上去寻找。

　　第二、 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机制主要有二：

　　其一是中央银行主动增加货币供应量(譬如为了财政赤字支出或挽救破产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如最近的美联储)。根据我的模型，如果中央银行主动向经济体系增加货币供应量，则无论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扩张与否，皆必然出现通货膨胀，真实利率下降.因此，中央银行主动扩张货币供应量，从来都是通货膨胀的基本源泉。

　　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中央银行的时代，通货膨胀是非常少见的现象，比较多的是通货收缩，当然，帝国政府和国王刻意降低流通硬币的金属含量，也是属于主动增加货币供应量，最终都是通货膨胀.这个结论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全世界无一例外都出现了通货膨胀，因为全球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个别国家无论真实经济增长还是衰退.虚拟经济是暴涨还是暴跌，都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其他理论无法解释全球通货膨胀现象。

　　其二是中央银行被动增加货币供应量，譬如真实经济快速增长，具有真实交易基础的票据迅速增长，将这些真实票据拿到银行贴现、再到中央银行再贴现，由此释放或增加的货币供应量，也不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尽管会出现物价水平缓慢稳定的上升(所谓secular increase of price level)。历史上，货币理论有一个著名的学派—真实票据学派(the doctrine of real bills)，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主张中央银行只对具有真实交易基础的票据进行贴现，排除任何其他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式，甚至对再贷款或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也否认，以为那将造成通货膨胀。我的模型证明：真实票据学说的确包含重大真理成分，尽管该学说早已被学者和中央银行家们遗弃了。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中央银行是不应该主动扩张货币供应量的，无论从全球经济还是从一国或区域经济来看。因此，全球储备货币供应量的迅猛增长，毫无疑问是今天全球通货膨胀的基本根源，这是勿庸质疑的，用“成本推动说”或“基础原材料、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食品价格上涨”等等来解释通货膨胀，皆似是而非，它们是结果，不是原因。事实上，很多杰出的经济学者一再研究证明：假若没有非常弹性的国际储备货币增长，没有全球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就不可能出现过去三十多年的通货膨胀，自然也不会出现今天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我自己的理论模型非常清楚地阐明了：如果没有货币供应量的相应弹性扩张，单纯的真实经济扩张和虚拟经济扩张，不会造成通货膨胀。

　　回到今天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许多人将今天中国的通货膨胀归咎于成本推动或所谓“输入性通货膨胀”，却没能从理论逻辑和实证上认真严格分析成本推动或“通货膨胀输入机制”。依照我的理论，中国今天面临的严重通货膨胀，主要和关键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国际投机资金(包括以贸易项和外商直接投资为名义而流入的资金)大规模流入中国，造成中国人民银行被迫释放大量基础货币，其他都是结果(譬如投资持续高增长，我们要问：投资持续高增长为什么能够实现？钱从哪里来的？需求从哪里来的？譬如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暴涨，资产价格严重泡沫，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然？)我们需要从理论逻辑和实证两个方面深入分析：国际投机资金是通过哪些渠道进入国内市场的？又是通过哪些渠道推动了国内投资的持续高速增长？通过哪些渠道推动了国内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和恶化以及最终的崩溃？中央银行发行票据对冲流动性，对于遏制国内货币供应量的扩张，究竟有多大效果？只有解释了这些重要问题，我们才能透彻理解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源和治理对策。

　　三、紧缩货币政策发生效果的前提是稳定汇率预期和控制热钱流入

　　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治理通胀的货币数量论治理思路，如果要想取得预想的效果，必须要满足一个基本前提：本国货币政策当局能够完全控制货币供应量，外部世界的资金流动不会显著改变本国货币供应量。也就是说：基于货币数量论的货币政策，只有在一个严格的封闭经济模型条件下才完全成立。如果本国货币政策当局要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或改变利率来遏制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当局就一定要能够管住外部投机资金或控制国际投机热钱的冲击。

　　如果外部投机资金源源不断流入本国经济体系，不管你采取那种货币政策手段来试图控制货币供应量，提高准备金率也好，加息也好，都不会有什么效果或者说收效甚微。我们可以用理论模型证明这个道理，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和中国最近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个道理。

　　因此，针对中国目前面临的严重通货膨胀局势，要想真正控制通货膨胀预期或者说至少能够稳定中期通货膨胀(2年以上)，货币政策首先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消除人民币长期升值预期，迅速稳定汇率，与此同时，必须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对投机热钱或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只有消除人民币长期升值预期、稳定人民币汇率，中国人民银行实施的多种紧缩货币政策手段才会产生期望的效果。

　　相反，如果不首先消除人民币长期升值的预期，不稳定人民币汇率，不有效控制国际投机热钱大规模进入中国经济金融体系，而是单纯采取各种紧缩措施，譬如提高基准利率、提高准备金率、甚至采取行政命令式的办法控制信贷规模，结果只会对投机热钱有利，却对中国实体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严重伤害，数之不尽的中小企业因为背负过高的利率成本或根本借不到钱而面临经营困难或破产倒闭。根据有关监管部门的实地调查，目前江苏一带的民间借贷年利率已经到了50%，湖南某些地方的民间短期相互借贷年利率甚至超过120%，有报道说：民间拆借年利率已经高达600%！我没有去核实这个报道，但毫无疑问，紧缩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对就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四、人民币升值没有解决任何宏观经济问题

　　讨论中国目前面临的严重通货膨胀局势，我们必须彻底追问一个更为基本、更为重要的问题：近三年的人民币升值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遏制了通货膨胀或通货膨胀预期吗？没有；帮助降低了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从而缓解了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交压力和保护主义压力了吗？没有；促进了中国的产业升级换代了吗？没有。那么，我们必须问：让人民币长期维持一个单边升值的预期，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无论从理论逻辑和三年的历史事实来看，都完全没有达到当初预想的目的，我们为什么不坚决地改弦易辙呢？为什么还要坚持人民币升值甚至快速大幅度升值呢？

　　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都必须具有明确的目的，至少是有一个明确的实现既定目标的大方向。坦率地说，我和许多经济学者讨论过人民币升值政策，我只问他们一个简单的问题、异常简单的问题：让人民币持续升值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没有人能够给我一个逻辑一致、符合经济现实的答案。他们能够提供的答案或反驳意见只有两个：一是说人民币升值至今还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是因为升值速度和幅度还不够，假若我们让人民币再升值到4、5甚至2或1，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是非常错误的奇谈怪论！二是说我们无法顶住外部尤其是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没有办法，只好任由人民币单边升值。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曾经从理论上非常严格地分析过，所谓人民币汇率低估是完全错误、完全不负责任的说法，你说人民币汇率低估，那么多少算是均衡汇率？多少才算是不低估？一万个经济学者可以给出一万个不同的答案。可不是吗？早在2003年，有经济学者就说人民币汇率应该是2元人民币兑1美元，而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应该是5元人民币兑1美元，美国财政部说是6，还有人说是4，有人却反过来说应该是12，人民币应该大幅度贬值！朋友们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相关资料。关于人民币均衡汇率的数值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乱七八糟。我想告诉大家：汇率绝对不是像大白菜那样的市场价格。货币汇率从来就是一种政策决定或政治决策，是各国根据自己的最大利益来决定的。为什么今天都说汇率政策是国家主权？原因就是汇率政策的选择对国家的经济金融整体运行具有全面的、深刻的影响。

　　对于第二个说法，就更是令人遗憾，什么叫顶不住？没有办法？事关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和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还有比这更重要的政策吗？如果我们连这个都不能坚持、不能守住，我们还谈什么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还谈什么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所以，我要说：检讨两年多以来的人民币升值，既没有缓解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和贸易保护主义压力，没有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更没有舒缓通胀压力。相反，我们必须知道：2005年7月21日我们搞汇率改革、允许汇率升值之时，CPI不过1.4%。迄今为止，人民币升值了差不多20%了，通胀却从当年的一点几到了现在的八点几，升值怎能遏制通货膨胀！？然而，人民币升值所诱发的投机热钱却不断创造世界历史记录。热钱进来之后纷纷涌向各类资产，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投资和消费需求，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

　　中国货币政策的当务之急是稳定汇率、停止升值、明确实施固定汇率，坚决防止和监管热钱的继续流入，严格资本项目监管，避免已经进来的热钱大规模流出和本国资本外逃，防止资金快速大规模流出对中国经济造成毁灭性冲击。

　　五、汇率从来都是一个政治决策，稳定汇率是对中国最有利的政策

　　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学者都知道，汇率水平从来都是一个政策选择或政治决定，而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就算是所谓的浮动汇率体系，有哪个国家曾经允许本国货币汇率完全不受干预地自由浮动？从来没有过。今天的世界是所谓浮动汇率时代，然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严格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实就是某种形式的固定汇率，尤其是发展中国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遗余力地强迫饱受危机困扰的国家实施浮动汇率，但是，没有过多久，各国还是回到了非常稳定的汇率制度，尽管名义上他们说自己是浮动汇率制度。经济发达如日本，她实施的是完全浮动汇率吗？不是，日本中央银行几乎时刻都在准备干预汇率。为了防止日元过度升值，日本中央银行不停地购买美元、抛售日元。实际上日本近十年来累积的外汇储备，主要就是干预外汇市场所购买的。当然，我们还必须知道，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企业竞争能力不同，他们对汇率波动的承受能力是不同的。

　　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不管汇率波动，那就是美国，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然而，尽管如此，美国也从来没有完全放任汇率不管。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除了美国、欧洲等非常封闭的经济体系之外，其他国家都难以忍受汇率剧烈波动对经济体系和金融稳定的冲击。

　　次贷危机的一个正面后果(坏事变成好事)是：各国开始深刻认识到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非常严重、非常有害的缺陷，必须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重大改革才能保证人类经济体系稳定健康。欧洲中央银行已经开始发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倡议。中国作为一个不断崛起的大国，应该主动提出自己的建议，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至少应该让全世界明白：基于浮动汇率、不受约束储备货币发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任何国家都最终要造成伤害，美国也不能例外。维持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或固定汇率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维持全球的汇率体系稳定符合全人类的最大利益，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中国应该非常明确地倡议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譬如倡议主要大国之间(美国、欧洲、中国、日本)达成稳定汇率和国际金融体系的协议；中国应该利用中美战略经济高层对话和其他国际沟通平台，明确向全世界宣告自己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张。我们不能听那些货币炒家的意见，说什么浮动汇率是历史趋势，他们当然希望汇率剧烈波动，否则他们没有饭碗。

　　今天许多人在总结次级债券危机和全球信用危机的根源，其实有识之士早就正确指出：全球次贷危机和信用危机最后的根源，乃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缺陷：浮动汇率和不受约束的美元发行。我曾经证明：浮动汇率体系其实是一个国际货币发行和创造的“倒逼机制”。不从根本上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抛弃浮动汇率体系，类似的金融和信用危机将不断发生，而且频率会越来越高。

　　至于人民币稳定到什么水平，依照目前情形，稳定到7人民币兑1美元是现实可行的。当然，我担心人民币升值预期很快会逆转为贬值预期。因为综观全球局势，美元贬值周期正在接近尾声，新一轮的美元升值周期即将开始。美元升值周期意味着人民币要开始贬值(假若我们不明确坚定地回到固定汇率的话)。

　　六、理顺要素价格是宏观经济政策非常重要的一环

　　要素价格体制早就应该理顺，越拖越不好，越拖越不利。事实上，我国经济体系目前面临的很多问题正是要素价格体系长期扭曲所导致的。譬如国际能源价格尤其是油价和国内成品油价格长期倒挂，我国要素价格长期管制，这种倒挂和管制能持续多久？以柴油为例，国内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之差距已经达到差不多6000元，所以全国高速路上都是大货车排队加油；全世界的飞机都刻意调整时间到中国机场加油；甚至香港澳门都跑到深圳和内地来“揩油”！

　　要素价格倒挂、管制、补贴，那些高能耗的产业和企业就死而不僵，所谓科学发展、转变增长方式、降低能耗、保护环境又如何谈起？许多人将目前国内的通货膨胀简单归咎于国际能源(石油)、基础原材料、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是的，没有人否认这些价格的上涨是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然而，它却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们要问：为什么全世界这些产品的价格持续上涨？真实需求能够解释吗？不能。全球货币泛滥尤其是美联储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全球投机资金的大肆炒作才是石油、原材料、食品价格暴涨的基本原因。回到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上述产品价格的上涨是重要原因，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却是大规模热钱流入中国所造成的流动性泛滥。要素价格倒挂、管制和补贴，刺激或鼓励国内对上述商品的需求，也是推动通货膨胀的原因。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理顺上述要素价格是非常重要的宏观政策，也是实现中长期通货膨胀目标的重要手段，尽管我们错过了理顺资源要素价格的最好时机(2000年到2005年之前都是理顺要素价格比较好的时期，当时没有通货膨胀预期)。

　　因此，我们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魄力来稳定人民币汇率，也必须拿出巨大勇气来理顺要素价格、取消要素价格管制。

　　毫无疑问，要素价格改革会使企业面临短期的痛苦调整。国内要素价格与国际价格的接轨，国内短期价格会出现急速上升趋势，短期CPI和PPI肯定大幅度上涨，但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要素价格上涨，会迫使那些严重消耗资源的企业关门停产或转型，迫使企业节能减耗，迫使企业节约要素的使用，整个经济体系会朝健康方向发展。允许要素市场充分竞争，允许价格调节企业的生产决策，企业对价格高企的要素需求就会降低，要素价格最终会出现回落。

　　理顺要素价格、解除要素价格管制，宜早不宜晚，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形成市场化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

　　七、下决心进一步降低企业税收负担

　　要有效遏制通货膨胀，同时又要尽可能防止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防止出现严重经济衰退和企业经营困难，需要认真研究合适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是非常重要、非常重大的课题，对于今天的中国尤其显得重要和迫切。货币政策的基本职能是防止流动性泛滥、防止货币供应量过度、防止长期严重的通货膨胀；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维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帮助保持企业的经营发展活力，尤其是税收政策要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目前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应该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谓稳健的财政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减税。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长期远远超过GDP增长速度，有人估计中国全国实际的财政收入根本不是目前报告的5.3万亿，而是早就超过这个规模，甚至达到8万亿以上的水平。政府掌管如此庞大的资源或资金，不计成本地大兴土木或大搞各种投资，是推动国内需求持续上升并最终推动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投资增长速度一直高居不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大规模的投资。与私营企业和个人投资相比，政府投资往往是不计成本，从而推动各种要素价格需求旺盛和价格上涨。

　　因此，减税应该作为我国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首先，减税降低政府掌控的资源或资金，遏制政府不计成本的大规模投资，降低政府投资对要素的过度需求，有助于遏制长期通货膨胀。其次，减税有助于降低企业经营压力，增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帮助企业度过成本上涨的困难，对防止企业普遍出现经营困难和整个经济增长严重下滑具有重要意义。减税本质上是国民收入在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由于私人投资比政府投资更有效率，更符合真实需求，对要素成本更敏感，因而能够让整个经济体系的资源更好地符合真实需求，反过来有利于抑制过度需求和通胀。

　　为了帮助企业持续稳健经营，减税之外，货币政策也要适时调整，尤其是要改变信贷调控方式，不要用行政方式来控制信贷规模，应该采取间接调控手段，不能搞一刀切，回到过去那种“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

　　八、对中国而言，确保经济维持较高速度增长，比遏制通货膨胀还要重要

　　1970年代美国的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给了经济学家创造新名词、构造新理论模型的机会。有一位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叫阿瑟？奥肯，曾经作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他发明了一个新名词，来刻画“滞胀时代”。这个名词就是“痛苦指数”(Discomfort Index)。痛苦指数=通货膨胀率+失业率。1970年代末期，美国通货膨胀高达21%，失业率达到9%，因此痛苦指数达到30%。

　　然而，痛苦指数无法衡量通货膨胀和失业之差别。的确，不同的收入水平、不同的历史经验、不同的经济制度安排、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人们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痛苦的感受和反应是非常不同的。我们知道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特别害怕通货膨胀。二战以后的德国中央银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反通货膨胀；欧元诞生之后，欧元区的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ECB)秉承德国中央银行的传统，也只有一个目标：严厉控制通货膨胀，目标是2%以下。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大体上也把控制通货膨胀列为最重要、最优先的目标。换句话说：他们宁可牺牲经济增长，也要将通货膨胀压下来。

　　基本的解释是：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欧各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恶性通货膨胀的惨痛教训，对通货膨胀异常警惕；其次，西方发达国家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保障制度)，相对而言，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担心和害怕更甚于担心和害怕失业。因此之故，西方发达国家可以不惜牺牲经济增长来遏制通货膨胀。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宏观调控难度更大。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保险)还远不完善，一旦经济增长大幅度下滑，失业人数大幅度上升，对社会稳定的冲击是很难预料的。因此，我们无法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不惜一切代价来遏制通货膨胀，而是要尽可能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将通货膨胀控制在可以承受的水平(依照历史经验，如果通货膨胀不进入两位数水平，大体是可以承受的)。也就是说：对中国而言，确保经济持续增长和尽可能低的失业率，是最重要、最优先的目标。当然，通货膨胀也不能失控，这就是我们的宏观调控比发达国家要难的原因所在。

　　因此之故，依照今年的就业形势，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必须将确保经济增长和就业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紧缩政策的力度和紧缩的具体措施是需要尽快加以调整的。核心是改变信贷控制方式和减轻企业税负。

　　九、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适当组合

　　最后，让我简单总结一下中国应该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

　　1、 停止人民币升值，彻底消除人民币长期升值预期；

　　2、 重新回归固定汇率制度，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明确准则；

　　3、 继续采取进一步的果断严密措施，强化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尤其要严密监管资金大规模撤离或资本外逃；

　　4、 满足上述条件后，可以调节基准利率，确保名义利率高于预期通货膨胀率，确保真实利率为正；

　　5、 改变信贷调控方式，摒弃行政命令式的信贷规模控制，采取贷存比等间接控制信贷的方式；

　　6、 大幅度降低企业税收负担，降低财政收入占GDP之比例，维持企业自我发展的能力和活力。

　　7、 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取消资源价格管制。

　　作者简介：

　　向松祚 独立经济学家，1986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3年至1998年先后在企业和中国人民银行工作。1998年入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1999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同时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国际事务硕士学位(MIA)。2001年回国经商，是华友世纪通讯有限公司(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创始人之一。 早期著作：《存亡之秋》、《市场经济新观念》、《市场经济新体制》、《金融危机与国家利益》。作品曾获吴玉章奖、中国图书奖、全国十佳经济读物奖。2003年翻译出版六卷本《蒙代尔经济学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