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性收入”—一个观察社会性质的视角

财产：私人银行的视角

个人“资产”总量

“资产”分布：群体分化观察

思考之一：“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

思考之二：“姓社姓资”？

思考之三：“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思考之四：史鉴历历

十七大报告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提示笔者：“财产”和“财产性收入”是观察国民收入结构的一个独特视角。

财产：私人银行的视角

“财产性收入”在经济学家那里被称为“按要素分配”，据以参与分配的要素就是“资产”，谁拥有资产，谁就有权分享利润，资产越多分享的份额越大。经济学家们热衷于论证这套机制的合理性，但对“财产”及“财产性收入”的规模、分布与发展趋势则避而不谈。《统计年鉴2008》上，在城调队、农调队的入户调查数据中，2007年城镇居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为348.53元，占其总收入的2.34%；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为100.95元，占其总收入的1.74%。这点收入对居民而言微不足道，而人均值掩盖了全社会“财产”的规模、分布与发展趋势。

最关心这个“财产”的规模、分布与发展趋势的是“私人银行业”。1996年，Lyn Bicker把私人银行定义为：“私人银行是为拥有高额净财富的个人，提供财富管理、维护的服务，并提供投资服务与商品，以满足个人的需求。”对这个行业而言，“财产”的规模、分布与发展趋势决定了自己的市场环境，他们不能不进行研究。

2005年，金融界感到了金融脱媒的沉重压力，存贷利差为银行提供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商业银行面临资产方和负债方变革的双重挑战，‘金融脱媒’现象使得商业银行面临业务经营方式的转型。”（李倩《金融脱媒深化 四大银行寻求对策》2005年08月17日 金融时报）

在这个背景下，“私人银行”业务成了银行界眼中的新大陆。2007年，多家银行都成立了自己的私人银行中心，目标客户直指最富有阶层，为他们服务被视为银行对抗金融脱媒的有效方式之一。当时招商银行副行长唐志宏如此形容这个领域的兴起：“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对抗金融脱媒 私人银行竞争开局》 2007年12月27日 第一财经日报）

面对这片“新大陆”，从业人员需要进行理性而务实的市场分析。2009年3月30日招行与贝恩公司联合推出了调查报告《2009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私人银行业：坐看风起云涌》。2009年11月，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推出了类似的报告：《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为中国高端客户度身打造最佳价值定位》。这为我们观察“财产性收入”打开了一扇窗口。

招行报告关注的是“个人总体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所谓“可投资资产”是个人投资性财富的总量，它包括个人的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其中金融资产包括：现金、存款、股票（指上市公司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下同）、债券、基金、保险、银行理财产品、离岸资金和其他投资（商品期货、黄金等）等；不包括自住房产、非上市公司股权及耐用消费品等资产。

而波士顿报告关注的是“包括所有家庭而不只是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所谓“管理资产”包括：现金存款、货币市场基金、直接或间接持有通过管理投资的股票、以及在岸和离岸资产。不包括投资者的自营企业、住宅和奢侈品投资。

波士顿报告的“管理资产”与招行报告的“可投资资产”大体相当， 但表述不同。招行报告逐一罗列了资产的类别，而波士顿报告中的“直接或间接持有通过管理投资的股票、以及在岸和离岸资产”比较含混，不知是否包括招行报告中提及的“保险、银行理财产品”和“其他投资（商品期货、黄金等）”。

由于没找到学术性的研究报告，笔者只能退而求其次，通过这类商业性报告进行观察。

个人“资产”总量

个人或家庭共有多少“可投资资产”或“管理资产”？两个报告分别给出了评估（见图一、二）。

图一：中国 2006-2009 年全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

（摘自招行-贝恩公司报告）

图二：家庭管理资产总额：2003-2008年

（摘自波士顿报告）

    为比较这两个报告，将波士顿报告提供的数据按当年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并用当年GDP来衡量这将两组数据（见图三）：

图三：个人资产的规模及演变

我们看到，招行报告中的“个人可投资资产”大于波士顿报告中的“家庭管理资产”，但两者的走势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GDP,两者都已大到不可忽视的程度，追逐“财产性收入”的个人资本，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动力。

“资产”分布：群体分化观察

如此巨额的“可投资资产”在国民中是如何分布的？招行报告定义了两个人群：

高净值人群：指可投资资产超过 1 千万人民币的个人；

超高净值人群：指可投资资产超过 1 亿人民币的个人定义为超高净值人士。

显然，这是两个嵌套型的定义，高净值人群包含了超高净值人群。高净值人群的人数和拥有的可投资资产见图四、五（注：其中2009年为预测值）：

图四：中国 2006-2009 年高净值人群数量及构成

（摘自招行-贝恩公司报告）

图五：中国 2006-2009 年高净值人群财富总量及分布

（摘自招行-贝恩公司报告）

    由图四、五提供的数据可计算出高净值人均可投资资产和这个人群占个人可投资资产总额的比重（见图六、七）

图六：高净值人群人均可投资资产

图七：高净值人群占个人可投资资产总额总量的比重

可见高净值人群人均占有可投资资产在2870万元以上，占个人可投资资产总额总量的比重在20%以上。

报告进一步指出：2008年超高净值人群接近 1 万人，不到当年全国人口比重的0.00075%，这个群体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达到 1.4 万亿人民币，在高净值人群内部占到16%。

按可投资资产拥有量，报告提供的数据事实上将全体国民分成了四组：1000万元以下、1000万-5000万元、5000万元-1亿元、1亿元以上（见图四、五）。2008年，每组占国民总量的比重见图八，可见高净值人群仅占国民的0.0227%。

图八: 各组人数占国民比重

而每组人均可投资资产见图九：

图九: 各组人均可投资资产

对比图八、九可知，99.98%的国民人均可投资资产微不足道。

至于波士顿报告，图十显示了不同组人群占管理资产的份额。

图十：2003-2008年，中国财富市场细分

（管理资产额%）（摘自波士顿报告）

波士顿报告的缺点在于没有各组内家庭的数量。但报告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100万-500万美元和500万美元以上两组的家庭数量占家庭总数的约0.1%。由此可知，2008年约0.1%的最富裕家庭拥有家庭财富总量的45.8%（见图十）。

如果我们有更密、分布更均匀的人群分组数据，可先按人均拥有量从低到高排序，再分别计算人口与可投资资产额的累计比重，由此可画出资产的分布曲线，其预期形态形应如图十一中绿色虚线：在累计人口为0时，累计可投资资产为0；在累计人口为100%时，累计可投资资产为100%；在其间则是单调、加速上升。据此，可将国民分为三个群体，在其高端，少数的国民拥有大量的资产，是名副其实的有产者；在其低端，大量的国民几乎没有资产，是名副其实的无产者；而处于中部的人群，则分享有限的资产。用时髦的术语，这个中部群体就是“中产阶级”，而用马克思的术语，它就是“小资产阶级”，在市面上，则被简称为“小资”。我们的经济学家们赋予“中产阶级”重大的意义，传媒上通常这样描述这个阶级：

“拥有少量财富的中产阶级恰恰是一个社会中最能够起到稳定剂作用的群体。没有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的社会注定是不稳定和极端化的，许多矛盾会一触即发。”

“从社会结构上来说，西方社会的稳定源自中产阶级的崛起。欧美在保持政治社会的稳定方面，中产阶级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必须赢得中产阶级多数的支持。在亚洲的一些一党独大的国家，例如日本和新加坡，庞大的中产阶级也是执政党能够长期执政的社会结构基础。”（《中产阶级“受伤” 社会稳定受损》2009-12-27 广州日报）

由两个报告给出的数据，我们可以算出资产的分布曲线上包括0、100%在内的若干点（图十一中的红色园点、蓝色菱形点）。由这些点拟合出分布曲线，却得出了出人意料的结果（图十一中的蓝色折线）。

图十一：2008年资产分布曲线探讨

这意味着可投资资产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图十二是对图十一高端的放大。图十二显示：不超过1 %的国民拥有了几乎全部资产（“可投资资产”或“管理财富”）。

图十二：资产分布曲线的高端

需要说明，图十、十一不是调研分析的结果，只是对两个报告所提供数据的内插。招行报告称：  

“本报告通过权威的统计数据，使用严谨的方式推导中国私人财富分布曲线，并以此为基础，科学地估算中国富裕人士的数量及所拥有的私人财富总额”

可惜两个报告均并未提供“中国私人财富分布曲线”，笔者只能根据报告提供的有限数据反演分布曲线。所得结果只能粗略（却形象地）显示中国私人财富的分布。我们由此看到了“私人财富”的高度集中，看到了能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人群之稀少与强势。

思考之一：“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

我们的权威学者一再否认中国存在两极分化，厉以宁的高论众所周知，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刘吉干脆直言：“社会差距是好事，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朱红军《刘吉：社会差距是好事 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2007-2-8 南方周末）。

“社会差距”是否是“好事”，这是价值判断，取决于判断者的立场。地位不同，立场相左，判断各异，这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

而是否存在“两极分化”是事实判断。资产分布曲线（图十一、十二），表明：不足0.8%的国民拥有不低于99%的资产，这是明显的有产者群体，他们靠“财产性收入”为生；而99%的国民拥有的资产不足0.2%，这是明显的无产者群体，只能给有产者打工，靠工资为生。而位于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人口总量不足0.5%，占资产总量不足4.65%。

数据显示：无产者群体占有绝对的人口优势，而经济实力近乎零；资产者群体拥有绝对的经济实力，而占人口比重微乎其微；至于被经济学家寄以厚望的“中产阶级”，无论从人口的角度还是从资产的角度，都无足轻重。可见在30年内，国民从接近平均主义的状态十分清晰地分化成了两大集群。

两个集群清晰分化的背后，是人与资产的分离：由国民创造的财富，变为了外在的异己力量，成为自己的对立面。至于“私人银行”业关注的“高净值”人群，作为食利者，本能地追逐利润极大化，“人格化的资本”是他们必然的角色。事实上，有产者之所以能获得“财产性收入”，是因为几乎全体国民依赖于“工资性收入”。

在这确凿无疑的事实面前，继续辩称“不存在两极分化”，难免让人怀疑：经济学家到底是学者还是有产者群体的意识形态辩护士。

思考之二：“姓社姓资”？

国民与资产的分离，已经回答了多年纠缠不清的“姓社姓资”问题。

有人从“所有制”的角度看问题，虽然在各种所有制中，国有经济已不占绝对大头，但相对比例仍居第一，能否据此判断经济体的性质？对国民而言，感受经济体性质的是就业状态，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可算出2007年在国有企业就业的国民，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8.34%，在集体企业就业者，仅0.93%，城乡个体就业者占7.14%。可见有83.58%的就业者，是将自己的劳动作为商品出卖给追逐利润极大化的企业。决定社会性质的是这83.58%国民的感受，还是8.34%国民的感受？

即使国有企业，也同样是追逐资本利润极大化。这不是在批评国有企业，作为企业，不这样做就会在市场经济中破产。（事实上各界对国有企业的批评，很大程度集中在盈利能力弱，只能靠垄断维持上。）但在这样的企业中，劳动力只能是商品——与在其他企业无质的差别。

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性国有企业，一个显著特点是其职工实际所得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同等素质劳动者的收入。这是否是就社会主义特色？这一特色为社会公众广泛诟病，如果这就是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就是为公众诟病的、破坏公平的主义。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前副院长刘福垣指出这是国企“职工侵犯了全民产权的结果。”

国有企业的另一显著特点是身份制：正式工、合同工、农民工，同工不同酬，甚至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刘福垣指出指出，它是“封建等级制度按权力分配的超经济剥削关系。”（刘福垣《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保障主义》）可谓一针见血。

国有企业的资本按字面意义属于全体国民，其利润也应归全体国民，但从1994年起，国有企业未向财政提交一毛钱的利润，反而从1985年起，一直从财政领取大量的“亏损补贴”（见图十三）。

图十三：财政与国企的经济关系

2006年12月财政部发布《企业财务通则》，于2007年1月1日起生效，要求国企上缴利润。其中规定，中央企业红利上缴比例为：

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五个资源性行业，上缴比例为10%，

钢铁、运输、电子、贸易、施工等一般竞争性企业上缴比例为5%，

军工企业转制科研院所企业三年内暂不上缴。

可惜的是，在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了“国家财政分项目收入”表，我们无法将图十三向后扩展，无法得知《企业财务通则》的实施情况。

即使国企上缴了利润，有什么实际运行的制度、规则保障这些利润能转化为实在的“全民所有”？国民感受到的是，“社会保障”要靠自己积累，而各级政府的楼堂馆所、出国旅游、公务消费根本不受国民的制约。

“姓社姓资”还需争议吗？

思考之三：“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面对客观存在的两极分化，必然导致一个问题：如何应对？经济学家林毅夫称：“我国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林毅夫：缩小中国贫富差距关键是让穷人富起来 》2005年10月19日 19:11 新浪财经）。于是“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就成了顺理成章的口号。

如果提出这一口号的是位文学家，到情有可原。然而提出者是经济学家，难免令人怀疑他不是学养太差，就是伪善。这其实是法国人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Claude Frederic Bastiat, 1801--1850)在《和谐经济论》中的论点，他断言在资本的增长中，劳动从中提取的绝对额和相对额都会增加，这就“证明劳动者及其雇主之间显然就存在着利益的和谐”。但这之前、之后的经济史和左、右翼的许多经济学家都表明，在资本的增长中，资本家手中的资本越来越多，劳动者的相对提取额在降低。事实上，只要利润极大化是要素配置的首要机制，逻辑上资本集中就是不可遏止的趋势，历年胡润榜就证实了这一点（见图十四）。

图十四：2004年至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

每年同一位次的财富都较上一年显著增加（注意，图十四的纵坐标为指数坐标）。这暗示我们，尽管具体的上榜者，其财富有增有减，整个财富顶端的群体，其拥有的财富增速可观。表一将上榜富豪的财富与全国的GDP货币发行量对比，可见在社会总财富中，财富顶端的群体占有比重在加速扩张，在这样的经济机制下，如何能“让穷人富起来”？

表一：用GDP和货币发行量衡量胡润榜上榜者财富

年		2007	2006	2005	2004
GDP		209,407	183,085	159,878	135,823
财富占GDP的比重	前100	8.54%	3.09%	2.19%	1.82%
	前200	11.11%	4.30%	2.96%
	前300	12.74%	5.06%	3.45%
	前400	13.92%	5.60%	3.79%
	前500	14.81%	6.04%
	前600	15.50%
	前813	16.48%
货币供应量		345,578	298,756	253,208	221,223
财富占货币供应量的比重	前100	5.17%	1.89%	1.38%	1.12%
	前200	6.73%	2.64%	1.87%
	前300	7.72%	3.10%	2.18%
	前400	8.43%	3.43%	2.39%
	前500	8.97%	3.70%
	前600	9.39%
	前813	9.99%

在为利润极大化原则辩护方面，我们的经济学家远不如马尔萨斯诚实。马尔萨斯认为：社会永远是“分成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并以利己心作为那庞大机器(即社会)的主要动力”。他进一步指出：“仅靠劳动阶级的消费能力无法促进资本的利用，认识到这一点确实是最重要的。……工人阶级消费的巨大增长必然大幅增加生产成本，这一定会降低利润，减少或者毁灭积累的动机。”（转引自夏小林《读“经济思想史：—种批判性的视角”札记》）

“财产性收入”源于利润，马尔萨斯事实上承认是利润极大化导致了劳资利益对立和两极分化。

思考之四：史鉴历历

我们三十年来的经验再次证实,利润极大化机制必然造成三大失衡：资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失衡；产能与内需失衡；追逐利润的货币与祭献利润的货币失衡。这三大失衡导致经济体中的货币不可逆地淤积为逐利资金，终将导致货币循环无以为继。（王中宇《货币循环的另类观察--系统动力学的视角》科学时报2009年11月5日A3版）

马尔萨斯时代的英国，同样的失衡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其一是如何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唤起的、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持续地满负荷运行，以保障资本拥有者的利润；其二是如何保障广大的社会公众的起码的生存条件，以防激起民变。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恩格斯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描述了当时英国工人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处境。史实告诉我们，英国的应对之策是向全球扩张。英国本土只有24万平方公里，1800年，英帝国包括1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2000万人口；1900年英帝国拥有11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3.9亿人口；到一战爆发时，英帝国拥有127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4.31亿人口，占当时全球总人口的1/4及全球面积的1/4。英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殖民大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

到1865年，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这样描述当时的英国：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奥得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大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

扩张使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能以全球为其原料来源地和市场，并建立起了英国的垄断地位。在这一过程中，英镑从国内货币扩张为事实上的全球货币。来自海外的原材料与利润使英国有可能缓解内部矛盾。到1892年恩格斯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译文写序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的处境已经有所改善，对此，恩格斯分析道：

“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群众至少有时也能沾到一点。而这就是自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未曾有过社会主义的原因。”

事实上，扩张是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得以生存之必需，它不但为英国的历史证明，也为其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俄（苏）的历史所证明。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都必然触及先发国家的核心利益，都遭到先发国家的铁腕遏制，其最终的结果无不是战争。

1840年以来，在西方工商文明的强势攻击下，中国一直在艰难地寻找自己的道路。所有的努力都归结为追求“现代化”。其所“化”的对象就是存在了数千年的自然经济。目前巨大的民工潮说明，乡村中自然经济正在加速瓦解，我国劳动力的主体已经转化为商品，而货币已经转化为资本。从资本视角看到，国民的经济地位已经两极分化，这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内在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体的核心矛盾。但我们可以追随先发资本主义国家解决矛盾的出路吗？

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人口中的比重极小，这使他们有可能靠巨大的外部利益输入缓解内部矛盾。2006年，G7国家总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1%，杰文斯描述的场景对这少数人而言是可行的。而中国就占世界人口的20%，况且人口大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都在追逐“现代化”，中、印、巴、俄四国占全球人口的42.12%，这条道路依然可行吗？它们的扩张空间何在？

当年资本主义工商文明踹开中国大门时，李鸿章看到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儿女奋斗了一个半世纪，终于与这个“先进文明”接轨后，却遇到了一个人类社会从未遇到过的全球性困境，这对中国的学界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面这对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学界应该做甚么？是在“不争论”的旗号下继续散布有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说教，还是为愤激的情绪所支配？

作为学界，唯一的选择应是直面现实，深入思考，直言不讳。学术上有不同的见解是正常的，但诚实是学界的基本品格，诚实地面对现实，诚实地阐述自己的见解，是学界之为学界的底线。否则暧昧躲闪的理论加上华而不实的口号，只能将国家引向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