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地球究竟能养活多少人？

“节制生育”的核心依据是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从资源角度估算人口容量的思路由来已久。

1679年荷兰人Atoni Van Leeuwenhoek根据当时的生产能力和资源状况估计，地球能养活的最高人口数为134亿；

1891年，英国人Ravenstein根据不同类型的土地资源估计，整个地球人口承载力大约59.94亿人；

1967年，荷兰大田作物和植物生物化学研究所的C·T·De Wit以植物的光合作用作为限制因素，估计地球最大人口容量为1万亿人。

197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H·R·Hulett以美国1966年的消费水平为基准，考虑了食物、林产品、不可更新资源的能量消耗量和全球植物能量年产量，估计1O亿人为地球的最大人口容量。而这年全球人口已超过36亿。

……

限于篇幅，这个名单不可能逐一罗列。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统计：

“迄今为止，有关人口容量的估计值已问世65个之多，并且这些数字存在巨大的差异，从最低的不足1O亿到最高的超过千亿。自1679年以来，在所有的这些估计数的上限值中，不存在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估算值的分布范围在扩大。”（翟振武《地球究竟能养活多少人》理论动态2007年6期）

翟振武还提醒我们注意：

“联合国人口基金委托粮农组织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估计潜在的发展中国家(不含中国)人口容量在高投入下是334亿人，而当今全世界所有国家人口才6O多亿，按联合国预测，2050年世界人口为89亿，距极限值似乎还比较远。”（同上）

至于中国，早在战国末期，韩非（约前280—前233）就说过：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子·五蠹》）

清末的汪士铎在《乙丙日记》中写道：

“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乙丙日记》卷三）

解放前，我国有的学者就根据我国资源状况及经济发展水平，提出中国人口总数4亿为最佳；1948年甚至有人提出2亿最宜。

1957年，孙本文从我国当时粮食生产水平和劳动就业角度，提出8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

宋健等认为中国的水资源最多只能养育6.5亿人。

胡保生等研究了粮食、肉类、土地、水、能源对人口容量的限制，其中最紧的是肉类--2.6亿；最松的是粮食--12.6亿。

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1986年承担了“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力研究”项目，对我国的土地承载力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结论为：我国粮食最大可能生产能力为8.3亿吨，以人均500公斤和550公斤计，最大承载力为16.6亿和15.1亿人口。

……

对此翟振武回顾道：

“当中国仅有4.5亿人口时，一些专家就认为中国已经‘人满为患’，远远超过了土地的承载力；当中国人口达到6亿时，专家们又提出人口不能超过8亿的上限值；当实际人口达到9亿多时，专家提出中国人口应该介于7—1O亿之间，否则，我们的民族在100年内饮食水平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当时的水平；当人口达到10亿时，又有专家提出2000年时总人口无论如何不能超过12亿，否则经济就根本不可能起飞。

中国实际人口发展不断突破专家们警告的‘最大极限’，2000年的人口已经近3倍于1949年的人口，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下降。相反，我们的粮食供应越来越宽松，我们的饮食水平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专家们1949年就已提出‘人满为患’，但今天，同样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度，同样是7%的耕地，我们却养活了3倍于1949年的人口。”（翟振武《地球究竟能养活多少人》理论动态2007年6期）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白皮书》，称：

“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们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而今，中国人口增长了近三倍，却已解决了吃饭问题。由此，翟振武坦率地问道：

“以前的那些人口容量估计科学吗?准确吗?如果都不准确，我们又该如何对待‘超过16亿人，可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到灾难性的打击’的新警告呢?以及如何思考以此为基础之一制定的各种人口政策呢?”

“也许，科恩是对的。我们还没有能力科学地估计和预测地球的人口容量，当然，也没有能力科学地估计中国人口容量的极限值。”（同上）

逻辑上资源是有限的，因而人口容量是有限的。对动物种群而言，资源以及资源的利用效率很少变化，因而研究时可将资源视为固定的外生约束。然而这却不适于研究人类社会。几十年前，蘑菇、木耳是高档食品、银耳更是难得的珍品。而今这些东西在农贸市场上像普通蔬菜、干杂货般出售，生产它们的“资源”是锯末、树叶、棉籽壳之类以前的“废料”。可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什么是“资源”，资源利用效率如何，变化弹性极大。这是人类社会与动物种群的根本区别。

然而，《中国二十一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称：

“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与人口问题分不开，人口问题成了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和首要问题。能否解决好人口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改善、全民素质提高和中华民族兴衰，关系到世界和平与发展”

与艾奇逊的《白皮书》对比，何其神似。

就业：“节制生育”还是“节制资本”？

就业问题是支撑节制生育政策的另一个理论支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称，中国2008年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9.6%，超出登记失业率的两倍还多。

财经评论员叶檀称：“人口对经济关系极大。中国作为人口大国，人口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就业难题、养老金缺口，以及如何选择适合中国资源与人口状况的经济发展模式。”（叶檀《经济大国靠什么应对人口压力》中国市场 2009年20期） 就业被视为与人口相关的第一难题。

田雪原、陈玉光从就业角度研究了中国适度人口的数量。他们首先从经济发展速度假定未来若干年内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和劳动者技术装备增长速度；其次，在生产性固定资金、劳动技术装备程度和工农业劳动者人数之间建立数学方程；最后，由工农业劳动者人数推算总人口，提出中国100年后的经济适度人口为6.5—7.O亿之间。（转引自翟振武《地球究竟能养活多少人》理论动态2007年6期）这个分析的隐含思路在于：国民不是发展的主体，仅是发展的要素，与资金、装备、技术属同一范畴。

然而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不变价格计，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GDP增长了14倍，而同期人口只增加37.3%。撇开经济学家们高深的术语，经济无非是国民劳动以获取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我们令世人瞠目的经济增长率，却不能为严格节制生育政策下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就业问题的症结到底在人口数量还是在经济体制？

笔者在《就业困境观察》（科学时报 2005年9月1日 四版）、《利润极大化与滞胀》（科学时报2007年12月30日 五、六版）等文中，用统计数据与逻辑分析指出：以利润极大化原则支配社会的资源配置，必然导致资本和劳力的双过剩。说白了，这是经济系统的自我绞杀，与人口数量无关。

正如马克思所说：

“马尔萨斯愚蠢地把一定数量的人口同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硬联系在一起。李嘉图当即正确地反驳他说，假如一个工人没有工作，现有的谷物数量就同他毫不相干，因而，决定是否把工人列入过剩人口范畴的，是雇佣资料，而不是生存资料。”（《经济学手稿(1857一1858年)》）

“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资本论》第1卷)

叶檀、田雪原、陈玉光的视角其实是马尔萨斯的视角：将雇佣制度必然造成的劳力过剩归咎于人口总量。

2009年6月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专题讨论会上，蔡继明委员指出：

“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这种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格局，导致了我国消费的不足，甚至产生了畸形的消费。根据调查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奢侈品最大的市场。”（人民政协网http://www.rmzxb.com.cn/zxtz/t20090619_258716.htm）

中国新闻网2009年04月10日报道：

“世界银行《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的扶贫标准和投资计划依然难以达到国际标准。按200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仍然有2.54亿人口每天的花费少于国际最新贫困线，这一贫困人口数字远高于中国官方估计的农村1500万贫困人口，相当于日本总人口的两倍。”（http://www.chinanews.com.cn/hb/news/2009/04-10/1640256.shtml）

可见用“人均资源”不足以解释我们遇到的困难。对那0.4%的人，根本不存在资源不足问题，他们造就了“国际上奢侈品最大的市场”。对2.54亿贫困人口，正如李嘉图发现的，制约他们的是“雇用资料”，不是“生存资料”，他们有能力消耗的资源与“人均”资源量毫无关系。

被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孙中山，曾长期生活在西方社会，他发现工业革命带来的利益，在社会上分布高度不均，“有机器的人便发大财”，工人则“饥寒死亡”，平民“生计遂尽为资本家所夺”，以至出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私人之垄断，渐变成资本之专制，致生出社会之阶级贫、富之不均”。于是，他提出了“节制资本”的主张。

耐人寻味的是，现实中“节制资本”被“节制生育”取代，几乎一切社会问题最后都被归结为“人口数量”问题。怪异的是，对此几乎没有人感到怪异。

2009年3月11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安徽代表团驻地，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称：

“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调整为更加严格的‘一胎化’。但我现在是少数派，赞同我观点的人较少，甚至有人骂我，也有人称我为‘当代马寅初’。”（汪孝宗《人口政策大争鸣：“一胎化”还是“放开二胎”？》 中国经济周刊 2009-03-25）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尚且如此，让人不得不追问马寅初的先驱--马尔萨斯先生当初提出其“理论”的动因。

马尔萨斯：屁股与大脑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生活于1766年至1834年的英国。为了理解马尔萨斯生活的时代，请注意三个时点：其一，1763年，瓦特开始研究、改良纽克曼蒸汽机；其二，到1830年，西方在制造业领域已略微超过中国；其三，1844年，恩格斯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描述了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和历史使命。

在英国，这是一个分工深化、技术进步的时代；是一个资本利润极大化原则自由挥洒的时代；是一个财富高速涌出而又高速聚集，阶级矛盾趋于激化的时代。对这个时代的精英集团而言，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安抚占人口绝大多数而又看不到丝毫希望的穷人。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牧师马尔萨斯自觉地承担了这一工作，他匿名出版了《人口原理》。对于写作此书的目的，他坦率地说：

“十分明显，如果下层阶级的人都知道这些真理，那么他们就会以更大的耐心来忍受他们可能遭受到的困苦，就不会由于自己的贫困而对政府和上层社会感到那么不满和忿恨了，在一切场合里也不至于那么容易摆出反抗的姿态或发生骚乱了。”

对其立论的基点，他写道：

“葛德文先生在全书中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是将文明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罪恶和贫困都归咎于人类制度。……事实的真相却是，虽然人类制度似乎是造成人类许多灾祸的明显和突出的原因，但实际上它们是不重要的、表面的原因。同使源泉污浊、并使全部人类生活的水流混浊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不洁原因相比，它们只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羽毛”。

所谓人口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谷物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两个“公理”不过是杜撰，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也早已被各派学者批驳。明白了马尔萨斯出版《人口原理》的目的，就能明白他为何要杜撰这两个“公理”：回避对社会制度问题的追究，将贫穷、饥饿、瘟疫和战争等社会现象解释为“自然法则”，把人口数量当作阻碍社会进步的根源，将社会问题归咎于穷人的生育。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屁股决定大脑”的实例，马尔萨斯的“公理”不过是“私理”。工商文明中，只要没有现实的力量制衡利润极大化机制，劳力过剩从而人口过剩就是必然的。不能“节制资本”，就只好“节制生育”，很难说精英集团的这一选择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在批评艾奇逊、马尔萨斯时，毛泽东提出了他著名的论断：“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恐怕很少有人注意到，就连毛泽东的老对头--蒋介石都不赞成马尔萨斯。他批评道：

“其实，马尔萨斯的学说是与历史的事实不符的。”认为“马尔萨斯把国民的生育问题当做纯粹生物学问题来看待，又把人口问题当做简单经济问题来看待。”

并进一步批评道：“我们中国研究人口问题的人。也有受马尔萨斯的影响的。他们总以为中国人生育率太高，人口增加得太快，他们以为中国的贫穷就是这个道理。”

对人口问题，他主张：“要从营养、卫生和教育中提高人口的品质，因为我们知道健全的人口，才是伟大的力量。”（蒋介石《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

蒋介石其实提出了一个观察视角：对人口问题，数量与质量孰重？

“数量”与“质量”

在对“节制生育”的反思中，学者们从关注人口数量转而关注人口结构。

有学者对人口的年龄结构表示担忧，认为中国出现了“未富先老”的态势，担忧“四、二、一”结构下，养老将成为社会难题。

有学者担忧人口的性别结构，“一胎化”政策强化了生育过程中的性别选择，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急速上升（见图九），这势将导致社会底层大量男性无以成家，进而危及社会稳定。

图九：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时期变动情况

（摘自：《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还有学者关注到国家未来兵员的供给和未来军队在战争中的战斗力；也有学者从家庭安全角度，指出独生子女家庭是高危家庭。

从人口总量到人口结构，无疑开拓了新的视角，发现了以前不曾注意的问题，然而，结构的视角依然是数量的视角。从一个人口种群在地球上生存的角度看，它面对两条战线的挑战——

其一：如何能更智慧地处理自己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更有效地保护和利用已发现的资源，更广泛地将原来的非资源转化为资源；

其二：如何与处于同一“生态龛”中的其他类似种群竞争，以保障自己的持续生存。

对中华民族而言，这两条战线的挑战都是严峻的。应对这挑战的基础都是人口质量。

我们今天这种耗资源、毁环境、拼血汗，为海外资本卖苦力的依附型经济结构，从人口角度看，并非源于人口数量，而是源于人口质量。对此，《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作者们是清楚的，他们注意到了我国人口中，研究人员比重之低下（见图十）。

图十：2000年每百万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研究人员数的国际比较

（摘自：《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人口素质取决于教育，对此，晚清政府在废科举的上谕中就表示:“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在1905年“癸卯学制”的《学务纲要》中，称：“初等小学堂为养正始基，各国均住为国家之义务教育。东西各国政令，凡小儿及就学之年而不入小学者，罪其父母，名为强迫教育。盖深知立国之本全在于此。”

“开通民智”乃“立国之本”，是“国家之义务”，认识不可谓不到位，而实践呢？一个世纪过去了，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分学业完成情况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分布见图十一，其中只受过初中及以下程度教育的，占到全国6岁以上人口的84.2%；中专及以上程度者占8.33%；而大学本科及以上程度者，仅1.52%。

图十一：全国分学业完成情况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

（数据来源：《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3—1）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宣示：

“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城乡教育费附加，企业用于举办中小学的经费，校办产业减免税部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４%。”

1993年到2000年是7年，2000年到2007年又是7年。《中国统计年鉴2008》提供的数据显示：2007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教育经费，占到当年 GDP的2.85%。预定的时间过去了两倍，而预定的目标仅实现71.4%。

在《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中提出了五项任务，其中的三项涉及人口素质：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着力解决人口结构性问题；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充分开发人力资源；

发展公共卫生、妇女儿童和社会福利事业，促进社会和谐与公平。

从“节制生育”到“计划生育”到“人口发展”，我们看到了从单一注重人口数量向关注人口质量的转变，这一观念的转变对我中华民族意义重大。愿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能够开放而深入，愿关于人口问题的决策能建立在理性研究的基础上，愿对人口质量的关注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与财政资金分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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