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退回“外围”国家的压力与危险

刘永佶

现代的中国，在资本全球化的大潮中，依然有退回“外围”国家的压力与危险。

自从资本统治形成以来，其经济学家就在宣扬这样一种观念：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是“经济人”的天性决定的，不仅在国内如此，在国际上也应如此。只要开放国门，落后国家就可以逐步发展，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然而，几百年的历史却显现了相反的趋势，那些淡化或放弃主权的国家，只能被动地适应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不能与之展开自由竞争，它们的经济命脉不是操在本国的资本财团——在外国垄断财团的压制下，不可能形成这样的财团——手里，而是操在外国垄断资本财团手里。这些国家也有少量政治权贵由外国资本财团扶植成富翁，但他们是听命于、依附于外国大资本财团的，所占有的财富，相当一部分是未能转入再生产的消费品和奢侈品，即使是作为资本，也是投入获利虽高，但并非支柱性行业的房地产、证券、服务业，以及为外国公司做代理。这些权贵及其官僚资本，在形式上也掌握着统治权，但这不是对外国的主权，而是对本国民众的治权。

没有主权就没有国格，就不可能有效地保护本国的企业及其他经济实体，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支柱性行业和合理的经济结构，只能越来越依赖外国大资本，从生产到消费的全部结构，都是销售外国大资本的商品，并为其提供资源和劳动力。这种没有国格的国民经济，是不可能发展的。“富者日壅，贫者日倾”，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主张的自由贸易，结果就是如此。

这是资本全球化的真实写照。也正是随着资本统治的全球化，引发了劳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全球化，落后国家的劳动者为了对抗资本的直接和间接统治，逐步地联合起来，开始以自己的立场来思考经济矛盾，形成了相应的对国际经济关系的规定。在这方面，阿根廷的苏尔·普雷维什起了开创性作用，他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关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论。之后，巴西的多斯桑托斯等人，又进一步形成了“依附论”。

普雷维什“中心——外围论”的要点是：世界各国已分为两大类，一是由西方七国集团构成的高度工业化国家，其经济增长是全面的、自主性的。它们出口工业品或高附加值产品，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垄断着技术的创新，占有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全部利益，并以其对先进技术的垄断，掠夺外围国家；它们是现代世界经济的中心，也是政治的中心；在政治上，它们实行帝国主义政策并以军事、外交等各种手段控制外围国家。二是“外围”国家，即世界上绝大多数尚没有实现工业化或“工业化畸形”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严重受制于“中心”国家，它们的经济往往是有增长而无发展；完全受“中心”国家经济周期的直接影响，成了“中心”国家倾销产品、转移危机的场所；其经济结构附属于“中心”国家，出口产品主要是原材料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生产的初级产品，技术含量低下，价值亦低；进口的则是“中心”国家那些技术含量高，价值亦高的工业品；“外围”国家中，“中心”国家输出的资本占据着主要的行业。

普雷维什认为，“中心”与“外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中心”国家的存在是以“外围”国家为前提的，“中心”的发展是以损害、压制“外围”的发展为代价的。这个“中心——外围”格局，是资本全球化的经济结构，“外围”国家只有服从“中心”国家，才能被容许存在。

一旦外围有意无意地损害了这种经济和政治利益时，中心，特别是主要中心往往就会采取惩罚的措施，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通过军事干预的手段进行报复。[①]

多斯桑托斯的“依附论”，是对“中心——外围论”的引申。他指出：“中心——外围”结构实为“统治——依附”结构，这是资本扩张的结果。列宁等人关于帝国主义的研究只注重帝国主义的向外扩张，忽略了被统治国状况的研究。他的“依附论”是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在1975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依附》一书中，多斯桑托斯系统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认为，自殖民地时期，“统治——依附”结构已经形成，其特点是宗主国的商业和金融资本通过贸易支配殖民地国家，从土地、矿产和劳动力进行殖民垄断；进而是殖民地国家被纳入垄断资本的分工体系，成为原材料的主要生产地，在依附国形成了“出口经济”或“外向型经济”结构。殖民地国家争取到政治形式的独立之后，“中心”国家依然利用其资本和技术的优势，控制“外围”国家，其手段主要有：一、不平等交换，中心国的垄断资本财团控制着卖方市场及运输和销售渠道；二、服务费用吞占，主要是运费、保险费、技术服务费和专利费，这是由技术垄断而形成的新地租；三、资本输出，这是对“外围”国家的劳动力的直接剥削，也是迫使其放弃进口替代战略的方式；四、国际“援助”，主要是贷款，“外围”国家利用贷款购买“中心”国家的商品，但又不能因这种购买而发展本国产业，创造新的价值，从而背上高额债务。此外，“中心”国家还通过在政治上操纵“外围”国家的统治集团，以及军事威胁和干涉等手段，来达到控制“外围”国家的目的。

多斯桑托斯指出，在“外围”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中，有一种思路，认为在不变革本国制度的情况下，只要增加生产，扩大出口，就可以增强实力，由此就可以摆脱中心国家的控制。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官僚阶级、失败的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中间阶层及其思想家们谋求一条用扩大出口来弥补国际收支赤字的道路，以此代替用诸如延期偿付、革命地改变世界的贸易关系、制止外资利润外流等激进措施来解决外债问题的思路。可是，这是一条更加屈从的道路，一条变本加厉地剥削劳动者以填满外国剥削者腰包的道路。[②]

“中心——外围论”和“依附论”，是觉悟了的落后国家的劳动者的思想代表对国际经济矛盾的认识。它从理论上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由贸易促进落后国家发展的观点，指明资本统治当代世界经济的实质。落后国家只有进行制度变革，建立公有制，才能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附。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产生“中心——外围论”和“依附论”的南美国家相似，在1949年以前，中国也是依附于美国等“中心”国家的“外围”。中国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要以制度变革来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附。而“中心”国家又绝不会任由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外围”脱离它而独立。中国的独立是对“中心”国家垄断大财团的巨大打击，不仅使之失去了庞大的产品和技术销售市场，失去了廉价资源和劳动力的来源，也失去了资本投资和转移危机的场所。但对中国来说，摆脱了对外国大资本财团的依附，并不等于经济可以发展、壮大。“中心”国家的引力还在，它还要千方百计使中国成为其“外围”。为此，它对中国内地实行了20余年的经济、政治、军事封锁，但这并不是要排斥这个“外围”，而是要通过打压，迫使其内部发生政治变化，重新回到“中心”的引力圈中，依附“中心”而存在。当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主权，以摆脱其在国际上的困境时，美国与中国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并不因此而改变。而美国的大资本财团之所以支持尼克松的行为，不仅在于眼前的利益，还在于它们充分认识到其经济实力在与中国交往中的优势，这种优势将给它们带来长远的利益。

对于中国来说，与美国及西方各国这个世界经济“中心”交往，一方面是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有被纳入“中心”强大吸引力，从而再变成其“外围”的危险。

“中心”的强大引力，对中国就是压力。“中心”国家先进的工业技术，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必须承认，并要引进、学习的。但“中心”国家不可能像20世纪50年代苏联、东欧诸国那样无偿地在技术上援助中国——实际上这种无偿也是有代价的，即要求中国成为苏联的“外围”，一旦发现这个企图不可能实现，援助也就撤除。资本是追求利润的，中国与美国等国的大资本财团打交道，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如果这个代价仅仅是经济上的，即李嘉图所说的“比较优势”，用付出较多劳动创造的价值，来换取西方国家因技术优势用较少劳动量生产的产品和技术，那么，中国人确实可以通过其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的初级产品，来换得高新技术，并利用这新技术发展自己的产业，由此而逐步地提升技术水平，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但“中心”国家绝不会坐等中国平稳地学、赶、超，而是要利用各种条件和方式打压，这不仅包括经济上的垄断，还包括文化的渗透和政治上的收买代理人，以及军事威胁。

“中心”国家的资本统治是靠技术上的优势来凌驾于“外围”国家之上的，它对“外围”国家的压力与引力，也在于此。对这一点，“中心”国家的大资本财团是相当清楚的，几百年的经验，又使之可以驾轻就熟地利用这一优势。当中国把发展经济作为主要任务，而引进先进技术已成必要条件——在某些“技术主义者”看来只有引进，而非研创，才有中国的技术进步——时，“中心”国家的大资本财团也就设计好了盘剥和要挟的策略，其要点是：一、将尖端技术严密封锁，二、将本国已过时的技术和设备高价卖给中国，三、收买中国个别的政治、经济官员，使之成为其代理人，四、刺激引诱中国民众的消费心理，使之趋向奢糜，由此既能出卖其此类商品和服务，又可降低中国民众素质技能。

事实证明，美国为首的“中心”国家大资本财团的这些策略是奏效了的。与此同时，“中心”国家的大资本财团还通过其控制的政府，对中国在政治、军事上施加压力。其中，最为阴毒的就是物色并收买政治上的代理人，在这方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而且是全方位的努力，力求在中国政坛培植“亲美派”、“亲日派”，随时随处为其所用。军事上则打“台湾牌”，企图以此损耗中国财力，并保持军事上的威胁力。而日本大财阀所体现的军国主义，也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时发出军事威胁的信号。

在意识形态上，“中心”国家不遗余力地开动其宣传机器，无微不至地传播其资本文化，并利用吸引留学生、培训生等方式，将其意识形态灌输于其中一部分人，再通过他们，在中国建立传播网。而中国内部，也因一些政治人物的导向，而出现了诸如“西方经济学热”之类的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崇拜。

“中心”国家的压力，是外因，它还要通过内因起作用。中国变成或退回“外围”国家的危险，就是外来压力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集中表现。这个内因，就是官僚资本的再生。

1949年以前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中国已成为“中心”国家的外围，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官僚资本的形成与作用。官僚资本作为国内旧势力的集中体现，是在“中心”国家大资本财团的扶植下得以存在的，而其作用之一，就是为“中心”国家大资本财团的统治充作代理人，由此，中国才真正成为“外围”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依然将蒋介石集团视为中国的政治代表，这表明其不愿意放弃中国这个大“外围”。但随着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希望的破灭，美国的大资本财团及其政府，就努力在中国内地培植、发现新的官僚资本势力。在这里，充分显示出国内经济矛盾与国际经济矛盾的交织与相互作用。官僚资本的再生，是以行政集权体制为基础的，是这个体制没落和腐败的表现，但若没有外国大资本财团这个外因，这种腐败只能导致王朝的更替，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中国行政集权体制的腐败则成为大资本财团控制中国的机会，这在1949年前得到实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种腐败被严格抑制，但从80年代开始，它逐步抬头，并愈演愈烈。这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它一方面严重阻碍政治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又积极向“中心”国家的大资本财团靠拢，以求倚仗。从将各式赃款外逃——主要是美国及其势力范围——到拿大公司的“回扣”，以及在政治、外交及对外经济交往上的媚美媚日，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是由于它的作用，“中心”国家的大资本财团又得以建立或准备建立对中国经济的控制系统。中国再退回“外围”国家的危险性是明显的。

当然，与袁世凯、北洋军阀、蒋介石集团统治时期不同，现在的中国，劳动社会主义势力仍占主导地位，它随时都在限制官僚资本势力的增长，因此，也在阻止中国成为“外围”国家的进程。中国能否克服退回“外围”国家的危险，就在于劳动社会主义势力在改革中的发展，在于对官僚资本势力的抑制和消灭。而这时又不能不与外国资本发生关系，不能不受到外国大资本财团的胁迫。为此，必须将对外经济交往与国内的制度变革统一起来，并综合地考虑其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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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普雷维什：《我的发展思想的五个阶段》，载《世界经济译丛》，1983年11月。
[②] 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第48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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