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威尼斯看老北京之死

在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我乘着一条木船，驶离我居住的圣.赛沃勒岛，驶向威尼斯城。在夜幕和雾气中，依稀可以望见准备入睡的威尼斯城的轮廓。

深夜，打着雨伞，走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附近的小巷子里，听着在光滑的青石板地面上自己的脚步声。透过没有遮窗帘的一扇窗户，看见一位老太太坐在厨房里，一遍打毛衣、一遍看电视。在街灯下，仔细观察巷子两边的建筑和墙壁，你会发现，正在被拆除的北京胡同和四合院比威尼斯竭尽全力保留的旧建筑要完好得多。按照新北京的标准，威尼斯整个城市都应该拆迁。

一个喜欢革命、剧变、破坏的人和一个暴富者是不会喜欢威尼斯的。 一个革命者、变革者和暴富者只会喜欢北京。只有一个自恋的、祖祖辈辈生存在古老的、破落的、正在被拆迁的胡同里、四合院里的人、受伤的人，才会永远地留恋旧北京。旧北京给你留下的是伤感、幸福和痛苦的记忆。《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Erik Eckholm四年前写过一篇特稿《回到旧北京时代》：“在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不远处，传统的胡同街区显露了这座城市几百年来的残余。”

历史上的文人和中外旅行家，如老舍，更不用说马可.波罗对北京城都有过细腻而美好的记述。但是，北京城和北京人对这些赞美的回报是让这些文字永远地保存在纸上，而不是印在古老的墙壁上和路面上。北京的牌楼和运粮的船只把南方的大米通过大运河拉到德胜门内大街的后海码头，这样的景色和场面，你只能到古代和近代旅行家、小说家和散文家的作品里去寻找。

北京的神话写在书本里，而威尼斯的神话写在石头上。在威尼斯，要了解马可.波罗的故事，可以到他出生的老房子寻找他成长的足迹；在北京，要了解马可.波罗的故事，必须到图书馆的故纸堆里去寻找。我们今天只能在马可.波罗和老舍的小说里，看到的是新北京对旧建筑的冷漠。《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北京城有12座城门、每一座城门有1000士兵驻守。 北京城大街笔直宽敞，你可以从街的一头，一直望到街的另一头。一位马可.波罗研究者说，马可.波罗的北京城墙可以跟古巴比伦城墙媲美。这些宏大的建筑早已不见踪影，更不用说马可.波罗在汗巴里（元代的北京城）的住宅了。

如果马可.波罗今天离开北京，700年后返回威尼斯老家，乘坐平地木船，凭着模糊的记忆，沿着大运河行驶来到威尼斯城北老家的那个庭院。眼前的景色会让他惊讶：他出生的那座老房子至今仍完整地竖立在那里，好像他昨天刚刚乘船离开威尼斯。这种感觉是多么温暖和甜美。威尼斯整座城冻结在时间的冰柱里了。无论是维多利亚的诗人，还是近现代的小说家，如拜伦、D.H. 劳伦斯、布朗宁、雪莱、Thomas Mann、海明威，他们有关威尼斯的作品中描绘的每一座桥、每一座房屋，甚至咖啡馆都会在现实的威尼斯城里找到。威尼斯会令那些期待新鲜和变革的记者失望。关于威尼斯的故事是无法更新的，看不到变化，看到得是对现代化的傲视，一派田园，就连细节也改变不了。  

如果马可. 波罗今天离开威尼斯，重返北京，他会感到失望，他发现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他再也见不到他每天溜达过的胡同、踏过的青石板、他跨马进出的城门、居住过的四合院、饮用过的水井。 汗巴里消失了，再也看不到马可.波罗的城市了。

1999年12月9日，北京市政府召集一群专家在国务院二招举行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申办口号研讨会。在这次会上，我极力鼓动政府和专家们接受“新北京 新奥运”这个理念。我当时对“新北京”的解释是，北京人焕发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和面貌迎接奥运会。

而今天，这座城市已经从字面上理解和实施当年我提出的 北京奥运申办口号：拆旧房、盖新楼。北京的一家报纸用一整版篇幅刊登了记者采写的两会代表对新北京的感受：“北京高楼有个性了，色彩丰富了， 夜景更靓了”； “北京的道路越来越宽，建筑越来越高，车越来越多”； “每一次来， 许多原来熟悉的地方都变了模样， 认不清了”；“北京变化得让我都跟不上了， 真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在全世界各个首都当中，北京是变化最快的了”。这些单调乏味、沉闷的描述只会令读者读古老的北京城和北京人失去想象力。

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没有给威尼斯带来变化。多少世纪以来，她一直像一位美丽的少女一样，任凭狂风海啸的吹打，她那美妙的身躯永远透露着梦幻般的诱惑。在现代化、全球化和2008年奥运会后，北京看来是准备把她那美妙姑娘的身躯廉价地交给了房地产开发商了。干燥的空气、拥挤的交通、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正在外装修的高楼，这是北京城吗？

游客来北京看什么？拥挤的汽车交通、水泥建筑、玻璃大厦、高速公路？不。人们来北京看的是北京的神秘、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茶馆。漫步在东西单的胡同里、德胜门内大街和鼓楼大街附近的老北京宅院，那种淳厚的人文精神是你在故宫、天坛、八达岭长城、琉璃厂那些叫卖旅游产品的小贩身上是找不见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讲授纽约殖民史的教授，把这座城市当成学生的历史课堂。每次上课，把学生带到那些保存完好的殖民时期的建筑物跟前，现场回顾、讲解和讨论历史。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书的时候，我的新闻学教授是一位美国记者。他有一天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业，采访北京的胡同。我和几位同学结伴来到西市南大街的砖塔胡同采访。熟悉元杂剧的朋友可能记得《沙门岛张生煮海》戏中的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这砖塔胡同看来已有700多年历史。胡同得名的那座青砖塔，依然站在路口，成了熙攘街头的一景。在那次采访中，我留下印象的是围坐在一起下棋的大爷们、扎堆聊天的老太太，还有端着大碗，坐在庭院当中香喷喷吃面条的人家。

一个记者逛威尼斯，不写一篇关于威尼斯破败的墙壁、房屋和老房子里的故事和传奇，是不可思议的。威尼斯的姑娘黑头发、黑眼睛，像希腊人、巴比伦人、大马士革人。你会把威尼斯城当成美丽的威尼斯姑娘，给你无尽的想象力。新北京的想象力和个性在哪里？今天，当一个记者来到北京，他来看什么？ 写什么？全球化留给北京的纪念碑是什么？面对新北京的一座座夸张和招摇的高楼大厦，他如果能写出故事和传奇来，更是不可思议的。威尼斯的传说写在它的红砖、青石板地面上和狭小的街巷里。北京的传说和故事写在哪里呢？北京的魅力、文化、历史、故事在哪里？

圣.马可广场是威尼斯的心脏和明珠，正如天安门是北京的心脏和明珠一样。望着不同肤色、操着不同语言的游人在灿烂的阳光下围坐在广场上的小圆桌周围，谈天说地，品尝咖啡，或与一群群鸽子的嬉戏游乐，北京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各种人种、语言会聚的城市。但我更期望有那么一天，天安门广场能像圣.马可广场一样，变成世界另一个巨大的花园广场和会客厅。游人、家人、朋友围坐在广场上小桌子上，望着飞来飞去的群群鸽子，品尝咖啡或茶水，在落日的时候，望着大会堂屋顶上余晖，听着天安门国旗班脚步的回声。当夜幕降临后，广场上出现了音乐茶座，情侣们坐在星空下，甜蜜地说着悄悄话。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读书时，夜里虽然听不到来自地安门大街传来的钟鼓声和胡同里手艺人的叫卖声，但是，每周骑着自行车上学校，或者穿胡同，看胡同里老北京人的扎堆、聊天、打扑克；或者沿着北三环路，一边骑车，一边望着路两旁的农田和果园，心中一片恬静，就跟马可.波罗在草原上游牧一样悠闲自得。

2004年，我到剑桥大学开会。剑桥小镇上有一个很小的古旧书店。我在书店里意外地发现了一本1927年出版的《消失的中国素描》（Sketches of Vanishing China）。作者是一位西方旅行者，他在书的前言中写道：“革命和时代的巨手将铲平这些可爱的庙宇、佛塔、古桥。 你要赶快到这里来，否则，你可能再也看不见它们了。”今天北京人面临的现实是，那些凝聚了老北京传说、故事、文化和身份的旧宅院和破胡同看来注定要被贪婪的房地产开发商们以种种借口破坏掉的。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唯一能做到的是，在旧北京行将消亡、新北京喷薄而出之际，让年轻的学生最后瞥一眼正在消失的老北京人的日常生活，收集尚存的胡同故事。为此，在过去11年里，我尝试着利用周末把新闻学课堂搬到了胡同和四合院里。我先是带着学生在国子监街周围的四合院、德胜门内大街东侧北京城最古老的居民区和柳树成荫的什刹海畔慢步、采访，最后走进古楼大街的一家号称是百年老店的羊肉泡馍馆，请学生们饱吃一顿3元钱一碗的羊肉泡馍，结束这一天对老北京的寻访。

离开威尼斯城，我又登上小船，返回我居住的圣.赛沃勒岛。100年前，欧洲的贵族在岛上建立了一个疯人院，把家族中由于近亲结婚带来的神经病者和傻子关在这个岛上。英国诗人拜伦是这样描写这个岛屿的：“这是痛苦的岛屿，人类饱受精神折磨的感情被封闭在内心深处。”当拜伦第一次看见这座海岛和疯人院的时候，他是这样写的：“在我们与太阳之间，我望见了岛上的一座建筑……那是一座没有窗户、变了形的、沉闷的高大建筑。”走进这座高大建筑物那冰冷和毫无个性化的长长而空洞的长廊，我感觉到的是现代化和全球化带给人类无边的陷阱和人类文明的沦丧。我希望，若干年后，我们的北京城不会变成这样一座巨大、冰冷、没有个性的全球化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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