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愿种粮 总理才不慌

2008-5-20 《长江》

张 明　 李昌平／文

　　缺粮引起了全球性恐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粮食消费大国，需求正呈刚性增长；与此同时，也正遭受着耕地面积减少、自然灾害、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下降等现实局限性。可是中国粮食供给和价格目前风平浪静，温家宝总理也底气十足地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那么，温总理的底气是否可持续下去呢？这要取决于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可持续性。

　　粮食生产在中国农民心目中正出现越来越不重要的态度趋向，粮食生产在农业中也有越来越边缘化的趋势。

　　八大因素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

　　第一，种粮与种经济作物相比，效益差距仍然较大。目前，粮食与棉花效益比为1∶5，与蔬菜效益比为1∶4，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农民一般都选择种植经济作物，而放弃单纯的生产粮食。

　　第二，粮农所需资金和组织资源匮乏。只种粮食，而不分享粮食产业链条中各个环节的收益，农民是很难持续生产粮食的。要想让农民分享粮食产业各个环节的收益，不仅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还需要农民为主体的经济组织。但现实却是，农村正规金融服务逐年萎缩，农民互助合作发展非正规金融几乎没有空间；政府大力扶持私人企业垄断粮食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将农民排斥在粮食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之外。2004年以前，稻谷价格和大米价格基本上控制在1：1.8以内，并且农村农民加工的稻米在中小城市和城镇占有绝对市场份额。现在，稻谷价格和大米价格为1：2.3以上，大中城市、甚至小城镇大米市场份额基本上被超大企业占有。这就是说，稻农在大米产业中分享收益的比例在急剧下降。这个副作用会逐步表现出来。

　　第三，生产资料涨价始终快于粮食涨价。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粮食价格总体上涨了4倍，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10倍以上。90年代中期一度出现种粮亏本的局面，引发粮农大量撂荒，并导致粮食产量由1998年的5.13亿吨下降到2003年的4.3亿吨。2002年以来的各年，粮食价格上涨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也基本同步，并带来了连续4年的粮食增长。去冬今春以来，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大大高于粮食价格上涨的幅度，这会再次引发粮农撂荒或改种非粮食作物。如果不果断扭转这个趋势，势必造成粮食产量再次进入下降轨道。

　　第四，农村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4年前，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工价不超过20元/天，今年则达到了60元/天。由于农村短工(壮劳力)价格高于城市，很多种植双季稻的地区，不得不改为单季稻，或选择不用壮劳力即可种植(养殖)的农业项目，从而被迫放弃粮食生产。农村已出现了主要劳动力搞副业、次要劳动力搞主业和主业副业化现象。粮食生产在农民心目中有越来越不重要的态度趋向，粮食生产在农业中有越来越边缘化的趋势。

　　第五，粮食保护价难起到保护农民的作用。虽然最近国际市场大米价格已经上涨了200%，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30%多，但国家今年出台的粮食保护价只比去年上涨了9%-10%。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保护价政策实际并不保护农民。我们看看政府“保护价收购—储备—销售”体系“钓动”农民生产粮食的过程就明白了。

　　政府每年都会在春耕时节抛售库存的粮食，控制市场上的粮价回落(尽管国际粮价在大幅上涨)；与此同时，政府会推出比上年稍为高的保护价，以“钓动”农民生产粮食积极性。当千家万户的小农围绕政府的“魔棒”生产出粮食后，由于政府事先规定了“保护价”——影子价格，市场上的非国营收购主体也会心照不宣地搭“保护价便车”——围绕保护价格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即使国际市场上的同期粮食价格在大幅上涨，也对国内粮食收购价格不构成太大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政府和粮商将农民手中的粮食基本收购完毕后，粮食及其加工品会涨价一段时间，直至下年的春耕前政府抛售粮食，并出台新一年的保护价。在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中，分散的小农是很难享受粮食涨价好处的。在有些年份，会出现市场价格低于保护价的情况，但粮食收购企业就开始联合压级压价，短斤少两，甚至打白条。这样的事情曾经多年出现过。

　　第六，农田水利服务和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功能严重衰退。1949年以来，我国的粮食产量由1.13亿吨增长到5亿多吨，除1980—1984年外，支撑粮食持续增产的主要原因是完备的农田水利设施和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但最近十多年，农田水利和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不被重视，甚至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功能在严重退化之中。

　　第七，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制度，实际制约了土地流转和种粮能手积极性的发挥。除东北等极少数农村外，我国农户占有的责任田几乎都是“8亩9块”的状态，随着《承包法》30年不变的规定生效，不是更便利承包地整合和流转了，而是更难了。假如张家要出去打工，想将自家分散在不同地方的9块地全部转包出去，这几乎是无法操作到位的。所以，只能选择“离乡不离农”——打工和种地兼顾。有种地经验的农民，虽然规模种植的愿望强烈，但很难接收到成片流转的土地。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土地生产潜力和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掘。

　　第八，政府垄断土地非农用权利，不利于调动农民保护土地和造地的积极性。土地的自然供给是固定的，但农民是可以通过土地整治和地力培养而增加土地经济供给的。我国1949—1981年，粮食产量由1.13亿吨增长到3.04亿吨，一直是粮食净出口国，主要靠农民增加土地经济供给实现。

　　我国改善土地经济供给的潜力还很大。例如，我国村庄占地3－4亿亩，如果农民整理村庄节约出的非农地可以直接在市场上交易，至少可以激活2亿亩存量土地；此外，我国的荒地、沙地、盐碱地、滩涂地面积还很大，只要政府放弃依靠权力获得独占地租的做法，我国不仅可以守住18亿亩耕地，而且还可以增加耕地和储备数以千万计的非农用地。如果政府不想方设法调动农民增加土地经济供给的积极性，我国的18亩红线是守不住的，死守可能还会严重制约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

　　如何破局

　　这次由生物能源带来的全球粮食危机，是美国主导的，对美国是长期利好，对世界多数国家则是长期利空。所以，这次粮食危机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粮荒，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面对全球性可能持久的粮食危机，我国有许多不利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因素存在，政府必须要清醒面对，低代价的粮食安全时代可能一去不返了，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有含金量的激励政策，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绝不可以侥幸而糊弄农民。笔者在此提出几条建议——

　　第一，提高粮食保护价。今年粮食保护价只比去年上涨9%－10%，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价格上涨幅度都超过30%，这样的保护价不仅不能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相反是一个打击。政府必须加快重新调整保护价，最低标准是保证种粮比较效益不下降，以激励农民在下个生产季节扩大粮食生产面积和复种指数。

　　第二，遵循经济规律，提高市场粮价。近期，国际大米等粮食价格上涨了200%多，而国内同产品价格却基本稳定，这是宏观调控和“价格管制”的结果。短期看，这有利于改善CPI(消费品价格指数)状况，对当下经济基本面的改善有利；但长期看，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必然会产生不良后果，会导致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受挫、粮食产量的回落，会为下年的粮食价格暴涨埋下隐患，必然会引发下一轮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第三，控制和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国家要采取金融、财政、税收等综合性措施，控制和稳定生产资料价格，严厉打击垄断性涨价。同时，加大粮食生产的财政补贴力度和金融支农力度。

　　第四，加大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支持的力度。虽然最近几年国家对三农投入的幅度有所加强，但还没有赶上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的幅度。加上三农投入的基础低，按照比例增加对三农投入，是不够的。应该有超常规的做法，笔者认为至少要在今年5000亿吨左右的水平上，明年增加到10000亿吨以上，此后再以10000亿吨为基数和财政收入同比例增长。财政对三农支出的增长，要特别注重商品粮基地建设。

　　第五，推广大午集团粮食银行模式，增加粮农收益。大午集团周边的农民，在粮食收获以后，可以将粮食存入大午集团的粮食银行，当粮食价格下降到存入时的价格以下时，大午集团按照粮食存入时的价格和农民结算，并支付利息；如果粮食价格一路上涨，大午集团按照当时市价结算，并支付利息。农民可以用粮食在大午集团换饲料、肥料和食品，享受出厂价待遇。大午集团粮食银行模式，国有粮食企业应该学习，政府扶持的龙头企业都应该学习，农民的合作互助组织也应该学习，这对保护粮农作用非常明显。

　　第六，完善土地制度，调动农民保护土地和造地积极性。一方面，政府要放弃土地市场的垄断权，准许农民造地和村庄整合节约的土地直接进入土地市场；废除现在的征地制度，准许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农转非”(政府无偿获得50%，用于公益事业)、并保持土地所有者身份，让农民获得土地“财产性收益”。另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土地银行，准许农民用土地所有权在土地银行抵押贷款，农民集体和合作组织以所有权抵押获得的贷款作为本金，建立土地信用合作社，准许农民家庭用土地承包权在土地信用合作社抵押贷款。这样可以一举多得，既可以增加土地经济，增加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又可以解决制约农村发展的资金瓶颈，促进经济发展；还可以增强农民的组织功能，保护农民权益。

　　今年以来，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一路飙升，但国内粮价稳定，生产资料价格却大涨。南方各省早稻面积进一步萎缩，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政府应该迅速做出反应，短期措施要出手，长期政策都要出台。

　　农民愿种粮，总理才不慌！

　　(作者李昌平现为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明为该中心研究生。本文由作者专为本刊写作，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国民共同富裕难得的历史机遇

2008年05月12日  上海证券报     
 
　　⊙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
　　李昌平 李朝曦

　　中国三年前的外汇储备大约1万亿美元，可以购买200亿桶石油；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是1.65万亿美元，却只能购买130亿桶石油。进口铁矿石价格连年暴涨，中国钢铁企业似乎已经被迫沦为国际铁矿石巨头的“农民工”了。这或许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年，而绝大多数国民还很穷，且福利增长极其缓慢的原因之一吧。前几天，一位来访的日本朋友这样问我们：你们（中国）经济是否已经沦为“蜡烛经济”（意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了。虽然说“蜡烛经济”言过了，但细细想来还是有几分像的。

　　近期国际粮食价格大幅飙升，国际粮食价格已经三倍于国内了，这对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外向依附型“蜡烛经济”转变为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的“内需型”经济，或许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要讲明国际粮价飙升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逻辑关系，还得从上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说起。

　　80年代经济发展的启示

　　上世纪80年代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一不靠外资，二不靠中央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取得的，并且是全民分享增长成果的发展。为什么80年代在“二不靠”的情况下能够取得高速增长、并兼顾共同富裕呢？

　　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开放是从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开始的。这项改革，实际上是给了农民家庭有限的土地私权，由大一统计划生产和计划分配制度变成了“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部是自己的”半计划生产和大包干分配制度，激发出了农民劳动积极性，由此生产了每亩增产200－300斤的增量。农民手中有了大量的剩余产品，必然派生出市场交换；农民手中有了钱，农民就要消费或投资。由于需求旺盛而物质供应短缺，农民手中的钱主要进入投资——办乡镇企业和社队企业（也有戴红帽子的私人作坊），这就有了乡镇企业半壁河山。

　　随着乡镇和社队企业的发展，农村工业品和多种经营产品逐步进入城市，抢占国有企业和商业的市场份额，这就有了国有企业改革，全国性的经营体制改革和流通体制改革。由于农村经济的大发展，农民需求旺盛，也为城市经济和国有企业发展改革创造了条件。

　　80年代初期的农业家庭承包产生的巨大增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由此（内生增量和内需）推动和拉动了整个中国的全面改革和开放。不仅农民是改革的受益者，工人和城市居民也普遍受益，政府财政状况也大大好转。80年代是个人富裕和共同富裕兼容的时代，也是城乡社会事业良性发展的时代。

　　但在1988年之后，种粮比较效益下降，加上国家逐步压缩中西部农民的土地非农用权益，银行也随着农民地权的萎缩而退出农村，中西部农村逐步由兴旺走向凋敝，加速了乡镇企业和社队集体企业的破产。乡镇和社队企业的破产又加剧了乡镇和村社的财政困难，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由此进一步导致农民需求萎缩和农村经济凋敝加剧，形成了农村发展的恶性循环。中西部农村发展的恶性循环，赶上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波助澜，使原本内需为主的中国经济，快速转变成了外向型经济。由于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不足，对外贸易极不平等和对等，随着外向度越来越高，中国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外向依附型的“蜡烛经济”轨道。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外向依附型“蜡烛经济”反思的结果。虽然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好几年了，“蜡烛经济”也没有丝毫的改变，这是因为经济转轨是要条件或机会的，国际粮价飙升或许是一次大机会。

　　提高粮食价格，再给农村一个增量

　　以稻谷价格为例，国际价格大约为5元人民币/公斤，我国国内保护价为1.6元人民币/公斤，市场价不超过1.8元人民币/公斤。如果政府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让原粮价格达到3.5－4元人民币/公斤，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可以增加1500元以上。人均1500元的巨大增量，比上世纪80年代的承包制创造的增量大了40倍，这无疑会推动农村新一轮经济大发展和需求升级，不仅为再翻两番奠定基础，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我国由外需拉动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让经济发展的目的回归“满足本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本位，结束长达20多年的“蜡烛经济”——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80年代农村经济增量和农民需求升级，推动和拉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为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此次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农民收入，由此推动和拉动中国经济整体发展和转型的构想应该是符合逻辑的。

　　过度压低国内粮价后果很严重

　　这次粮食价格上涨和历次都不一样，是石油价格站稳110美元/桶，生物能源产业问世，导致粮食需求巨量增长的结果。因此，粮食价格高位运行具有长期性。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生产资料的涨价是必然的，劳动力涨价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过度压低国内粮食价格，将导致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受挫和边境地区的粮食走私，如果粮食减产和走私倒逼国内粮食价格与国际接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如果是主动提高国内粮食价格，鼓励农民积极生产粮食，一方面，不仅可以获得宝贵的“粮食武器”，获得国际贸易的主导权，而且可以分享国际粮食价格飙升的好处；另一方面，既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又可以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夺回经济自主权，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我国近20年粮食生产的经验表明，农民种粮比较效益每提高10％，粮食产量大约会增长3％。假如粮食价格提高一倍，即使生产资料价格同步上涨一倍，我国的粮食产量也会在3年后增长30％，达到6.5亿吨。届时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大国，在全球性粮荒时代，庞大的粮食出口能力，对任何一个国家都具有非凡战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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