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格局中的十七大

李北方

从1978年开始，至明年就是改革开放就整整30年了。我们可以将从改革开始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粗略地计为一个30年，同理，自1949年开始至开始改革，可算作是另一个30年。

如同人们对这个国家重要的全国性政治会议的关注一样，胡锦涛在大会上的报告一共获得了多少次掌声，总有细心人计算。报告中任何一项具体措辞的新意，都被细致地翻检。各类的信息碎片和花絮充斥报章电视，看似红火，却可能起着消解意义的作用。作为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次政治事件，十七大的意义需要从琐碎的叙述中跳脱出来，站在两个30年以及更深远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审视，才能更清晰地凸显出来。

打造“新改革共识”

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谋求发展，仍是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做的报告的鲜明主题。“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等宣告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性文件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十七大报告再次重复，表明了政治路线的连续性。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的目标，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更细致的规划：“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

在总体方向不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十七大报告界定的改革和发展的内涵却比与以往不同，这也是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在过去5年的执政经验和新探索的总结，概括起来即在此次会议上被写入党章的“科学发展观”。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做了如下定义：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以人为本的发展是对改革进程中一度以发展本身为本、以GDP为本的发展所做出的校正，中国的改革，特别是1990年代初之后若干年间的改革，走过了一段目的和手段相互异化的历程。典型表现为，作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发展变成了目的本身，各地政府为了求得GDP在数字上的增长而不惜代价，将招商作为第一要务，与此同时，环境和资源状况遭到的巨大破坏和浪费，却不能在发展的数据中得到体现；经济增长数字成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标准，砍树的成了好干部，被提拔，种树的却成了坏干部，遭到贬黜。改革的手段被异化为目的，市场化、股份制、管理层收购等都是提高企业效率的手段，在改革中却变成了追求的目标，很多地方都出台了限期卖国有企业的政策，国企改革直接导致数千万工人在没有社会保障拖底的情况下失业，也滋生了大面积的腐败。连教育、医疗等行业也难逃市场化的魔爪，化公为私一度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市场化浪潮对这些公共服务行业的改造，如今已经被广泛地认可为是基本失败的。

在诸多异化之中，最严重的莫过于对人，即广大劳动者的看法。在发展主义的大旗下，一切都成为为增长服务的工具，包括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于是一亿多打工者就成了和机床设备一样的生产要素，作为人的发展淹没在总量增加的虚幻光环下。普通劳动者不但要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前提下工作在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下，还要忍受超经济剥削，不但工资低于应有的水平，且大面积无法兑现。这种发展模式使劳资所得比例严重失调，出现了经济增长和工资增长成吊挂的局面，一项统计数据表明，从1991年到2005年，工资总额从占GDP的15.3%下降为11％。可以作为参照的是，1952年到2000年，美国雇员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66.9％上升为70.5%。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为经济的长期稳定留下隐患，内需长期疲软，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06年继续下降，仅为36％，经济过度依赖对外贸易。社会上也累积了严重的矛盾，有数据说，全国老百姓上访数量从1982年的2万起左右上升到2005年的3000万起，增加1500倍。群体性社会事件不断涌现，前政治局常委罗干曾撰文坦诚，多数人参加群体性事件只为发泄不满情绪。

在这样的背景下，由郎咸平、刘国光等人对改革取向的批评引发了2005年下半年开始的关于改革反思的大讨论。刘国光对改革的批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即市场经济讲得多了点，社会主义讲得少了点。“改革派”随即给反思改革者扣上了“反对改革”的大帽子，使讨论变得火药味十足。有学者断言，改革共识已经破裂。次年春天的两会上，胡锦涛和温家宝都表明了坚持改革道路的立场，使得讨论中止。

但是，改革是个中性词，本身不承载确定的含义，如何改革需要实践者进行界定。故而笼统地说“反对改革”和“推进改革”都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人真的“反对改革”，只是对改革的措施和取向提出不同的意见。而中央领导表示坚持改革，也并非要对此前引发社会问题的改革措施予以坚持，自从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在探索新的改革模式上进行了诸多的探索，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取得了全社会更广泛的共识。

十七大在总体价值取向上搁置了被提倡有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树立起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旗帜，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且特别强调“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形成“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此外，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文明；提出2020年要达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提出要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等。在这些内容中都可以读出执政党对以往发展模式的弊端有清楚的认识，在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的前提下，对改革的取向和具体措施做了有针对性的修正。十七大可以视为打造“新改革共识”的成功尝试。在新的方针下，“为了发展的发展”将开始向“为了人的发展”回归。

两个30年的融合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对以文革结束为标志的第一个30年的否定和扬弃的基础上的，这也成了改革开放的合法性的部分来源之一。计划经济被视为彻底失败而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随之与计划经济时代相关的价值理念也几乎被完全否定。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就难以理解市场化何以能够成为新的强势意识形态霸权，与市场相关的一整套理念能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当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经历了向两个的极端的摇摆并在今天事实上取得了不可否认的巨大成就，中国面临着如何凝聚全社会的共识，在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的格局下维持全民族的团结和稳定，继续向前走的问题。在建立新的共识方面，甘阳、胡鞍钢等学者都提出过（虽表述并不相同），中国有三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一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二是新中国第一个30年的社会主义传统，强调平等和追求正义；三是第二个30年的市场经济实践带来的与市场相关的理念。此前关于改革的论争中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两个30年的相互冲突和相互否定，十七大则可以视为综合三种资源，特别是两个30年传统的一种努力。

首先，深受各界好评的“和谐社会”理念显然是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近代的革命传统。作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一部分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也带有传统文化的色彩。

其次，对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追求是第一个30年最显著的特征，这种理念也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价值观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来，若论绝对生活水平，恐怕很少有人出现了下降的现象，今天的穷人、哪怕是在改革中利益相对受损的人群，生活也要比30年前的穷人稍宽裕些，但社会仍存在不满的情绪，主要是因为存在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学者甘阳称，因为相关历史背景的缺乏，对不平等问题的讨论从来没有在香港成为引起激烈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但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在社会调查中发现，在为国企改革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而上访的人中，并非都是利益直接受损的，很多的是已经退休、与企业改制不发生关联的老工人，支撑他们这么做的动力是对一个问题的追问：工人到底还是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如果没有前一个30年的实践，这样的问题不会扎根于普通工人的心中。

对人的主体地位的执着不但催生了对社会公正和人与人的平等的要求，也将是中国在未来进一步走向民主化的文化资源。十七大重新将执政党的旗帜上写上公平正义，是对前一个30年传统的复归，也将改善在改革中被甩出发展轨道的群体的处境，减缓社会的离心力。例如，卫生部负责人在十七大期间表示，从2003年开始试点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覆盖了中国84.9%的县和82.8%的农村人口，新的医疗改革方案已经确定，基本方针是“低水平、广覆盖、保基本、逐步完善、逐步提高、逐步发展”，从中不难看到，新医疗体系的精神与以赤脚医生为特色的计划经济时代医疗卫生体制是相通的。

十七大提出的其他若干方针也有着吸收前一个30年积极经验的因素。报告提出的目标之一是“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这可以视为对失败的“市场换技术”的科技发展路线的匡正，及其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呼应。在对外政策方面，十七大提出“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韬光养晦”的对外政策的发展，如果联系到一年前在北京召开的声势浩大的中非合作论坛，不难从中看到“三个世界”理论的影子。

再次，向第一个30年传统的复归并不是要否定第二个30年形成的基本价值，“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仍是十七大坚持的方向，并且提出要“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总之，只有将十七大放在对两个30年的继承和发展的历史大格局下，才能凸显出这次会议的精神内涵。

船大难调头

十七大闭幕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随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部署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各地也掀起了同样的热潮。但最新提出的路线精神能否得到切实的落实，普通的中国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从新的方针下获得实惠，能实惠多长时间，是个有待时间检验的问题。船大调头不易，粗放型的增长最简单，容易出成绩，也容易形成路径依赖，转变将是个艰难的过程。今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大会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显示，预定的发展目标中，只有降低能耗没有完成，就是一例。

十七大精神的现实命运至少受着两重考验。首先，作为政治组织的政党在代表某一种特点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念方面的色彩越来越弱化，越来越向僵化的国家权力体制靠拢，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拥有执政地位的政党在组织上与国家管理体制融合，使得党组织更多地是依靠利益关系和权力机制统一在一起的，而不是拥有相同政治理念的人的集合体。十七大的政治路线确定后，在实际工作中负责执行的各级党员干部是像其口头上表态的那样身体力行，还是阳奉阴违使“政令不出中南海”，有待观察。另外，由于党对更广泛的阶层开了门，社会利益的分殊化也将体现在了党的内部，党内会出现对抗十七大精神的力量，比如企业家阶层就一定不喜欢“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其次，依中国政治的规律，每一届领导集体需要在前一个任期内巩固权力并使自己的路线清晰化，本届中央领导目前只剩下五年的时间全力推行十七大精神，五年后的十八大又面临换届。真正实现发展模式的调整所需要的时间要远远超出这个数字，甚至需要几个任期的时间，那么下一届领导人的政策是否有连续性就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这是目前还无法看清楚的。十七大在发展观和发展方向的探索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是勿庸置疑的，也将被时间所检验。接下来将要接受考验的政治智慧，是以何种方式使这个势头在更长的时间内延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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