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各社会阶层的位置变动与固化

在没有经历过彻底的政治革命和全面的社会革命的国家，相对保持稳定的政治体制作为一种变量对社会结构的影响较小。但在中国，政治走向是重构社会的最重要力量。邓小平的南巡以及随即展开的政策取向调整使中国的改革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向激发出了巨大的活力，创造出了难以尽数的财富，同时也终结了1980年代普遍受益的改革，社会各群体不再以相近的比例分享增长的成果，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划分渐趋明显。经过短短10年左右的时间，原有的各阶层在社会中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重新审视社会阶层分化不但成为学界关注的主题，也是国家政治不能回避的了。
作为影响社会结构的变量，国家政策自邓小平南巡以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2002年的十六大召开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确立为分界，在取向上有不小的变化。但细审之可发现，政策取向对阶层分化的影响作用在减弱，已经成型的既得利益阶层具有了对抗政策的力量，社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变得艰难了。
分层理论的变革
改革开放的30年，是经济上总体成功、思想上总体失败的30年，中国的知识界迄今没有生发出可以解释中国改革独特经验的理论，包括阐释社会分层的理论。各个研究社会结构变化的学者都在借鉴和发挥西方经典的社会分层理论，使其蒙上一层中国特色。
分析社会阶层划分的理论主要有两派，即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和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前者是中国人都熟悉的，马克思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及由此而具备的剥削他人劳动的能力，将社会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改革之前的新中国大体是遵照马克思的理论划分人群的，同时在两大阶级之外也承认某些阶层的相对独立性，比如知识分子是一个特定的阶层，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韦伯的社会分层观点不局限于生产领域，而是从更广泛的视野下审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他提出的衡量阶层地位的三个要素是，权力、财富和社会声望。
由于改革开放的部分合法性是部分建立在对文化大革命和此前的阶级斗争史的否定之上的，也由于知识分子群体对阶级斗争的厌恶和回避，如今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阶层划分理论沿袭了韦伯学派的观点，马克思的阶级分类法被抛弃了。以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为首的课题组的《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就承袭了韦伯的理论，并将韦伯的三个标准改变为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
据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强教授的概括，社会学界有四种主要的分层理论，一是陆学艺等提出的十大社会阶层理论；二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提出的“断裂社会”理论；三是李强本人提出的“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指占社会绝大部分的人口处于很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各阶层占人口的少部分，他们构成了直立的柱状形体；四是孙立平和沈原联合提出的“四个利益集团”观点，根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
阶层并非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而是个规范性的概念，当谈到一个阶层在社会中占有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动时，指的是总体上的情况，并不能保证没有遗漏。社会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是专业化的加强，阶层内部的分化越来越细，这使得阶层描述变得比以往困难。如，孙立平教授就指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被使用得越来越少。改革之初，知识分子被视为一个共享某些特性、在利益上具有一致性的群体，但近年来知识分子分化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进入市场的和没有进入市场的，难以再使用统一的标签。另外，阶层的归属感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划分阶层的客观也是学者主观建构出来的。任何对阶层变动的描述都无法真实全面地反映客观现实，但借用理论视角，继续使用原有的分类，还是可以看出阶层利益关系的相对变动。
获益群体
一个获得广泛共识的趋势判断是，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的精英结成日益紧密的同盟关系，主导了改革的走向和利益分配的流向，他们一起组成了市场化改革的主要获益集团。这种官学商一体化的格局是在1992年以后才出现和巩固的，由原本在改革中各有得失到一边倒式地获利，只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
1990年代初有过一波官员下海潮，回过头去看，很容易理解市场中的机会对那个时代的官员的吸引力。1980年代的双轨制价格改革创造了利用行政资源获利的机会，产生了所谓“官倒”的现象，但影响面并不大。反而是个体工商户等原本就是市场中的主体抓住了机会早早致富。在政府内工作并不意味着高收入，这刺激了那一拨的官员下海。
1992年之后向市场经济转轨，其理念上的合法性来源之一是利用市场力量冲击政府权力，通过给社会松绑以制约无处不在的国家影响力，与此同时，国家从竞争性的经济领域逐步撤出，减少干预，向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转化。这些在表面上与1980年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诉求大体是吻合的。但是，虽然有这层理论上的包装以及某些实质性的行动，如大量减少行政审批，却无法影响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质，即这种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由国家主导的，而不是所谓的自发秩序的演进。随着能量的释放和蛋糕的做大，政府权力虽然不似改革前那种全方位的，但权力的价值却大大增长了。在以经营城市、土地批租等方式重新介入经济领域的同时，贪腐和寻租的机会也比以前增加了。陆学艺带领的课题组将“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列为十大阶层之首，说明组织资源仍是最“值钱”的。另外，从公务员考试的火爆，报名与录取将近40：1的比率也反映出政府工作人员的实际价值要远远超出已经数次增加的公务员工资。
知识分子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构建者。他们并非不清楚这种市场经济的本质，而是已经切身卷入其中，成为利益重新分配过程的利益相关者。知识分子群体曾是一无所有的，但改革之初，尊重知识就被提升到了极高的地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给了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一种尊严感，知识分子获得了作为韦伯划分阶层的三个指标之一的社会声望。但知识分子群体并不满足，他们抱怨“脑体倒挂”，对卖茶叶蛋的赚钱比研发导弹的还多的情况颇多怨言。1992年之后，在现实对理想的打击和市场经济大潮提供的机会这双重因素的作用下，知识分子不再枯坐书斋，不再强调知识的社会责任，而是投入市场经济的大潮，将拥有的知识转变为资本。
经济学者一马当先，走在了最前列。在每一轮利益重新整合的运动之中，都能听到经济学者的辩护词，国有企业改革中有经济学者的“国有资产无主论”和“吐痰论”，发展股市时有“包装上市论”，发展房地产时有超前消费论。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一边满怀嫉妒地批评“经济学帝国主义”，一边以自己的方式将知识变现。随着校办企业的勃兴、扩招和各种各样的培训班的设立，学术机构越来越像公司一样在运转。
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总体上实现了脱贫，成了高收入阶层，但在获得财富的同时损失了社会声望。虽然知识分子有“北大教授没有汽车别墅，就是改革的失败”这等自我辩护，但这只能进一步加深大众对知识分子的负面印象，民谚中所谓老百姓最痛恨的三种人是“白狼、黑狗、眼镜蛇”，眼镜蛇即指知识分子。但是这种道德参数目前还成为不了衡量社会分层的标准，社科院课题组用“文化资源”替换了韦伯定义的“社会声望”，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也显示了当下对于人评价标准的单一，一切以是否能转化为财富为依归。
在官学商一体同盟中，商业精英的地位攀升幅度是最大的。商人以赚钱为天职，这部分人在经济上获得回报并不足奇，但他们同时被赋予了过度的社会声望。在媒体上占据了主导地位的说法是，富人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没有富人的话穷人的生活也不可能变好。这种论调完全混淆了财富创造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各自的贡献，不是把二者看成同等重要的经济要素，而是把前者描画为后者的救星。从改革之初还有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的危险，到如今走上神龛，这简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转变。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令世人侧目的是其总量的增长，迄今没有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和世界级的企业家浮现出来。对改革前经济存量的释放和对大量剩余劳动力超负荷的压榨是大部分商业精英得以凸显的秘密，可以说是为数众多的普通劳动者的血汗撑起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天空。在参与世界经济链条的过程中，中国以人海战术获得了一席之地，如果将这比作一场战争，那么中国的企业家们是一群不称职的指挥官。他们之所以获得正面的形象，原因在于与之结盟的知识群体的代言。作为以此获得利益的代价，知识群体丧失了自身的道德形象。
与此同时，执政党在“三个代表”理论下向商业精英敞开了大门，大量私营企业主进入人大、政协，获得了组织资源。在江浙等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政府官员和商业精英占据了人大代表中约六成的席位，相应地，工农代表的比重则越来越少了。
受损群体
政治、经济、文化三种精英的一体化，使近十多年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赢家通吃的局面。孙立平教授指出，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那些初衷是为改善低收入人群生存状况而在利益分配上向他们倾斜的改革措施，最终也会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走样，使利益流向既得利益群体。
在这部分既得利益群体之下，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利益相对受损群体。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改革之初，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升，农民收入增加，城乡差距一度缩小。但随着改革转向城市，被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92年以后的改革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不但国家资源源源不断地投向城市，农村的资源——经济的和文化的——也以各种方式向城市聚集，农村的凋敝全面化了，三农危机凸显出来。没有权力，没有钱，也缺少知识，农业劳动者阶层在社科院课题组的分类中被排在第九，仅高于“城乡失业、半失业阶层”。
城市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从而从农民中分化出了农民工群体。在任何一个向现代化转化的国家，城市化都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农业劳动者向城市转移，从而降低农业劳动者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在很多研究者的视野中，农民工不再被视为农民的一部分，而是被归入城市产业工人，可是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慷慨。两亿农民虽进了城，但没有“化”入城市。抛开户籍等政策性因素，农民工在城市的劳动所得根本不足以让其在城市真正安身，绝大多数人只能寄居在工棚，其子女亦不能在城市接受教育。
工人也是一个含意略显模糊的词语，这里仅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职工。改革转入城市之后，工人也曾有过一个短暂的黄金期，随着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在承包制等制度下，工人的工资水准有所提高。1990年代以来，集体企业大量破产，国有企业则在明晰产权的旗号下进行了全面的改制。对于工人来说，改制即意味着下岗、买断工龄，作为“包袱”被甩掉；意味着在中年失去工作和一切社会保障，生活陷入困顿，大部分人再就业遭遇困难。在十阶层分类法中，工人（含农民工）被列为第八位。
以工农为主体的利益相对受损群体遭遇的损失是全面的，除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损失，还有社会声誉。“劳工神圣”的大旗被高举了近一个世纪，1949年之后，工人阶级成为了国家的统治阶级，农民则是其同盟军。在国家进行工业化初期积累的阶段，工农虽在低工资和剪刀差等政策下过着艰苦的生活，但其正面的社会形象从一个方面对此予以了补偿，被全社会褒扬和学习的是王进喜、时传祥等最基层的劳动者。学校教育学生，对工农的称呼是“工人叔叔”和“农民伯伯”。但1990年代以来，这样的认识被彻底颠覆了，如前所述，商业精英在经济学者和媒体的阐释中享有了增长的全部荣光，劳动者被视为“廉价”资源的一种，被置于同其他生产资料相等的地位。工人的“主人翁意识”和尊严感丧失殆尽。农民和民工变成了形容词，“你真农民”，“你这个民工”是被使用频率很高的贬损人的话。在大众文化中，对他们的贬低和嘲弄屡见不鲜，收视率最高的春节晚会上，时常出现的农村人的形象是这样的：他们思想愚昧、着装滑稽，其存在的意义需要他人的确认；在对城市生活充满了渴望的同时，对自己的身份满怀鄙弃。
社会分层的稳定化
1949年以来的若干次政策调整都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分层，如改革前对城乡的划分，对人民群众和阶级敌人的划分等，改革后对这种二元割裂的打破和在此基础上的重新分层。1980年代是社会活力被释放，阶层位置调整最活跃的时期，阶层间的通道是开放的，且各阶层有所得亦有所失，赢家通吃的现象并不存在。一个原本无所事事的城市闲散人员可能摇身一变成为个体户，拥有令人羡慕的“万元”财产。《中国青年》杂志在1980年代中期所做的一个调查显示，个体户被认为是收入最高，同时也是社会评价最低的阶层。
然而，1990年代以后的改革呈现了不同的局面，作为赢家的官学商等同盟阶层通吃了改革进程带来的好处，作为失败者的工农则被甩出了社会结构之外，成为发展的掉队者。阶层划分一旦稳定，阶层便具备了再生产的能力。商业精英可以通过继承将财产传递给子女，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虽不能直接将掌握资源传递给后代，却足以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教育是底层上升的最大通道，也是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机制。高教改革对底层不利，随着大学扩招，来自农村的生源在数量上没有减少，但占入学总数的比例却下降了一半。贫困家庭为了教育投入巨大，可是“毕业即失业”的就业状况让贫困家庭通过上大学改变处境的希望落空。
阶层间的通道越来越窄，向上流动的门槛越来越高。这轮阶层分化调整的结果趋于稳定化了，以致于有使政策变量失效的迹象。十六大以来，本届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理念，但1980年代那种重新整合却没有出现。无论是新农村建设、九年义务教育全免费、在农村推广合作医疗和低保，还是清理拖欠的农民工工资、为农民工上社保等，都不能从根本上对已经稳定化的社会分化做出冲击和重整，只能起到让这场赛跑的掉队者不要彻底堕入无底深渊，对他们予以基本帮扶的作用。
邓小平说过，如果改革导致了贫富分化，那么改革就失败了。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分层的现象，但是当下中国的阶层分化呈现出的是一个明显的鸿沟。断裂的社会可能导致断裂的经济链条，为中国埋下经济危机的隐患。另外，大多数底层和少数精英之间存在对立情绪，群体性冲突时常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社会分层期待更有力和更有效的公共政策进行调节，这也是公众对十七大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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