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张启发联手研究转基因水稻的背后　　

　3月16日　，国内多家平面媒体和部分网站报道或转发了袁隆平与张启发联手研究转基因水稻的消息。　　

消息称，张启发院士团队与湖南国家杂交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袁隆平院士团队将加强合作，共同研究转基因水稻。　　

　　12日，应袁隆平的邀请，张启发在长沙国家杂交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作了题为《转基因作物的机遇与挑战》的专题报告，袁隆平亲自主持了报告会。在报告提问环节，袁隆平就转基因抗虫水稻的安全性实验、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为什么能够减少除草剂用量等问题与张启发院士进行了讨论，并表示支持政府关于转基因作物研发的决策。　　

为了消除公众对转基因抗虫稻米安全性顾虑的问题，袁隆平表示，愿意作为第一个志愿者来吃，并号召现场与会者都来吃。　　

在袁隆平与张启发联手研究转基因水稻的消息发布后，有网友表示，袁隆平作为一位在水稻育种方面对中国乃至整个人类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水稻育种专家，为何在关于推广种植转基因主粮的争论白热化之际，放弃对推广种植转基因（主粮）水稻的审慎态度，“不识时务”地转而与张启发合作，急急忙忙地要趟转基因这淌浑水呢？在对袁张的合作进行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澄清一下转基因宣传中的一些误导。　　

各位非遗传学或非育种专业的朋友们：经过张启发等转基因专家和媒体的宣传，你们是否真的也觉得转基因技术具有提高产量、改善品质的功效呢？不过，从一些反对推广种植转基因主粮的文章中，我注意到事实上有不少人也跟着附和“提高产量、改善品质”云云。在这里我要再一次郑重地告诉大家，尽管转基因水稻（包括其他转基因农作物）都是高产“优质”的（如口感好），但转基因水稻的高产“优质”都不是“转基因”的功劳。因为决定水稻（包括其他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基因成千上万，一个品种高产优质与否取决于这成千上万个基因间的整体协调性。到目前为止，无论国内国外，还没有一篇正式学术文章声称通过转一个Bt基因就能直接提高产量或改善品质的。　　

我曾在《转基因是解决粮食短缺现状“唯一可取”的技术吗？》一文中较细地谈到，单个基因的转移只对改变质量性状有作用，对农作物产量、品质等数量性状几乎没有影响。换句话说，转基因并不能提高农作物产量和改善农作物品质。所谓转基因水稻“口感好”、“产量高”或转基因大豆“出油率高”与所转基因毫无关系。当前99%的转基因作物是针对作物抗性（抗虫、抗除草剂）的，用转基因手段改变作物抗性，只是能够部分地替代杀虫农药，从而有助于农作物高产种性的发挥，是保产稳产的暂时性措施之一，而绝无直接提高产量和改善品质的功效。　　

　 　既然转基因技术不能直接提高产量和改善品质，那么张启发们凭什么来唬住农民呢？他们真的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就能让农民信服吗？非也。农民才不管你什么转基因、高科技呢！如果张启发的水稻种子不能让农民得到实惠，农民才不管你什么张院士、袁院士呢！　　

可以肯定地说，张院士的转基因水稻也是高产的和“优质”的。只是这高产和“优质”不是张院士转基因转出来的，而是张院士用来转基因的材料本身就是高产优质的，张院士只不过是给本来就高产优质的水稻品种装上了一个Bt毒蛋白基因而已，装上了Bt毒蛋白基因的水稻一是成了“转基因水稻”，二是这个水稻具有了一定的抗虫效果，仅此而已。张院士的转基因水稻的贩卖点，还是离不开高产和“优质”。　　

在关于袁隆平与张启发联手研究转基因水稻的报道中，我注意到有这样一段文字：　　

张启发（还）告诉记者，该校研发的转基因大米口感良好，二次加热后外形和口感无明显变化，属达到国家标准的优质米。因此，他们对转基因大米的安全性充满信心甚至更加偏爱。　　

　　喻海燕是该校2006级博士研究生，从事“水稻逆境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去年她有幸尝到了“转基因米饭”的味道。她告诉记者：“因为得知我们实验室自己研发的转基因大米华恢1号和BT汕优63得到国家农业的部的安全证书，非常想尝尝，于是，去年年底，实验室年终聚餐时，征得老师同意后，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在饭桌上见到这些大米了。从外观上看和我们平常吃的大米没有差别，但口感上要比在学校食堂吃的米饭好上许多倍。呵呵，吃着这些我们自己研发的大米真的很激动和高兴。”　　

从上面这段文字看，转基因水稻好象真的能把普通稻米转成优质稻米，而且该转基因稻米不仅经二次加热“也不改变其外形和口感”，而且“口感上要比在学校食堂吃的米好许多倍”。可是在我看来，上面这段文字如果不是记者的无知，就是有关专业人员对社会公众的一种有意识的、浑水摸鱼式的技巧性欺骗。为什么说是技巧性欺骗呢？因为他们实在也没直接说过这种稻米的外形、口感品质好是转基因转出来的，他们只说了这个转基因稻米品质的实际情况，可是他们的评价给社会公众的印象却好象是转基因技术比常规育种技术神奇，好象这种转基因水稻的“好品质”是他们用转基因技术“自己研究”（转）出来的。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擦亮眼睛，千万不要被他们的这种技巧性宣传所迷惑。　　

既然张院士的转基因水稻的高产和优质不是转基因转出来的，而是用来转基因的材料本来就具备的，因此，尽管老百姓不大清楚转基因的尺长寸短，但张院士心里明白，他不能蔑视常规技术育种，更不能蔑视袁隆平。因为袁隆平是超级稻的领军人物，他掌握着当前我国最高产的水稻材料，张院士若能有机会给袁隆平的超级稻品种装上一个Bt基因，那么，张院士贩卖起转基因来就会更有底气，“借船出海”自然是张院士求之不得的事情。　　

张启发借袁隆平的超级稻之“船”出推广种植转基因水稻之“海”，这仅仅是他在转基因水稻的种性价值上可以从袁院士那里得到的实惠。事实上，即使张院士不想得到袁隆平的超级稻材料，袁隆平作为全球知名的杂交水稻之父，他对推广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态度也是张启发必须重视的。在推广转基因水稻问题上不要说袁隆平反对，即便袁隆平只打个态度不够明朗的“喷嚏”，就足以让张院士茶饭不思，寝食难安。事实上，袁隆平对推广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支持有可能比农业部的一纸安全证书还重要。因为事实证明，农业部的安全证书没能阻止社会公众对推广转基因主粮的质疑或反对，而袁隆平的支持却极有可能平息这场正在进行的关于推广种植转基因主粮的争论。正因为袁隆平有这样一种张院士不可企及的特殊地位和社会影响，因此，张院士才会对袁隆平毕恭毕敬，乖乖地听从袁隆平的召唤，从而才会不惜以跑断腿的速度立即赶往长沙，为袁隆平团队作了那场《转基因作物的机遇与挑战》的专题报告，只可惜张院士把袁院士“凉”得太久了一点，如果在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出来之前主动一点，早一点跟袁隆平合作，或许袁隆平不至于说出“转Bt基因水稻要经过两代人试吃”这样的话来。　　

张启发对袁隆平的需求无需多言，那么，作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既然这么快就跟张启发达成合作意向，袁隆平对张启发又有何求呢？　　

我相信袁隆平不是傻瓜。要知道袁隆平对张启发的需求，还得先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说起。　　

袁隆平作为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他为解决我国十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而且我也相信他必将以此载入史册。　　

专业人士都知道，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育种的一个更专业的说法是杂种优势利用。杂种优势利用的基本方法是，将已有的多个高产常规水稻品种配对杂交，选择出具有杂种优势（杂种比两个亲本产量都高）的杂交组合，然后通过“三系”（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配套，制成杂交种子用于生产。从育种的基本过程看，袁隆平的杂种优势利用需要依靠常规稻品种（即基因型纯合的品种，也就是农民可以自己留种的品种）。据我所知，我国的水稻育种一直有两个队伍，一个是常规稻育种队伍，一个是杂种优势育种队伍。当常规稻育种水平较低时，也即常规稻品种产量较低时，通过多个常规稻品种的配对杂交，相对而言比较容易选出有优势的组合，比如，当常规稻品种普遍只有500斤时，由几十个500斤产量的常规稻品种配对杂交后，既可得到杂交种产量低于500斤（没有优势的）的组合，也比较容易出现杂种产量超过500斤（有优势）的组合，个别（具有较强优势）组合甚至可以达到600斤，这个产量最高的600斤的组合就可以用来进行三系配套，制成杂交种子用于生产。由于杂交种子是用常规稻品种进行配对杂交选择出来的，因此其产量总是高于当时的常规稻品种，具有所谓的杂种优势。随着常规育种的不断发展，亦即随着常规品种产量的不断提高，用常规品种进行配对杂交，获得有生产利用价值（即增产效果明显）的杂交组合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小，当常规品种产量达到一定高度（比如2000斤亩产）时，由于其内部基因系统的整体协调性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这时，任何两个高产常规稻品种间的杂交都有可能变成对这种高度协调性的破坏，因此，在这个阶段再要获得有利用价值的杂交组合就几乎没有可能。事实上，经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已经有学者指出，杂种优势现象是一种育种现象和历史现象。换句话说，杂种优势育种终究有完结的一天。　　

从当前的常规稻产量水平和袁隆平有关超级稻育种的一些言论来看，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终点似乎近在眼前。对于决意要完成第三期超级稻计划而又声称“常规育种方法已经用尽浑身解数”的的袁隆平来说，转玉米的“碳四”基因就必然成为他不得不试的手段。　　

既然要转玉米基因，张启发作为转基因多年的海归专家，技术上肯定比袁隆平熟练，尽管我们无法知道袁隆平对用转玉米基因的方法完成第三期超级稻育种计划究竟有多大信心，但张启发若能施以援手，至少可以起到为不善长转基因的袁隆平呐喊助威，提神壮胆的作用。　　

我个人认为袁隆平的转玉米基因与张启发的转BT基因有一定区别，但我对袁隆平用转玉米基因的方法完成第三期超级稻育种计划持谨慎态度。因为我不太相信“碳三植物”与“碳四植物”的遗传差异只是个别基因的差异，（如果已经证实玉米与水稻光合性能的差异是某个已经清楚其结构的功能基因的差异，那么转玉米基因就可以立即进行；相反，如果造成玉米与水稻光合性能差异的基因还不清楚，或者造成这种差异的基因数目很多，那么，转玉米基因就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即便如此，甚至即便袁隆平如愿地把水稻改造成了“碳四植物”，即便水稻将来长得象玉米一样高大，含有玉米基因的水稻产量也不一定会比现有的水稻产量高（玉米个体大，所占土地面积也大，每亩株数就少）。据我所知，上世纪60年代，水稻由高杆变矮杆曾经被称为“绿色革命”，实践已经证明，矮杆水稻比高杆水稻高产。　　

袁隆平作为我最尊敬的科学家之一，我宁愿相信通过转玉米基因解决水稻育种瓶颈问题是他与张启发合作的唯一原因，但现实不得不让我以小人之心，对袁隆平愿意跟张启发合作理由做更多的猜度：有资料显示，当前我国的育种课题经费有两块“蛋糕”，张启发所在的一块转基因育种有200多亿，而袁隆平所在的常规技术育种一块只有1.8亿。面对两块大小如此悬殊的“蛋糕”，假如我是一个搞常规技术育种的科研人员，如果我只能参与1%都不到的一块小“蛋糕”的分配，恐怕连写课题申报材料的心情都没有，更不要说袁隆平这样的大科学家了。面对小得可怜的1.8亿的”蛋糕”,袁隆平不仅难以面对手下研究团队渴望的眼睛,而且还难免产生“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尴尬和失落感，我认为有关部门在科研经费分配上,对常规育种是不公平的，我对袁隆平的处境深表同情。或许袁隆平本人并不缺饭吃，但毕竟他的研究团队也要吃饭。从这个意义上说,袁隆平与张启发的合作或许是情非所愿，迫不得已。　　

总之，袁隆平与张启发的合作有其“合理”的逻辑必然性。抛开对转基因的“偏见”，他们的合作或许可以说是一种“强强联合”，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双赢”之举。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要对袁院士的决定表示遗憾。因为袁隆平凭籍其在杂交稻研究上对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本来已经功德圆满，如果他能在当前科学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倡导倡导生态安全，维护维护生物伦理，关注一下人类粮食分配的公平合理性，呼吁一下土地红线问题，不仅可以流芳百世，甚至可以登上圣人的宝座。作为一个七十多岁的成功老人，袁先生完全没有必要去趟转基因这淌浑水，毕竟用转玉米基因的方法改造水稻成功的可能性不是仅凭袁先生敢于创新的科学探索精神就可以支撑起来的，毕竟转基因对人类健康和生态安全的潜在巨大风险不是仅凭袁先生的老骥伏枥的志向就能掌控的。　　

最后，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我知道袁隆平不久前才说过，转（BT）基因水稻是否安全至少要吃两代人才能知道，我不反对袁隆平与张启发合作，但我会关注袁隆平是否会或如何帮助张启发缩短“两代人试吃”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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