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dfdaily.com/html/150/2010/12/8/545838.shtml　

　　

张启发在示范吃转基因大米制成的酱油饭，人们更关心转基因大米是不是他和他家人的日常食物。 CFP 图

11月26日，张启发在中国农业大学的讲座现场，有人打出横幅：“抵制转基因水稻商业化”。

今年早些时候，在湖南、湖北、福建等地发现了非法转基因大米的销售。 CFP 图

         今年以来，在我国湖南湖北福建，陆续发现了转基因大米的销售。广东还发现了粉制品里面有转基因成分。尽管农业部此前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但尚未批准转基因水稻进入商业化生产。日前，福建省发文禁止销售转基因大米。

　　对于转基因大米的安全性及是否存在潜在风险，目前社会各界仍存争议。

　　尴尬的讲座

　　11月26日下午，北京市五环之外的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在生命科学研究中心演讲大厅里，开始他有关“功能基因组与作物改良”的学术报告。

　　张启发看起来儒雅、自信，他喝过“洋墨水”，1985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其导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担任过美国遗传学会主席的罗伯特·阿拉德。

　　像以前做过的每次讲座一样，他左手插兜，嘴里不时说出英文专业词汇。在说到某个基因时，他还幽默地打趣，“有种基因会自动打开某个功能，迎接外来基因进入，这种基因就像汉奸，不光自己做，还带着别的做汉奸。”引起会场一阵轻笑。

　　台下坐了200多位农大学生，还有部分闻讯赶来的北京市民。一个小时左右的演讲结束，谁也没想到，提问环节第一个问题就让张启发难堪。

　　一位中年人首先发问：“请问张教授，你做的小鼠灌胃试验是不是假试验，为什么没有对照试验？BT基因(即苏云金芽孢杆菌基因。苏云金芽孢杆菌可分泌一种毒蛋白，对鳞翅目鞘翅目昆虫有很强的杀伤作用。)最大的隐患是生殖异常，为何却刻意避开生殖问题？是不是假试验欺骗国家和人民？”

　　张启发回应：“今天不是讲这个内容，但我想说明：第一，灌胃试验是黄昆仑（中国农大副研究员）做的；第二，多代繁殖试验属于预防医学来做，这个也不是我做。至于结果为什么还没报告？我想结果会报告的。”

　　又一位听众站起来问：“我是作为消费者来问你问题。黄大昉说转基因大米三到五年将推广到中国人餐桌上。但是，现在世界很多试验报告都称转基因食品是有害的。张教授，你做的试验充分吗？即使我们这代吃了没问题，能否保证下一代的安全？”

　　张启发嘴角牵起一丝笑容，现场响起了掌声。主持人准备抢走话筒，这位听众不依不饶：“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还未得到国家批准，但是，在湖北、江西、湖南多地商业化种植，这些种子来源于哪里？只有你们这些科研院所和大学，你们做的是非法的行为，你如何逃避国家有关法律的？”

　　“美国已经宣布第一代转基因技术失败了，你知不知道？”

　　一个个尖锐的问题劈头盖脸地砸向讲台上的张启发。他表情尴尬地站在台上。听众开始躁动，议论纷纷。

　　主持人连忙说：“今天的话题是功能基因组和分子育种，转基因不是今天的话题。”

　　有人开始鼓掌，“鼓励”张启发回答。有人则反问：“食品和生命安全难道不重要？为什么张教授不回答？”“世博、亚运不吃转基因食品；政府高官不吃，‘有特供’；日韩不吃转基因食品；为什么让我们中国平民百姓吃？”

　　支持张启发的几个学生开始对提问者高喊“滚出去”、“你懂不懂，不懂就出去”。现场一阵骚乱。主持人只好草草宣布会议讨论结束。混乱却仍在继续，有人在现场打起了横幅：“抵制转基因水稻商业化”。

　　“掌握真理的人不会拒绝问题。”

　　“汉奸，别走，张启发，转基因大米留着你自己吃吧。”

　　张启发匆匆离场。

　　转基因水稻之争

　　被称为“转基因水稻之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并不是第一次面临这样的窘境。今年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台下就有蒙面的听众站起来，举起了打着大叉的“转基因食品”标语。前不久的武汉大学演讲也曾招致类似抗议。

　　去年年底，由他带头研发的两种转基因水稻获得了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颁发的安全证书。这使他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一场舆论风暴。

　　目前，转基因水稻之争主要集中在食用安全、环境安全、专利以及经济安全等领域。对于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科学界也莫衷一是。

　　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

　　但事实上，尽管美国批准了玉米、大豆的转基因商业化生产，但这些主要用于饲料和榨油，而用于主粮的转基因小麦研究虽然早已成功，却从来没有批准为商业化生产，因为小麦是西方的主粮，相当于中国的水稻。

　　在中国，张启发是转基因水稻最坚定的旗手。

　　1999年，年仅46岁的张启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当时最年轻的科学院院士；2007年，张启发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与他同年入选的还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在学生眼里，他谦虚，严谨，低调，淡泊名利，一心做科研。除了出差开学术研讨会外，张启发一周至少在实验室工作六天半，一天工作12个小时。

　　张启发研制的是将特定的BT基因转入到普通的水稻中去，从而产生抗虫、增产的效果。

　　他曾经多次回应媒体称，“转基因农作物在全球大面积种植已有14年，食用转基因食品的人群超过数十亿，至今还没有关于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任何证据。”为了证明安全性，张启发及其同事还亲自食用转基因水稻多年。但仍有不少人担心，转入BT毒蛋白基因的水稻连虫子都不敢吃，人类能吃吗？对于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表示，转基因抗虫水稻“实验室里非常成熟，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影响，或许要在未来几代人后才会显现”。

　　在获得安全证书后不久，张启发曾高调宣布：“转基因水稻最迟5年上中国人的餐桌。”这一说法又引发争议。

转基因水稻

　　三大疑问

　　食用安全：转基因水稻长期食品安全性没有定论，每种基因需要逐案评估

　　环境安全：品种管理混乱，可能产生基因漂移、重组，污染其他野生资源

　　粮食主权：中国最接近商业生产的八种转基因水稻都不同程度涉及国外专利

　　“我们没有必要做转基因水稻”

　　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发放，意味着转基因稻米向商业化生产的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及《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获得安全证书后，还需通过品种审定，并获得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后，方可进入商业化生产。

　　那么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时间表到底如何？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主任何计国对早报记者表示，“别说5年，10年都未必上得了国人的餐桌。这种说法是缺乏谨慎的，除非是真的闹了粮荒，否则，从目前来看是不可能的。”

　　何计国说，现在转基因水稻长期有什么风险还未可知，所以国家不敢批。“现在还有很大争论，很多未知的东西没有做。我相信以目前的技术，对食物是安全的，但是对整个生态的改变，这不是一两年能做出来的。”

　　何计国说自己其实是转基因技术的支持者，“基因有可能是一个改变我们生活的好技术，各国都在研究。我们储备着总是好的。转基因里面有巨大的商机，如果转基因是安全的而我们不去研究，那意味着我们年年要买国外的种子。当然，研究不等于批准上市，必须慎重看待。”

　　“从我们目前的实验来看，食品安全性没问题，但是大面积的种植对生态是否有影响，我就不敢担保。转基因水稻涉及两个问题，第一，转基因是否符合我们思想、伦理上的要求，民众是否能接受。第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这两个问题要是不解决就不行。”何计国称，水稻是中国的主食，应该是不会批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袁隆平研究生产的杂交水稻产量不低，我们没有必要去做这个转基因水稻。”

　　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组主任方立峰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称，“消费者关心的是食品安全这一块，毕竟是13亿老百姓的主粮。转基因水稻长期食品安全性还没有定论。所以在还有风险的情况下，转基因食品进入食物链要更加审慎一些，消费者有这样的担忧。最新的调查发现将近三分之二的消费者拒绝转基因大米。”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的专家，最新发表在SCI的文章指出，长期监测十年以上，转基因棉花里面的滋生虫害非常严重，随着时间的增长，新的虫子出来，转基因的非预期效应已经显现出来了。原来转基因水稻是为了抗虫害的，目前来看不能如愿。

　　绿色和平去年年底曾去中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江苏盐城调研，发现转基因棉花滋生虫害非常严重，“有些老农跟我们说最频繁的时候三天打一次药。另外一方面，转基因种子一般要比普通种子贵。”方立峰说。

        环境安全威胁

　　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表明，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是指防范农业转基因生物对人类、动植物、微生物和生态环境构成的危险或者潜在风险。根据规定，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一般应当经过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三个阶段。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学院首席科学家、环境保护部生物多样性首席专家薛达元一直被媒体称为反对派的代表，他一开始就强调谨慎进行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生产。薛达元日前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并不是反对转基因技术研究，我只是认为，一定要做好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比如说种子的管理，在我国，种子不是到处可以卖的。我国有《种子法》，它一定要有品种证书才可以在市场出售。这类种子作为品种，需要经过品种认证拿到品种证书，才能出售。没有达到要求，就属于非法。现在为什么这样，主要是管理跟不上，民间对于种子的管理体制非常混乱。”

　　在2002年和2003年，薛达元曾四次去河北省和安徽省，实地考察了那里的棉田，发现转基因棉花品种管理混乱。由于种子公司和研究单位推广各自的转基因抗虫棉，使各地的抗虫棉种子来源五花八门、错综复杂。在安徽无为县，抗虫棉种子的来源有50-100个，共种植包括美国孟山都公司和国产的转基因抗虫棉品种30多个，甚至一个村就有10多个转基因抗虫棉品种，有些品种连名字都没有，是研究单位委托种植，根本没有通过国家的安全评估。

　　“这种情况容易造成其他稻种的污染，把遗传打乱。我们国家现在也颁布了相关的条例，要求在一些转基因产品上加贴标志。但说实话，这很难控制，各个省的农民都可以自由买到转基因的种子，种植的范围大了，就不好控制。”薛达元说，这种基因产生的毒素在人体和动物体内能否累积，尚不清楚。即使BT基因已证明将来也是安全的，但是并不能表明转基因研究使用的其他目的基因也是安全的，需要逐案进行风险评估，并在研究、田间试验和商业化生产的各个阶段逐步进行风险评估。

　　“有些科学家为了能尽快出成果（所以呼吁尽快推广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也可以理解。”薛达元说。

　　方立峰表示，对环境的影响，已经有一些确凿的研究证据。“南方一些传统水稻生产区，有一些野生品种，一旦转基因水稻释放到环境中去的话，会造成基因污染。基因污染还可能影响野生资源。野生品种往往在抗病虫害、抗逆、优质和高产上具有重要的农艺性状，所以转基因引发的基因污染可能会导致宝贵野生遗传资源的丢失。”

　　方立峰称，转基因的危害已经显现，加拿大转基因油菜多年种植后，因发生基因漂移，产生了能够耐受多种除草剂的超级杂草；墨西哥农民种植的美国转基因玉米，其花粉对当地野生玉米造成了基因污染，产生基因重组，破坏了当地野生玉米的遗传结构；此外，转基因玉米花粉能够让北美的珍稀濒危物种——君主蝶大量致死。

 专利陷阱和粮食主权安全

　　从2007年起，绿色和平就开始关注转基因水稻的专利问题，方立峰告诉早报记者，“我们调查了目前中国最接近商业生产的八种转基因水稻，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国外专利，去年BT63，我们发现华中农大的这个水稻至少涉及11到12项专利，涉及很多方面，我们回过头来看专利持有人是谁，发现主要集中在孟山都这样的公司手里。一旦国家批准商业化种植，可能会面临国外专利持有人通过专利控制的手段来威胁粮食主权安全的担忧。”

　　即使有关的专利没有在中国获得授权，专利的持有人同样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实现控制。例如在阿根廷，孟山都公司并没有为其转基因大豆申请专利，不过自上世纪90年代阿根廷开始种植转基因大豆，孟山都公司已经完全控制该国的大豆生产，阿根廷99%的大豆都是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现在转基因种子一般比常规种子贵2-4倍，更为严重的是，现在阿根廷几乎无法获取非转基因的种子。

　　“在中国，我们也看到一些种子公司加大在中国的布局，我国一旦商业化种植涉及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水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外专利持有人的制约。转基因种子价格的上涨将使得农民的生产成本大增，我国主粮的控制权也会落入他人之手，粮食主权和安全将面临巨大的威胁。”方立峰说。他还指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将导致中国丰富的水稻基因资源的流失。

　　今年4月14日，绿色和平在中国最重要的水稻种植地湖南和湖北的种子市场上发现了正在违法出售的转基因水稻种子。在湖南、湖北、福建也发现了非法转基因大米的销售，广东也发现了粉制品里面有转基因成分，监管漏洞令人担忧。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对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时间表，整个生物安全的研究数据，都没有公开，“我们的主粮怎么了”，这个问题没有官方答案。

　　目前，关于转基因作物的监管条例，主要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由国务院颁布农业部具体实施，管理条例其实已经涉及转基因的研究加工生产进出口等各个领域。

　　方立峰表示，“2005年我们就发现湖北出现大规模的非法种植，我们怀疑种子是非法从华中农业大学实验室流出来的。所以，第一，源头一定要监管；第二，食品流通领域，种子市场等生产加工销售环节都已经有了转基因的身影，农业部工商质检等部门应该建立一个跨部门的协作机制共同监管。”

　　“希望转基因主管部门农业部，能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审批的议程上更加谨慎一些，更多的尊重消费者的意愿。”方立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