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关于民主

别说普不普适，说需不需要

2008年先闹火炬，再闹地震。自由派先是“天谴”，在群众那儿碰了一鼻子灰，赶紧改口说“普适”。有挺的，有批的，还挺热闹的。自由派是玩概念游戏，说你们看啊，汶川大地震咱们中国人表现得好不好？好吧。为啥好？因为尊重了生命，落实了普适价值。普适价值从哪儿来知道不？从西边。——马列主义英特纳雄耐尔也从西边来的没错吧！西边好东西多啦，民主也是好东西，咱再来它一个要不要?其实自由派你就直接说我们想要民主不就完了么，兜那圈子干嘛？——没华盛顿杰佛逊中国人还不会做好人好事了？！自由落体运动公式确确实实普适，但国会山它还真没那么普适。没那么普世只要你觉得应该值得也不妨引进、推广，牛仔裤不也从无到有，差不多一人一条了么。反对的那方又是老套子：马克思一八三几年怎么说的，四几年怎么说的，五几年怎么说的。更年期似的拿出“阶级性”来碎嘴唠叨——中国都“阶级”成这样了，他们的“阶级”理论却一直在犄角旮旯闲着，这回阻击民主总算派上用场了，够无趣的。我们对民主既没必要红着眼圈迷信它，也没必要闭着眼睛否认它，而应该存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持一种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着想的立场。不妨从功用、能力和价值三个角度来说说民主。
 

民主功用

先说功用吧。“民主”当然就是人民做主，老百姓当家。当家做主有开心的一面，但也有麻烦的一面。饭菜别人做好了端上来，不比你自己系围裙下厨房省事么？如果有尧舜禹这样的大师傅为中国掌勺，色香味俱全，人民又何必把自己弄得油渍麻花的呢？有朋友认为1949年以来实行的正是尧舜禹的“禅让”制度。这话也对也不对。禅让的意思就是传贤不传子。毛主席从能力、公心上说算是现代尧舜禹了，这是近代惊涛骇浪筛选出来的。他选接班人也的确没选儿子侄子，而是考虑过刘、林、邓、华。这四位无论贤与不贤，反正毛主席那么大智慧也拿不准。禅让制真能发挥“传贤”的功能，老百姓的确没必要多此一举，排队去履行什么“神圣的权利”。其实只要你能保证统治者都是最好样的，别说禅让了，就是像梅兰芳传梅葆玖也无妨——选贤、传贤、生贤反正都是贤呗。问题就在于你保证不了。民主就一定能保证么？其实也保证不了，你看民主国家的人民选领导跟自由恋爱似的，结了离，离了结，扒拉来扒拉去，效果未必比父母指定的媳妇强多少——希特勒当年也是选上去的。但有一条民主可以绝对保证：是好是歹都是人民自己选出来的，出了事赖不着别人。还有一条可以相对保证：既然是人民自己选出来的，讨好人民、给人民办事的动力一般会大于不由人民选出来的。当然了，像耶稣、佛陀那类悲天悯人的情怀另有出处、人民打他他也要给人民办事的，可能会因此机会少些。社会现状与民主功用之间的关系，也许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不少。人类社会各种变量乱作一团，政治经济运行的情况是无数社会历史因素错综纠缠、复杂互动的结果，塞翁失马、淮橘过江，同样的东西，换个时候挪个地方就完全不那么回事了。因此各种民主理论和反民主理论都要在人类社会的变局面前尽可能谦虚一点。

民主由于其开放的参与空间尤其是舆论空间，会呈现动荡不安的特点。这可能是优点，也可能是缺点，要看摆在什么环境里面。在中国近代危机火烧眉毛的时候，七嘴八舌肯定是较差的选择。即便是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它也不是多好的选择，因为经文革十年折腾，人心思定——现在有人埋怨当时宪法取消了“四大”，可老百姓当时真的无所谓，我们不妨平下心回忆一下。但今天30年过去了，距离80年代末的风波也已经20年了，国家承平日久，您还是年年岁岁“稳定压倒一切”，还用过多的限令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来一味抑制民主的监督功能，这就不对了。民主社会一般小震不断，大震不见，泄洪道天天细水长流。而我们的特点是平时捂着盖着，因为体积大，容易将就，东边不行靠西边，南边缺点儿北边补，但结果矛盾会越积越多。大家伙比潜水员还能憋气，一憋就是好多年，到了实在憋不住的时候就是土崩鱼烂。我们不妨回头看看：前30年的问题和情绪一直捂到1976年，1976年这一反弹把中国弹哪儿去了？30年还没弹完啊！后30年当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样问题也够个儿的，矛盾和不满也积累了不少。幸亏这些年由于互联网，有了真正来自民间的监督和表达。要说民主，这也是民主。民主的功能就是社会自我反思、自我纠正的机制。民间参政议政，没有这个互联网根本无法想象。要没有这样的参政议政帮着行洪，憋成溃坝不是不可能的。

日常的国内压力

今天因为缺少当年的危机，一个个都是得过且过混日子，混完这届就算齐活，完全没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精气神儿。看历史，“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真是普遍规律。打天下时九死一生啥毛病都没有，有了也赶紧改；得了天下无忧无虑啥毛病都来了。你看从八旗到太平军到湘军到淮军到北洋新军到国民革命军到八路军解放军，生生死死的多快呀。中国革命80多年了，当年的共产党人真是豪杰啊。熊蕾她爸熊向晖埋伏在胡宗南身边当间谍，不是没人看出来，有人看出来了，说这小子这么廉洁清正有作为，太像共产党了，赶紧抓起来吧！——就冲着一条，你说这共产党能不得天下么？当年秋收起义一路丢盔卸甲，三湾改编完了，一二百人由毛委员一瘸一拐领着奔了井冈山，靠着这股精气神儿也就20年工夫就拿下了全中国。你再看今天这一个个跑官买官卖官，腐朽成那样，如果没有一套振奋他们的办法，是会快马加鞭老朽下去的。咱不说远的，就说2008年初的冰雪灾害，反应迟钝；“3·14”关键的头两天都不会动了；火炬若不是国内外“四月青年”起来勤王，变坏事为好事，真不知怎么收场呢。接着就是后面的溃坝、瞒报、毒牛奶、毒鸡蛋。大家会问，“官”不就是“管”么，今天吃的哪样没毒？毒了我们这么多年，你们都管什么去了？还让广大消费者“提高鉴别能力”，我们家里有化验室么？这样僵化的体制应付中小型危机还凑合，碰到大型危机就令人担忧了。所以这个体制必须要改造，张五常说它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那是妖言惑众。如果我们也这么信了，那就祸国殃民了。中国近代以来，国家要危了，精英们就精神抖擞，有模有样。日子刚好一点，就成群结队地醉生梦死。可悲的是，这类松懈和堕落的现象，严重压制了民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中国的精英应该是干嘛的？应该不但带领人民从死地里爬出来，还要去攀登世界历史的高峰。

对于社会的管理集团，民主尤其是言论出版自由可能起到一种作用：平添日常的国内压力。说白了，天天有人骂你数落你揭发你，你行为做事就会像点样，就能够保持警醒，不松懈，不腐朽，不然就只能等着外国入侵或地震山摇才能振奋一回精神。这日常的压力从哪儿来？来源当然不止一端。教化也可以是而且也应当是一个。我看电视里英模报告会上满场的官员一个个也哭得直抽抽。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及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已被整垮了好几十年，重新修理、改造、树立起来，可不是短期内能办到的事。要靠文化教育，但也别陷于文化决定论，如果你药方开的尽是唱歌背诗开讲用会，那就是误国误民了。不能光靠这些，还要在制度上解决民主监督的问题。当然，也别以为有了民主制度就什么都有了。凡事过犹不及，一年到头罢工游行，社会也搞不好。另外，在执政集团内部做些制度改良，当然也不失为一种办法。这些年日益强化的“问责制”就属于这种思路。问责制本身，我有些怀疑它的效果。效果好点的其实大都引入了外部的偶然压力，是这样一个因果链：出问题——媒体曝光——公众义愤——高层震怒——勒令解决。问题是，靠媒体曝光、公众义愤、惊动高层这还具有普遍意义么？——绝大多数问题是没有机会上媒体成热点的。不借助集团外的压力，仅靠内部举报，这个制度就很难启动，启动也都是为些不疼不痒的事。面对事故灾难，基层普遍的瞒报封口说明问责制已经无能为力了。当然，多设一些相对独立、彼此外在的机构，也多少能形成一些相对外来的压力。其实老说的“部门利益”，其中便也包含了这样的压力,这有点像《南方周末》兔子不吃窝边草，专找广东省外时弊针砭一样。基于部门独立性的监管历史久远，什么御史、廷尉、大理寺都是，但局限性也都不小，否则用不着再叠床架屋，设东厂西厂，组织中统蓝衣社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解放后也一直想找到合适的压力源，先找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四清时又用体制内这部分监督那部分，末了实在没辙了便发动群众造反。今天的吏治跟毛时代有霄壤之隔，一些贪官奸商地痞流氓成群结伙，同流合污，也都够“江湖”够“山寨”的了。所以，完全在执政集团内部想主意，恐怕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结果。应根据中国的具体问题，稳妥而坚定地引进并创新民主监督机制，对整个管理集团造成外在压力——只要有利于我们，别说从西方进口了，就是从飞禽走兽那儿进口也值得（仿生学不就这意思么）。西方最近的金融危机，又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和西方文化的深刻弊端。但我们这儿也别趁机把人家什么都否了——他们能领导世界几百年，自有其长处，科学、工业、社会主义、民主，这些都是西方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是否定不了的，不要让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总之，对于中国的未来，民主是能有所贡献的。民主的内容很多，对于现在的中国，首先要让言论和新闻出版的管道更加宽松，以加大对执政集团的民主监督。除了刘晓波这些人，大家眼下未必对两院多党有多大兴趣。但你要保证——还要有实在的办法保证你的保证——民主的监督。光来一句“我们说话从来是算数的”早没用了，因为历史证明，你们说话是经常不算数的。

要渐进，但不能不进

说到效用，我们确实也要看到，民主在一些方面可能是非常低效甚至是负效的。议会讨论提案，本来是君子动嘴不动手，但台湾的“立法院”不但动嘴说，还动嘴咬，这还不够，还要动脚踢，高跟鞋都踢飞了，哪儿像我们的两会跟团体操似的，见什么都齐刷刷举手通过什么。当年基辛格在埃及、以色列之间搞斡旋时就感慨：以色列办事怎么那么难啊，政府议会讨论来讨论去就是没个结果；还是埃及好，总统一声令下，谁不听毙谁！大家老说中国这个体制太集权了，其实在瑞金的时候也是没完没了地讨论表决，白军都快到村口了，这边还统计票数呢。那年头的效率不像今天，没效率就是没命呀，所以赶紧改成“民主集中制”了。这一改，挺顺的，顺着顺着就顺不回去了。结果是一种悖论：不民主的时间越长，民主起来风险越大，风险越大就越要慎重——也就是说，越不民主，越有理由不民主。这不是一个玩笑，而是一个事实。也是啊，没有民主，经济增长率、外汇储备什么的不也都世界第一了么？所以代价问题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其实解决起来也不难，你抓紧着点，一步一步放开，用攒钢蹦毛票攒出一个民主来，别像模六合彩摸出一个民主来，那样冷不丁的，让人不是疯就是崩。但您如果非但不放开，反而一步一步收紧——觉得不收白不收，收了也没人敢管——那么积累若干年下来，矛盾的双方就都没机会了。

民主价值和民主能力

以上说的都是功用或效率。其实民主还有一个价值问题，这是越来越必须面对的问题。现在一些朋友一提民主就会说我们古时候就靠明君贤相，不习惯民主这玩意。但问题是，这170年没白过啊，这么多年的现代化运动，城市化、工业化、教育普及、通信便捷，这都跟古时候不一样啦，老百姓的价值观也不一样啦。民主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价值了，大家越来越认为这是我的权利，到十八岁就该有的权利。凭什么我自己的事我插不上嘴，老得你当官的给我做主？他也想自己说了算一回。他会说，就算我选不出尧舜禹，我就选只狒狒搁白宫里看着乐行不？！这当然是极而言之。让人民乐一时爽一时当然不是社会生活的唯一价值，还有很多重要的价值，如稳定、长远利益等等。但人民自己要给自己做回主，这毕竟也是个价值，而且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价值。古代老百姓的确不这么想，村口贴的告示骈四骊六，他看不懂就知道佩服，他会想我算啥玩意呀？现代的老百姓一个一个读书上网、真假学位证书一大摞什么都懂，他会想你算啥玩意呀？这是现代化造就的基本社会现实，你必须要面对，早晚要面对。

民主之所以能成为价值，原因之一就在于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民主的能力。上面说了，是现代化培养了这种能力。晚清民初的时候政治家说“民智未开”，这东西搞不成。如今100年过去了，民智还没开么，中国人专生傻子么？民主是当家作主，您得对家里柴米油盐存款花销有个数，要理性权衡今天明年各种意中意外的可能，然后做出比较靠谱的判断和抉择。糊里糊涂投票是不行的，效果可能真还不如县太爷说了算。中国古代老百姓的确没当家作主的能力，能力都交给皇帝和官吏了。碰着焦裕禄那样的干部，老百姓谢天谢地，什么都不用操心，唯一操心的是老焦会不会调走。如果天子或是老天要调老焦走，他们就上万民伞，或黑压压堵道上哭，但毕竟堵不住，只能眼睁睁看着老焦离开。新调来的干部可能跟老焦差不多，也可能差得远。到了王朝末期，老焦寥若晨星，领导岗位上盘踞的都是“怪叔叔”。面对怪叔叔，老百姓只能干瞪眼忍着，实在忍不住就当一回李逵或杨佳。近代的先贤发现西方的民主可以在老焦缺席的情况下，在“干瞪眼”与“当杨佳”之间另开一条路，他们也明白这条路也得靠人一步一步走，并不那么容易，老百姓需要培养走路的能力，于是孙中山便定了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路线图。经过了一百年，民主能力的培养话分两头。一方面，按说应该提高最快的两会的代表，好像提高得最慢，这也不怪他们，这些负责挑选国家领导人的代表都是国家领导人的下级挑选的，他们或歌唱得嘹亮，或者舞跳得妙曼，再让他们评说财政预算这就过分了。所以他们该按键时按键、该举手时举手便是不辱使命——这两年还能提一些定中秋节端午节为国假以及关注流浪猫的提案，真的是超常发挥了。另一方面，普通老百姓，经过这么多年读书看报，电视里的辩论不知看了多少——一边看还一边跟爹妈老婆理论，出庭旁听之类事，多少也经过一些，再加上互联网BBS等等，应该说民主所需要的那些能力，已经不比两千年前的古希腊人或两百年前的美国人差太多了吧。有了能力，想法就不一样了。有能力就有欲望。晚清时代就那么几个人认字，民主的欲望加起来也就相当于一火力发电厂。今天恨不得一人一博客，民主的欲望加起来没准够一火山了。你看现在有点事互联网上就狂风暴雨似的，显然是膨胀的民主能力和欲望在寻找释放的出口。那种“从前试过这玩意，没戏”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袁世凯曹锟那会儿没戏不证明今天也没戏，您的日历忘翻篇了。

老百姓也有民主的需求

今天哪些人的民主欲望比较旺盛呢？最旺盛的当然是民运分子，他们属于这方面的专业户，靠这吃饭。另外这些年资产阶级的政治抱负随着钱包鼓起来之后，也惦记着往主席台前排中间挪动挪动——靠重新洗牌挪过去，过去之后还要不要民主就难说了。其实除了他们，对于普通老百姓，民主自由如今也是非常切身的利益。有些官员本来不学无术，但胡作非为，巨大的公权力为他们的撒野犯浑保驾护航。有些单位里，老实巴交的群众想“一刀一刀切了领导”的狠话，我亲耳听到过不少。老百姓需要“民主”“自由”来限制一些官员过分的权力。那种认为民主自由不关老百姓事、老百姓就关心猪肉几块钱一斤的观点，并不符合今天的实际。很多人坚信，一搞民主，肯定有钱人的天下了，前门放狼，后门进虎。这样说当然有经验上的根据，但尼泊尔“穷党”、查韦斯、内贾德不也都靠民主上去的么？所以天下的事没那么绝对。另外，你可以说美国民主是假的——其实不可能都是假的——但我们就不能来点真的么？现在有些学者可以一人同时仨观点：一说中国太特殊，民主不能急；二说天下压根就没民主这回事；三说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挺民主的了。三个说法各自都有一定道理，但仨蛐蛐放一罐儿里只能掐得一个不剩。你不号称信仰社会主义么？平等可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民主可是平等的题中之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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