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公博眼里的长城抗战谈起

★郭松民

1933年春，在9.18事变中轻易得手的日本军阀，为割断东北抗日武装与关内的联系，扩大并巩固伪满洲国的疆界，进而蚕食华北，决定攻占热河、古北口以东的长城一线，伺机进占冀东。驻守在当地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被迫在长城喜峰口、古北口等处奋起抵抗，史称“长城抗战”。

战争爆发后，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的陈公博，奉命北上“劳军”，顺便“真要看看怎样打法，对外战争和对内战争怎样的不同”。他到了北平之后，果然看到了一幕中外罕见的战争奇观。后来他在自己的《苦笑录》一书中作了详细记载。

“奇观”究竟“奇”在什么地方呢？陈公博写到：

“其一，北平夜间每夜宣布戒严，把人力车、汽车截在街上过夜，而日本的军官倒坐了电单车，到处横冲直撞。因为北平戒严，照例要对于东交民巷的公使馆送通行证的，中日没有绝交，日本也有公使馆，我们还得送通行证，因此日本军官可以在戒严时期，通行无阻。我们想想，我们为什么戒严，当然是对付日军，今戒严戒不到日本军官，而单戒了本国人民，这次仗从哪里打起？

其二，我们军队源源由北宁路输送，而北宁路照例要经过塘沽。为着辛丑条约的关系，塘沽就有日军驻扎，日本的宪兵，每天站在车站，拿着一本日记册，对于我们的军队来往运输，人数若干，番号什么，军器多少，一一抄下。大凡用兵，最要紧的是使敌人不知自己的虚实，现在军队输送，一一要经过敌人的眼睛，这次仗又从哪里打起？

其三，最滑稽的，于学忠（当时驻防天津的东北军将领）恐日军迫近天津，在天津四周做了防御工事，日本军官听见，一定要参观，屡次要求，拒却不得，于学忠只得派了几个参谋陪他们去看壕沟。唉！这样滑稽，这次仗又从哪里打起？①”

陈公博虽然后来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但他的这本《苦笑录》却是在投敌之前的1939年写成的，被史学界公认为是比较严肃的。陈公博的记载也得到了当时随同何应钦到北平处理长城战事的内政部长黄绍竑的证实。黄绍竑在回忆中这样描述：

北平戒严后，“日本武官酒井隆也受到了哨兵的盘问。次日酒井隆就带了两个全副武装的日本步兵要到居仁堂见何应钦当面抗议。新华门守门的宪兵要武装的日兵停在门外，请酒井隆单独进去。酒井不答应，大闹起来。宪兵请示，何应钦也只好让他带着武装士兵到居仁堂。会见的时候，两个武装日本兵就站在跟前。何应钦抗议他这种无礼貌的举动，他的回答是因为在北平他的生命没有保障，因此不能不带同武装进行自卫。何应钦问他原故，酒井就说昨天晚上被哨兵盘问，并诳言哨兵要他跪下，拿大刀想杀他，因此他要带武装保护前来抗议。还说他与何应钦是旧相识、是同学，才来当面抗议，否则就会自由行动起来了！何应钦除一面向他解释道歉之外，还下令驻城部队以后对外国人要客气、要礼貌。②”

既然“中央”派驻华北的最高官员都如此窝囊，对正在交战的敌方军官如此“客气和礼貌”，前线将士的士气和长城抗战的结果是不难想见的。果然，悲壮的长城抗战仅坚持了两个多月就全线放弃了。1933年5月31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这个协定虽然号称是军事协定不涉政治，但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相当于默认了以长城为国界。同时长城以南的华北广大地区划为非军事区，中国不得驻军，而日军却可以随意出入，日本因为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暂时停止了军事进攻。

为什么会这样滑稽，这样窝囊呢？当时中国虽然还受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约束，但在日本大举入侵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完全可以对日宣战，并同时废除和日本有关的一切条约和协定，驱逐日本的使节和驻军。那样的话，不就不会出现这样让后人读来仍然感到羞辱和哭笑不得的场面了吗？

现在看来，最关键的原因还在于，蒋介石虽然号称是“最高领袖”，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被国际承认为中国的“中央政府”，但在实际上，他们仅仅是买办性质的江浙财团的利益代表，并不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利益的代表。南京政府是靠这个利益集团的支持，才得以建立和巩固的，“中央军”的很大一部分军费，要靠这个集团来替他们筹集，因此其内外政策，也就不得不以这个集团的利益为依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京国民政府和这个利益集团结成了牢固的利益联盟，已经被这个利益集团所“绑架”。

蒋介石在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和平未到完全绝望的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绝不轻言牺牲”。这句话在一般中国人听起来，可能会觉得相当奇怪：东北三省已经丢了，华北危在旦夕，如果这个时候还不是“最后关头”，那究竟什么时候才是“最后关头”呢？其实如果从江浙财团的角度来看，就比较好理解了：东北也好，华北也好，都在自己的利益范围之外。日本在那里的侵略仅仅是“疥癣之疾”，这时当然不能“轻言牺牲”，冒全面开战的危险立即宣战。只要能够把持住政权，继续苟安下去，比《塘沽协定》更难咽的苦药，也是可以咽得下去的。滑稽和窝囊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呢？

更微妙的考量还在于，北方越是战乱不已，遍布租界的上海和江浙一带就越是显得很安全，就越是能吸引更多的资金和人才流入。所以在上个世纪30年代，虽然北方一天天国土沦丧，但上海竟成了远东最繁华的大都会，有“东方巴黎”之美誉，至今仍然为一些人所津津乐道。陈公博赴北平前，去了一趟上海，就发现虽然“长城各口战事正紧”，但这里“人民依然安居乐业，一切戏院、电影院、饭馆、跳舞场，还是纸醉金迷，肩摩辐辏③”。

后来在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蒋才非常吝啬地抽调了3个师的“中央军”北上增援，然而目的不过是“维持政府在国际上的面子”而已，并不想真打。但在靠近江浙一带的江西，他却部署了几十个师的“中央军”继续“剿共”——孰轻孰重，蒋心里是确实是有一杆秤啊！

国家政权一旦和利益集团结成联盟或者被其“绑架”，那么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命运，都可能成为随时可以放弃的筹码——这应该是长城抗战中的滑稽与窝囊以及最终失败所带给我们的最深刻的教训！

①见《苦笑录》（陈公博著，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第192~193页；

②见黄绍竑《长城抗战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81年2月版）；

③同①，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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