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秦晖的大作《“郎咸平旋风”：由“案例”而“问题”而“主义”》，确实感到“很无聊”。无聊的不是秦晖口里说着不争“发现权”，手上却不停地瓣着指头数：这个是我发明的，那个是我发现的——这是人性之常，不这样才不正常。如此作态不过使秦晖褪去道德的光环，还其平常人的本来面目而已。其实，说到“发现权”，第一个使国产私有化过程中的公平公正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的，是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秦与郎都只是欲贪天之功为己有，以为“发现权”是“无主物”，谁先申明归谁所有。 

真正无聊的是秦晖文章的内容。公平必然损害效率、效率必然妨害公平，这至少在当代中国还是无法摆脱的两难悖论。但是，性好观念统一的知识分子总不愿承认这二者不能兼顾、必须有所侧重和掌握适度平衡。秦晖自己所列举的一系列文章，其核心都是要统一效率和公平，为相互矛盾的双方找到一个“更为基本”的共同立足点。他自认为已经找到了这样的东西，那就是“公正”。可惜，这样的显赫注定只能在观念中完成，不可能在现实中成就。 

秦晖认为：“公正乃是超越‘公平与效率’之争的更为基本的价值”，“公正至上，效率与公平皆在其中”；换言之，规则公平（公正）高于结果公平，程序公正高于实体公正。只要起点和规则公平，人们就能够接受结果的不公平，市场也会自动导向效率优化。 

这是典型的脱离现实，“拍脑袋”拍出的一面之词，也说明秦晖的认识水平至今还停留在主观上“想要什么”、“应该怎样”的“应然”阶段，头脑里缺少了客观上“能够怎样”这根弦，更不用说将此二者结合起来。不错，“市场经济是公正的经济”，或者说是规则公平的经济。但是市场规则不仅会导致优胜劣汰，而且会导致弱肉强食。在物质充裕、社会分配调节机制和保障机制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规则“公平”的市场经济不会过分损害结果公平；但在物质短缺、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民族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尚处于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的中国，放任市场必然导致“强者剔白骨、弱者为鱼肉”的悲惨局面。市场化、工业化初级阶段的中国，需要一种超越于市场规则之上的对结果公平的强力关注，这就是新左派包括“非主流”经济学的主张。秦晖满足于规则公平的“公正”，并不能真正适应现实社会对公平的需要。 

秦晖说：只要在转轨中能够制约权力，尽量避免“抢来本钱做买卖”，在此过程中各阶层都有利益表达的机制、都有集体谈判的功能与参与博弈的途径，在公共资产的处置上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自己的诉求，那么，由此形成的配置即使最终并不平均，也会为公众所认可，所愿意接受，从而具有公信力，具有不仅是成文法而且是自然法意义上的(即道义上的)合法性，不至于一有风吹草动就产生翻盘的社会冲动——这又是“拍脑袋”拍出的一厢情愿。秦晖的想法，大都源于西方，其结论只能立足在西方社会物资充裕、社会矛盾缓和的基础上。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均生存资源稀缺，只要结果不平均，那就意味着许多人维持生存都可能陷入困境。难道他们会因为你秦先生认为“从最基本的底线上讲，这样的配置也可以被认为是接近于起点平等的”，就予以“认可”、就“愿意接受”了吗？难道他们因此就不会“一有风吹草动就产生翻盘的社会冲动”了吗？ 

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并非白纸一张，而是早已压抑积蓄了多种矛盾。公共参与的国产处置方式如果只能做到“规则公平”而不是结果公平，甚至即使能够大致做到结果公平，但如果不能为大多数人带来收益增长的良性预期的话，那么它就有可能不但不能缓解矛盾，甚且有可能点燃被压抑的能量。这么一种大规模公众参与的复杂操作，失误和砒漏在所难免；任何一次失误和砒漏，都可能成为社会动员、发泄不满的号角。秦晖的“错把中国当欧美”，于此可见一斑。 

使观念看起来与事实相符的最简便方式是以观念剪裁事实，这样的话观念将永远正确。秦晖似乎深谙此道，为了证明自己“民主先行”观念的正确，他给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也戴上了“民主”的帽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小岗村“18个红手印”偷偷摸摸进行时期，或许还有点“民主分地”的影子。但后来的全面推广，完全是自上而下的过程，与秦晖所说的“民主分地”没有关系。自上而下的政策还不是照样“得到农民支持”？这项被公认为成功的改革，它成功的原因即使按照秦晖的思路也最多只能推究出“起点平等”，但秦晖却非得要让它捎带上自己的观念私货“民主分地”不可。 

实际上，这项改革之所以能够“得到农民支持”，“起点平等”只是次要原因，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农民对此项改革的前景怀有良性预期。他们从切身经验出发，知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够改善他们的处境。如果没有这种良性预期，甚至是有着处境将因此恶化的非良性预期，人们还会支持“起点平等”的改革吗？即使有了良性预期，还需要事实验证。如果事情的发展与当初的预期相悖，人们同样会起而反对。不幸的是，秦晖所倡导的“民主先行”国产私有化改革方案，就是那种只能制造非良性预期和非良性结果、需要不断考验弱势群体心理承受底线的改革。关于这一点，俄罗斯、东欧的经济转轨已经作出了充分说明。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这一过程越“民主”，它可能对整体效率造成的损害越大，改革本身的成本也越高、越难以推行下去。这本来是秦晖在作东欧研究时即已可得出的结论，但是，惯于从观念出发的人，必然难以看到或不愿意承认自己观念的反面；在他们那儿，实证研究的目的不是寻求问题的答案，而只是证明早已先验存在着的答案。因此，实证必须服从观念，只能选择有利于观念成立的角度和方向来“实证”。这样的“实证”究竟还是不是“实证”，确实令人怀疑；这样的“问题”研究，骨子里全是“主义”。 

在效率问题上，秦晖的说法是：公正的改革应当“在起点平等之下产生最初的所有者，在(竞争)规则平等之下产生最终的所有者”，认为产权改革不能追求效率的“最优配置”而只能追求最公平的配置，配置的效率“优化”应该在产权明晰后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来实现——这又是毫无可操作性的“拍脑袋”冲动：如果初始分配只讲公平不讲效率，那么“在产权明晰后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来实现”有效率的优化配置时，需要多长时间、需要付出多少效率损失的代价、最终会形成何种局面？在此期间，民生会受到何种影响？在面向全球开放的竞争市场上，中国经济又将遭受何种冲击，它还能够在世界分配体系中剩下多少残渣？ 

如果是在一个封闭、自我运转的经济体系中，在时间无限的条件下，起点和规则公平的市场竞争确实最终会导出效率“优化”的资源配置。但是，中国有这样的条件和时间吗？将结论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秦晖岂止是浪漫？ 

理念再怎么与现实的可能性脱节，秦晖也一定要为它在观念上找到一种实现途径。由这篇文章看，秦晖在“公正”的实现途径上也没什么新意，还是变“尺蠖”为“天平”的宪政民主那一套。对此，笔者曾有过针对性分析： 

在任何制度条件下，一定时期的社会结构、社会力量对比，是相对固定的。秦晖所说的“‘左’的时候福利、平等和社会保障受到重视，国民可以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左过了头，竞争不足效率不高，选民又会推‘右’派上台，自由竞争，鼓励投资，提升效率，社会得以真正获得‘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待到竞争过了头，贫富分化大，选民又回过头选左派”的“天平”效应，这是只有在中产阶级占主流的社会、即所谓“橄榄型社会”，宪政民主制度才有可能达到的功效。在这种社会，如王思睿先生所言，“社会的阶层分布是一种正态分布，总体的平均值和中位值大体上是吻合的，因此，中等阶层的价值既是多数人价值也是社会平均价值”，社会对“平等”和“效率”的判断均依据这种实际上是“中等阶层的价值”的“社会平均价值”来寻求适度。如果“平等”被强调过度，它就会由原来有利于中产阶级和下层、不利于上层，转变为不利于中产阶级和上层，仅利于下层；于是中产阶级就会要求转向，政策就会被迫作出调整。如果“效率”被强调过份，它就会由原来有利于中产阶级和上层、不利于下层，转变为不利于中产阶级和下层、只利于上层，中产阶级也会压迫政府，要求政策调整。这种社会之所以一切以中产阶级的利益、意志为轴心，关键在于中产阶级数量庞大，足以左右社会力量对比。 

在一个贫富两极分化、实力对比悬殊的社会，中产阶级数量有限，力弱一极加上中产阶级的份量，也不足以抗衡力强一方、改变社会力量的对比格局。于是，“天平”只会始终偏向一头，制度政策只会始终有利于社会强势集团。在经济不发达、中产阶级力量单薄的“宪政民主制”国家，“天平”就是这样变成“尺蠖”的。在这种社会，整体的“平均值”始终在“中位值”的上方或下方，具体离“中位值”多远，要看社会力量对比的悬殊程度。这种社会也会有自己的“平等”观和“效率”观，但一切均依据于“平均值”而非“中位值”，一切须以社会强势集团的利益和意志为归依。这种社会也会有“民意”支配下的政策摇摆，但只会在强势集团的利益区干内部摇摆，有时离“中位值”近一些、有时远一些。

也就是说，虽然宪政民主制度有其优点，但它不是秦晖手中的万应灵丹，也不是上述问题的对症良药。它不是可以从上述“问题”中直接推导出来的“主义”，而只是秦晖们先验的观念坚持。它是从书本或从欧美空降而来，直接钻入某些人头脑中的。因此，当秦晖胸有成竹地“奉劝今天的[主流]派与[非主流]派”时，他可能并不知道他藏在怀中准备拿出来吓人家一跳的东西，其实只是一个已经注定响不了的哑炮。 

秦晖说：“先发展后民主”对传统私有制国家不失为一种选择，但转轨国家不能搞“先私有化后民主”。由此可见，在他的路线图中，中国现阶段的社会进程应该遵循“发展——民主——私有化”的顺序。在这种顺序下，他自己的观念倒是理顺了，可以自圆其说；可惜，客观事实不会任由秦晖观念的摆布。所有转轨国家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没有私有化，就没有经济发展；如果不搞私有化也能“发展”的话，它们还有什么必要“转轨”，没事找事干吗？在秦晖的观念逻辑中被排在最后的“私有化”，在事实逻辑上必须排前，因此，秦晖的路线图只能是空中楼阁——当它安安静静呆在观念世界中时，似乎还耐看；一旦脚踏实地，人们就会发现它只不过是一个泡沫。 

抱歉，不小心又道破了不少人心目中的一件“皇帝新衣”。事实上，当代中国极需何清涟、秦晖这种来自右翼的关注公平、公正的声音。但是，以秦晖思想之不切实际却还能够成为这一方面的旗手，可以说这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这也标示了中国学术尤其是右翼自由主义学术与中国现实的距离：学者虽然不能不注目现实问题，但他们头脑中往往早已塞满了各种条条框框，再也容不下真正的现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