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秦晖的言论思想素为海内外舆论所关注。1990年代,秦晖及其同志(例如徐友渔、朱学勤、刘军宁，甚至李慎之)，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由沉寂走向鼎盛，尤其是向着国际主流、向着经典、系统的自由主义接轨，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中，秦晖的贡献尤为独到。在秦晖之前或同时，自由主义在中国只谈“主义”，不谈“问题”；要成为一个自由民主派，只须抬头两眼望天、高呼口号即可。似乎是秦晖首先将自由主义带入现实“问题”中，关注“农村问题”等中国现实的基本面。

秦晖此一成就,奠定了他作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重镇的地位。理论应该面对现实，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这本来只是对理论的基本要求。但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要做到“面对现实”颇不容易。从西洋舶来的自由主义经典理论，它所由发生的现实场景、观点所赖以成立的经验理由，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大相径庭；二者之间的若合乎契，大为不易。因此，许多自由主义著名学者，例如刘军宁，干脆选择了充当留声机翻译器、或者对着书本自说自话的安全道路。这么做的好处是不易“出错”，坏处是思想日渐脱离社会生活，逐渐沦为象牙塔中的乌托邦。

秦晖凭其对“真问题”的关注，在自由主义同仁中脱颖而出。可以说，秦晖为自由主义在中国开辟了一番新天地、一种新境界，使自由主义能够较贴近中国土壤、贴近中国人的生活。那些驻节于“主义”的自由主义大师们，只会使自由主义离中国国情越来越远，离中国人的需要越来越远。秦晖的这种贡献，比之理论体系上的具体建树毫不逊色，甚且更有过之，因为它更加难能可贵。

秦晖的局限性在于：他虽然把自由主义从来只盯着“主义”的目光拉回到了“问题”层面，但是，由于观念所限，他本人投向现实“问题”的目光，仍然戴着自由主义的高倍有色眼镜。因此，不但他所关注“问题”的题目有其倾向性，他所切入问题的角度也是既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所可能得出的结论也是既定的，甚至连解决方案也早在发现“问题”之前就准备好了——不难想象，中国式自由主义者们关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削足适履”。

近年来，秦晖因为致力于寻找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而更加引人注目，成为“自由左派”的领军人物。自由左派不同于传统和正宗的自由主义，它致力于将自由主义所标榜的“个人权利”和“市场秩序”，与社会民主主义所强调的“平等”、“公正”等价值相协调、相融合；以前者为体，后者为用。

自由左派在中国自由主义阵营中并非主流，当属异类。秦晖思想有此转型，是他长期关注中国现实“问题”的必然结果，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变化的客观进程，且为秦晖本人在民众中赢得了更大声望。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在发生变化；尤其近十年来，变化更加急剧、明显。因此，只要思想是对现实的反映，而非仅仅是书本的容器，就不可能不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换言之，自由主义者只要勇于面对现实，“向左转”就是必然。

中国的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完成这种转变，原因很简单，自由主义经典理论和社民主义的左倾特征在理性逻辑上和现实操作中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自由主义者个人采取“左倾”立场没有什么，但一旦上升到足够的思辩高度，就会面临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中国的“正统”自由主义者，大都是一些理论洁癖的爱好者；他们情愿自己的思想与现实长期脱节，也不愿面对理论矛盾的挑战。因此，秦晖与他们的区别，是变通折衷与死守教条之别，是修正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之别。

同为知识分子，秦晖为什么没有陷入理性上难以自圆其说的困惑？这说明在人类的认识序列中，结论其实先于论证。结论由切入问题的角度提供，由观念、经验、处境、立场等等认识背景决定。先有结论，然后展开论证，一般说来，总能找到自圆其说的角度。在秦先生的观念中，自由主义和左倾性这两大部分是分别自洽的，矛盾只发生在这两者之间。秦晖通过对现实社会“削足适履”疗法的理想化强调，来化解二者之间的不可调和。换言之，秦晖正在犯他曾经为别人指出过的毛病：他以为他自己可以在历史过程中“罚点球”。

一个健全的社会，需要左中右各种思想资源，更需要各种思想源流与现实土壤的融合、适应和创新。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秦晖在思想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但其局限性也已经越来越明显。自由主义要在中国进一步生根发展，需要更多的新鲜血液、更多的创造，需要与更多现实和思想要素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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