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光先生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一文中，关于强有力政府的论述很精辟，但对西方民主的批评却令人感觉有失偏颇。兹商榷如下：

一，现代民主制的成功关键在于多党竞争，没有平等竞争的反对党，民主制难实现制衡权力的功能。反对党的意义在于，有一个时刻盯着执政者、等着你犯错的对手存在，如台湾的国民党盯着陈水扁；而且这个对手不象分散的、原子化的个人一样无能为力，它有能力发现你的错误和猫腻，有力量施加压力。因此这种制度可以把执政集团的个人腐败和公共决策的一意孤行压缩到相当小的程度。就连新加坡政府的一位副总理也承认：如果没有反对党的存在，他们的执政党可能没有那么高效和清廉。

另一方面，虽然民主选举因资源占有的不平等而具有某些不平等的性质，但毕竟人民有了选择的权利。任何一个参选者，都必须用自己的施政纲领来迎合选民，只有在施政纲领符合大多数人的标准、口味之后，形象、口才、演技之类才有用武之地。“小马哥”再有魅力，也不可能在政策不合人意的情况下赢得哪怕是台湾“中年妇女”的支持。仅有选前的迎合当然不够，更重要的是，在民主制下民众还有再选择的权力。如果你上台后倒行逆施，人民可以再让你下来。这使选举制具有一种纠错功能，没有选举制往往没有纠错功能，或者纠错严重滞后，且需要付出重大代价。例如，没有人能够纠正毛的错误。华的下台，颇有点纠错的性质，但其过程极惊险，不值得仿效。

民主制当然不完美，但它的上述两大功能恰恰对应了中国现状下的一种迫切需要，即对滥用权力的有效制约。至于选举中存在的不平等，这不是今天的中国人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就象饭都吃不饱时人们不会考虑食谱是否营养、科学一样。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真正平等的民主和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竞选不行，绍光先生所推崇的经济民主、讨论式民主也不行，总会存在各种各样的漏洞。套用绍光先生的话说：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不能采取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既然所有的限制措施都没有用，那又何必做任何事情？

对中国民主化的质疑，只有在两种角度才站得住脚。其一是当前的缺陷可能是为克服某种更严重缺陷而必须支付的代价，即现在的恶抑制了另一种更大的恶；如果把这种恶拿掉，可能会有更糟糕的事发生。具体说，从国际经验看，民主制也有其局限性；在中国的现状条件下，西方民主更与强大的国家能力相冲突。如果民主化的代价是削弱国家能力、破坏稳定，结局可能更糟。退一步说，至少也应该认真比较这两种缺陷究竟哪一种更糟。

其二，更重要的是，这种比较还不能是静态的、抽象的，即不能仅仅比较两种制度之优劣。因为中国的民主化必须经历一个政治转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发生各种风险，必须将这种风险视作民主制的一个不利因素来进行比较。如果没有可以避免转型中发生崩溃的可行方案，即使“愿景”再美好，也不值得追求，除非现状已经令人不可忍受。

目前国内支持民主化的舆论情绪是：民主就是好，至于转型的风险，那是政府考虑的事，我们不予考虑；反正政府喜欢大包大揽，其他人也习惯了被包揽。另有一些知识分子，总是信誓旦旦风险可以避免，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二，绍光先生提出的讨论式民主，确实是现行体制下使国家强大与民主增进可以并存的可行方案。它好就好在不须经历转型之险，且不触及既得利益，阻力较少。从预算改革入手，既不影响政府所着意的政权稳定，也不要求贪官把已经到手的东西拿出来，最多只是限制他们进一步搞钱的能力。这种公共讨论当然也有可能被忽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无论如何也是一种进步，有它总比没它好；只要这一步启动了，稳固了，就可能带来更多变化。

正因为如此，真正的问题还在于当局会不会采纳这样的方案。这种温和改革虽然没有直接冲击政权稳定和既得利益，但它仍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参与，与自上而下的体制建构具有某种不相容性。自上而下的体制其执政能力源于对下的控制，且很少出现议而不决的情况；而讨论式民主必然削弱对下的控制，这种民主所带来的后续变化更必然动摇可控性。当然，对讨论本身也可施以控制，但控制得越多，民主性越少，越谈不上人民当家作主。

这就是现行体制的“免疫力困境”。由于对开放的东西缺少免疫力，在开放社会属于正常的东西（例如言论自由、公共讨论）都可能对现行体制构成伤害，于是它只能把自己紧紧捂住，而这又进一步削弱了免疫力，至少是压缩了提升免疫力的空间，形成恶性循环。绍光先生批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对媒体的防、堵和压制，其实当前对媒体的打压与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包括新闻总署本身关系不大。这是体制的要求，即使把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新闻总署的人员全部换过，最终结果还会是一样。因为这些东西对现行体制确实构成伤害，它不可能不强力打压。具体某些人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愚蠢失职，只是强化了这种打压的粗暴性。但客观说，新闻总署只有这么多人，你要它对海量的信息认真加以甑别，事实上有所不能。可以说，粗暴有其必然。

这种高度刚性、缺少免疫力的体制，其强大必不能持久。如果当局对此有足够的危机感，或能将讨论式民主作为克服刚性、培植免疫力的一个突破口。

三，香港政府之所以能够在权力高度集中下做到清廉，靠的并不仅仅是“一定的程序”、“一定的标准”。没有强大的工商社会、充分的言论自由、以及立法机关中的反对党，很难想象香港政府能做到高效和清廉。中国现在在一些方面（例如干部任命、工程招标）也建立了详尽的标准和程序，但结果怎么样？起到了多大作用？干部任命实质上还是由一把手乾纲独断，公开的程序不但没能构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反而成了某种保护机制：我一切都是按程序办的，你总不能说我私心自用吧？招标也一样，中标的永远是领导的“朋友”。为什么香港、内地的程序，其作用有天壤之别？关键在于力量是否对称、平衡。如果监督者与被监督对象的力量对比悬殊，再完美的标准和程序设计也只会是一纸空文。这就是反对党、竞选、言论自由等可以释放民众力量的制度安排至关重要的原因。但在现行体制下，这些制度安排、以及民间力量的强大，又与强大的国家能力相冲突。所谓“强大的国家”，在现行体制下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对资源的控制和运用，二是对社会的控制和动员。所以，国家之强大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对于社会力量而言的。如果没有国家（政府）的强大，比照其它转型国家、后发展国家的经验，象中国这样的国家要保持几十年的稳定发展，确实也难以想象。

改革之难，于斯可见！

四，五六十年代腐败比较少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有很多制约”，而是由于那时没有搞市场经济，个人利益的客观空间小。当然，“运动机制”确实也是重要原因。

医疗改革的例子，不足以说明“哪个国家民意反应更迅速、更鲜明一些”。美国是在相当程度上按自下而上原则组织起来的国家，中国主要是自上而下。哪个国家对民意的反应更迅速、更鲜明，有很多事例可以说明，绍光先生为什么不看看《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例子呢？中国现在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反应”速度的问题，而首先是表达的问题，如非典、爱滋。民意连表达都不能够，又谈何对此的反应？此处，应该是绍光先生本人，没有“跳出意识形态的束缚”。

五，日本、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与中国没有可比性，因为它们不掌权。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掌权，人数多寡是次要的。市场条件下，掌权而少有制衡，必然高度腐败。腐败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党内掌权的官僚，可见人数多少不是重要因素。

说“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应该是口误，说这话的人，其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执政的官僚阶层已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共产党”只是习惯性代称。所以绍光先生用“共产党目前有7000万党员”的理由，来反驳特殊利益集团的说法并不有力，因为上述说法的真正含义大家都清楚，一般不会有歧义。说是“执政党”，其实真正执政掌权的只有一小撮，与7000万何干？

党内确实有派，有争议，但真正掌权的少数人已在同一特殊利益集团之内，决定政策的就是他们，其他人的意见无足轻重。党内不同意见和党外不同意见一样，有时连表达的机会都没有，何能影响大局？所以，“共产党要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但是它的利益结构根本不允许它这样做”，这个问题并非“伪问题”，而是值得认真对待的一种可能性。倒是绍光先生的论证，无视“共产党”只是一个名词，党内、包括政权内都只是由少数人说了算的事实，颇有误导之嫌。

六，我的理解，在绍光先生的观念中，“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有力的国家”这三句话中，排在最后的其实才最重要。强有力的国家，即使它本身并不值得称道，它也是解决其它问题的必要条件。由于在中国的现状条件下，实行西方式民主与国家能力极不相容，所以绍光先生对两种民主有意无意采用了不同的评判标准。对竞选式民主责备求全，对讨论式民主呵护备至。其实，这两种形式本来各有其优劣和适应性，过度褒贬既没有必要，也影响说服力。

一点浅见，不当之处，敬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