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前夕，《炎黄春秋》杂志刊出了谢韬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以下简称“谢文”），为“修正主义”翻案，主张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刊物的半官方性质及时机的敏感性，引发了不少人对于中国政治改革的期盼。

这种观点鲜明、针对性强烈的文章在大陆媒体公开刊出，确实是一异事。谢文的独到之处在于：从根本上颠覆了官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指出原来屡遭痛批、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修正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正宗；从列宁到斯大林到毛泽东，都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义或精髓，是名副其实的修正主义。

这种颠覆主要建立在两个文献依据上。一是马克思晚年在《资本论》第3卷中对股份制的肯定，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从而从经济角度肯定了修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观点：可以从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二是恩格斯晚年对暴力革命道路的反思：“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从政治角度肯定了“修正主义道路”。从这两种观点依据出发，谢文将马恩在早期经典著作中（尤其是《共产党宣言》中）热烈倡导和坚持的“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暴力革命等等主张，视为年轻人不成熟的乌托邦冲动，认为晚年马恩才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种说法无疑能够站得住脚：推崇马恩的人绝不可能相信，20多岁时的马恩比之晚年马恩更接近真理。

完成这种颠覆后，民主社会主义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以此解读历史，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实践不但没有失败，反而还越来越大行其道的喜人结论：自上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大萧条以来，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一些制度政策上纷纷向民主社会主义靠拢；20世纪末，社会民主党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相政，欧盟15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13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主义的火焰不但没有黯淡，反而越来越高涨。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邓小平建立改革合法性的著名命题来衡量，民主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这一结论无可辩驳。邓小平改革也完全可以用由列宁主义转向民主社会主义，来获得体制内话语的完满解释，而不必担心被指责为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无庸置疑，中国已经发生了的改变，都是朝向民主社会主义方向的；现状中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差距，是早就存在的，而不是改革带来的。中国改革要贴上民主社会主义的标签，只需要再做一件事：承认民主化是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这一步至少在口头上早已迈出，尽管在行动上还很难迈出。

谢文以瑞典为模型，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概括为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 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等4项特征。这当然与马克思的原意不符。即使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也只是把股份制视为“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他念念不忘“生产资料由全体劳动者共有”的终极目标。谢文将马克思的这种理论执着，归结为源于基督教的文化传统，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他巧妙地引用恩格斯晚年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的谈话，解构了这种执着：“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为了给上述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寻找理论根基，谢文阐述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 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总体说来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这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门槛的发展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

因此：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这个杠杆有个合理的“度”，超过了这个“度”，社会就要爆炸；消灭了这个“度”， 社会就失去活力和前进的动力；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术就是掌握好、调控好这个 “度”；苏联、东欧（包括中国上世纪一段时间）共产党人为理想社会奋斗几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误导就是企图消灭这个“度”，用“大锅饭”的办法“均贫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贫”而自豪，造成几十年来生产的停滞和衰退，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老发挥不出来，砸了“社会主义”的牌子——谢文的这一大段论证，不仅仅是理论自洽的需要，更是回应近些年改革争论中左翼一方的声音。显然，关于“矛盾统一体”和“度”的说法，符合马克思所珍爱的辩证法逻辑；反之，一些激进的左派，包括早年马克思，在目标确定上都偏离了辩证法的精神——实际上，作为一件结构主义的精品，马克思主义不可能真正将辩证法进行到底。

除回应左翼外，谢文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政治民主化问题，赋予其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内的正当性，他也确实做到了这点。谢文以无可质疑的正当性消解了可行性问题：民主不仅仅是人的基本权力，而且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手段。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也可以成为工人阶级争取和保护自我利益、制衡资产阶级、促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手段，“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那么，声称“除了人民的利益外再无自己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又有什么理由不实行民主呢？当代中国没有民主制约的公权力蜕变成了具有自我利益的官僚阶级，似乎更印证了共产党执政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性：民主制度能够在资本主义国家帮助工人阶级制衡资产阶级，当然也能够在共产党国家帮助民众制衡官僚阶级。

上述政治民主化的理由已经十分充分，但正因为理由充分，所以不可能被当局接受。接受民主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必须启动政治民主化，至少必须开出政治改革的时间表。但无论从政治稳定的公共利益出发，还是从维护政权的私利出发，当局都不可能在近期内实行民主化，也不可能开出可能使民主化过程脱出自己掌控的时间表。因此，民主社会主义的声音在高歌一曲后，注定只能重归平静；因此，《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的发表，并不意味着中国政治改革的前奏，而只说明《炎黄春秋》敏锐地抓住了当局“打右灯，向左转”的空档，打了个漂亮的擦边球。

此球之打得漂亮，不在于能够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政治变化，而是在正统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政治民主化的道统正当性。除非否定改革，象一些左翼主张的那样退回到改革以前，否则官方已无法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内否认政治民主化的正当性；启动再多的“理论创新”工程也无济于事，因为无法对照于改革的现状。即使强制“不争论”，强制只能按照官方钦定的视角来“全面、准确、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能阻止党内对于这种具有高度说服力和现实解释力、又不违背马克思主义道统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心认同。

因此，可以说谢文一出，政治民主化在党内的思想基础即已奠定，只待其它方面的条件瓜熟蒂落。但是，思想争论的硝烟并未就此散尽——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之内，政治民主化的正当性已经无可辩驳，但在此话语体系之外，政治民主化并非无可置疑。民主社会主义至少还要面对3个问题：1，在瑞典那种发达小国行之有效的制度，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能够行得通吗？2，苏东剧变是否是朝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变革？如果是，那样一种动荡与衰退，是大国转型之必然，还是可以避免？3，中俄道路，究竟孰优孰劣？

综而言之，即民主社会主义在不同条件下的有效性问题与在中国现行条件下的可操作性问题。其中有的问题的答案，需要时间来验证。因此，思想争论还将无有穷时。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内心很难拒绝政治民主化，但实用主义者可以很容易地做到这点。